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为人类谱写了千古不朽的壮丽史诗。其中，从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转战并通过云南、四川、西康、青海和甘肃等5省藏族聚居区。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达一年以上，并建立起地方红色政权，控制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党和红军在藏区制定并执行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推动了藏区人民革命运动，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不仅有很多藏族的上层开明人士，如帮助红军两次顺利通过甘南的卓尼世袭第19代土司杨积庆、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并在甘孜为红军作筹集粮草的夏克刀登、协助红军过境的著名宗教人士格达活佛，还有藏区的广大藏族群众从人力、物力及道义上采取各种方式支援红军，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将从充任翻译、向导，搭起红军胜利的桥梁；成立地方武装，维护秩序、平定叛乱、配合红军作战；支援粮食、发展经济，解决红军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藏民参军，为红军补充优秀兵力；救护伤员、保护红军；运送物资、铺路搭桥等其他支援红军的活动等6个方面对藏区群众对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贡献作详细论述。
一、 充任翻译、向导，搭起红军胜利的桥梁
红军长征经过的川西北地区、滇北及甘南地区是一个藏、羌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红军入境前，多数地区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阶段。红军进入这些民族聚居区域时，遇到了诸多困难。而语言障碍是红军进入西部民族地区后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藏、羌、回、汉各民族不仅语言、文字不同，且在同一民族间的不同分布区域内也存在着较大的语言差异。有些牧区的藏族使用安多方言的藏语，农区则用嘉绒方言的藏语。红军中极缺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人。如果没有通司，彼此说话都不懂，工作无法开展。
因此，必须拥有一批能通晓藏、羌、回、汉民族语言及熟悉本地社会、经济、人文、地理、交通、自然等情况的通司、向导来协助红军，才能宣传讲解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政策、纪律；才能开辟地方革命工作，发动群众，组建革命政权和地方民族军队，进行土地革命斗争；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后勤补给，保证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才能引导红军越过雪山隘路和沼泽草地，出敌不意、乘敌不备地战胜敌军。
藏区数量众多的藏族群众，包括老人、青少年、妇女和寺院的喇嘛等，不顾国民党的重重严饬和禁令，为红军做翻译、向导。正因为有这些通司、向导的协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川西北等藏区转战停留长达16个月之久，在这里创建了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等革命根据地。
(一)协助红军戳穿国民党谎言
通司、向导在协助红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戳穿国民党谎言，让藏族同胞正确认识并接受红军以及发动藏族同胞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在各族民众中留下深深的民族隔阂。川、甘军阀长期在民族地区推行“置边遏戎狄”、“镇慑番夷，俾沫汉化”、“化夷为汉”、“以夷攻夷”的反动政策，肆意掠夺和镇压各少数民族，因此，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十分仇恨“汉官”、“官军”。而蒋介石为达到将红军困、饿、冻死于雪山草地的目的，也通过印发大量反共宣传品、派在藏族中有一定影响的政教人物四处进行“宣谕”等手段，散布种种谣言，借以煽惑不明真相的各族民众敌视红军。并胁迫少数民族群众上山隐蔽，坚壁清野，不准给红军带路和当“通司”（翻译）。同时还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人士组织武装抵抗活动。
