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中的重要表达样式之一，也是古今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国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作品一直较为丰富。例如古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主要样式之一—竹枝类乐府诗歌，又称竹枝词，源于巴蜀民歌 ，到了清代，竹枝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以少数民族地区风景、人情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数量剧增。这些词中，除了描述各少数民族独特的风俗民情，还描绘了此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山川地貌等，为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

       到了近、现代文学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比如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和牛汉、彝族的普梅夫、朝鲜族的金泽荣和李旭、回族的木斧和沙蕾、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尼米希依提、阿卜杜哈力克.维吾尔、锡伯族的郭基南、哈萨克族的唐加勒克、纳西族的和松樵、和柏香和范义田、壮族的高孤雁和曾平澜等等，这些优秀的诗人们或用现代抒情诗的体裁写作，或承继了古体诗创作；或展现了抗日战争的风云和壮烈，或展现了本民族为了自由而抗争的努力……与同时期的汉族诗歌创作一起，构建了辽阔而多元化的现代文学版图。

       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通过上世纪中叶汉语言教育的普及、各类文学奖项的设置、官方文学团体的推动和努力，使得当代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创作群体不断壮大。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活跃在当代诗坛的少数民族诗人，既有在现代文学时期就开始创作的牛汉和铁依甫江等诗人，也有一批新鲜的力量：满族的柯岩、戈非、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查干、回族的高深、朝鲜族金哲、彝族吴琪拉达、韦麒麟、替仆支不、阿鲁斯基、涅努巴西、普阳等等。与那一时期的汉族文学同样，充满了积极和歌颂的话语。

       20世纪80年代，是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迅猛发展的时间节点。比如8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诗歌《自画像》中充满激情的写道：“我——是——彝——人！”这首诗的生产标志了当代彝族诗人的民族意识自觉， 可以说，从吉狄马加开始，“我是彝人”的呼声正式出现在彝族诗歌里，而彝族诗歌的创作从古代的竹枝词、现代的抗日题材、十七年文学中的“奴隶”阶级纷争，正式转向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正视和认同。随后大量的彝族诗人开始创作，标明“彝族意识”，并将彝族的古老传说、史诗、日常习俗、地方性知识有意地运用到诗歌之中，以学者阿库乌雾、巴莫曲布嫫、普驰达岭为代表的诗人们还将彝族母语口语、彝族宗教的词汇注入到诗歌创作中，至此彝族当代诗充满了杂糅之美。如果将这一时期的彝族诗歌置于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下来看，这个繁茂的支系不仅透露出旺盛的生命力，还时刻提醒着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在当代文学中，存在着这样的族群、他们有着不同于中原文明的想象力，却又与主流汉语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 这仅仅是一个民族创作的侧影。如果将视野拓展到彝族之外，就不难发现，各个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都在迅速的发展之中。在三十余年中，不仅仅是彝族的诗歌有着丰富的产量和优美的诗歌品质，藏族诗歌、蒙古族诗歌、维吾尔族诗歌……都展现了不同于汉族诗歌的别样风采，这些诗歌和汉族的当代诗歌共同构建了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三十余年间，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写作，大多都经历了从高度同一化到抒写本民族文化的转变、多元化诗歌创作等发展阶段，而这些阶段都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转型密不可分。

       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的区别在于其敏感程度和象征性，因此诗歌能更完整地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诗人写作的迷茫、思考和阵痛。尽管少数民族诗人们大多用汉语写作，但是他们对母语、对本族文化的赞颂依然存在于诗歌之中。比如当代藏族诗歌中，除了伊丹才让之外，还有很多优秀的中青年诗人，比如旺秀才丹、王志国、嘎代才让、才旺瑙乳、索木东等诗人，他们以其母语的思维、文化传统与他者语言的书写之间的异质性取胜，创作出精妙的汉语诗歌。他们开启了一套藏民族特有的带有神话意味的符号系统。在‘苍鹭’、‘牧场’、‘藏红花’、‘雪莲花’、‘毡房’构造的自在空间中，产生的是以族群和地域性而确立的自我身份的言说与咏唱。在地理景观的描述之外，藏族诗人同样感知到了现代性对民族传统文化冲击的焦虑。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仅可以从满族的巴音博罗、彝族的吉狄马加、藏族的伊丹才让等诗人的作品中看到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对本民族神话历史的再现，其他少数民族的诗人们也是如此，包括较少人口的民族文学。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对民族宗教、文化、诗歌、典籍的文化研究和田野考察也同样兴盛起来，丰富的文化生态也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创作。因此，20世纪末期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诗人们开始在“多元一体”的多族群环境中去审视自己的族裔身份。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向。和主流汉语诗歌同样，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也开始多元化。大量的民间诗歌刊物、诗歌网站、民族文化网站开始涌现，或是急速更新。这样的新型媒介和传统的纸媒同样承载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发表和刊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诗歌刊物和文化网站多数是由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发起或主持的，他们的努力也对少数族裔文化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还有诗歌编选活动，除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全集之外，还有各种以单个民族或单一群体为主体的诗歌选集出现，比如阿索拉伊主编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四卷本，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等等，是国家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交互和激荡在多民族文学场域下的多重体现。

       除了诗歌生产机制之外，在诗歌发展的本身也存在着多样化的趋势。这里侧重提及工人诗歌的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工业化社会的潮流席卷了城市、乡村，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自然也是如此。随着乡村社会的瓦解和少数民族人口外出谋生的增多，现代社会的主流语种越来越多地冲击到了其族群自身的语言，这刚好是青年诗人们最直接、迅速感知到的生命体验，这样的社会学背景也催生了少数民族工人诗歌的发展。

       按照时间的节点划分，少数民族工人诗歌出现了十余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不同代际的打工诗人。打工诗人们总体而言较为年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诗人一般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创作的时期则更为晚近。具体说来，少数民族身份的工人走向城市，其作品的面向一般为半开放式（非封闭空间书写），即一位工人既可以写作自己的族裔身份和故乡生活，又可以摹写城市生存的底层经验以及现代性，诗歌中均不乏对工厂生活和底层生活的描绘，充满着对城市和乡村社会的双重生存经验的思索，在多民族文学的框架内是十分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重返历史现场，中国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多样的发展形式，在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创作力量。事实上，不仅是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少数民族母语诗歌的发展也不容小视，从各种诗歌社团、网络创作和文学期刊中可以一窥端倪。这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的构建增添了独到的风景。

（编者按：原载《文艺报》4月11日，这是初稿原文，比文艺报的发表版多了一千多字，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