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秋，甘肃天祝朵什寺）
今天，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有帮助朵什寺修建的人，以及我们村里的老年人代表，像李大爷90多岁了都来了，还有几个老汉临时有事没有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到1978年，我在这个生产队里劳动改造。1978年落实政策后我就回到县上去了。现在，离开家乡已经38年了，回来第一次和大家团圆，过中秋节。
我们那时候一起劳动的人大部分不在了，现在剩下的不多了。今年回家乡和大家一起过个中秋节，除了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有我的弟子们，以及乡里的乡亲，我们都是一家人。现在讲地球村，何况我们是一个队，一个大队，更加不用说就是一家人了。我过去在这里劳动的时候，我回忆和老一辈，大家是同甘共苦的，共同劳动的，都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虽然现在老一辈剩的不多了，大多都走了，我希望今天请不到的、见不到的，我希望超度他们！
我们藏传佛教、大乘佛教是一个教育人人向善的道德教育，人们就像亲朋好友一样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没有敌人，都是朋友，都是亲人。过去有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斗了、打了、提了意见的那些人怎么对待？我们佛教的理念是，再大的仇恨都不能记、不能报；再小的恩情都要记得，就是要抱着这个原则。
我在文化大革命在队里受斗争，整个公社万人会上武斗我， 1968年那次“12级台风”，这个名词现在青年人也许不知道。12级台风就是斗四类分子的斗争大会，叫“文攻武斗”。那时候，虽然生产队里斗、大队斗、公社万人会上斗，我当时就想得通，没有记恨，记仇，这是当时政策问题，不是哪个人和我有仇恨，我们也没有仇恨。过去没有仇恨，现在也没有仇恨。当时的政策就是那样的，我当时就想得通，白天斗我的人、提了意见的人，晚上我不分别，仍旧去给他们看病。上下石沟附近，我都看过病扎过针。治病医德是最主要的，我没有个人恩仇、个人恩怨，那时大家提意见、斗或者打，那是当时的社会情况是那样的，不怪大家，我当时没有记恨，现在也不记恨。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很苦。第一个是穷困，第二个没有文化，第三个是没有思想。上面说是斗，你就斗；上面说是打，你就打。这个是没有思想的人，这不怪斗人的、打人的那些人。
所以，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和和睦睦。人在世上只能活几十年，应该慈悲、宽容。这次习主席在20国峰会上提倡“宽容”，很多国家都拥护，说这个提法好。过去是斗争，动不动就斗争，现在要和谐、和睦、和气。家庭要和睦、社会要和谐、世界要和平，我们佛教就是讲的这些道理。
当时，关于人心，我举个例子。在阳洼，全公社斗我们两个典型的四类分子，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龙沟的昝家的小伙子，我们两个在万人会上被斗了。斗得时候不要说多惨，那是看不下去的。后来听说我们天堂寺的、别处的亲戚听到了，说我在斗争会上被打死了。但是，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当时，打的时候，我的嘴非常干渴。我的二弟、三弟、四弟他们背着我回家的。到路上，三道石峡那个地方，有一个泉水，有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婆子在那挑水。我们到井边准备要一口水喝。我的二弟说，老奶奶，你的勺子借给一下，我们的这个人快不行了，你能不能给口水喝。那个老婆子说：他还喝水，他喝尿去！不给！！说完就把勺子拿走了。我的兄弟只好用手捧着泉水，给我灌了几口。
回来时候一直是兄弟们背着我回来的，因为打得我昏迷不醒，几乎半死不活。回来的路上到大山怀这个地方时，现在在我们朵什寺看花的老宋爷——你站起来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20岁有没有？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他用酒瓶子里拿来了一瓶子白糖水，悄悄给我说，你喝！那瓶子糖水我喝了以后，救了我的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改革开放我恢复了工作以后，我就报答了他的恩；寺院修建的时候，我又给负责修寺院的仁谦说，那个是我的恩人，我的救命恩人，让他来看一看花，或者守一守寺院。他活着是朵什寺的人；死了，我们要抬埋。