为了戳穿国民党的谎言，揭露敌人的阴谋，宣讲革命道理，唤起民众的觉悟，消除在宣传中存在的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障碍，红军急切需要拥有一支熟通藏、羌、回、汉各民族语言、文字，熟悉高原山区、水草沼泽地带的自然、地理、人文各方面情况的人员。
藏语音译为“通司”的翻译人员通晓藏语、汉语或汉文。他们对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非常熟悉。红军正是通过通司、向导把党的各项政策主张用藏语的形式在藏族同胞中进行宣传，从而消除他们的恐惧仇视心理，得到了藏族同胞的理解、欢迎与信任、拥护。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理番（今理县）后，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开展工作，当时就有一大批通晓嘉绒藏语的藏族儿女协助他们进行群众宣传工作。黑水瓦钵梁子瓜里寨藏族通司九十三，为争取受蒙蔽而逃走的藏族群众回家，跑到深山把红军的主张翻译给藏族群众听，消除了藏族群众的恐惧心理，很多人返回了家园。
为了让更多的藏族同胞了解红军的民族政策，消除他们对红军的恐惧心理，红军还在通司的帮助下用藏语写了很多相关的标语和传单，在藏族同胞中进行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正如当时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回忆：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在工作中我们逐步认识到，逐步沟通语言是和少数民族人民沟通思想的基础……省委决定由省委宣传部选聘一名藏族喇嘛当藏文翻译，一名回族阿訇当回文翻译，帮助翻译我党我军布告、捷报和宣传品，使藏族群众、回民了解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这两个翻译和我们相处很好，很快成了宣传我军主张的积极分子。”
在红军的动员下，根据地不少藏族群众包括老人、青少年、妇女和寺院喇嘛等，都投入了这项具有特定重要意义的支援活动。红四方面军由杂谷脑向卓克基挺进中，61岁高龄的藏族老妇班登卓（杨金莲）及其两女（姜秀英、姜萍）、一儿（幺弟）就是由充任通司、向导而举家参加长征的。
（二）协助红军出奇制胜地完成战斗任务
西藏和四省藏区不仅地理环境非常复杂，而且气候也极其多变。对于初到此处的红军来说形势非常严峻。他们一方面要克服这些地方不利的自然条件，一方面还要和国民党作战。藏族的通司、向导由于非常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因此在帮助红军顺利避开强敌，巧妙地运用兵力，从而出敌不意地获得胜利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发起突破国民党军队多层纵深布防的土门封锁线战斗。土门一带山岭起伏，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地形十分复杂，国民党军队利用这些天然的屏障建立起一个易守难攻的防御工事。为了取得此次战斗的胜利，红军发动当地群众，摸清敌人的兵力分布、火力配备以及其薄弱环节等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战前部署。在战斗进行过程中，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李明远等向导的引导下，直插敌人的后方，包抄突袭了国民党五旅十团张北斗营，从而将敌人全部歼灭。通司和向导们为这场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所发起的土门封锁战斗，红四方面军第4军、31军各一部组织了袭击松潘县城的战斗。但是他们在松南遇到了松潘守军三营的阻击。由于这里山高谷深，地势非常险峻，再加上松潘守军将山道和偏桥都破坏了，因此红军的袭击战遭遇了重重困难。这时，协助红军的土司安登榜奉命向扼守隘口前哨的士兵用藏语进行宣传。最终说服了士兵队长王光宗连夜撤离阵地。红军于是向松潘守军三营的曹均衡连展开突然袭击，一举歼灭了大部分的敌人，从而使这支红军于5月14日先期进入松南地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的正面作战。
此外，不少向导和翻译还在战场上帮助红军用藏语喊话，向不明真相的藏区群众特别是民族上层人士宣讲共产党和红军主张。通过这样的方式瓦解敌军，让他们放弃对抗，临阵倒戈，加速了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比如说年过六旬的藏族同胞杨金莲和她的3个孩子，为了平息杂谷脑喇嘛寺反叛事件，他们积极帮助红军用藏语在阵前进行喊话。为了让红军队伍顺利进入“四土”地区，他们不顾艰险带领红军翻越鹧鸪山。正是有了这些藏族通司、向导的帮助，红军才能够在藏区顺利地开展工作。
（三）为红军征服雪山草地做向导
