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因而它既是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收藏于世界各地并已编目有序号的敦煌藏文文献达5000卷之多，仅次于敦煌汉文文献而位居其他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等民族文献之首，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料，实乃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最为珍贵的古文献之一。
由于历史上的诸多主客观因素，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现分散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中国和日本等国的图书馆或博物馆，其中绝大多数尤其是重要文献不在藏学的故乡－－中国，而收藏在国外，在国外主要集中在英国和法国，如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 1862-1943)于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掠走大量吐蕃藏文文献，先收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1914年，斯坦因邀请比利时人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1869-1937)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编目。瓦雷·普散用毕生精力编写完成了有765个序号的目录，可这本目录迟延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其标题为《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值得说明的是，瓦雷·普散编写的目录主要著录了佛教文献，而其余非佛教文献是由托马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1867-1956)负责整理，然而，这部分目录一直没有单行公开出版。后来日本学者在缩微胶卷的基础上编纂新的目录，即《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共12册，由日本东洋文库自1977－1988年间陆续出版。其中1-8册为瓦雷·普散《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的重新编目，从9-12册为瓦雷·普散的目录未收入的文献目录，12册共著录的文献序号达1518号。
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8年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掠走的重要吐蕃藏文文献，收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经巴考（Jacques Bacot，1890-1969）、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9）等藏学家的不懈努力，最终完成编目任务，分别于1939、1950和1961年陆续出版三卷本的《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其中第一卷收录P.T.1-849号，第二卷收录P.T.850-1282号，第三卷收录P.T.1283-2216号。此外，还有大量的《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经》，即P.T.217-2224和P.T.3500-4450号等重复较多的藏文写经卷子。
特别是巴考等人编辑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自1940年出版以来，在国际藏学界产生极大反响，同时也引起中国藏学家的兴趣，并投入大量精力作了译释。如王尧和陈践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就是中国最先推出的成果。该书1980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为中国藏学界能够直接接触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创造了客观条件，尤其为使用藏文的藏族学者提供了认识和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的宝贵资料；紧接着王尧、陈践又推出了《敦煌吐蕃文献选》和《敦煌本藏文文献》等，从而掀起中国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研究的热潮，对进一步深化中国藏学研究注入了巨大的资源。在此值得提出的是，最近又出版了几本资料性的著作，如王尧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杨富学、李吉和的《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黄布凡、马德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这些著作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吐蕃文献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译释。
总之，20世纪初，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的发掘，不仅掀起国际藏学研究的热潮，而且开辟了一条藏学研究的新途径。国外许多著名藏学家的成名之作都与充分利用敦煌藏文文献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藏学界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这一宝贵的人类古老文化遗产，在藏学研究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下面就几个方面略谈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一、在历史学方面的资料价值