虽然只是给了一瓶子糖水，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非常宝贵。所以，我们有恩的不能忘，哪怕小小一点恩情，都不能忘。或大或小的斗了的、提了意见的，这些人我当时都不记仇，我们佛教的理念上也不能记仇。他们做的事，我能理解，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能够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我没有仇人，也没有敌人，大家都是我的亲戚朋友、亲人。我一辈子是很坎坷的，从前我经常说，我的一辈子啊，我到天堂也走过，地狱也闯过。
1958年前，我们天祝县，我第一个主张减租减息，第一个相应党的号召，减租减息，朵什寺是全县头一个；第二个，农业合作化我报名。我说，首先我们的朵什寺就要搞合作化。当时在张掖开会的时候，我们以我的名义要求搞合作化，还给毛主席发了电报。第三个，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朵什寺，卖了300担菜籽，换了3000多大洋，捐献了“天祝号”的飞机。抗美援朝，整个人民日报都报道了，“天祝号”的飞机抗美援朝到朝鲜战场去了。
那个时候，上面很看得起我。
第一个，天兰铁路通车的时候，天祝的唯一一个代表，我去参加了，我是代表天祝县去参加的；第二个，我是1956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参加全国大会的优秀教师代表，现在还有当时那个先进事迹的图书资料在。
我1956年就是18级的干部，我们县委书记都是21、22级，我是厅级待遇。我和甘南的嘉木样一块选上的甘肃省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他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委。我为什么没有要呢？1958年以后，我的党籍、公职都没有了，以后恢复时，我再也没有提过。
1956年，毛主席亲自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时候，我们县上只通知我一个人到省上参加会议。我是18级干部，我们县上县委书记、县长都没有资格参加，我去参加了。
1954年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参观团，我去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第一批少数民族参观团，这些都是我很红的时候，在天堂里走的时候。
1957年，两条道路的斗争，反右派，我看了我是教师，政策上少数民族教师不反右。但是，我们一起的很多教师都被打成右派了，好好的一个教师，第二天早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出现了，就斗，就打。老实说，我就不想当教师了，就又回到寺院去了。那种情况我看不惯，回到寺院后我就到拉卜楞寺去学经。
1958年平叛的时候，我在拉卜楞寺时，被以天祝的叛乱分子头子的名义把我从甘南抓了，当时还有三个县长，托县长，李县长、朵县长，一个正县长、两个副县长，我们四个人，还有天祝矿的矿长，我们五个被定为天祝县的叛乱头子，说我是联络参谋长，按他们定下的罪名抓了，抓了以后坐了三年半的监狱。天祝当时抓了很多人，抓了上千的人，回来的只有几十个人，我是回来的其中之一。
回来以后，1962年“兰州会议”中央在兰州开会，兰州会议以后，落实1958年的问题，结果说天祝没有叛乱。天祝的全部以叛乱名义逮捕的、改造的，全部解放了、平反了。但那时候，回来的人很少，我们只有20多人回来了，别的全部死到监狱里了。
1962年恢复工作，我又到天祝师范去，到天祝中学当老师。1965年参加社教工作组下乡。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是以“阶级异己分子的”名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返本地改造的。1966年到1978年共改造了12年，而且戴了莫名其妙的地主分子的帽子。后来落实政策时，我就向中央申诉，我说，我的年龄土改时没有18岁，怎么划成地主分子了？当时地主分子有一个条件，土改的时候，年满18岁，而且是当家的地主子女，才算地主分子。