红军长征过藏区时必须翻越各种雪山和草地。这期间红军不仅要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作战，还要克服恶劣的地形和气候，加上长征途中粮食和军需品的缺乏，从而使红军翻越雪山草地异常的艰难。为了能够帮助红军顺利地征服雪山草地，很多藏族的通司、向导冒着生命危险与红军一起踏上了征服巍巍雪山，茫茫草地的险途。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硗碛的藏族青年莫日坚和汉族青年杨茂才不顾种种危险为红军带路。在他们的带领下，红军一步步艰难地踏上了“鸟儿飞不过，人们不可攀”的险途。正是向导凭借翻越雪山的经验，在前面为红军带路，大大减轻了红军误入歧途的危险。在藏汉向导的引导下，红军终于越过了“死亡天险”。
1935年7月4日，红一军团进抵黑水中芦花时，当地藏汉群众不顾蒋介石反动当局规定的不许为红军带路的《惩治条例》的死刑条款的规定，毅然为红军当向导，做通司（翻译），顺利地把红一方面军由芦花经打古山翻拖罗岗，带到毛儿盖，从而走出了雪山。
在征服了雪山后，红军长征又面临了新的困难，那就是如何走出茫茫草地。草地中只有大片沼泽，只有极少可作为路标的树木，一旦走错路线就随时会被沼泽吞噬。要想顺利通过草地就必须要当地熟悉草地的地理和气候的藏族同胞的帮助。在这个危急关系，毛儿盖寺院的僧人能周、扎栋巴，格尔登寺的僧人罗车儿兄弟等藏区群众为红军引路，才使红军经过数天艰难跋涉，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
道孚县波巴政府也曾动员近50人长期为红军当翻译，做向导。
二、 成立地方武装，维护秩序、平定叛乱、配合红军作战
藏区的各级红色政权建立后，各级政府纷纷成立自己的地方武装，如番民骑兵连、格勒得沙革命军团、金川藏民独立师等。这些地方武装先后达6000余人，他们在维护秩序、平定叛乱、配合红军作战等方面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维护秩序、平定叛乱
藏区的各级苏维埃红色政权在红军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后，就开始在当地领导和组织藏族同胞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及土司、头人的运动。各级革命政府首先根据当时群众的反映，将那些作恶多端、罪大恶极的土豪劣、恶霸等抓起来，然后召开群众大会揭发这些人的罪行，最后由革命政府宣布处理的决定。
茂县革命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后，公开处决了恶霸地主古瑞生、反动资本家胥相臣、资本家兼工头赵子腾等。汶川雁门乡革命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了陈绍武、陈之南、朱自清、尚武等地主、封建把头，并将陈绍武、陈之南处决。理番县革命政府在薛城武庙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国民党团总张汉开、团正郭品三、保安队长张敬书、邮政局长张兴如等。
藏区的各级苏维埃政权为了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还配合红军进行了搜山行动。
例如，国民党绥崇游击司令杜铁樵和当地一些反动土司，组织反革命武装多次发动暴乱，或逃匿深山，伺机作恶，曾给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造成威胁。格勒得沙革命政府调集革命军等地方武装，在红军的支援下，清剿了这支反动武装，消除了这个大患。
（二）配合红军作战
藏区群众还组建地方武装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如番民骑兵连、格勒得沙革命军团、金川藏民独立师等。
1、番民骑兵连。为了适应高寒山原地带作战的特点，1935年秋，大金省军区在绥靖（今金川县）组建了一支具有高度机动性能、耐受力持久、长于奔袭突击的骑兵部队。这支队伍由红军直接领导。连长是西北联邦政府民族部副部长净多·孟特尔。
这支骑兵连队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支藏民骑兵革命武装力量，也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支藏民骑兵革命力量。它在雪山草地坚持斗争时近一年，粉碎敌人袭扰根据地的企图，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孟特尔率番民骑兵连及格勒得沙革命党、中央革命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随右路纵队北上。
2、格勒得沙革命军团。1935年11月18日在成立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的大会上宣布成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军团”，全称为“格勒得沙中央政府民族革命军团”。革命军团战士主要由藏族青年组成，适应高寒地带作战，经常给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以沉重打击。格勒得沙革命军团建立之后，配合留守红军多次作战，除参加保卫金川、围剿反动地方势力外，还在丹巴地区配合红军打击李抱冰部，在这些战斗中，战绩显著，受到大金省委的表扬。
