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法成是最后一位带有中原佛教印迹的藏族高僧。当年玄奘西天取经，从印度引进了唯识宗，正是经由法成引向了吐蕃佛教，从而体现了河西佛教与吐蕃佛教的融合。法成汉译藏的《贤愚经》，在藏区广为传播，影响至今。由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创设的拉萨传召大法会，就是从《贤愚经》的故事获得的灵感。
在遥远的古代，从事翻译工作的也不少。譬如从事译经工作的译师，是古代社会较为庞大的翻译队伍。据资料显示，我国翻译佛经最早是在东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经始于姚秦时期，代表人物为被称为“翻译学鼻祖”的鸠摩罗什。后来就是更为人所熟知的玄奘法师了。虽也有中国古代几大翻译家之类的说法，但绝大部分的译经者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譬如这一位，法成。
“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字湮没者几千载，迄至今日，钩索故籍，仅乃得之。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有不幸欤！”这是陈寅恪对法成的评价，将其与玄奘并列，同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玄奘名垂青史，而法成的名字则湮没千年，不为后世所闻。
鸠摩罗什雕像
与鸠摩罗什、玄奘不同，法成留给世人的始终是一个模糊的背影。生卒年不详，到底是汉僧还是藏僧学术界争议不断，也没有小时候的轶事，什么从小天赋异禀在译经界崭露头角，成年之后也几乎没有可供谈资的典故。留下的只是一本又一本佛经在后世流传，并不因其生平缺失而逊色。
法成成年后来到吐蕃统治时期的沙洲，他精通汉、藏、梵文，至今传世的译经分为两部分。一是汉文藏译，有藏于藏文《大藏经》的《善恶因果经》、《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重译本等，大约二十余种。二是藏于敦煌石窟的汉文写本，如《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
明代木版刻印：玄奘法师译经图
有人说，法成是最后一位带有中原佛教印迹的藏族高僧。当年玄奘西天取经，从印度引进了唯识宗，正是经由法成引向了吐蕃佛教，从而体现了河西佛教与吐蕃佛教的融合。曾有一段汉藏交流史佳话：玄奘弟子圆测，也是一位唯识派巨匠，根据玄奘所译《解深密经》撰写《解深密经疏》，后汉本已经佚失，所幸法成所译的藏文本保存完整，使后人得以窥见原书全貌。
此外，法成汉译藏的《贤愚经》，在藏区广为传播，影响至今。由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创设的拉萨传召大法会，就是从《贤愚经》的故事获得的灵感。此外，书中的故事人物为传统藏戏提供了素材，很多故事还被绘成壁画、唐卡，影响深远。
此外，法成汉译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被收入北京刻经处辑印的《心经七译本》，注有“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另外六种是鸠摩罗什、玄奘、法月、般若、智慧轮、施户所译，都是翻译大家。此可作法成译经影响的一个佐证。图4
莫高窟藏经洞
细说起来，法成的再次被发现也是一段传奇，它竟勾连起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20世纪初，道士王圆禄发现了莫高窟第17窟内藏有公元5世纪至11世纪的多文种古写本及印本，敦煌遗书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于是敦煌学这门国际性的学问应运而生。而法成就是伴随着这一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而被再次发现的。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拣选文书
有点意外，千百年之后使法成的名字再现世人眼中的居然是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与斯坦因“齐名”的伯希和。斯坦因，就是那个盗取敦煌遗书的英国人，而伯希和是法国人。敦煌遗书被发现后，被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盗取，大批文书珍品被裹走，藏于英、法等国。正是在伯希和劫获的敦煌写经中，发现了由法成翻译的佛教经典以及注释。法成，这一名字才逐渐又为世人所知。
陈寅恪
再后来大学者陈寅恪对法成的译文进行研究，考证其来源。有学者考证，陈寅恪生平第一次正式发表的论文就与法成有关。而这篇论文又牵扯到清末明初的佛教学者江味农。上世纪20年代初，江味农根据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写经及傅增湘所藏残卷校印出版了他编译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陈寅恪为此撰写的跋中就考证了法成译文的性质和来源。那句将法成比之于玄奘的论断也出自此处。
随着敦煌学的发展，法成及其译著也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国外有上山大峻、今枝由郎，国内有姜亮夫、王尧等。法成，这个不见于历代典籍却对藏传佛教乃至中华文化史做出杰出贡献的翻译家，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
作家马丽华有言，敦煌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地位维持千年，唐蕃时期则是其既大且盛的峰巅。随着法成等藏汉文化托命之人的离世，连接汉藏两地的脐带中断，同源同宗的两大支系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从此各行其道，各具其貌。
法成参与了一个时代，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法成寂寞千年又被人重新发现。这或许都是法成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