当时莫名其妙地给我戴上了十多年地主分子的帽子。后来，我申诉调查的时候，到县上翻档案的时候回答说，没有给我戴地主帽子的，可能是公社戴的；下到公社一查，公社也没有文件，公社也没有戴帽子的说法，说是你们县上给戴的；他们互相扯皮。后来大队说，我们是按照公社的指示办的，我们不知道，你们说要按照地主分子对待的。
我说，莫名其妙地，我戴了12年地主分子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队里老年人知道，年轻人不知道，生产队里每天出工的时候，男劳动每天记十分工，女劳动记八分工，我们四类分子是七分工，而且天阴下雨都不放假。晚上贫下中农开会，地主、四类分子子女，半夜三更还要劳动，我是在那种情况下过来的。
所以，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社会环境宽松，社会环境好得多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三四十年的发展，非常快。那时候，公社里只有一个电话机，公社邮局只有一个电话机。现在，人人都拿上手机了，可想而知，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恢复工作的1980年的时候，我记得，县上县委一台车、政府一台车、公安局一台车，再没有小车。现在几乎人人都坐上小车了，天堂寺农家乐家家户户都有小车了，这个是社会发展了。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过去很吃苦，大家能活到现在的好社会里，都不容易。
（2016年中秋，甘肃天祝朵什寺）
我们再说到朵什寺的修建的问题。
上面中央的文件，原来藏区的寺院，都可以恢复，我们天祝有14个寺院，加上连城的寺院那些大概有20个寺院，1958年破坏得没有了。朵什寺1958年到现在，断绝了这个寺院，1958年没有了，几乎是60年间断了。
我当时恢复寺院的时候，一个是朵什乡的群众要求我恢复寺院，现在王金忠、杨家、还有杜家，粗分属于部落的那些人，都要求恢复朵什寺，因为别的地方都先后恢复了寺院，我们朵什乡是最后一个恢复寺院的。
当时我不想恢复，原因是什么呢？寺院要有信仰基础。文化大革命不要说了，就是解放以来，一直宣传把宗教当做一种迷信、封建思想这样对待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佛教是什么？在思想上，很淡泊了，不认识。因此，信仰的人更少了。这个地方原来是藏区，信仰的人很多，家家户户都信仰。解放几十年后，没有信仰了，这是我不愿意恢复寺院的一个理由。
第二个，以前的朵什寺修在寺掌，后来清末同治时候回民反了以后，把原来的寺院烧毁了。后来民国16年修的是窑洞湾的朵什寺。朵什寺在山坡上，以一个寺院的名义，其实只有几个僧人，我小的时候就在那里住着。
我在劳动改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劳动的时候看中了这块地方，我说将来有一天能恢复寺院的时候，我就必须选择这块地方。我的心中早就有打算，条件不成熟，久久不能恢复。后来他们再三说，有些佛弟子、我的弟子，全国各地都几乎有我的弟子，他们都建议要修这个寺院。最后我接受他们的建议，答应修寺院。
我想修这个寺院的目的，第一个是佛教传承。佛教是一个向善的教育，大家做善事，不要做坏事，就是这样的教育。大家年轻人要孝顺父母，尊重老人，是这些教育。想恢复佛教的教育传承，因为文化大革命把人心都搞坏了，与天斗、与人斗，说是其乐无穷。人好像变成了野兽一样，天天斗、互相斗，家里也互相斗，家里的金总司、红三司造反派，不同的造反派在家里都闹别扭。
儿子斗老子的事情也有。我们县上的昝书记，昝书记的儿子是一校的红卫兵的头头。有一天昝书记在群众大会上被斗了，回来家里。他刚坐下吃饭的时候，他的儿子领着一帮红卫兵来到他的院子，喊了几声口号后，他的儿子亲自把父亲从炕上拽下来，说，你还吃饭？！你交代问题！走资派！坏分子！！就这样说。昝书记去就给学生低头认罪，大家都提意见斗争。斗完以后昝书记当时说，我永远不认这个儿子了。后来，平反了，昝书记还是书记，但是这个儿子没有脸回家了，他至死没有认这个儿子，这就是把社会搞乱了。现在社会上，打架的、杀人的、放火的，为什么这样乱呢？根子在文化大革命。
我们恢复寺院，就是把人心转向善的方面。人、家庭、村子、社会都不容易，应该和睦相处、和谐相处。人又不是野兽，经常斗来斗去的有什么意思？！