一次，卓斯甲土司纠集各寨土兵近3000人围攻田傍梁子、卡拉脚等处红军防地，格勒得沙革命军警卫营和绥靖营立即增援，两军内外夹击，士兵皆各自逃散，卓斯甲土司也从此丧失了组织联合进攻红军的能力。
1935年12月11日，松岗和卓克基土司联军约2000余人，分三路从木耳宗、草登寺、大藏寺向马尔康、卓木碉、卓克基猛扑，形势十分严峻。在红军和格勒得沙革命军的联合反击下，激战5日，死伤土司、头人9人，士兵3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保卫了革命根据地机关和群众的安全。
3、金川藏民独立师 1936年春天，我党第一支藏族武装——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正式成立。这支武装又被称为“丹巴藏民独立师”，被誉为“我军历史上第一支藏族革命武装”，该师的战士都是作战英勇的藏族青年。金川藏民独立师在配合红军作战打击反动民团和反动土司武装，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1936年2月初，国民党薛岳集中6个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由于补给困难，红军主力决定向甘孜境内挺进。位于川西的红三十一军及丹巴藏民独立师等部队，奉命作殿后，设法拖住敌人主力，以保障前方部队顺利前进。当时，上级交给藏民独立师的主要任务是担负西起绥靖，东直党岭山约300公里长的交通线的警戒任务。独立师派出部队配合红五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出色地完成了侦察、警戒、带路等任务，为保卫和巩固丹巴地区以及主力红军顺利西进康北、会师甘孜作出了贡献。
除了担任警戒任务，丹巴藏民独立师还直接参加作战。1936年1、2月，驻防康区的国民党李抱冰部，调集两个团进攻丹巴，并一度占领大炮山和大、小牦牛地区；巴底土司亦纠集千余武装袭击红军医院和格勒得沙政府，致使100余名红军伤病员及警卫人员壮烈牺牲。2月，为了粉碎敌人进攻，总部调集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两团增援丹巴，马骏率独立师配合红军作战，出色地完成了向导、侦察等任务，并带领战士参加战斗。独立师在红军的支援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兵分两路，攻打丹东土司武装，一团协助红军在东谷、牦牛两地击溃了国民党李抱冰三一四团。二团在守卫大桑的战斗中，迫使丹东土司所率近千名士兵仓皇败逃，经激烈战斗，打垮了反动武装，控制了独狼沟口，保证了丹巴至道孚的通道畅通无阻，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军的西进行动。[8
三、 支援粮食、发展经济，解决红军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红军辗转藏区，人员众多，粮食供给十分困难。在后期，粮食就更加供应不上，常常是数麦而炊。所以，长征途中，除了与国民党战斗外，红军还面临着严峻的粮食供应问题。能否筹集到足够的粮食是关系着红军生存与死亡的大事。为此藏区群众积极为红军支援粮食、发展经济，使红军得以生存并走出雪山草地、完成长征。
（一）支援粮食
红军为了解决粮食的供给问题，在藏区开展了筹粮活动。红军的筹粮活动，得到了藏区各族群众的支持。一方面各级革命政权积极帮助红军开展筹粮活动。另一方面，藏区群众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主动将自己的粮食和物资支援给红军。
1、各级革命政权的筹粮活动。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伊始就积极为红军开展筹粮活动。他们一方面将从地主、恶霸手中查获的大量粮食收缴。另一方面采取买卖的方式，从藏民手中收购部分粮食。从而为红军筹集了相当数量的粮食。
根据当年新桥口苏维埃组织的成员余七爸（80岁，本名余培丰）回忆：“仅大坝口这样的一个小村子，筹到的粮食就在一万斤左右。当时全县的自然村落不下一百余个，比新桥大坝口富裕的村寨尚多。另外，红军在县上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仓库存粮。当时，在县城禹王宫有一存粮仓库，名称‘济仓’，存粮在二十余万斤左右。”
《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编写征集提纲》中也提到：“征粮和筹粮是苏区最重要的工作，粮食实行了统一征收、运输、保管，实行了配给制，采取对反动派和地主没收、对农民购买的办法筹粮。1936年春耕以后，粮食越来越短缺，以至断绝，军民吃榆树皮、酸酸草根、生梨疙瘩。人民群众仍然每天打野菜送给红军。这时红军组织队伍到边远牧区去买牦牛。”
懋功县两河口苏维埃主席罗永忠先后两次带领50余名游击队员在两河口大板一带打粮，曾没收赵洪发等三家头人粮食5000多斤，他们还配合红军夜袭抚边、墨龙，缴获一大批粮食和牛羊。
