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才让太，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的民族教育为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双语教学是民族教育的灵魂，它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了解和理解起到过桥梁作用，也为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和实施、为政权稳固和社会发展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双语教学的现状

　　中国是多民族和多语种的国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复杂性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还将长期存在。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语言出现接触后，语言影响、语言融合和多语种并存也是长期存在的社会语言现象。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学习第二种语言甚至第三种语言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也比比皆是，比如，青海省就有藏、汉、蒙古三种语言通用的地区。尤其是官方语言单一的多民族国家，使用非官方语言的民族在学好母语的同时还要学习官方语言，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语境对各种语言之间的接触和影响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因而，中国民族教育中，多语种教育即双语教学甚至三语教学都是普遍现象，也是无法回避的主题。这就说明，采取多语种的教育形式，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府奉行各民族语言和文字平等的政策，用行政力量推动少数民族教育，尤其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保护和发展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化传统，其发展和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创建了新中国的学校教育模式，私塾等传统教学模式逐渐消失。在传统教学模式当中，只有寺院教学得以保留与学校教学模式并存，但寺院教育模式并没有进入国家的教育体制，而是在寺院管理的体制下自然发展。

　   （2）在民族教育中，根据各地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形成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以汉语言文字的教学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模式。

　   （3）在实践中造就了一批双语教师，培养出一大批适应民族地区建设和发展的民汉双语的各种人才。

　   （4）在各种学校建立了民汉双语专业各种短期培训班，甚至在一些非语言类的专业开始设立了一些民汉双语的班级，拓展了我国民族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5） 建立了民汉双语教育的教材编写体制和各种教材及其参考资料体系。

　   （6）在民族教育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初步形成了具有我国教育特色的民族教育模式，为民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储备了积极的能量。

        二、陈旧的模式和新时代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教育起步于像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文教研室、西藏民族学院的干部培训班、青海民族学院的民族公学等刚刚建起来的学校，为民族地区培养干部是其主要任务，鉴于当时的社会需求，这类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政策为主的双语教学，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少数民族干部则学习汉语言文字，所以，从这个基础上继承和延续下来的民族教育也将民族语言文字教学作为主要特征。这样的模式曾经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干部。但是，半个世纪以后，这样的模式不再适应当今的民族教育和双语教学的要求和实际，也不再适应社会进步的需求。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行各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人才的专业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初期要求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干部懂汉语言文字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很多行业仅仅懂得民族语而没有用双语学过专业的人已经连基本的翻译都做不了。比如：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人员，即使懂双语，也无法准确翻译大多数法律词汇，更不用说用民族语进行法庭辩论等更高层次的工作了，因为他们只用单语学习法律知识；新闻传播的从业人员，全是从藏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学生，几乎没有学过专业，而学过专业的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很少懂双语的，都是外行人做传媒专业，无法满足双语专业媒体工作的需求；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几乎没有用双语学过专业的，在当前民族地区的绝大多数银行，一个不懂汉语文的老百姓连最基本的存钱、取钱和汇钱等简单操作都做不到，更不要说理财等更加复杂的金融业务，严重缺失服务于群众的社会功能。不仅仅上述法律、新闻和金融行业才存在这样的问题，民族地区的各行各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当前双语教学功能最大的缺失，说明民族教育没有能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及时调整好它的功能，拓展它的内涵和外延，甚至可以说，目前的民族教育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教育体系。更严格地讲，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后，民族教育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

　　目前的民族教育实际上指的就是以双语教育为主的各级学校教育，其核心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语文教学，中小学用少数民族语言讲授的数理化课程在逐年减少，大学教育中用双语讲授的专业和课程如蜻蜓点水，民族教育的内容远远没有能够涵盖民族地区需要的各行各业双语人才的专业面和知识面，甚至出现用民文教育来代替民族教育的趋势。实际上，民文教育或者双语教学仅仅是民族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教育的内涵应该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泛，民族教育应该将培养民族地区各行各业需要的双语人才作为它的主要内容，这个各行各业应该包括社会行业的主要部分，即语言、文字、法律、金融、新闻、医学、管理、旅游、艺术、博物，等等，作为培养这些专业双语人才的基础，在中小学期间除了汉文和民文以外，还要加强双语数理化的教学，并且持之以恒，避免一届领导换一个教学模式，一任局长换一套课程和教材，教学语言不稳定，课程体系不健全，知识体系不系统，所学课程缺乏专业特色，所学知识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竞争力。

