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赴陕西考察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与西安广仁寺住持仁钦扎木苏合影留念
仁钦扎木苏拜见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佛教是促进人类文明互鉴和增进人民友好感情的重要渠道和主要纽带。在历史长河中，许多中外佛教高僧大德秉持普度众生的悲愿，怀着为法忘躯的精神，用勇气、智慧和坚韧，劈波斩浪、筚路蓝缕，沿着联通世界的古丝绸之路，共同打开友好交往的大门，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不同国家之间唯有和平合作、互利共赢才能赢得发展，唯有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才能赢得和平。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与沿线各国加快发展的美好愿景相契合，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广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古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让古老文明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和绚丽色彩。
一、古丝绸之路与藏传佛教起源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素有“佛教之路”的美誉，被藏传佛教界誉为无上之宝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觉沃佛就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从古印度到达大唐长安城，后文成公主进藏时经唐蕃古道带至今天的西藏，现在就供奉于拉萨大昭寺，其现已成为世界佛教徒向往顶礼膜拜的对象，佛祖十二岁等身像原莲花底座至今还供奉于西安广仁寺，现已成为丝绸之路与佛教关系及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历史见证物，佛教从东汉时期开始，沿着丝绸之路迅速演进，与儒、道、萨满等本土文化交相融汇、渐次扩展，最终形成了以陕西西安（长安）为第二策源地的汉语系佛教和在青藏高原独树一帜的藏语系佛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深刻地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继续沿着丝绸之路远播到东北亚、东南亚、西亚、欧洲等地域。特别是在藏传佛教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强盛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沿着河西走廊的青、甘、宁、疆等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不断北进、东扩，在从东北到西北的广大蒙古族聚居地区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同时也推进了蒙古文明的提升和跨越，也为藏传佛教在元朝、清朝取得国教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藏族聚居的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地带，其支线吐谷浑穿越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上的便利，藏族先民曾活跃于丝绸之路的部分区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古老居民之一。藏民族在丝绸之路的活动和藏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经历了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直到今天。从宋元时代开始，在藏文化中占据主旨地位的藏传佛教大规模东进，颇得西夏统治阶层和蒙元统治阶层的崇奉，并竭力予以扶持，使得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等地域广为传播，并受到多民族的信仰，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宗教。到了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等地的传播发展得到空前加强，明代对藏传佛教采用多封众建的政策，使甘青地区出现数座规模宏大藏传佛教寺院，最为著名的就是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塔尔寺建成后主要是寺院周边的六大蒙藏部落建立了根本的供施关系，拉卜楞寺的兴建、主寺活佛的迎请是由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固始汗王二世孙即河南亲王察罕丹津出资、出地并亲自主持进行的。这些藏传佛教寺院，往往兼具汉藏两种文化传统，特色鲜明，始终发挥着团结各民族兄弟、稳定西北边疆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明末清初占据西域的卫拉特蒙古，准格尔部曾经建造过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院，翻译佛经，大力弘扬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西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使这一地区的宗教文化仍然保持了多元特性。到了当代，蒙藏民族仍多居于河西一带，藏传佛教依旧是该地区的主流教派。
二、藏传佛教依托丝绸之路向北传播的重大意义
