佛教在中国的2000年传播历史，是由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的历史共同组成的。中国佛教的这几个部分的相互的影响和交流，构成了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这些佛教文化的交流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以及他创制蒙古新字可以说是元代宗教文化交流中最为突出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之一。
八思巴本名洛追坚赞（blo-gros-rgyal-mtshan ，意为“慧幢”），是 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任祖师。他出身于萨迦款氏家族，1235年生于后藏昂仁县的鲁孔地方。他幼年丧父，跟从伯父萨迦班智达（萨迦派第四任祖师）学习读写及佛学，以聪明颖悟著称。他3岁时即能念诵咒语，8岁能背诵佛本生经，9岁时在僧众集会上讲说《喜金刚续第二品》，使众人叹服，称他为“八思巴”（vphags-pa，意为圣者）。1244年底萨迦班智达因蒙古皇子阔端之召赴凉州商谈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事宜，八思巴及其弟恰那多吉随同前往，当时八思巴年仅十岁。途经拉萨时八思巴以萨迦班智达和苏浦巴为师受沙弥戒出家，起法名为洛追坚赞。1247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在凉州会见，确定了西藏对蒙古汗国的归属关系。此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阔端的宫廷中讲经传法，八思巴在凉州继续从萨迦班智达学佛，同时广泛接触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的文化。1251年底萨迦班智达临终时在凉州授予他法螺及衣钵，将萨迦派的教法及弟子托付给他，使他成为萨迦派第五任祖师。1252年夏，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攻四川，为穿越藏族地区攻打云南大理，包抄江南，特遣使召请八思巴至军中相见。年轻的八思巴以博学和谦逊有礼被忽必烈奉为上师，在军中为忽必烈一家传授灌顶，成为忽必烈所敬奉的佛教上师。忽必烈率军南下后，他返凉州为萨迦班智达建塔超荐，然后动身返回萨迦。行至康区，八思巴又中途折回，会见从云南军中返回的忽必烈，并随忽必烈至汉地。1256年春忽必烈营建开平府（后称上都），他随忽必烈幕府至开平。次年5月到7月，他在忽必烈支持下朝礼山西五台山，撰写了藏文的五台山赞颂多篇，开创了元、明、清三朝藏族高僧与五台山的联系。1258年八思巴作为佛教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参加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开平主持的释道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的大会，他直接参加问难，使道士李志常等十七人辞穷认输，拜他为师，剃发出家为僧，对佛教获胜起了重要作用。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即位，12月即宣布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天下释教。经过八思巴参与筹划，忽必烈派人到藏区清查户籍，设立从河州至萨迦的驿站。1264年忽必烈设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族地区行政，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并赐给他珍珠诏书，明确宣布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管领乌思藏各派僧众，要求僧众遵照其法旨行事，由此开始形成了元代西藏的“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的格局。同年八思巴离京返藏，次年初抵萨迦。经与僧俗首领商议，划分管辖地界，设置万户、千户、百户，由国师提名报请元朝任命各级官员，并设萨迦本钦管理前后藏的行政和司法。1267年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离开萨迦返回大都，行至拉萨时，八思巴同意首任萨迦本钦释迦桑布的请求，下令动工兴建萨迦大殿，由此形成了留存至今的规模宏伟的萨迦南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269年底八思巴抵达大都时，忽必烈命皇子真金率百官出城迎接。八思巴向忽必烈进献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立即下诏颁行。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碑文上广泛使用过这种八思巴创造的蒙古新字，因此元代担任官吏的人必须要认识蒙古新字，所以它又被称为元朝的“国字。”元朝还在各地设立“蒙古字学”，推行蒙古新字。忽必烈在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之前，再次请八思巴传授灌顶，晋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此封号据藏文记载翻译）。