　　另外一个问题也需要关注。20世纪50—60年代，国家不仅提倡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语和汉文，同时也提倡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而且这种政策执行力度很高，许多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确实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并且学的很有成效，因而，他们在少数民族工作没有语言障碍，也有助于他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群众，少数民族倍感亲切，他们与群众也没有隔阂，干群关系很好。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国家政权逐步巩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逐年增多，已经形成汉语人群和汉语社会，汉族干部不再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虽然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和汉文成效显著，但地处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仍然不懂汉语汉文。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到了21世纪，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下乡不能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群众沟通，加上汉族干部不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府工作人员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语言障碍重新出现。

        三、对双语教学的认识差异

　　一般来讲，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两个教育模式，即普通教育和双语教育，前者全用汉语授课，后者是用一种民族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进行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在双语教学模式中，像内蒙古自治区和青海省的一些比较成功的地区，双语教育又有第一模式、第二模式和第三模式之分，第一模式就是针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和牧区的学生用民族语讲授所有的知识，加设汉语文课；第二模式是针对居住在城镇的少数民族学生以汉语文传授所有知识，加设民族语文课；第三种模式以民族语和汉语讲授的课程占所有课程的一半。学生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本来，针对不同的情况如农牧区和城镇地区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是正确的，从20世纪50—60年代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实践来看，这样的多种模式自由选择符合实际情况，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一致欢迎，也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合格人才。广大少数民族群众都盼望在学习国家通行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学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能够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保持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希望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能够容得下各民族文化传统“百花齐放”，共同发展，共同建设新中国的“两个文明”。但是，在我国教育界，有一部分人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总是居高临下，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都是落后的、愚昧的、无知的，是一种需要逐渐被“淡化”“代替”和“过渡”掉的文化传统。有些地区虽然没有正式文件规定，但在具体实践中，不听少数民族学习自己语言文字的呼声和要求，强行将第三模式改成第二模式，将第二模式改成第一模式，甚至有些民族自治地方的第一模式都被强行取消，在实践中达到“淡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目的。有些地区如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马尔康、小金、壤塘、黑水，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康定，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门源、刚察、海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如乐都等县已经从学校教育中完全或者部分取消藏语言文字教学，上述藏族自治州（乐都除外）的大多数藏族农牧民已经成为藏文文盲。在有些省区的民族教育工作中，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要在规定的时间段里从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教学体系中逐步退出，逐步被国家通行语言文字“代替”和“过渡”，使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成为单语的教学体系，最终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从学校教育体系中废除。对这种做法，在少数民族群众当中弥漫着强烈的不满和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前途深深的担忧。有些人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当代教育的趋势，是所谓的落后民族向先进民族学习的必然结果，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危害：

       1.危及社会稳定

　　如果少数民族群众的这种无奈、担忧和不满长期得不到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从学校教育中逐步被“代替”和被“过渡”掉，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就会不同程度地爆发。几年前青海省教育厅颁布文件正式规定藏语文教学逐步从中小学教学体系中退出，引发了藏族中小学学生大面积游行和抗议，甚至波及大专院校的藏族学生，引起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强烈动荡，甚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样的政策在有的省区目前仍在执行，其结果有目共睹。

        2.造成民族隔阂

　　这样的做法引发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前途的危机感，进而导致对政府和主体民族的不信任感，造成了政府和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强化了少数民族对自己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前途的担忧，进而增强了他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保护意识和他们的民族意识，结果势必在民族之间造成严重隔阂。任何时候，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都是国家核心利益，上述做法已经成为危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隐患。

       3.弱化国家认同

　　任何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都不能仅仅靠传授爱国教育获得，更为重要的是，每个民族都要在自己的国家里感到温暖和安全。中国的少数民族与一些国家的移民少数族裔不一样，他们都是土著民族，对世居地固有的土地、山川、语言、文字有着深厚的感情，具有强烈的归属感，这与那些已经离开世居地并已经飘移了好几代的族群有着很大的区别。少数民族在国家体制中的安全感包括许多方面，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安全感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继续这样的做法，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引发少数民族在自己国家里缺乏安全感，引发对国家的离心力，弱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削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4．违犯国家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语言和文字的平等是宪法赋予他们的神圣权利，各个少数民族都有学习、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权利。上述做法已经违犯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即宪法，也违犯了民族自治法。在国家正在稳步加强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逐渐成为国人的基本理念的时候，上述做法与基本国策背道而驰，已经成为违犯国家法律的行为。

        四、双语教学与国家安全

　　在全球化浪潮中，各民族都接触到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各种思潮，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这些思潮必然影响到教育界，影响到在校学生的思想状况，并直接影响及其诱发一些民族意识。管理层面对这些思潮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学生对这些思潮的理解和态度都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教育安全。所以，任何国家在教育体系中必然设置国家认同教育，这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教育体系为国家安全服务的一个重要职责。无论从理论构建还是在实践环节这都是教育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同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新中国的民族教育在这一方面进行了长期和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国家认同教育，为中国的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在目前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国家认同教育仍然存在一些误区，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梳理，重新认识和重新应对。