吐蕃时期是藏族历史上一段建树卓著、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古代文明的黄金时期，为后人学者留下了丰厚的藏文古文献，除了佛教经典论著之外，大致可分为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书和敦煌文献四大类。这些藏文古文献为研究藏族古代文明提供了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敦煌文献更引起国际藏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文古文献中不仅保持了原貌，而且内容丰富，正可谓包罗万象，它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军事、法律、地理、文学、语言、民俗、艺术、天文历算、医学科技等。首先它在历史学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因为以往研究吐蕃历史主要依据藏文伏藏文书，而伏藏文书大多又经过后人佛教徒的发掘润色或重新编辑，从而使资料的原始性或真实性大打折扣，并形成一种新的特色，正如陈庆英研究员指出：“藏族古典著作中，文史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往往一部著作既是历史著述，又是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还阐释了宗教的哲学观点，形成文史哲合一的风格。”这给历史学家描述吐蕃历史带来一定的难度，尤其对注重实证的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很不适应去辨别或引用此类史料。自从1940年以法文出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之后，才引起国际藏学界对吐蕃历史的极大关注。当时藏学界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藏族古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敦煌吐蕃藏文历史文书为研究藏族古代史方面提供了充实的材料。比如，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里选编了伯希和和斯坦因敦煌收集品中四种有关吐蕃历史的最重要的藏文写本，即《吐蕃编年史》、《小邦邦伯与家臣名表》、《吐蕃大事记》和《赞普世系表》，而且对四种藏文写本分别作了拉丁文转写、法文翻译和注释。尤其是原文均出自藏族史家之记录，可与吐蕃其它藏文古文献和唐代史书相印证，足以展现近二百年的吐蕃历史，从而廓清了吐蕃历史上的不少迷雾，扶正了吐蕃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王尧教授指出：唐人记载吐蕃史事很勤，是研究吐蕃史的重要资料。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所记史实也有很多舛误、遗漏和欠准确的地方。另外《两唐书》、《册府元龟》、《通鉴》、《唐会要》之间，也经常有抵触矛盾之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在这些方面可以起澄清、纠谬的作用。不难看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问世，则一马当先成为描述吐蕃历史最重要的依据。
由于大量的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分别藏于英国和法国，使得欧洲藏学家率先有机会接触或利用敦煌吐蕃文献从事考证和研究，并在藏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日本藏学家也不甘示弱，以后来者居上的气势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研究领域取得辉煌成就。而中国学者最初无缘接触原始资料，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研究方面则落后于西方甚至日本学者，直至20世纪80年代方才迎来中国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研究的黄金时期，发表和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藏汉文论著。纵观国内外藏学家的学术成果，在历史学方面主要有佐藤长的《西藏古代史研究》上下两卷(1958-1959)、山口瑞凤的《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1983)、藤枝晃的《吐蕃支配时期的敦煌》(1961)、李方桂的《钵阐布考》、《达扎禄恭考》、《马重英考》和《吐蕃大将禄东赞考》、乌瑞的《藏文大事纪年中卫藏地区的四茹》、《关于古藏文纪年中的一个年代学问题的说明》(1968)和《对敦煌一件藏文军事文书的说明》(1961)、艾克塞蒂的《公元七九零－七九一在北庭的回鹘和吐蕃人》、陈寅恪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1930)、王尧的《敦煌吐蕃官号“节儿”考》、陈庆英的《从敦煌藏文P.T.999号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汶江的《吐蕃管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号研究》。这些论著皆为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族史学上取得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此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藏族学者根敦曲培在20世纪40年代云游印度，在那里有机会查阅到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使他如鱼得水，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料写出了未完成的传世之作《白史》。因而根敦曲培不仅成为第一个引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研究吐蕃史的藏族学者，并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绩。比如，他在《白史》中纠正了藏族传统史学上出现的许多错误，填补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白，尤其为后人藏族历史学家开辟一条实证的史学研究新路子，在藏族传统学术界引起轰动，且产生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
二、在宗教学方面的史料价值
根据考古发掘，藏族的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劳动、生息在今日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同时，藏民族也拥有一种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古老传统宗教，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苯波教”的藏族传统民族宗教。因此，苯波教的产生及其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苯波教与藏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苯波教作为藏民族土生土长的民族传统宗教，它自始至终伴随着吐蕃王朝的整个历史进程，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对早期藏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在后期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苯波教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也充当了不可替代的主要角色。譬如，在藏传佛教中特别在宗教礼仪和护法神方面吸收了不少原本属于苯波教的东西。