八思巴还奉命造太庙木质金表牌位，以蒙古新字书写帝后名号，并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又在大明殿忽必烈的御座上建白伞盖，泥金书写梵咒于其上，还倡建每年2月举行规模盛大的迎白伞盖佛周游京城内外的活动，并撰写《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译成汉文后刻版印行，颁发各路僧人遵行。还为汉地、蒙古、西夏、高丽、大理、畏兀儿的4千余人剃度授戒，弘传佛法。1271年夏，八思巴离大都到临洮居住，建立临洮大寺，又遣弟子建卓尼寺，在甘、青、藏区传布萨迦教法。1274年八思巴在皇太子真金护送下离临洮回萨迦，次年８月在康区听到元军渡江节节胜利的消息，写表祝贺忽必烈统一海内。1276年底八思巴回到萨迦，次年正月与皇太子真金一起在曲弥仁莫（今日喀则县曲弥区）召集有前后藏各地7万多僧人参加的大法会，真金皇太子代表忽必烈给每个僧人布施黄金一钱，每三人施僧装一套。八思巴还下令广泛收集各种藏文佛教经论和古籍，在萨迦寺组织抄写，其中有不少是泥金书写在瓷青纸上，以求长期保存，萨迦大殿现存的大量华贵经典，多数为当时写造，为保存和发展藏族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同时还收集到大量的梵文写经（贝叶经），保存在萨迦寺中，成为佛教文化的稀世之宝。八思巴还支持其弟子雄译师多吉坚赞等人到尼泊尔、印度学习梵文，翻译了《旃陀罗波字经》及其注释、《诗镜论》、《佛本生记•如意宝树》和梵剧剧本《龙喜记》，为藏族文学的新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八思巴本人著述亦多，有《喜金刚续第二品注疏》、《喜金刚要义》、《道果法经义论》、《上师瑜伽论》、《大手印七支法》及各种修习法、念诵法等。他将自己对皇太子真金所说的佛法汇集为《彰所知论》，在元代即由其弟子沙罗巴汉译，收入元代刊刻的汉文大藏经中。还有一些八思巴所传的佛教修行法要等也在元代汉译，成为宫廷大内珍藏，历经七百多年，有许多散失了，幸存的收入近年所出的《大乘要道密集》之中。
八思巴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表现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其中的许多内容已经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不过，对于他创制蒙古新字在中国文字史上的地位和对民族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还有从更广泛的视角再次进行分析的必要。
元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往最为频繁的时代之一，从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也许只有后来的清朝可以与之比美。元代的民族文化交流，非常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使用上。元朝的蒙古皇室兴起于北方草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战，统一中国，除了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外，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蒙古皇室都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采取一系列促进民族统一和交流的措施。在文字方面，蒙古皇室除了在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外，还十分重视文字在布宣政令、联系各方、贯通古今、融合人心、巩固统治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因此，虽然从成吉思汗1206年立国算起，到1368年元朝灭亡，不过一百六十二年，但是这期间蒙古族本身以及整个中国文字方面的变化和演进，却超过了以往的许多个世纪。
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在早期的放牧和征战生活中，蒙古贵族首领很少感受到使用文字的迫切性，发布命令、传达信息、记录历史，依靠口头语言和刻木结绳。1204年成吉思汗攻灭乃蛮部落塔阳汗时俘获了为塔阳汗掌印的畏兀人塔塔统阿，才知道出纳钱谷、委派官员以印信为验的用途，也发现了文字在处理军国重事中的功效，于是成吉思汗命塔塔统阿诸子及贵族子弟用畏兀文字的字母拼写蒙古语言，达到简单的记事传达的作用。以后随着蒙古汗国的扩张，军政事务的纷繁，民族交往的增加，蒙古汗国在与中亚各国交往中使用过波斯文字（回回字），在与金、宋交往中使用过汉文。窝阔台时期出使过蒙古的南宋使臣徐霆在提到当时蒙古汗国使用文字的情况时说：“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数也。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文字，自可立国。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实际上除了回回字、汉字以外，当时蒙古汗国的一些地区还使用畏兀字、西夏字等。