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权在藏区筹集的粮食、牲畜难以计数。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工作队由余洪远率领在马尔康一带筹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六团在马尔康的卓克基一带筹粮，全团每人筹集到四、五十斤青稞面。
2、藏区群众自发支援粮食。由于国民党在藏区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粮食的供给相当紧张。但是藏区各地的藏族群众通过与红军的接触发现红军是真心帮助自己的，因此他们都主动地为红军筹粮、运粮。有很多人甚至把自己仅有的粮食也送给了红军。
（1）黑水地区 在红军过境黑水地区时，黑水地区的藏族同胞主动将自己的粮食送给了红军。
时任川陕省委委员的谢兴华在谈到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有关情况时，讲道：“我们在瓦钵梁子筹粮，是要用川板买，我们共买了二三十万斤的粮食，是以包谷为主。还有一部分青稞麦子，买了粮食推成面，送到山下。赤不苏那一带河边上有七八盘水磨推面，然后送到维古，都要给工钱，一天给半个大洋，运到维古以后交给三军团。”
在黑水的群众中，最多的一户售粮给红军达300斤至400斤。石碉楼罗丁寨藏民苍克扎等人与该寨58户人家商量确定，每户售给红军面粉70斤，共达4000斤。子木河、瓦岗寨、维古、色尔古等，许多藏民联户集粮售献给红军。黑水和茂县邻近的大、小瓜子寨及赤布苏沿河两岸共有17座水磨，日夜为红军磨面，历时一月多，共磨面粉15万斤左右，并由当地群众运送到维古三军团筹粮队安排分配。
据载，红军在黑水共筹集军用粮食710万斤，其中在境内驻扎整训时耗用约600万斤，带走约110万斤；借用宰食各类牲畜3万余头，折合肉约100余万斤；借用各类畜油1万多斤；还借用了一大批牲畜皮张、牛羊毛和野兽皮等。
（2）毛尔盖地区 红军在毛尔盖地区驻扎时，当地的藏民为了支援红军，纷纷收割庄稼，为红军筹粮。
李湘涛在《星火燎原——筹粮过草地》中写道：“来到毛儿盖，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集蘑菇、挖野菜充饥。”“藏民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我们，连长吩咐司务长收下大娘的米粒，给了大娘三块白洋。”
刘文章在《星火燎原——一袋干粮》中也提到：“部队到了毛儿盖，上级决定在这里筹粮，准备过草地，可是由于部队多，粮食少，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麦子。大家都把它当成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走路带着它，睡觉枕着它。谁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三四斤小麦，而是自己的生命啊！”
2002年初在毛儿盖山寨一户牧民家发现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木牌借据写道：红军在这块麦地里收割了青稞二百斤，你们可凭此牌向任何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兑取这些青稞的银子、茶叶。未兑取前请保存此牌子。
（3）马尔康地区 红军到达马尔康地区后，马尔康地区的藏族同胞纷纷为红军进行筹粮和运粮活动。在红军驻扎马尔康期间，马尔康地区的藏族同胞支援了至少100万斤的粮食。很多地方的藏族同胞都是在自己粮食不足的情况下，无私地将粮食支援给红军的。
红九军一个团在草登斯尼筹粮数月，仅脚木足乡孔龙一个村就筹集到7万多斤粮食。草登斯尼村74岁的女村民泽郎老人回忆说：“我一辈子没有见过那样多的人，早上天麻麻亮，他们就去各村找粮食，晚上就把找到的粮食集中到代基和斯尼两个村。”
（4）金川地区 金川地区的藏族为红军提供各类牲畜5万多头。仅绥靖和崇化两县为红军筹粮达100万斤。在红军驻扎金川地区的14个月里，金川人民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为红军筹粮。当红军刚到金川时，金川人民为其提供粮食、猪牛羊肉，到后来粮食紧张时，就送野菜等。1936年红军北上前，金川妇女教红军指战员捻毛线、织毛衣、做皮衣、做牛肉干和熬茶。
（5）丹巴地区 丹巴地区的藏族同胞在红军经过该地区时，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为红军筹集粮食等物品。他们不仅帮助红军在各乡村买粮，还把自己仅有的粮食也送给了红军。如一个叫南卡特的藏民，把自己仅有的2石粮食3个馍、1袋核桃、1袋梨，全部支援了红军。道孚瓦日乡苏维埃主席把家里仅存的数十斗粮食送给了红军。