藏传佛教从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后，首先向紧邻的青海传播，接着又向更北的蒙古地区继续推进。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卫藏地区的一些首领就开始向蒙古汗国贡献礼品，到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与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在凉州会晤，再到忽必烈赐封八思巴为国师，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发展达到了顶峰，特别是16世纪西藏喇嘛应邀来蒙古传法并兴建寺院、17世纪喀尔喀部汗王派人赴藏迎请高僧到外蒙古传教等，最终形成了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系、班禅额尔德尼系、青海章嘉活佛系相提并论的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更有意味的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名号赠予、名字内容均与蒙古因素紧密相关，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四世班禅为“班禅博克多”，“博克多”是蒙古语睿智英武的意思。总之，藏传佛教僧人在蒙古和西藏之间的频繁往来，反映了藏传佛教在草原古丝绸之路上的活跃情况，直到今天，我们在文化信仰上仍然高度认同“蒙藏一家亲”。
藏传佛教在征服蒙古地区后，继续向北传播至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传播始于17世纪末，信奉藏传佛教的是蒙古族的布里亚特人、卡克梅克人和图瓦人。这些民族主要聚居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及伏尔加河下游。早期氏族长及王公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1711年建成了第一座喇嘛庙楚戈尔庙，到19世纪，寺院已增至三十多座，喇嘛数以千计。其中1741年兴建的宗加尔和古西诺奥捷尔斯克两大寺院最为著名。喇嘛们既以僧侣身份兼做王公们的文书、谋事，还做医生、蒙文教师，教授文化知识、传播佛学教义。多年的交流合作与互相学习，换得1728年沙皇俄国承认了藏传佛教在本国的合法地位。直到今天，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绝大多数蒙古族人仍然虔诚信奉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不论是从西藏到蒙古，还是从蒙古到俄国的流传、变迁和发展，都是藏传佛教在丝绸之路北路的传播，也可以说是在草原丝绸之路的传播。最大特点是与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紧密交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深远影响，至今盛传不衰，而且日益凸现出其重要性。例如，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度时，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对莫迪总理说，当年玄奘大师就是从这里取回的佛经，佛经带回中国后，又在我的家乡陕西西安翻译传讲。一年后，莫迪总理应邀回访了中国，并专程到参访了西安大慈恩寺和大兴善寺。可见，佛教与丝绸之路互为依托，相互支持、发展由来已久。 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时笔绘中蒙合作图景，确立了中蒙关系新定位，提出建设草原丝绸之路。蒙古国佛教信众人数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绝大数民众信奉的是藏传佛教，所以建设草原丝绸之路，藏传佛教必定能够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藏传佛教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计利当计天下利”。“一带一路”战略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旨在通过与沿线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目前已经有六十多个国家明确表示参与建设，涉及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参与国涵盖了欧亚大陆以及东南亚和非洲。它既是中华民族复兴战略，也是相关国家互利共赢的战略。从区域合作沟通的现实来看，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征，佛教文化的交流对于带动整个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走出去”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文化走出去，佛教可先行”，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实施中，藏传佛教有着积极作用。
陕西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迎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大机遇。作为陕西全省唯一藏传佛教寺院，广仁寺是康熙皇帝为加强民族团结，特别是巩固西北蒙藏等多民族大家庭的和谐稳定，于1703年西巡陕西回銮时谕旨敕建，并亲命寺名、赐匾额、撰碑文、遴喇嘛、布寺产、送佛像等，直接体现了康熙皇帝“存心天下，眷顾西陲，惟兹关陇之区，实切封疆之重”的良苦用心。广仁寺自公元1705年建成后，成为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等进京之行宫，也是蒙、藏、甘、青、川、疆、京等地转世活佛、高僧喇嘛的驻锡、传法、挂单之所和国内外名士大德、善男信女的游历、瞻礼、敬奉之地，历史上康熙、雍正、乾隆、慈禧、康有为、梁启超、杨虎城等都曾来此参访。广仁寺屹立至今已逾300年，延绵至今且日久弥新，在今天，仍然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承光大的重地和僧俗信众的朝圣殿堂之一。可以这样说，广仁寺就是中国民族团结的重要象征。
新时期的广仁寺，仍然发挥着内地和边陲民族团结往来的通途桥梁，积极联系在陕工作、学习、居住的各行各业蒙古族、藏族同胞交流感情，促进民族团结融入西安大环境，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搭建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平台，不断挖掘和运用佛教的特殊教育功能，结合藏传佛教的文化特色，组织开展了多次大型民族团结主题活动。比如《西藏—长安千年情》大型唐卡展、重走唐蕃古道·迎请文成公主回娘家、佛祖十二岁等身像再现长安、扶贫济困慈善等大型活动，均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四、广仁寺积极参与推进佛教文化交流