从窝阔台到贵由、蒙哥汗时期，蒙古汗国在文字的使用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蒙古与青藏高原的藏文化的接触和西藏的语言文字学的知识被吸纳到蒙古汗国的文字创制过程中来。1246年西藏萨迦派的教主萨迦班智达携带他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到达凉州，与窝阔台的儿子阔端商谈西藏地区归附蒙古汗国的事宜，被阔端尊奉为宗教上的导师。萨迦班智达在凉州生活的五年中，有感于蒙古统治下的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复杂，蒙古人自己没有可以广泛使用的文字，不利于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曾经打算创制一种蒙古文。据说萨迦班智达仿照牧民揉制皮子的所用的齿木创制蒙古文，实际可能是他在凉州与畏兀僧人有了接触，了解蒙古人用畏兀字拼写蒙古语的情况，加上他学习和钻研梵文经典时掌握的印度的语言文字学的知识，对当时蒙古所使用的畏兀字进行过一些重要的改进。忽必烈在继位之前率兵经过藏族地区进攻云南大理，对藏族的宗教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他尊崇八思巴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并在文化上对西藏的历史和僧人的各种学问有强烈的兴趣。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命他掌管佛教事务。在当时的情况下，掌管佛教事务也包括有许多文化方面的内容，而创制一种适应忽必烈建立一个统一天下的新王朝所需要的文字也是其中一项急迫的任务。忽必烈1269年2月在下令颁行蒙古新字的诏书中说：“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例。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忽必烈的这一段话，表明他是把创制蒙古新字当作弥补国家“一代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对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具有重要作用的大事来看待的。忽必烈虽然注意到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创制过自己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都是利用汉文的偏旁为基本的元素来构造的，但是忽必烈不愿沿用这一办法来创制他所需要的蒙古新字，而是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八思巴，显然他是希望八思巴利用藏文创制的经验来新创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的文字。这份诏书虽然颁发于1269年，但是这并不表明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开始于1269年，因为从诏书颁降时起，忽必烈就要求用蒙古新字来书写诏书公文，而这一点只有在经过多年的设计试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案的情况下才能够办到。从诏书中提到“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来看，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当是从1260年底受封为国师后就已开始，中间八思巴奉命从大都返回西藏萨迦，主持建立西藏的行政制度，然后在1268年年底返回大都时进献蒙古新字，可以说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用了约八年的时间。
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的详细经过，今人已难以知晓，但是以八年时间创制一种能够拼写蒙古语言并且能够译写“一切文字”的新文字，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八思巴能够完成这一工作，显然是利用了藏族学者以印度文字的字母为基础创制藏文的经验和以藏文字母转写梵文经典的经验。在吐蕃王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西藏进行过大规模的翻译佛经的工作，并集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吐蕃王室主持的厘订翻译佛经的用语时，曾规定对佛教密宗的陀罗尼咒语不用意译，只用音译，然而一些经咒词语若纯用音译又可能与藏文词语混同，于是出现了用藏文字母转写梵文词语的一系列的规则和办法。同时，藏族学者历来十分重视论述梵文文法和文字学的“声明学”，萨迦派自八思巴的曾祖父贡噶宁波（1092－1158）时起，历任教主都曾经拜当时的著名译师为师，学习梵文和声明学。特别是八思巴的伯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以博学著称，“首先，在声明学方面，他从杰尊扎巴坚赞那里听受了《声明学八品》等著作，他从喀且班钦释迦室利那里听受了《声明集分论》和《旃陀罗波字经》等声明学论著，又迎请婆罗门上师苏噶达室利到萨迦寺，在两年中跟从他听受了《声明集分论》及其注释六千颂、构词法、虚词添接法、语法格等。又跟从班智达岗噶室利听受了《旃陀罗波字经》及其构词法、文法虚字的判定等。他在精通了以上这些内容后，正确地开创了一条学习声明学的道路，并为了向西藏的学者清楚指示这些内容，他撰写了《入声明论》、《智者入门》、《语门摄义》等著作，开创了讲授这些课程的道路，因此萨迦班智达对后来的译师们的恩德十分重大。