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10个月中，丹巴各族人民先后筹集：粮食200余万斤；牛、羊、猪万余头（只）；马千余匹；肉、油万余斤；毪子千余匹，还有帐篷、藏装、皮毛、鞋等物资若干；仅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月的头3个月就为红军筹集粮食34万斤。这对于当时只有3万人口的丹巴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
（6）炉霍地区 炉霍地区的藏族群众受到红军的感召，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持。县波巴政府主席相子·益西多吉将家里的存粮、牲畜大部分献给了红军；觉日寺的扎日活佛和灵龙寺的曲扎活佛不但率先捐献出寺庙的大量物资（包括藏洋），而且还主动为红军筹集物资；在县波巴政府副主席泽仁贡布的鼓舞下，泥巴沟的各界人士尽全力支援红军；宜木、斯木、仁达等地的广大群众为红军保存北上粮食。
（7）汶川地区 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汶川地区时，汶川地区的藏族同胞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虽然汶川人口较少，生产也很落后，为数万的红军提供粮食存在很多的困难，但是汶川的藏族同胞仍然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红军筹粮红军入汶川前期大部分时间煮玉米面稀饭掺杂豆、洋芋，后期以搅面汤加野菜为主。从而保证了红军在汶川地区期间基本没断过粮食。
（8）甘南地区 红军长征经过甘南地区时，当地的群众也自发地为红军筹粮，他们纷纷给红军送粮食、送猪牛羊等。还有的藏族同胞将自己所存的棉布等做成衣服和袜子送给战士。为了能够让红军吃到面食，陇西等地区的藏族同胞一直加班加点地磨制面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岷县给四方面军每天捐献的粮食达5万斤之多，红军在岷县停留56天，就一共为红军提供了300多万斤粮食。
除了藏族群众的大力支持，卓尼土司杨积庆也给了红军很大的帮助。在腊子口一战时，杨积庆亲自颁布手谕：“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不要阻击，开仓给粮吃，让其顺利过境”。并且把崔古仓的所有粮食拿出来，用来接济来境的红军，从而给红军极大的补充。
（9）中甸地区 云南中甸地区的藏族同胞在亲眼目睹了红军的言行举止后，纷纷给予将自己的粮食、酥油、红糖等无偿地送给红军。1936年5月1日，中甸喇嘛寺派了夏那古瓦等8名代表，手捧哈达，背着青稞酒、糌粑、牵上牦牛，驮着礼物（送去牦牛16头）来到城里慰问红军。5月3日，喇嘛寺又打开仓库，背出2000多斗青稞（约6万余斤），还有牦牛、红糖、粉丝、猪肉等食物售给红军。这为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保存军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发展经济
红军到达的藏区是人烟稀少的地区。红军的到来使当地人口急剧增加。仅在川西北地区时红军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之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生死存亡，最关键的问题是粮食。因此，藏区各地红色政权，特别是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后，除了积极开展筹粮活动外，还很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各级红色政权首先开展的工作重点是生产粮食。藏区各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动员群众多种粮食，一边因为动员地方武装确保农民的耕种安全。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各级红色政权大力发展工业，并发展副业生产。革命政府还成立了合作社，收购相关产品，供给军需民用。1935年，永保县交军鞋5200多双，郭亮县交军鞋5800多双，桑植县交草鞋5000多双、布鞋5600多双。大庸县还有40余名妇女参加缝工连，夜以继日地为红军赶制军服。
其中特别要提到熬制土盐。红军缺乏供给，长期没有盐吃，因此，熬制土盐成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工作。
以往，川西北的许多地方都有人熬制土盐。红军来之前，许多人躲藏起来了。红军和苏维埃请来会熬制土盐的藏、羌师傅作指导，在理番县、茂县、黑水等地熬制盐巴，将含有盐分的岩石、泥土，用水浸泡，取汁熬盐。大约每200斤盐土可熬盐三四斤。石格日盐场请来了茂县曲谷寨的羌民罗西吾基、三基木、卡沙木以及小瓜子寨的西甲为技术指导。
当时，理番县的四门关、薛城，茂县的石大关、赤不苏，黑水的瓦钵梁子、色尔古等地是熬盐较好的地方，至今各地还残存着红军和藏族群众熬盐的碉房废墟和几十个盐洞。解决了红军在川西北地的缺盐困难。
