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中后期，敦煌石窟成为吐蕃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一个传播中心，在吐蕃佛教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敦煌研究已过百年，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尚无从吐蕃佛教的立场，完整地研究吐蕃时期的敦煌石窟。
敦煌观音修行院之冠名
在藏文史籍中，敦煌石窟被称作“北方阿雅巴罗修行院” 即北方圣大悲观世音寺，是吐蕃时期东、南、西、北四方隅之四大石窟修行院之一。敦煌石窟所在地之河陇一带包括河湟地区，在藏文史籍中，统称“多康”或“多麦”，根据现存的文字记载，吐蕃开始在这一带活动不晚于7世纪。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记载，“吐蕃大相噶尔·禄东赞于公元659年开始，长期住在吐谷浑地区。”① 8世纪初期，吐蕃赞普赤德祖丹（704—755年）在多麦地区，建立了多麦岗寺、凉州万顶寺、甘州东门寺、瓜州小僧寺等多座佛寺，这些寺院分布在今河西走廊的甘肃武威、敦煌，以及临洮、临夏等地。
以羁縻的策略保护当地佛教，并在新扩展的地域建寺树立吐蕃佛教地标，供当地的僧伽从事佛事活动，乃吐蕃赞普松赞干布（569-650年）及其后历代赞普护持佛教的一贯传统。在几代吐蕃赞普于河西一带建立的护法传统基础上，公元8世纪中期，吐蕃赞普（藏王）赤松德赞（742-797年）执政时期，为敦煌佛教的保护和发展倾注了心血，基于敦煌莫高窟建立了北方阿雅巴罗石窟修行院，以此作据点弘扬敦煌佛教的同时传播吐蕃佛教，并建构了吐蕃特色的圣观世音菩萨之信仰。藉此，敦煌石窟以“北方阿雅巴罗修行院”之名，成为吐蕃佛教四大修行院之一，而载入吐蕃史籍。
如果我们从吐蕃佛教视域来分析，吐蕃以敦煌石窟作据点，建北方阿雅巴罗石窟修行院，有一定的意蕴。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北方雪域藏地，乃圣观世音菩萨的刹土，是圣观世音菩萨弘法的道场，圣观世音菩萨是雪域藏地的怙主和保护神。因此，圣观世音菩萨与吐蕃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4世纪，佛教在吐蕃初传之时，即以圣观世音菩萨的真言心咒和相关佛经、法物在吐蕃肇始。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以圣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及所具有的亦人亦神之同质特性而出现于史书，将赞普的权力圣神化。有关圣观世音菩萨的经典， 也是在松赞干布时期译成藏文在吐蕃流传，进而确立了吐蕃佛教的观音信仰主题。自吐蕃王朝治理沙州起，在地处吐蕃以北的敦煌基于当地佛教名胜，开窟建圣大悲观世音修行道场，冠名北方阿雅巴罗（圣大悲观世音）修行院，从北方观音道场的文化地理意义上，凸显了吐蕃佛教观世音信仰的主题，并将吐蕃佛教之观音信仰传播到了敦煌。
敦煌观音修行院之建立
8世纪中后期，赞普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吐蕃疆域扩展至河西走廊，大量的吐蕃人包括僧尼移居河西走廊，故此，赞普赤松德赞指派安兰·嘉瓦确央以敦煌莫高窟为据点，创建并住持吐蕃北方阿雅巴罗石窟修行院。依据藏文古籍中记载的北方阿雅巴罗石窟的名称，以及开凿年代和地理位置来分析，安兰·嘉瓦确央基于敦煌莫高窟创建并住持的北方圣观音菩萨石窟修行院的时间，约在公元776年，或更早。安兰·嘉瓦确央是吐蕃最早剃度出家的“七觉士”或“七试人”之一，生于前藏伍如彭域（今西藏拉萨林周县境内）孔隆安兰家族中，是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吐蕃著名高僧和佛教修行大成就者，为吐蕃“二十五君臣”之一。据藏文史籍记载，安兰·嘉巴曲央从莲花生大师授受密法灌顶时，安兰·嘉巴曲央供奉之金花落于坛城中马头明王像上，由此从莲花生大师受得《马头明王极密嬉戏修持法》、《三根本瑜伽修持法》、《二十五支诀窍》、《十二续等密法》，并以马头明王为本尊在青浦僻静之地修持而获得大成就。安兰·嘉巴曲央观修的马头明王本尊，即圣观世音的忿怒相。也就是说，安兰·嘉巴曲央是修持圣观世音法门的大成就者。他以自己的佛学影响力和密法成就，依靠和保护当地的佛教文化资源基础上，创建并住持北方阿雅巴罗（圣大悲观世音）石窟修行院，“从唐到西夏，不空绢索观音经变连同如意轮观音经变，成为敦煌壁画中最受欢迎的两种题材，数量占各题材经变之首。”② 显然，在莫高窟中观世音尊像和经变流行开来，与吐蕃高僧在此创建北方阿雅巴罗（圣观世音）石窟寺或修行院有密切的关系。藉此，敦煌莫高窟有“观音圣地”之称。
北方阿雅巴罗石窟修行院作为吐蕃“四修行禅定院”之一，有自己完整的名称和定位，在吐蕃佛教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一百多年的敦煌研究中，尚无研究者依据以上这一重要的藏文史料，抑或受制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或由于匿藏于藏文史籍的字里行间不为人知，所以，至今没有人从北方阿雅巴罗（圣观世音）石窟修行院的整体视角，对吐蕃时期的敦煌石窟进行研究，更没有冠名或定位。如果我们把吐蕃时期的敦煌石窟，放在吐蕃佛教的整体视野中进行研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推测”，许多疑惑和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
注释：
①王尧：《王尧藏学文集》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②彭金章：《敦煌石窟不空绢索观音经变研究——敦煌密教研究之五》，《敦煌研究》1999年第期。
（作者单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