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史集》是研究元代和明初西藏历史的一部重要的藏文资料，但是关于该书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stag-tshang-rdzong-pa-dpal-vbyor-bzang-po）的记载很少，不为学术界所知，影响了对该书的研究的深入。本文通过对元末明初西藏地方的政治和宗教状况的分析，探讨班觉桑布生活的历史环境，再结合藏文《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的记载，考证出班觉桑布即是该书记载的嘉乔贝桑，在宗喀巴推动“宗教改革”的初期，是宗喀巴的一个重要的合作者，对宗喀巴创立格鲁派的准备工作有相当的贡献，在当时的西藏佛教历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一
还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约是1980年的春夏之交，王尧教授到美国参加藏学学术讨论会带回一册在美国影印的源出于不丹王家图书馆的《汉藏史集》（rgya-bod-yig-tshang-chen-mo）的手抄本。这册珍贵的藏文史料立即受到我国藏学界的高度重视。东嘎·洛桑赤列（dung-dkar-blo-bzang-vphrin-las）教授阅读后立即将该书推荐给设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以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名义在1983年影印出版了《汉藏史集》。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尧教授和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审定过的、陈践教授清抄整理的《汉藏史集》藏文版。应西藏人民出版社汉文编辑室杨志国先生的约请，笔者从1985年到1986年春依据这两种本子将《汉藏史集》翻译成汉文并，在1986年底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由于出版社要求的时间很紧，加之译者的学识水平的限制，译文中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尽管如此，由于《汉藏史集》本身的史料价值和重要性，汉译本还是受到藏学界许多学者的重视和欢迎。这十几年来，在许多学者的藏学论著中，尤其是研究吐蕃和元明时期的西藏的历史和宗教、文化的论著中《汉藏史集》的许多记载被广泛引用和论证，成为一本极有价值的学术资料。
在《汉藏史集》汉译本出版十多年后的今天，作为该书的汉译者，笔者深感对《汉藏史集》这部珍贵的史籍的认识还有不少的缺憾。首先，对于该书的作者，我们至今仍然所知甚少，国际藏学界也没有见到有探讨的文章，可以说仍然停留在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在1983年5月为《汉藏史集》的藏文版所写的简介的水平。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当时写道：
“《汉藏史集》对于藏族历史研究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在国内属于珍奇史料之一。该书作者为达仓宗巴·班觉桑布（stag-tshang-rdzong-pa-dpal-vbyor-bzang-po），其事迹迄今未见记载。据该书上册五十七叶说，该书写于木虎年（甲寅），一百九十二叶说：‘从阳土猴年（戊申，公元一三六八年）汉地大明皇帝取得帝位至今年之木虎年（甲寅），过了六十七年’，说明此书写于藏历第七饶迥之木虎年，即公元1430年。该书后记中又说，该书写完之时，江孜法王热丹贡桑还在人世。”