红军在瓦钵梁子附近及茂县地区的熬盐点有3处，其中在大瓜子寨熬盐最多。红军在大瓜子寨熬盐，分设两地，其中一地在藏族群众陈克基房侧的大坝子上，设熬盐大锅18口，可见规模之大。该寨的支木带着藏族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背运盐土，每天早出晚归，经过两月时间，熬制了不少土盐。
黑水瓦钵梁子瓜子寨的藏族群众杨七斤通晓汉话，还去过成都等地，了解一些内地情况。当他听说红军与一般“汉军”（指川军）不一样，是为穷苦番民办好事的军队以后，便不愿参加袭击红军的地方武装，借口有病找药，携带枪械投奔红军，他这一深明大义之举受到了红军的赞赏。
四、 藏民参军，为红军补充优秀兵力
面对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追剿，前有阻截、后有追兵，加上缺衣少粮，又爬雪山过草地，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减员人数极为严重。面对这种境况，红军在藏区进行了人员补充。藏族同胞纷纷动员家中的青年参军。红三十军在道孚、炉霍、甘孜等地吸收了200多名藏族青年参加红军。
不完全统计，现属阿坝州区域内参加红军人数约5000名以上，其中：茂县和金川各1000余人；理县380人；汶川135人；小金210人；马尔康党坝72人；茂县第一高等小学100余人等，总计人数达2000人以上。另金川地区参加红军的达2100多人。
在川康藏区，也有成批藏族群众参军，仅丹巴县巴底乡就有271人，其中如南卡特（当时只有18岁），参加红军后，当营长的通讯员，反动派知道后把他家里的东西全部抢光了，把他的父亲吊起来打了几天，南卡特并未因此而感到害怕，相反的表现得更为英勇，更积极的打击反动派，带了伤在岩洞里住了7天，没有吃一口粮，就喝一点冷水，在这弹尽粮绝的条件下，还坚持战斗。
在参军的热潮中出现了兄弟俩、姐妹俩、母女俩同时参军的动人情景：哥尔村一家两姐妹及一个叫门都的妇女也参加了红军，其他如大金、小金等地参加红军的也不少。还有一些人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泸定岚安参加红军的有14人；阿坝的甘堡有200人；卓斯甲有11人；党坝乡参加红军的少先队员有72人。
在红军经过甘南地区时，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动员地方青年参加红军。当时，在陇南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5000多人，岷县、宕县和成县各自新成立了一个兵团。在定西、永昌县、山丹县都各有140多人，临泽县有20余人，高台县有100人左右，合计大概达5500多人参加了红军。
五、 救护伤员、保护红军
妥善安置、掩护并耐心地照料红军伤病员，也是藏区群众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的运输队、担架队遍及各地。各族群众尽一切可能为伤病员提供柴、粮、肉等。丹巴县巴底乡贫苦藏族群众格达一先用自己家的麻为红军织了15双草鞋。有的地方，群众主动协助红军护理伤病员，红军在各地的医院都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援助。一些红军医院，其伤病员都寄住在当地群众家里，得到群众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
1935年9月11日，红军长征到达甘南俄界，周恩来由于之前肝病复发，加上营养缺乏，身体非常虚弱，病情越来越恶化。这时多亏一名叫赛浪的藏族青年“带来了他那位医术高超的做藏医的伯父。这位藏医获得过藏医高级职称‘格西’学位，在当地很有名气。在毛泽东等人的请求下，老人用藏医给周恩来治疗肝病。接下来的三天，这位藏医为周恩来悉心治疗，虽然没有痊愈，但是病情有了很明显的好转，已经能够正常坚持行军和领导工作了”。
在青海班玛县，藏族同胞积极救护伤病的红军战士。现住班前公社二大队毛依村的洪加（“汉族红军”之意或“红军”两字的变音）原籍四川，姓贺，红军长征经过家乡时，随学校老师一起参的军，现年还不到60岁。当时他年龄小，体弱多病，右肩又被敌人的马刀砍伤，因缺医少药，已化脓生蛆。当时有一位喇嘛给他吃炒面，帮他洗净伤口，撒上炒面治疗（没有药品）。以后洪加由一位叫成安木的木匠接走，藏在家里养伤，伤好后改穿藏族服装，学习藏话。成安木还教他做木匠活，后来又帮他成了家。
在炉霍，徐向前等领导亲自找县波巴政府副主席益西多吉谈话，委托他保护好红军伤病员。县波巴政府为了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波巴政府领导人大会，作出4条决定：1.凡愿回内地的红军伤病员，波巴政府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转送一村，一县转送一县护送。2.群众愿收留的红军可领去，但要保证照顾好。3.伤重的红军由各村集中供养，专人负责。4.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德，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使留下红军都得到妥善安置。
六、 运送物资、铺路搭桥等其他支援红军的活动
