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隶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宗教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在浙江大学举办了成立大会，主任为资深学者庄孔韶教授。国内研究宗教人类学的学者及宗教界、企业界的人士参加会议，呈现出学科发展的活力。庄教授强调，宗教人类学专委会应当秉承人类学尊重多元文化的传统，运用田野工作的看家本领，细致描摹，潜心研究，从人类学角度对宗教研究形成学科贡献。
从宗教学的视角看，宗教人类学之所以重要，首先源于学科历史。宗教自身的历史很长，在宗教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众多重要的宗教思想家。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把宗教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则是19世纪晚期以后的事情，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而在宗教科学研究的早期，也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比重最大的部分，就是对宗教的人类学研究。一系列重要的宗教学者，如斯宾塞、泰勒、弗雷泽、马雷特以及杜尔凯姆等，其研究方法无不具有很强的人类学色彩。要学习宗教学，首先就要了解宗教人类学。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必将推动整个宗教科学研究。
宗教人类学在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直到今天，宗教依然被看做是敏感话题，宗教研究仍然有很多禁忌，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宗教研究与宗教发展之间的不相称。就宗教研究团队来说，在我们国家，宗教学是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相当一部分宗教研究者都在哲学院系，从事宗教哲学与思想的研究。近10多年来，当我们推动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时，发现宗教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方法论差异，一个宗教哲学研究者即便认为宗教社会学研究很重要，但要完成方法论的转型，还是十分困难。要推动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寻求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宗教、发表论著，在中国具有很深的学术传统，而且传替有序。民国时期，已经有很优秀的宗教人类学著作，如林耀华教授、费孝通教授及其弟子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人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被取消了，但学者们还是在民族研究、民俗研究、艺术研究、民间文学研究乃至中医药研究等学科，努力做宗教方面的研究，并力所能及地发表论著。最近30年来，随着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宗教人类学在不同的学科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培养了一批青年才俊。今天，宗教人类学专业学术委员会的成立，无疑将会对不同方向的宗教人类学研究起到整合、促进的作用。
客观地分析中国3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宗教作为一个社会元素，与现代化携手并进，越来越重要。在国家、民族、国际关系、政治运动、法律等诸多领域，宗教往往还是一个活跃的因子，甚至会扮演核心角色。从不同的学科介入宗教领域，开展科学研究，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在中国社会学会，已经有宗教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现在又成立了宗教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正是社会与学科互动发展的见证。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学科成立宗教的专业委员会，实现宗教研究的综合创新，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魏德东 2014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