实际上，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我们的认识来自作者自己在书后所写的一段跋语：“按照佛陀教谕及执掌佛法之诸伟人之意愿，将此赡部洲大多数译师、班智达、贤哲、法王等人为弘扬佛法所建立的功业，汇编成这本《贤者喜乐文书》（legs-bshad-mkhas-pa-dgav-byed-yig-tshang，这是《汉藏史集》的别称）。笔者释迦牟尼之居士室利补特跋陀罗（shvakyavi-dge-bsnyen-shri-bhu-ti-bha-dra，其中的居士dge-bsnyen疑为比丘dge-slong之误），即叶如达仓巴（g·yas-ru-stag-tshang-pa），于阳木虎年（shing-pho-stag）在达那东孜（stag-na-don-rtse）写成。祝愿因此善业，清净无垢之佛法长久住世，使具缘之人读后心生欢乐。”
在这里，作者是把他的名字用梵文写出，“室利shri”意为吉祥、福运，“补特bhuti”意为充满、普及，“跋陀罗bhadra”意为善、好、美丽，藏文中与此相对应的人名即是班觉桑布（dpal-vbyor-bzang-po）“班觉dpal-vbyor”意为富足、吉利、经济，“桑布bzang-po”意为善、好。正因为如此，大概是受不丹王室崇奉的主巴噶举派的喇嘛在抄写《汉藏史集》以后所增加的一段祈愿词说：
“再者，叶如达仓巴·班觉桑布（g·yas-ru-stag-tshang-pa-dpal-vbyor-bzang-po）所著之《汉藏史集》由各种王统、史籍中摘要汇集而成。其简明流畅之文字，在此幸福美妙之人世，犹如饥渴之中送来佳肴美食。祈愿因为写造此书之善业，佛法弘扬，长久住世，具吉祥主巴噶举派之政教权势坚固。由此法力，吾等众生享受康乐吉祥，获得正确的教法。以上是因助手邬仗那丹增之劝请而书写之祝愿词。”
正是依据这一段祈愿词，四川民族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汉藏史集》藏文版时，将作者的名字直接署为“班觉桑布著”（dpal-vbyor-bzang-pos-brtsams）。但是，无论是室利补特跋陀罗还是叶如达仓巴·班觉桑布，在有关的藏文史籍中都无法找到进一步的记载，所以即使是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这样的博通藏文历史和宗教的各种典籍学者，在当时也只好说：“其事迹迄今未见记载”，将此作为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遗留下来。
二
笔者认为，要探讨这位“叶如达仓巴·班觉桑布”的事迹，应当先对“叶如达仓宗”进行一番考察。“叶如”（g·yas-ru）是吐蕃王朝的行政区划中吐蕃本部的四如之一，按敦煌古藏文文书的记载，是以襄南木林的雄巴蔡为中心，管辖后藏的雅鲁藏布江的北岸地区，包括今天的南木林县、谢通门县、昂仁县、萨噶县和吉隆县等。达仓宗（stag-tshang-rdzong）的位置应该在今天吉隆县县城所在地宗嘎镇，是元朝后期萨迦派的都却拉章的人在宗嘎地方建立的一座城堡。实际上班觉桑布自己在《汉藏史集》中就对“达仓宗”的来历做了清楚的描述，在讲到萨迦款氏家族后来分化为四个拉章时，对其中的都却拉章作了如下记载：
“（八思巴的侄子）达尼钦波桑波贝（bdag-nyid-chen-po-bzang-po-dpal）的另一个妻子玛久仁达玛·拉久尼玛仁钦（red-mdav-ma-lha-cig-nyi-ma-rin-chen）生了兄妹三人，哥哥幼年夭逝，他下面是女大师贡噶本，幼子为王贡噶勒贝坚赞贝桑布（kun-dgav-legs-pavi-rgyal-mtshan-dpal-bzang-po），生于其父47岁的阳土猴年（1308年），妥欢帖睦耳皇帝封他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并赐给让他统领吐蕃三个却喀的诏书。并命他娶了以前的白兰王索南桑布（bsod-nams-bzang-po）的妻子布达干（bhundagan）公主。他于29岁的阳火鼠年（1336年）在塞浦地区的叫做鲁布擦扯的地方去世。”