　　目前民族教育中的国家认同教育，往往只注重爱国主义知识的传授，认为只要给少数民族学生传授有关爱国知识，灌输爱国思想，他们就会爱国，就会忠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思想甚至认为，对少数民族学生应该强化汉语言文字教育，淡化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化意识，他们才会爱国，并将其作为国家认同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设计和实施。进而认为，凡是重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就是消极的，甚至是危害国家利益的，当另类看待。其实，国家认同教育的知识传授固然重要，但这样的思路及实践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任何民族只有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感到安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史为鉴，清朝尤其在康乾时期，藏族人民对清朝皇帝的认同和爱戴达到极致，清朝政府并没有推行满语文教育，更没有将皇帝画像强行送进寺院，清朝皇帝们作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早已进入了藏传佛教的信仰体系中，和菩萨一起被供养在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佛堂里。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们纷纷进京朝觐，求得朝廷的册封。边疆地区一有风吹草动，立即上报清朝中央，并积极协助清朝剪除祸乱，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时期，也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最强的时期之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政府高度尊重边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甚至皇帝自己也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还用民族文字著书立说。少数民族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国家对他们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作为中国文化的认同，因而，少数民族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生存和发展没有危机感。质言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不是来自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知识传授，而是来自国家体制对他们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的认同。20世纪50—60年代的新中国有过一些动荡，但那段时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那个时候的民族政策执行力度很大，党和政府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政府提倡和鼓励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主体民族这种宽宏的气度和真诚的态度感动了少数民族，使少数民族真心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帮助建立各级地方政府，刻苦学习汉文和汉族文化，主动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今世界一个鲜活的例子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族群由于英语文化的强力挤压和侵蚀，以及法语及其文化传统的生存和发展遇到挑战的危机感而长期谋求独立，法语文化被边缘化助长了魁北克法语族群的独立意识。虽然，魁北克的独立运动不仅仅是语言文化问题，但无法否认的是，它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法语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的危机感连在一起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表现出来的。但是，加拿大政府通过政府行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提高了法语及其文化传统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法语成为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之一，与英语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加拿大的独立运动及其带来的紧张气氛迅速趋缓。再比如，瑞士是在一战和二战期间都没有经历战乱的非常稳定的国家，在研究其社会稳定的诸多因素中，确定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三种语言为官方语言，给予这三种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传统以同等的法律地位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比如，美国早期是英语一统天下的国家，但是在多元文化的长期冲突中，语言文化政策开始多元化，采取双语教育，西班牙族裔和印第安族裔等少数族群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和英语接受双语教育，这样的做法反而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融合。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这些事例说明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认同才是最重要的，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及其实际执行来显示的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化传统的高度认同，能够赢得少数民族发自内心的国家认同感，其效果事半功倍。当少数民族对自己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安全感，享受到国家体制内的实际平等，切实感受到国家的体制关怀和人文关怀的时候，他们会加倍感激国家，这样才能够产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向心力，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就是说，在构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的时候，只有当国家行为使少数民族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有安全感，被尊重感，才可能赢得对国家的认同，二者是互动的，缺一不可。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不仅表现在教学体系中，更应该体现在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微软和苹果在他们的软件系统中开发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学习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本来是中国人自己应该做的。

        五、双语教学的文化责任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教育承担着多重责任，除了为民族地区培养各行各业的双语专业人才以外，另一个重要责任就是继承和发扬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进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及其文化传统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任何文化之间只有差异，没有优劣之分，都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原佛教协会会长问一位藏族干部：你知道藏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什么吗？然后他自己回答道，藏民族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比较完整地传承了佛教文化。可见，任何民族的文明传统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任何有远见的人都会珍惜的。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都需要花大力气去继承和发扬。

　　语言文字是文化传统的载体，如果没有语言文字，就无法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语言文字还是任何民族的文化身份及其特征符号，它代表了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已经灭绝的语言文字是无法重新恢复的，拉丁语、梵语和满语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全世界每年都有很多种语言文字在消失，这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极大损失，同样是人类的灾难和悲哀。国家为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化传统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投入了极大的人力和财力，新中国几代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双语教学就是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化传统的最好途径，所以，做好双语教育工作，做好民族教育工作，保护好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责任，更是地球人的历史责任。

　　总之，与汉文化一样，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做的只有继承和发展，而不是让它们被“淡化”和被“代替”。少数民族只有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安全感，并且感受到国家体制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政治认同尤其是实际支持时，才能增强他们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两者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有了危机感，担心其被“淡化”和被“代替”时，他们对国家体制的认同感就会被削弱，就会产生离心力，久而久之，就会严重影响国家的民族团结、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所以，双语教学在民族教育顶层设计中的政治定位及其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实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这就是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