这是寺院恢复的一个意思，恢复善的教育、恢复大家的信仰。中国人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信仰，外国人评价中国人，说最可怕的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是没有信誉，你说话人家不相信。
我到深圳去的时候，有个深圳老板找我想皈依，做我的弟子。我说，你怎么想皈依佛教呢？他说，我老实给您说，我在美国有公司，在外面经商的时候，没有信仰的人就做不成商业，人家不相信。所以，必须有信仰。信仰基督教也好，信仰佛教也好，只要有信仰，人家对方就承认、相信。这样的环境下，很多人为了经商，信仰佛教的也很多。
现在，我们落后的地区不知道，国际上来说，外国人信仰佛教的比中国人多，大城市信仰佛教的人比农村多，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记者、演员，还有村里的，文化人信仰比没有文化的人多……这是总的趋势。大家有文化，认识了佛教是好的、坏的，是不是迷信，他有了认识就信仰了。
我们家乡很穷，大家都很困难。那年我带来了一个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看完后他说，你们的村庄怎么那么落后、那么穷？！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看房子就知道，家家户户门口堆的是粪堆、厕所，一看就落后，贫穷。
天堂寺原来有18个活佛，后来就剩下秦赛义和我，我们两个活佛。秦赛义年纪大了，历史的责任落到我肩上了。我就从1996年开始恢复天堂寺，修了几个经堂、修了宗喀巴大佛。那时候，寺院很困难，天堂寺的院子都变成农村了。后来班禅大师来，我就给他报告情况。1981年恢复寺院以来，没有人管。农村都在寺院里混合着住。这个问题我请求班禅大师向省上反应一下，班禅大师给我说，他给省上说了。但是，省上一直没有人管，后来给卢克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副书记，他以前是天祝的县委副书记——给他说了，我说天堂寺恢复你要帮助一下。那次他来天堂寺，他把武威的地委书记、天祝县委书记李俊叫到天堂寺现场办公。当时有几家回民以及供销社不搬，后来卢克俭下了死命令，如果限期不搬的话，可以开着推土机把它推掉。这样一下就搬走了。搬走了以后，我就慢慢搞旅游业。
当时，天堂村也是反对恢复天堂寺。别的藏区恢复寺院，藏民把多年积攒的钱都捐给寺院了，拉卜楞寺大经堂修建的时候，青海河南蒙旗的一个牧民，驮着一垛子的现金，捐给了修经堂。再说，修建寺院，大家劳动不需要招小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修寺院。但是我们地方变成什么样子了？！恰恰相反，一不愿意挪，挪走了以后也不支持修寺院，而且霸占土地。天堂寺恢复的时候，石头、沙子都是从农民手里买。天堂村的人卖沙子、卖石头、卖土，就那么挣钱。后来寺院修起来了，逐步发展了旅游业，周围的人都搞起了农家乐，我们石沟村的白老师等人都去看了吧？仁谦找了这里的几个代表去看了一下。现在四、五十户寺院周围的群众搞农家乐都富裕起来了，一年二、三十万收入，家家户户都买起了小汽车。天堂村是天祝最富的。靠什么？靠的就是旅游业，靠寺院，他们富裕起来了。现在他们认识到了，有的人说，哦，这是靠天堂寺我们才挣的钱！
我这里修寺院，并不是为了寺院，还是为了周围的群众，为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为了周围的群众脱贫致富，这是修寺院的一个目的。现在还看不见远景，寺院虽然修起来了，新寺院嘛，再过十年八年，大家回过头来看就知道了。
我那天回来以后看了，确实像大家说的，天祝县境内，除了天堂寺以外，天祝县境内十几所寺院中，最好的寺院就是朵什寺了。有的人评价是皇家寺院、皇寺的规格。
皇寺一样的寺院修起来了，怎么维护寺院、发展寺院，这个就是下一步的打算。我给县上领导也说了，我们周围将来应该搞成一个旅游区。天祝县的王县长今天来了说，可以考虑，这里是将来天祝第一个考虑的旅游景点。
我这来的人很多都是国外旅游过的人，他们有人评价说谢家滩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像瑞士一样，风景很好，自然环境很好，没有破坏。我就准备按他们的想法，把这里搞成一个小瑞士。