这里所说的“以前的白兰王索南桑布”，即是《元史·释老传》中提到的白兰王琐南藏卜。据《萨迦世系史》记载，他是达尼钦波桑波贝所娶蒙古的门达干公主所生，元仁宗时尚公主布达干，受封为白兰王，在与公主一起返回萨迦，布达干公主生有一子仁达那巴扎，25岁时在汉地去世。而《红史》可能
是把索南桑布和他的儿子混淆，说索南桑布是在朵甘思去世。《朗氏家族史》中大司徒绛曲坚赞说白兰王夫妇在返回萨迦时在帕竹万户长久停留，要帕竹万户供给，使帕竹万户差役负担沉重，双方还因此发生了争执。看来是在索南桑布夫妇返回萨迦以后，索南桑布才去世的，故元朝皇帝命索南桑布的异母弟贡噶勒贝坚赞贝桑布续娶布达干公主，继承白兰王的封爵!此事本来也可以算是元朝皇室和萨迦款氏家族的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因枝蔓过多，故在此不赘。而这位白兰王贡噶勒贝坚赞贝桑布则与达仓宗的建立有关。《汉藏史集》记载说：
“白兰王贡噶勒贝坚赞贝桑布娶了贡塘喀巴的女儿拉久贡迥杰莫为妻，她生了女大师索南本。贡噶勒贝坚赞贝桑布又娶了帝师扎巴俄色的女儿玛久根敦本为妻，她生了三个儿子。长子为喇嘛钦波索南洛追坚赞贝桑布（bla-ma-chen-po-bsod-nams-blo-gros-rgyal-mtshan-dpal-bzang-po），生于其父25岁的阳水猴年（1332年），他精习父祖所传教法，具足功德。在他23岁之时，他的管事官员仁桑大师经手，从宗喀（即宗嘎）的主人本钦贡噶桑布的弟弟本宣努贝的侄子本顿珠贝的手中购买了宗日地方，并于阳木马年（1354年）三月五日奠基，动工兴建达仓宗城堡，并将此城堡和寺院献给索南洛追坚赞兄弟。索南洛追坚赞三十岁的牛年（1361年），妥欢帖睦耳皇帝派金字使臣达玛格底和额布院使先后前来，在吐蕃封索南洛追坚赞为帝师，封其弟为白兰王，并赐给管辖达仓宗和曲弥万户属下各地的诏书索南洛追坚赞应邀前去朝廷，于三十一岁的阳木虎年（1362年）三月十日，在大都梅朵热哇去世。（玛久根敦本所生的）次子在幼年时夭逝。幼子为扎巴坚赞贝桑布（grags-pa-rgyal-mtshan-dpal-bzang-po）大师，生于其父去世六个月后的阳火鼠年（1336年），妥欢帖睦耳皇帝封他为白兰王，为他设置左右衙署，并赐给他掌领西土的诏书，据说他是一个大瑜伽自在师，在政教两方面都建有大功业。他于四十一岁的阳火龙年（1376年）伴随诸种异兆，在达仓宗的旧寝殿去世。他们兄弟执掌的是都却拉章（dus-mehod-bla-brang）。”
这也就是说，达仓宗是1354年兴建的，这一时期萨迦派掌握的西藏地方政权处于一个急转直下的时期，《汉藏史集》没有讲述这一历史的背景。大约到1349年，帕竹万户的大司徒绛曲坚赞已经击败了受到萨迦派支持的雅桑万户、蔡巴万户、止贡万户，控制了前藏的大部分地区，并开始进兵后藏。由于萨迦派的内部斗争一直不停，绛曲坚赞在1351年击败了萨迦的军队。绛曲坚赞在仁蚌留兵驻守，并将曲弥万户的部分地区划给仁蚌管辖，监视后藏地区，同时在名义上保留了萨迦派的原有的地位。对绛曲坚赞的势力进入后藏，萨迦派以喇嘛丹巴·索南坚赞 （bla-ma-dam-pa-bsod-nams-rgyal-mtshan）为首的一些人愿意与帕竹合作，但是更多的人并不心悦诚服，有的准备武力反抗，有的则迁移到远离战乱的地区。都却拉章的索南洛追坚赞和其弟弟扎巴坚赞1354年从萨迦迁往达仓，并在那里建立达仓宗城堡，就是萨迦派应对变局的一个重要措施。也就在这一年，由于萨迦派再次发生内争，萨迦派的拉康拉章的人把曾任本钦的甲哇桑布（rgyal-ba-bzang-po）监禁起来，继续和绛曲坚赞对抗。于是绛曲坚赞以解救曾经担任过元朝宣政院院使的一品大员甲哇桑布的名义，争取到元朝在西藏的驻军和宣慰司官员的支持，进兵攻占了萨迦。甲哇桑布在得到解救后，真心归附绛曲坚赞，把自己的儿子和领地托付给绛曲坚赞，绛曲坚赞在萨迦寺留下200名士兵驻守，接管了萨迦寺的管理权，这可以说是管理西藏地方八十多年的萨迦地方政权的最后结束。尽管几年以后萨迦派的一些人害死甲哇桑布，发动了企图夺回萨迦寺的反扑，但是绛曲坚赞很快平息了乱事，对为首的数百人给予处死或者挖眼的处罚，粉碎了萨迦派一些人复辟萨迦政权的努力。