由于萨迦班智达的主要弟子们都精通声明学的理论，因此上师八思巴能够为以前没有文字的北方的蒙古民族新创蒙古文，并创造了蒙古文拼音及正字法等，完成了最早的能够使用的蒙古文字的创造工作，这件事实充分说明了在这一时期西藏的声明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八思巴五岁时丧父，自幼就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生活和学习，萨迦班智达把他当作自己的宗教地位和文化学识的继承人加以精心的培养。为了不间断八思巴的学习，萨迦班智达在他前往凉州会见阔端时，不顾弟子们的反对，坚持把年幼的八思巴兄弟带在身边。因此八思巴熟悉印度的声明学知识和藏族学者学习和使用声明学的经验，当无疑义。同时，八思巴还在1265年回到萨迦寺时，命其侍从弟子多麦巴•罗追杰波和雄敦译师•多吉坚赞等人到尼泊尔去学习梵文声明学、诗词学、戏剧等，并且命令萨迦本钦释迦桑布提供经费帮助。雄敦译师学习归来后翻译了《旃陀罗波字经》及其注释、《语门遍入》、《语法论•格助词品》、《诗镜论》、《佛本生记•如意宝树》等经论和凡剧剧本《龙喜记》。八思巴在1267年从西藏动身返回大都时，在他的随行队伍中集合有一批懂得多种语文的译师，他们中的一些人大概就是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的主要助手和实际的工作者。对于他们的情况，我们只能从史籍的零星记载中去窥见其大略。他们当中除雄敦译师等人以外，还有：
噶阿年胆巴•贡噶扎巴。 《元史》中称他为胆巴国师。《胆巴碑》说：“师所生之地，曰突甘斯旦麻（在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童子出家事圣师绰理哲哇为弟子，受名胆巴。梵言胆巴，华言微妙。先受秘密戒法，继游西天竺国，遍参高僧，受经、律、论，由是深入法海，博采道要，显密两融，空实兼照，独立三界，示众标的。至元七年，与帝师巴思八俱至中国。帝师者，乃圣师之昆弟子也。”胆巴后来驻锡五台山、大都等地，受忽必烈及元成宗尊崇，受封为国师，圆寂后被追封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
桑哥。 藏文史籍说桑哥出身于甘青藏区。相传是吐蕃王朝戌守边境因为没有得到赞普命令而没有返回西藏的藏族“噶玛洛”部落，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担任一名译吏，后来在汉藏交界处得遇路过的八思巴，受八思巴赏识，被八思巴带回萨迦寺。后因八思巴的推荐，受到忽必烈的宠信，留在朝廷当官。被提升为总制院使，曾率兵入藏平乱。1287年被忽必烈任命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在中央王朝担任过宰相职务的藏族人士。
扎巴俄色。 八思巴三部弟子中的康赛传承的主要人物。任八思巴的却本（掌宗教祭祀事务的侍从），曾几度从萨迦到大都，后来在元成宗时担任帝师。却本是八思巴1267年入朝时设置的十三种侍从之一，可见扎巴俄色也在此时随八思巴到大都。
叶辇国师湛阳宜思。 他可能是《红史》所说的八思巴三部弟子中夏尔拉章的喇嘛益西坚赞，随八思巴入朝后曾任忽必烈和皇子茫噶拉的宗教上师。他后来参加1285年开始的藏汉佛教大藏经典的对勘工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就称他为“西番扮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辇国师湛阳宜思”。
杨琏真嘉。 西夏人，他也是八思巴的弟子。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往往兼通藏汉语文，成为沟通藏汉佛教的中介。元朝统一江南后，忽必烈任命他为江南释教总统，管理江南佛教事务。他按照忽必烈的旨意发掘南宋帝王陵寝，在史籍中留下恶名。但是实际上他对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起了开创的作用。类似于他的八思巴的西夏弟子，应当还有不少。
阿尼哥。 尼泊尔人，他在中统年间从尼泊尔到西藏造佛塔，八思巴1265年返回萨迦时成为八思巴的弟子，随八思巴到大都。《元史》说他诵习佛书，长于工艺，后来在元朝任职，大都的许多佛像都是出于他的手艺，遗留至今的有著名的北京白塔寺的大佛塔。
沙罗巴。 他的名字可能是藏文的释迦罗追（shakya-blo-gros-dpal-bzang-po）的缩称（sha-blo-dpal），河西秦州人，其父祖都是当地的佛教译师，当是精通汉藏语文的藏族人士。他幼年随八思巴到萨迦学习，成为八思巴的弟子，此时虽然还很年幼，不过十二、三岁，又随八思巴到大都。“世祖皇帝尝受教于帝师发思巴，诏师译语，辞致明辩，允惬圣衷，诏赐大辩广智法师。”后来沙罗巴在元朝供职，曾任江浙等处释教都总统，以翻译汉藏佛教典籍著名。他曾带领江南佛教高僧、寺院住持等人到大都朝见元朝皇帝。沙罗巴的事例说明，在八思巴的身边，有一批学习汉藏蒙古语文、准备从事翻译和语文工作的青少年。同时，沙罗巴的父亲也可能是随从八思巴到大都的藏族译师之一。
阿鲁浑萨里。 畏兀人，其父乞台萨里精通佛教，曾任释教都总统、同知总制院事。《乞台萨里神道碑》说“公讳乞台萨里，早受浮图法于智全末利可吾坡底沙，圆通辩悟，当时咸推让之。”阿鲁浑萨里“又从国师八思马学密乘，不数月尽通其书，旁达诸国及汉语。二世祖知其材，俾习汉文书领之，遂通诸经史百家，若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靡不精诣。会国师西还，携与俱。岁余乞归省，师送之曰，‘以汝之学，非为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圣君。’比至阙，师已上书荐之裕宗。”《元史》则说：“阿鲁浑萨里其（乞台萨里）中子也，以父字为全氏，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既通其学，且解诸国语。世祖闻其材，俾习中国之学，于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后事裕宗，入宿卫，深见器重。”后来阿鲁浑萨里任集贤馆学士、兼太史院事，负责延揽人材及学术文章。并在桑哥担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宰相时，阿鲁浑萨里与其同任宰相。桑哥败后，阿鲁浑萨里虽受牵连而罢相，但是仍受忽必烈信用，到元成宗时再度出任宰相。
