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作为汉地的传奇人物，受到汉地百姓及道教、汉地佛教的极力崇拜，有其感情因素。那么，在汇宗寺的章嘉仓这座藏传喇嘛教寺庙中，关羽为何也受到崇拜？而且，在汇宗寺章嘉仓主大殿大梁上还绘有道教的“八卦图”呢？
南陈光大年间(567年)，当阳县玉泉山首建关公庙，这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关公褒扬喝彩的产物，更是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统治阶级从封建道德的角度，大肆宣扬关公的忠孝节义，使关公信仰在不太长的历史时间里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庙宇增多，达数十万座。关公的封号也在不断加多，隋朝时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关公的神仙故事。到了唐朝，关公庙更在增加，文人墨客诗文或碑帖中常提及关公，并开始出现在家中悬挂关公神像。宋代被封为“显灵王”、“忠惠公”、“祟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壮穆义勇武安王”、“英济王”。元朝被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封“协天护国忠义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等等。
供神的场所除了道教宫、观，还有佛教场所乃至家中，都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关公神像。至清代中期，多伦诺尔兴起之后，在多伦诺尔城内的关帝庙就有七座之多。乾隆十年（1745年），多伦诺尔建起山西会馆，在会馆内建有关公大殿，供山西籍商人供奉。山西商人供奉关帝，无非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因为关公是山西省人，山西商人借助于地缘亲情，在经商之地的多伦诺尔建庙立祀，以共祭武财神之机，祈求关公保佑，并联络在多伦诺尔经商的山西籍商家之间的感情。
第二，它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为经商的核心理念。山西商人之所以对关羽情有独钟，膜拜之至，奉他为精神领袖，最根本的原因是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对于多伦诺尔商人来说，关公最重要的特性是重承诺、守信誉、来去明白、义气深重、一字千金。这在当时缺少经济法规约束的情况下是尤为重要的。
忠就是“尽己”，就是责任心，就是爱国。以爱国为使命，以社会大众为考虑前提，向来是经营任何事业的第一条件。没有蒙古地区的安定，草原上社会的繁荣，就没有多伦诺尔商家的生命和发展。山西商人深明此理。
义就是“信义为上，利从义来”，是商人从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传家宝，而关羽被人们誉为最讲“信义”的神灵。因此，山西商人以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行为。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商业活动。在当时尚无经济法规的情况下，多伦的晋商们都是到关公塑像前“签订经济合同”的。同时，晋商又从关羽身上汲取无穷的正义力量，使草原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
多伦的山西商人齐集关帝庙议事，实际上更重要的伦理意义在于，借助于神祗的精神威慑力量，增强商人在神祗监督下的自我约束能力，警惕“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独网其利”等邪恶动机的产生，树立起诚商廉贾的商家正气和良好形象。
“忠义”两字，把多伦诺尔晋商推向了宏大的商业舞台。在山西商人的影响下，其他商人对关羽的崇祀也渐成风气。正如清史学者郭松义所说：“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又遍布全国，当时各地的许多祀关坛庙，就是由山西商人出资修造的，其他商人受其影响，相互效仿，因此形成风气”。
第三，它以巨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建筑的布局、形制和装饰艺术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使其成为古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是晋商财力雄厚的一个展示窗口。在多伦诺尔山西会馆内的关公大殿厢房墙壁上，曾绘有大量关公生平的壁画，壁画上有实力雄厚的晋商商号的“题跋”，这是晋商实力雄厚的具体体现。晋商经济实力的展示，也把多伦诺尔传统的建筑文化推向了最高水平。
第四，它把举办晋剧演出(俗称“庙会”)以娱神娱人作为重要活动，以其经济实力和商业需要，对我国传统的戏剧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关公的崇拜和信仰，一般商人的着眼点多停留在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和消灾免难上。晋商则通过会馆的功能，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引入商业文化，引入经济领域，使之成为商业文化的主流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力，这对关公文化精华在近现代的传承是很有意义的。
汉传佛教尊关公为伽蓝菩萨，为守护汉地之殊胜护法。