政治局势的这种变化，使得转移到达仓宗的都却拉章成为了萨迦派残余势力的代表。而元朝尽管封给绛曲坚赞“大司徒”的封号。承认了他对乌思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但是元朝仍然没有放弃对自己扶植起来统治西藏将近一个世纪的萨迦派的支持，所以索南洛追坚赞仍然被封为帝师，并被迎请到大都去就职，而扎巴坚赞也被封为白兰王。而且大司徒·绛曲坚赞还在《朗氏家族史》中清楚地记载了在1361年迎请索南洛追坚赞进京时，元朝还派宣政院院使等人进藏，命令绛曲坚赞协助宣慰司办理帝师进京的物品供应和摊派差役的事务。这说明元朝末年西藏的政治形势并不像图齐教授以前所估计的，元朝并没有因为国力衰落而无力顾及西藏的政治和宗教事务，元朝对西藏的管理直到元顺帝后期一直在延续，也更不是国外一些人所说的绛曲坚赞推翻萨迦派的统治后西藏地方和中央王朝脱离了联系。
据《汉藏史集》记载：“都却拉章的白兰王扎巴坚赞娶绛巴·玛久拉莫仁钦为妻，生有二子。长子为贡噶勒贝坚赞贝桑布（kun-dgav-rgyal-mtshan-dpal-bzang-po），生于其父22岁的阴火鸡年（1357年），妥欢帖睦耳皇帝封他为大元国师，并赐给诏书，他于28岁的阳木鼠年（1384年）在达那静修地的塞卡拉章去世。次子为南色坚赞贝桑布（rnam-sras-rgyal-mtshan-dpal-bzang-po），生于其父25岁的阳铁鼠年（1360年），妥欢帖睦耳皇帝授予他与自己的长子相等的职位，封他为‘日章王’（ri-rts-ing-dbang），赐给他金印、金牌、银牌，为他设置王傅、傅尉、尚使、司马等左右八种属官，任命他为御史台一品副使，赐给掌领西土的诏书。他在政教两方面都建立了大功业，于49岁的阳土鼠年（1408年）四月二十四日伴随诸种异兆，在门康泽东宗的寝殿去世。”我们应当注意到白兰王扎巴坚赞是1336年出生、1376年去世的，他的两个儿子是在1357和1360年出生的。当元顺帝1368年逃出大都、元朝灭亡时，贡噶勒贝坚赞贝桑布和南色坚赞贝桑布兄弟仅仅是12岁和9岁的小孩，因此他们被封为大元国师和“日章王”，得到这些封赐的时间，可能是在元朝灭亡后元顺帝在塞北册封的，即是由北元政权所册封的。由于当时扎巴坚赞已经有白兰王的封爵，所以北元妥欢帖睦耳皇帝封给南色坚赞贝桑布一个新的王爵“日章王”，而且其地位与皇太子相等，高于其父扎巴坚赞的“白兰王”的地位。从这里可以看出，蒙古皇室即使在退出大都以后，也没有放弃对遥远的西藏关注，相反的是，由于当时北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和明军激烈对抗，北元反而对西藏更加看重，不惜以高官厚爵来笼络西藏的政教首领，极力争取他们支持北元的反攻复国的事业。
不仅如此，这位南色坚赞贝桑布还应当即是在1373年带领乌思藏、朵甘思各僧俗首领归附明朝的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明实录》对此记载说：“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全酉，诏置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以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凡六十人。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先是，遣员外郎许允德使吐蕃，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于是喃加巴藏卜以所举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来朝贡，乞授职名。省台臣言：‘来朝者宜与官职，未来者宜勿与。’上曰：‘我以诚心待人，彼若不诚，曲在彼矣！况此人万里来朝，若俟其再请，岂不负远人归向之心’。遂皆授职名，赐衣帽、银锭有差。