首先大家能够有饭吃，再不要跑到外面低三下四地去打工了。我想的是这个问题，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打算。为了发展旅游业，为了地方上脱贫致富，把旅游经济搞好。现在国内外都是旅游经济第一，农业经济、牧业经济都不行，勉强糊口可以，发家致富是没有希望的。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干农活了，地没有人种了，老年人想种地但力不从心了，老了，年纪大了。年轻人跑到外面打工去了，地没人种了，这样的话，我们天祝县这样的农牧区，农牧经济没有希望，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发展旅游业。旅游业发展起来大家都可以搞农家乐、经商，各种经济活动都可以有了。
所以，我想的下一步的计划很大，详细的细节今天就不说了。
第一个，今天请大家来的意思，是说明朵什寺修建过程当中，我的侄儿仁谦吃了苦、挨了骂、吃苦受累了。那天我回来以后一看经堂，我自己都觉得震撼！这几年仁谦把这么大的寺院、这么豪华的寺院都修起来了，这个多么不容易！
第二，靠地方上的乡亲们帮忙、支持，寺院才能搞起来的。我特此表示感谢，感谢修建朵什寺的过程中帮忙的、出力的、策划的这些人，都有功劳。你们今生的事情办了，办得好；死了以后的事情也办了，修寺院功德无量！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看了一下，好人始终是好。文化大革命不提意见、不斗人的那些人，始终是好人。韩天德的父亲，还有前面来的李老汉等，有那么几个人，在那么样的大风大浪当中，会上不提一个意见、不斗人。这些人你看，儿子们多，都起来了。活着的人也活到90多岁了，这个就是现验现报的，我们亲眼看到的。干坏事的人什么下场，干好事的人什么下场，这个一目了然，这个就是现实的教育。
今天亲戚们都来了，地方上的朋友们、同事们、乡亲们都来了，我希望大家，一块吃一个团圆饭。今后我就要交代什么事情呢？把这个寺院当做大家的寺院，朵什寺就是你们的寺院，不是我一个人的寺院，也不是张家的寺院，是大家的寺院，天祝人民的寺院，朵什人民的寺院。大家就要爱护这个寺院，保护这个寺院，建设这个寺院。建设寺院、保护寺院就是建设、保护自己的幸福家乡、幸福的生活。
我刚才说了嘛，旅游业能发展起来，以后就不是现在的生活水平了，大家都会有钱花，有好的房子住，有车坐，那时候应该想到，我们的幸福得来不易。
大家要互相团结，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大家都是地方上的人，都要户帮户、人帮人，这个就是佛教的理念。并不是说，烧香、叩头、点灯就叫作做佛事了，实际上佛教的理念不是这样的。帮助群众、帮助别人、干好事，这是最大的善。今后要知道这个道理，不是要天天到寺院里烧香、叩头，不是这个意思。
孝顺老人，这就是善；对朋友忠实，对兄弟团结，这就是善；建立诚信，不要骗人、不要说假话，老老实实的，这就是善。你看很多人，我们城市住的人就知道，食物不安全、蔬菜不安全， 这是农村搞的。南方的一些农村自己吃的一小块没有农药的，往外卖的都是打了农药的。只知道保护自己，没有别人的观念。给鸡打的都是激素，几周就长成为几斤的鸡了，猪肉、鸡肉甚至面粉里掺石灰、漂白粉，面都让人不敢吃了。我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农民需要提高道德素质。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神佛就会保护。你尽做坏事，佛也保佑不了你，大家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要一心向善。佛教的定义是四句话，第一句话是诸恶莫作，就是不要干坏事；第二句是诸善奉行，就是说，多干好事；第三句话是自净其意，我们的心要放善良，心中那些不干净的垃圾都要清除掉。这个就是佛教。
现在，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的人信仰佛教呢？因为佛教的理念就是对人类有好处，对未来社会有好处，并不是佛教是迷信啊那样的说法。
希望大家今天快快乐乐地吃顿团圆饭，我们也没有机会经常见面。你在我不在，亲戚们都碰不到一块，现在来之不易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借此机会理解修寺的动机、目的，大家能够团结一心，搞好我们以朵什寺为中心的旅游业，大家把地方经济发展好，娃娃们学习文化，尽可能上学。我们寺院搞得好了以后，我们有个慈善基金会，我们想办孤儿院、养老院，资助学生上学，资助病人看病，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今天乱七八糟的就说这些。
（录音整理 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