然而，长期以来缺乏这方面的原始资料，始终没能对吐蕃时期的苯波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和研究。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的发掘，在这方面给予了有力的资料支持。藏学家纷纷引用敦煌文献中有关苯波教的藏文卷子，对吐蕃时期的苯波教作了广泛而颇有成效的探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法国拉露的《西藏王室葬礼中的苯教仪式》和《封地、毒物和医巫》、法国石泰安的《关于西藏苯教葬礼的一件古文书》和《敦煌藏文写卷中关于苯教仪轨的记述》、原苏联库兹涅佐夫的《苯教的起源》、中国褚俊杰的《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等。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旅居法国的英籍藏族学者卡尔美·桑丹坚赞博士是研究苯波教的专家，他在苯波教研究领域尤其在苯波教的历史、教义和仪轨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是他在西方学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则是他充分利用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有关苯波教的资料。
简而言之，国际藏学家们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苯波教历史的来龙去脉和法事仪轨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这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吐蕃时期的苯波教。
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除了有关苯波教的文献之外，还有大量的关于佛教方面的文献，这对研究藏传佛教尤其吐蕃佛教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可弥补传世藏文佛教典籍中的一些缺憾。比如，通过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不仅印证了吐蕃佛教中有质疑的不少问题，而且对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早期文化交流有一个历史的清晰认识。故在这一方面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主要有法籍日本人今枝由郎的《敦煌藏文写本中六字真言简析》、美国米勒的《关于P.T.610号藏文维摩诘经残片》、日本藤枝晃的《敦煌的僧尼籍》、上山大峻的《敦煌出土藏译般若心经》、冲本克己的《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西岗祖秀的《沙洲的写经事业－－以藏文〈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为中心》、毕绍夫（F.A.Bischoff）的《圣大力大乘经的藏文（敦煌）与汉文》、法国拉露的《敦煌藏文写卷十万颂大般若经》，中国王尧、陈践的《吐蕃占领期间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T.999和P.T.1001吐蕃文书译释》、黄文焕的《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和《跋敦煌三六五零窟藏文题记》、王尧的《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一、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陈庆英的《敦煌汉文卷子中所夹藏文文献情况调查》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介绍敦煌出土的有关藏文佛教卷子的同时，对各个藏文卷子问世的年代、地点、目的以及作用等细节作了进一步考证，为解决吐蕃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材料。此外，学术界在宗教方面主要围绕汉地禅宗在吐蕃传播的情形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讨论，发表或出版了如法国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等许多有影响的论著，而绝大多数利用的资料则是敦煌汉文文献，故不在本文介绍范围之内。
三、在语言文学方面的史料价值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吐蕃时期又是藏族语言文字频繁改革和不断规范的关键时期，当时围绕佛经翻译曾三次对藏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藏文字的规范化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可以说，经过三次改革，基本上定型了今日所使用的藏文字的语法结构和语言风格。所以，吐蕃时期便成为后人语言学家最关注的藏族语言文字的历史分期。然而，有关这方面的书面原始材料比较缺乏，特别是保持改革前文字原貌的资料更为奇缺，这一直影响着吐蕃时期藏语言文字的深入研究。自发掘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以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因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包含了吐蕃文字改革前后的古藏文文献，这为语言学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古代藏语材料。国外学者首先利用敦煌吐蕃文献，以现代科学方法对古藏文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绩的研究。诸如文字方面有英国托马斯的《藏文字母》(1951)和匈牙利乌瑞的《藏文字母起源和发展的探讨》（1955）；语音方面有美国米勒的《藏语中元音和谐现象的早期证据》；语法方面有美国米勒的《关于伯希和所获藏文写卷601号藏文<维摩诘经>残片》（1965）；词汇方面有法国拉露的《古藏文的Bod/Bon》（1953）和日本山口瑞凤的《关于敦煌藏语的解释》（1975年）等。另外，还有托马斯的《藏汉词句》（1948）和李方桂的《敦煌的一本汉藏词汇集》（1963）等，在此不一一列举，详见《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和有关论著；中国主要有王青山的《谈谈古藏文词汇的拼写法》、周季文的《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等。这些论著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对藏族古语言作了科学的全面探讨，为进一步掌握藏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演变规律做出了贡献。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研究藏族古代文学方面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在敦煌出土的文献中有一批属于文学类的吐蕃藏文文献。比如，英国藏学家托玛斯利用六个敦煌藏文卷子编著了一本名为《东北部藏区的古代民间文学》的小集子，书中译解和分析了具有浓烈藏族古代民间文学的特色，中国谢后芳的《古代藏族卜辞》一文，也是一篇着重分析吐蕃文学的文章，特别是已故藏族作家兼学者端智嘉的题为《藏族道歌源流》的藏文专著，则引用敦煌有关吐蕃文学方面的所有藏文卷子，对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学作了深入系统地研究。