迦鲁纳答思。维吾尔族人，《元史》卷一三四有他的传记，说他是“畏兀儿人。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安藏札牙答思荐于世祖，召入朝。命与国师讲法。国师西蕃人，言语不相通，帝因命迦鲁纳答思从国师习其法及言与字，期年皆通。以畏兀字译西天、西蕃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此处的西蕃国师即是指八思巴，因此迦鲁纳答思也是八思巴的一名维吾尔族弟子。他也参加过藏汉文佛经的对勘工作，担任藏文翻译。元成宗时他受封为大司徒，在大都白塔寺专门翻译佛经。
除此之外，八思巴所交往的人士中还有不少汉地的文人和学问僧。例如忽必烈所亲信的佛教僧人出身的大臣刘秉忠，以及姚枢等人，就与八思巴有过交往。另外，在《萨迦五祖全集》中记载，1270年有一个八思巴的弟子、四川的汉族僧人一讲主（yi-gyang-ju）刻印佛教经藏完成，请八思巴题写赞语，赞语中说：“蒙古之主自太祖起第五传为具足功德之皇帝汗，其在位之至元七年，法主萨迦巴所传八思巴帝师之弟子、生于四川地方的一讲主，悉心学习佛法，对汉地、吐蕃、尼泊尔、印度等地区之圣地及学者生起正见，从彼等处获受恩德，思有以报答，乃将佛法经论刻印完毕，成就一大善业。愿因此善业使教法遍弘、佛陀之意愿成就、皇帝陛下长寿、依教法护持国政、国土清净安乐。此文乃因一讲主一再劝请，比丘八思巴为善业之故写成。愿各方一切吉祥！”（12）据《佛祖通载》，此一讲主当即是四川汉僧元一，该书记载：“蜀僧元一游西天回，朝帝，帝问云，西天有佛麽，奏云，当今东土生民主，何异西天悉达多。元一以西天琢成玉石佛像献帝，帝宝之于万山供养。元一以西天贝多叶经献帝，帝储以七宝函，严加信仰。”可见是一个到过印度的汉僧，并对用梵文写成的贝叶经有了解。元一还曾经和忽必烈、八思巴在一起讲法，《佛祖通载》说：“帝与帝师坐次，一亢二僧侍侧。帝云：‘何不游戏三昧？’亢以一年小，云：‘从小至大为次。’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鹅身至大，海青彻天飞，天鹅生惧怕。’亢云：‘猪豚身至小，象王身至大，象见豚来欺，掷向大千界。’帝师云：‘我以大千界，化为一釜瓮，煮尔四件物，大小都容了。’帝大悦。”（13）如果这一记载属实，可见在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日常交谈中，蒙、藏、汉语文的翻译达到了十分快捷和准确的很高的水平。
法闻。 陕西人，俗姓严，幼年出家，“从大德温公学法华、般若、唯识、因明及四分律。温以公任重道远，克振吾宗，托以弘传之寄。尝对佛像灼肌燃指，庸表克诚，刺血书经，以彰重法。遂隐于台山，不逾阃者六载。读藏教五千卷者三番，是以业进行修，身藏名著。帝师亦怜，命公讲说般若，指授因明之要。因顾其徒曰，孰谓汉地乃有此僧耶？！”（14）八思巴能够与汉僧讲论般若、因明之学，亦可见当时汉藏语文的翻译水平。
从以上史料看，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并不是他独自一人进行的，而是有藏、汉、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学者乃至可能有印度、尼泊尔学者参加的。其创制的过程也不是短时间的突击之作，很可能是在忽必烈的统一布置和安排下，各族学者长期配合和分工协作才取得的成果。八思巴和他的藏族弟子们在这一文化工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且蒙古新字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结合了汉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的书写习惯，并考虑了汉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的语音特点创制的，因此在创制后达到了可以投入使用的程度，并基本上达到了译写各族文字的目的。在整个元代时期，八思巴蒙古新字成为各民族文字语言交流的重要工具，蒙古人和藏族人、维吾尔人可以通过认读用八思巴字拼写的汉语，大致认读汉语的词汇，同样，汉族人也可以通过认读八思巴字转写的藏文和拼写的蒙古语，大致认读藏语和蒙古语、维吾尔语的词汇。这对于汉语词汇进入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以及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词汇进入汉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与元代中国国家统一的政治、经济形势相结合，它促成了元代使用多民族语文的公文、印章、碑刻、辞书的出现。在佛教的发展方面，它促进了藏、汉、蒙古、维吾尔等语文的佛教典籍的翻译和交流。因此，对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在中国文化史和语言文字史上的贡献和作用，实有重新探讨和进一步认识和评价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