那么，关羽作为汉地的神祗又如何进入到喇嘛教中去呢？原来，藏传佛教尊关公为护法，始于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进京时期。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进京的时候，见到一个红脸长髯的武将来迎接。但到了金銮殿上没有见到红脸长髯的武将，于是就问乾隆皇帝，乾隆说：“那可能是关公吧。”自此以后，关公就成为藏传佛教护法。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大师说：“凡作为汉地（喇嘛教）国师或者呼图克图者，都要供奉这个护法。”
而藏传佛教正式将关羽纳入护法之行列，则是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呼图克图的时候。据土观活佛所著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
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十七岁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入藏，十九岁返回北京，途经四川襄陵山，在山下住宿。章嘉活佛夜里梦见一个红脸大汉对他说：“此山顶上便是我家，请往小憩！”言讫，一步跨上山颠，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也随至到了那里。只见那里有许多富丽的房舍。红脸大汉将章嘉·若必多吉活佛请到中间屋中，献上各种食品，还将妻子儿女引来拜会，说道：“从此地以下汉地都属于我管辖，给我布施食物者在西藏也有不少，特别是后藏的老年高僧一再供给我饮食。从今天起，我做你的保护者，明日你在途中将遇小难，吾可排除”。
次日途中，有一猴子从树林里抛出一块石头，直奔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而来，可是却打在了离他很远的侍者楚臣达杰头上，楚臣达杰只是受了点轻伤，并不要紧，章嘉·若必多吉活佛这才知道，这是红脸大汉保护了他。据说那个红脸大汉就是汉人所说的关云长，译成藏语，称为“珍让嘉布”(意为云长国王)，辫子和性格都与“珍让嘉布”一样。说“后藏有布施食物者”是指班禅供养的有辫子的姊妹护法神。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亲自对土观活佛说过：“后来去西藏时，在那山底下献酒祭礼，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一只老虎，一直把我们送到山背后，这事当时的随从都看到了”。
有一次在京城，章嘉国师害上了一种好像是痛风的病，手足麻木，又患眼疾。过了很久，尽管请了名医精心医治，侍从又努力去做祈愿健康的法事，亦无济于事，不见好转。乾隆皇帝也十分着急，轮番派遣几位汉族名医，皇帝也亲自前往看望，以无量恩德护持。当时，巴桑曲杰举行天女圆光占卜，幻景中只见章嘉·若必多吉国师身边拥聚了很多非常大的蜘蛛，欲与章嘉国师抗衡较量。这时，一个威风凛凛的红脸大汉手持宝剑来到近前，将那些蜘蛛赶往他处。
那天晚上，章嘉·若必多吉国师梦见一个红脸人对他说：“伤害您身体的那些小鬼已被我驱逐。” 章嘉·若必多吉国师问：“你居住何处?” 红脸大汉答到：“我住在皇宫前面大门外右方。”次日章嘉·若必多吉国师，打发侍从前去察看，被称为前门的城门外有一座关帝庙，内供以前塑造的关老爷即关云长的塑像，历经各代，香火不断。想必是这位关帝保佑章嘉·若必多吉国师，章嘉国师遂举行了大祭。
后来在达扎济仲活佛（即七世济隆活佛）的鼓励下，章嘉·若必多吉国师还撰写过一篇祭奠文，名为《关老爷之祈供法》。短文先扼要地讲述了祭祀仪轨,提到了祭祀用物、祭祀者应有的心态、所使用的咒语和手印等,其后便是对关老爷的祈祷用语：
神通威力自在王
佛门护法关云长
诚心供养祈祷你
赐福消灾常护持
章嘉活佛之高足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更是著写了《降三界魔·嘉钦关云长前供养金汁法》的供养仪轨和《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和祈供法——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的功德文，对关羽进行系统性的藏传佛教化，文中称关羽为“珍让嘉布”，含义为“云长大帝”，可见此名是受关羽帝君一名的影响。文中首先说明关羽是汉地过去的著名武将，后来惨死而被智者大师度化等基本与汉地的传说一致。(历代班禅都是以大红司命（关云长）为重要护法。土观活佛在此肯定了关羽“智慧护法”地位。
事实上，关羽在被各个宗教吸收为自己的护法或神祗后，无论是历代皇帝的册封、各个宗教的提升或是民间信仰的崇拜，其地位也从“将”升格到“帝”，从“鬼”升格到“神”。到了清代，统治阶级认为自己能入主中原是得到了关公的神佑，皇太极还亲赐一块“义高千古”的匾额，定“岁时官给香烛”。入关后，又沿袭了明代岁祭关庙之例。所以，顺治皇帝特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城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笼络蒙藏贵族、喇嘛。到雍正帝时，雍正还专门写了一篇《关帝告祭文》，称关帝素志忠诚，天姿勇毅，九霄皎，长悬翼德之心；万古英风，不泯劲刚之气；学宗洙泗，生平诵习《春秋》；光动山河，义烈照垂宇宙。
18世纪以来，清政府陆续在蒙古、西藏地区大批建造关帝庙，又使关帝与毗沙门天神祗相融合，成为蒙古旗人的保护神，而毗沙门天长期以来被视为西藏和蒙古的英雄——格萨尔的化身。19世纪下半期，蒙古的僧侣干脆就把关帝——格萨尔融为一体，奉为喇嘛教的保护神（桥本光室：《蒙古喇嘛教》第200页）。而藏传佛教要在汉地进行传播，就必须和汉地的文化及神祗相融合，当然就顺理成章地对汉地极为崇拜的关羽进行了争调和藏化，来吸引汉地的信众，汇宗寺大殿供奉关羽，就是藏传佛教和汉地信仰融合的标志。关羽进入藏传佛教庞大的神灵体系之中,是内地与藏族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产物,也说明了文化交流的多层次性。所以，在汇宗寺章嘉仓供奉关羽（五部财神），还有其大梁上绘有八卦图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资料：《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晋商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