红军在长征过程中要以10万人与周边的30万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在战斗非常激烈、部队调遣十分频繁的情况下，为前方和驻地红军筹集、加工、运送粮食和布匹、皮毛、绳索、弹药等军需物资，协助红军架索、修桥、造船、修路等。在苏维埃积极分子的带动下，藏区各族群众不同程度地行动起来。他们有的给红军带路、当通司；有的给红军赶制军需品；有的护送安置伤病员；有的烧炭、熬盐；有的参加筹粮、修路等等。仅初步统计，根据地内每天约需出动5万人次左右的各族群众，投入到筹粮、加工、熬硝、制盐、纺毛、编织、制作衣物并向前方阵地和红军驻地运送粮秣弹药以及参加运送、护理伤病人员、架索修桥、筑路、搭棚等各种支援活动。
金川和鱼通等地的藏区群众在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高原时，除伤病员以及一些重要器材由妇女工兵营（由妇女独立团改编）负责外，其余全部军需物资都由当地自治政权以组织藏族群众用耗牛驮运。
茂县组织了上万人次的运输队。这些运输队，有的运粮远离县境，到达理番、黑水、松潘一带，还有的人从北川一带背运粮食到茂县。茂县的城西、渭门、富顺，理番县的蒲溪乡，黑水的瓦钵梁子，汶川的雁门等地群众性的运输尤其出色。瓦钵区苏维埃和游击队组织了300余人的运输队、担架队，给红军运粮、抬伤病员至维古或芦花，或者将粮食运往马河坝、毛儿盖等地。
为使红军顺利向前挺进，协助红军架索、修桥、造船、修路等，也成为藏区各族群众的重要任务，各级苏维埃政权也积极动员参与。例如，茂县小北对河两岸的羌民成群结队上山砍油竹、做竹索，200多人配合红军架通了沙坝和白溪索桥，及时支援红军通过黑水河北岸，进入黑水地区。甘南迭部尼傲村的藏族群众，在红军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的感召下，回村后主动为红军搭桥修路，使红军安全渡过了尼傲峡栈道。
1935年5月15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九军所部进占茂县县城，守城川军在溃逃之前砍断了横跨岷江两岸的竹索桥（镇西桥），切断了红四方面军经西岸南下理番、北进松潘、西进黑水的通道。总指挥部急调总部水兵连兼程赶来架设索桥。架桥地段的岷江两岸跨度在120米以上。时间紧迫，作业量大，器材缺乏，又急需要熟悉架设索桥的匠人在岷江两岸同时施工，任务非常艰巨。为了及时完成这一任务，水兵连的10余名战士于5月17日冒着冰冷刺骨的江水，挟着木板泅渡过江。家住岷江西岸水西村的羌民何思敬、何思肖弟兄得悉，主动迎接过江的红军战士，配合他们发动西岸的群众上山砍竹、削篾、绞绳、抬运木材，协助红军架桥施工。在岷江两岸各族人民的大力配合下，仅以3天的时间架好了素桥，红四方面军西进部队迅速地进占了岷江以西地区。
红军长征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超过了1／3。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第一次频繁而广泛地接触少数民族，从理论上把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争取少数民族作为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正是因为有了广大的藏区群众和藏族上层开明的人士、宗教上层人士帮助，使红军不仅在广袤的雪山草地、恶劣的环境下能生存下来，还召开了一系列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重大会议、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战斗，最终使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最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本文是在2012年完成的中央统战部委托课题“红色记忆——藏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史录”第三章基础上修改的。课题在主持人王文长的支持下，由格桑卓玛、张小敏、刘俊波查阅大量史料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历时数年完成。文章最后由沈红宇在原来章节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加工、编辑和增补内容。
（作者：格桑卓玛，女，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沈红宇，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网编辑；张小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俊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载《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