除了反映吐蕃本土文学之外，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还发现不少从汉文、梵文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如《尚书》、《战国策》、《千字文》等汉文名著，在敦煌藏文文献中找到译本残卷。对此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很多论著，主要有王尧等的《敦煌藏文写卷P.T.986号〈尚书〉译文证补》、黄布凡的《〈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等，这些论文对敦煌文献中发现的《尚书》藏文译本残卷作了考证和介绍。
关于《战国策》的译本方面，主要有法籍日本人今枝由郎的《敦煌藏文写卷P.T.1291号〈战国策〉》、中国王尧、陈践的《敦煌藏文写卷P.T.1291号<战国策>藏译文证补》；至于《千字文残卷》的情况，在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里作了考证。
另外，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有几个记述项托和孔子对话的卷子，对此王尧教授作过考证，认为《项托孔子相问书》是极有趣的民间文学作品，汉族地区早有关于孔子师项托的故事，表明孔子不耻下问，以能者为师的精神。这一故事流传到藏区是自然的事，但想不到在敦煌藏文卷子中竟发现了三个卷号，它们是P.T.992，P.T.1284和S.T.Ms.724。苏远明在1954年《亚洲学报》上发表了《孔夫子和项托的问答》一文。他的文章引起人们用比较文学的眼光来观察敦煌卷子，开拓了以后的几件卷子的比较研究；还有法国石泰安的一篇题为《两卷敦煌藏文写本中的儒教格言》的文章。这些敦煌藏文卷子充分反映了藏汉两族人民早在中古时期就有全方位的文化交流历史。
从梵文中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这部古印度文学名著的好几个译本残卷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的发现，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和高度评价。如在季羡林的《罗摩衍那初探》一书中指出，《罗摩衍那》直到19世纪才陆续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意、日等国文字，中国汉文佛经中曾有片段译述，而在敦煌藏文写卷中却出现了8、9世纪之间的译文，这是最早的译文。由此可见，敦煌藏文文献的发掘，第一次证明世界上最早的《罗摩衍那》译本出自吐蕃古藏文。由于《罗摩衍那》在藏区有着悠久的传播历史，它在藏族文学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历代藏族文学巨匠，十分欣赏《罗摩衍那》中优美的诗词语言，并将印度《罗摩衍那》作为蓝本，以藏族诗歌或修辞学的笔调重新著述了不少新的《罗摩衍那》作品，如香匈帕·曲旺扎巴著、阿旺丹贝加措注释的《罗摩衍那》就是其中的一例。
对于敦煌出土的《罗摩衍那》藏文译本，国外藏学家则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主要有托玛斯的《从新疆发现的藏文罗摩衍那故事》（1929）、拉露的《藏文中的罗摩衍那的历史》、巴尔比尔（J.K.Balbir）的《敦煌藏文本罗摩衍那故事研究》、荷兰戴琼（J.W.De Jong）的《罗摩衍那的一个古藏文写本》（1072）、德庸的《一份藏文本的罗摩衍那故事的残卷》和《古藏文本的罗摩衍那故事研究》等。这些论文对敦煌吐蕃文献《罗摩衍那》的藏文译本进行了考证和译释。
通过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可以发见，吐蕃时期用藏文有选择地翻译了不少汉文和梵文文学名著，无可置疑，藏族古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曾受到过中原和印度文学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在医学历算方面的史料价值
藏族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当时吐蕃王朝在古老藏医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先进的中原医学、印度医学、大食医学和西域于阗医学，从而形成具有高原特色的藏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技术，如形成于吐蕃时期的藏医《四部医典》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而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发现的有关藏医方面的卷子，则更加具体地印证了吐蕃医学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状况。如罗秉芬、黄布凡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一书中对敦煌吐蕃藏文文献P.T.1057号《医疗术》、P.T.V.127号《火灸疗法》、P.T.1044号《火灸疗法》、India Office 56,57号《医疗术》作了译注，从中可以窥见吐蕃医学的地域特色和发展水平；另外，王尧、陈践译解了敦煌藏文文献P.T.1057号《藏医杂疗方》和P.T.1044、P.T.127号《藏医针灸方》两个卷子，作者认为这三个卷号是可贵的吐蕃时期藏人医药经验的积累，是古代藏医家对疾病进行深入观察、分析和治疗的总结。长时期口授心传、及至有了藏文以后才录成文字，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居希》（四部医典）原理的历史传统；日本芳村秀基发表的《龙谷大学西域资料中的西藏医学文献残片》一文，也证明中亚探险中发掘的藏文文献，其年代是在唐代，而且确实是《四部医典》中的残叶。
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除了上述吐蕃医学方面的卷子之外，还有反映吐蕃兽医学的卷子。这些藏文卷子不仅说明了吐蕃医学的发展，而且反映了当时吐蕃畜牧业的发达。为此，法国藏学家引用敦煌藏文卷子写了一部题为《西藏马体结构学和医马术研究资料》的专著。此外，中国杨福泉的《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王尧、陈践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中收录了一篇对于《医马经》、《驯马经》的译释文章，文中提出吐蕃人畜牧业发展的高度，特别是马的繁育和使用达到相当水平，其畜牧学知识的积累，蔚然可观。可以看出，吐蕃兽医学作为吐蕃藏医学的分支，当时也相当发达