广仁寺一直以来始终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秉持为国为民宗旨，积极主动学习、贯彻、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始终致力于弘扬佛法、利乐有情、扶困济贫等社会事业，近年来又不断扩大对外交流的方式、层次和范围，努力搭建藏传佛教对外交流的新平台、新窗口，先后与俄罗斯传统佛教会、蒙古国佛教协会、世界蒙古佛教联盟等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与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卡克梅克共和国、图瓦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多个藏传佛教寺院相互进行了佛教文化交流，积极为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青春加力，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今后，广仁寺将在继续发展和创新自身文化优势基础上，依托草原文化、高原文化与中原文化汇聚交融的古城西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全心竭力为“一带一路”战略做出积极探索和贡献。计划从三个方面展开工作。
首先是大力培养与储备藏传佛教人才。近年来，广仁寺积极探索开展藏传佛教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合作，每年选拔优秀僧人到佛学院及民族大学进修学习，提升广仁寺僧人学识与素养，做好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为对外文化交流打好基础。通过人才的培养，促进藏传佛教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的健康传承，掌握交流中的话语权及主动权，做好有利国家战略的积极引导。
其次是继续拓展与“一带一路”相关藏传佛教国家和地区友好交流往来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广仁寺以往与国外宗教界人士的交流效果来看，充分发挥佛教文化的独特优势，通过佛教文化独特的感染力、价值观的感召力、对道德的影响力，有效增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往来。走出去可以开阔眼界、加深交流，建立更亲近的宗教情意。开门迎客则能更真实、更全面的展现我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展示新中国藏传佛教发展六十多年来的健康传承和发展成果。
再次是紧紧依托广仁寺历史文化积淀、地域优势、文物宝藏等，全力打造广仁寺成为内陆藏传佛教的品牌寺院，从藏传佛教与蒙藏文化不同艺术角度，联合相关文化组织，进行交流展示，加深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国家间的认同感，向世界充分展示我国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保护成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而长期的国家战略，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藏传佛教如何更好的参与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未来要长期探索和随时修正的一项工作。愿与各位宗教界代表共同努力，共同学习，推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社会的和谐，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广仁寺山门
转经筒一角
静谧的广仁寺
广仁寺又名喇嘛寺，位于古都西安明代城墙内西北角，是陕西省唯一藏传佛教格鲁派（又称黄教）寺院，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广仁寺是清圣祖康熙皇帝于1703年巡视西陲，为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多民族国家政权统一，御批在西北重镇西安创建了广仁寺，御意为：巩固西北多民族团结稳定。作为历代达赖班禅赴京朝觐途中的行宫，广仁寺又是西藏、蒙古、青海、甘肃，等地活佛喇嘛上层人士进京之行宫。历史上康熙、乾隆、慈禧、康有为、梁启超、程潜、杨虎城等都曾来此参拜。现也成为社会各界名流常来参访的寺院。
广仁寺占地面积三千六百平方米，有殿堂房舍五十余间。全寺有院落三重。第一进院落中有钟楼、鼓楼，主殿为天王殿；第二进院落的主殿为文殊殿，又叫宗喀巴大师殿；第三进院落的主殿叫大佛殿，又叫弥勒殿。这三重院落的两旁是二层楼房，为接待四方信徒之处所。所以，广仁寺规模虽不大，布局却很严谨，中轴线分明，左右配房对称。
她如盛开在汉地的雪域莲花，以她高洁的气息，吸引着各地的善众，游客前来顶礼膜拜游览，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圣祖玄烨从保卫、巩固边疆安全大局出发，有意将陕西建设成大清帝国经营西北、西南蒙藏地区的军事堡垒和大本营，于十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巡视陕西，祭祀山川、皇陵，奖学兴贤，优抚赈灾，广收民望，同时还检阅驻军和奖励军功，接见并赐给各地诸部蒙古首领等等，一再强调其“存心天下，眷顾西陲”的用心以及“惟兹关陇之区，实切封疆之重”的观点。为此，除了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多项积极措施保证其安全战略的实施之外，康熙皇帝还从“因俗宜民”的方针出发，于“阅武之顷”，亲自“周览”西安城内地形，并选择了一块爽垲的高地，然后下敕由朝廷拨款，在此修建一座佛寺，使之成为象灵鹫山一样的灵山圣境、香城净土，借以吸引“五陵六郡之众”和“外藩属国”，从而达到“助王化”、“锡民庥”、使边疆乃至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也是为长安“满城”内的蒙藏上层人士王爷贝勒等提供信仰服务，康熙皇帝赐名为广仁寺，同时又为之亲书“慈云西荫”横匾和撰写《御制广仁寺碑》铭。寺名、匾额和碑铭真迹成了康熙皇帝给广仁寺的“三大御赐品”。由于康熙皇帝建寺的用心在因循蒙藏民族的风俗去绥定西北、西南边疆，所以，寺院建成之后，便被钦定为弘扬喇嘛教格鲁派“缘起性空”学说的专门道场。
（仁钦扎木苏，现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西安广仁寺住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