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不只是中原和汉人的历史，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却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
那么，哪些影响最为关键？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疆域贡献。没有鲜卑人统一中原，东晋南朝就只能偏安江南，何来后来的煌煌盛唐？没有蒙古人东征西讨，南宋最北不过淮河，怎么会有东起日本海、西抵天山、北包贝加尔湖、南至暹罗的大元一统？更近一点儿，没有满洲人满蒙联姻，并吞朔漠，大明王朝只能固守九边，以黄河划界。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正是因为历代少数民族不断地将自己脚下的土地融入中国的范畴，才有了我们今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生存空间。
除了显而易见的疆域贡献，少数民族的制度贡献也不能忽视。中国历史上什么制度和少数民族息息相关？
第一个是至刚至强的皇权政治。中国本来从秦朝就建立了皇帝制度，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落南方的中原政权深陷门阀政治之中，贵族坐大，皇权不振，小民凋敝。这样的政权自保尚且不足，更遑论统一！北方呢？虽然五胡入华，一片混乱，但在这混乱之后，两股势力却逐渐结合在了一起。一股是崇尚武功和信奉实用主义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另一股则是被剥夺了出身优势，只能凭借管理能力和统治者合作，因此变得强悍务实的汉人士族。这两股势力都推崇皇权，推崇建功立业。这样一来，北方的皇权重振，制度修明，军事强大，统一而富强的隋唐盛世才应运而生。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隋唐府兵制、均田制、选举制、监察制，哪一个没有北朝的刚劲底色？学者们说，纵观魏晋南北朝历史，其出口在北而不在南，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个则是至柔至和的多元管理模式。从元朝开始，中国从以农耕区为主体的“小中国”发展为包含游牧、绿洲、高原等多种经济区的“大中国”。大中国就得有大中国的管理方法。到清朝，中原地区的郡县制以外，在满蒙地区有盟旗制度，在新疆有伯克制度，在西藏有噶厦制度，在西南有土司制度……正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是少数民族政权更容易获得的领悟。这些柔韧而多元的制度，岂止在古代中国发挥作用，对今天的中国不也还是重要的借鉴吗？
更加“润物细无声”的，是文化贡献。胡笳十八拍和十面埋伏是中国传统音乐吗？当然是。可是，胡笳也罢，曲颈琵琶也罢，本来都是由漠北和西域传来的少数民族乐器，它们演奏出的或悲凉，或缠绵的曲调，本来也不是中原的雅乐正声。但是，正是这些曾经的舶来之物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也扩大了中国礼乐文明的范畴。再看语言。如今，谁会觉得“北京站”这个名词有少数民族元素呢？可是，中原汉人管传递文书和官员往来中途换马休息的场所叫“驿”，蒙古人才叫“站赤”，简称“站”。换言之，我们今天叫“北京站”而不是“北京驿”，其实就体现了蒙古语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正是因为周边民族的存在，中原文明才能一直保持着内在的紧张，不断修正自我，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才能跨越五千年烽烟，长得如此茁壮。汇聚众流，有容乃大。窃以为，这才是中国民族教育的起点，也理应是民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