至于吐蕃时期的天文历算，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也有不少卷子，而大多则是关于占卜方面的卷子。正如王尧教授指出，在《敦煌藏文选集》第一、二集中属于占卜的就有P.T.55、129、351、1043、1046、1047、1051、1055等卷号。托马斯的《东北部藏区的古代民间文学》一书中也有关于吐蕃天文历算方面的记录，如书中有一首卜辞歌谣叙述了昂宿星的组成和升降现象。说明藏族先民早在远古时期就有观察日月星辰的习惯。此外，王尧、陈践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收录了三篇有关吐蕃占卜的文章，即《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P.T.1047、1055号卷子译释》、《吐蕃的鸟卜研究》和《三探吐蕃卜辞》，谢后芳的《古代藏族卜辞》（1982），日本山口瑞凤的《西藏的历学》（1973）、藤枝晃的《敦煌历日谱》（1973），德国巫格尔（C.Vogel）的《论西藏的年表》（1964），尤其是德国舒迪德（Dieter Schuh）于1972年出版了一部名为《西藏年历史研究》的专著，从历史角度对藏族年历作了研究论述，书中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吐蕃时期的天文历算。
可以肯定，以上论著作为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它们引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对吐蕃时期的天文历算作了有益的探讨，从而印证了现今藏族高度发达的天文历算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渊源。
小结
综上所述，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它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特别是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吐蕃藏文文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也是藏学界至今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藏文写本，其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既有普通文书，也有经典文献，它是藏学尤其研究吐蕃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国内外藏学家利用丰富的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法国拉露小姐用毕生精力从事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藏学领域取得令同行赞不绝口的学术成果，因而她在国际藏学界享有藏学明星的崇高荣誉。
但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首先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当时遗留在远离吐蕃文化中心地带的一些零碎的公私混杂的文书，十分零乱分散，其中没有一本系统完整的巨著；其次，敦煌藏文文献是藏文文献中最为古老的文献之一，今人解读起来难度很大，难免出现许多不同的译释。所以，利用敦煌吐蕃文献时，离不开参考藏文史书和汉文史籍，以此来相互诠释、印证、补充以及参照、更正，从而提高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也就是说，在肯定敦煌吐蕃文献的资料价值的同时，不可将它视为完全独立的资料依据，也不能一味地陶醉在敦煌文献之中，而必须借助其他藏汉文史料。就拿敦煌出土的《于阗国授记》（又名《于阗教法史》）藏文卷子而言，该文同名同类文献不仅收录在藏文《大藏经》里，而且在《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 chen mo）、《图管宗派源流》等藏文史书中皆有记录，它们之间既有大致相同的地方，又有简略细节等差异。假设对敦煌卷子《于阗国授记》进行考证，就需要借助其他几本史书，否则，很难深入研究。当然，以往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藏学论著，在引用资料时格外注意和采纳了各方面的材料。比如，法国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作者主要依据敦煌吐蕃藏文写本和传世藏文典籍写成，在引用资料时没有偏颇倾向，从而在叙述藏族历史和文化方面有一定的深度；日本山口瑞凤的《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一书，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除了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外，大量引用了其他藏文和汉文史料；中国薛宗正的《吐蕃王国的兴衰》，也是一本较全面利用敦煌文献、汉文史籍和藏文史书等各方资料的范例专著。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藏族传统史学家在描述藏族古代历史时，主要根据藏文伏藏文献，因而他们保存了不少古老的伏藏文献。诸如《柱间史》（Bkav vchams Ka Khol Ma）、《玛尼宝训集》(Ma Ni Bkav Vbum)]、《五部遗教》(Bkav Thang Sde Lnga)、《莲花遗教》（莲花生大师传 Pad Ma Vbyung Gnas Rnam Tar）、《毗若扎那传》（Be Rovi Rnam Thar Vdra Vbag Chen Mo）、《卡卓益西措杰传》（Mkhav vgro ye shes mtsho tgyal gyi rnam thar）等。这些文献虽然带有浓重的宗教和神话传说色彩，但是它们曾为研究和描述吐蕃史提供了丰富的宝贵史料，诸如《第乌教法史广本》（Ldevu chos vbyung rgyas pa）、《教法史花心甘露》（Chos vbyung me tog snying po sbrang rtsivi bcud）、《布顿佛教史》（Bu ston chos vbyung 1322年成书）、《西藏王统世系明鉴》（Rgyal rabs gsal bvi me lung 1388年成书）、《红史》、《青史》（Deb ther sngon po 1478年成书）、《贤者喜宴》（Mkas pavi dgav ston 1564年成书）、《汉藏史集》、《西藏王臣记》（Bod byi deb ther dpyid kyi rgyal mogul dbyang 1643年成书）。因此，伏藏文献在藏族传统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直至今日仍不失为研究藏族古代历史和宗教的核心资料。
总之，在肯定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具有很高资料价值的同时，需要强调对其他藏文资料和汉文相关史料的重视，而不可认为任凭敦煌文献，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就能大功告成，必须集思广益，既要联系历史文化背景，又要同有关史料相互印证或补充，才能共同为藏学和敦煌学向纵深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草草而成，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有关专家谅解，并愿接受批评指正。
（发表于《中国藏学》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