仍遣人诏谕朵甘、乌思藏等处曰：‘我国家受天明命，统驭万方，恩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近者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以所举乌思藏、朵甘思地面故元国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千户等官，自远来朝，陈请职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诚达天命，慕义来庭，不劳师旅之征，俱效职方之贡，宜从所请，以绥远人。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给赐玉印，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朵甘、乌思藏武卫诸司等官，镇抚军民，皆给诰印。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教化导之诚，率民为善，以共乐太平。’初，玉人造赐喃加巴藏卜印既成以进，上观其玉未美，亟命工易之，其制兽纽涂金银印也。仍加赐喃加巴藏卜采缎表里二十匹。未几，喃加巴藏卜等辞归，命河州卫镇抚韩加里麻等持敕同至西番，招谕未附土酋。”此处的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应是在帕竹绛曲坚赞击败萨迦后曾短期出任萨迦本钦的南喀丹巴。（nam-mkhav-bstan-pa，全名应是nam-mkhav-bstan-pavi-rgyal-mtshan），他是在甲哇桑布和旺尊（dbang-brtson）之后出任第二十三任本钦的，当时旺尊企图领兵从帕竹手中夺回萨迦大殿，兵败被俘。因此，南喀丹巴担任本钦应是在达仓宗由白兰王扎巴坚赞委任为萨迦本钦的，由他陪同虽有摄帝师的显赫名号但实际只有14岁的南色坚赞进京朝见，应妆说是合于他们身份的。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称南喀丹巴是拉萨堆绛万户的首领，其祖父云尊（yon-brtson），其父多吉贡布都担任过萨迦本钦，他曾到朝廷朝见，被封为国公，赐虎纽水晶印及封诰，后又加封为大元国师。他虔诚供养萨迦及昂仁为首的寺院，对萨迦派功劳卓著。这与《明实录》说他是“故元国公”正相符合。而我们说南色坚赞贝桑布即是喃加巴藏卜，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一是按照元朝封任帝师的习惯，只有萨迦派的款氏家族的男子或者是萨迦派的高僧才有资格出任帝师，而且在萨迦款氏家族有男性继承人时，不封外姓人为帝师，因此即使是北元时期，摄帝师也应当是萨迦款氏家族的男子。二是在当时萨迦款氏家族的男性成员中，只有都却拉章的南色坚赞贝桑布的名字可以和喃加巴藏卜勘同。按照元代萨迦派的一些人的名字的缩称的习惯，通常是将四个音节的名字取第一和第三两个音节，缩短为两个音节。在写作于元代的《红史》的历任萨迦本钦和朗钦的名单中，就有许多这种例子，例如“贡宣”（kun-gzhon）是贡噶宣努（kun-dgav-gzhon-nu）的缩称，“旺尊”（dbang-brtson）是旺秋尊追（dbang-phyug-brtson-gros）的缩称，“云尊”（yon-brtson）是云丹尊追（yon-tan-brtson-gros）的缩称，“贡仁”（kun-rin）是贡噶仁钦（kun-dgav-rin-chen）的缩称等等。这种人名缩称的习惯大约开始于元代，在元朝中后期到明朝中期比较流行，在乌思藏地区一直沿用到现代。按照这种习惯，南色坚赞贝桑布（rnam-sras-rgyal-mtshan-dpal-bzang-bo）可以缩称为“南坚贝桑布”（rnam-rgyal-mtshan-dpal-bzang-bo），而“坚赞”的读音是因为这两个音节连读时，后一个音节的前加字（m）合并到前面的音节而使它具有鼻韵尾，因而读为“坚”（rgyam），如果没有后一音节，就可以读为“加”（rgyal），而“巴藏卜”为“贝桑布”（dpal-bzang-po）的异译。所以“南色坚赞贝桑布”缩称为“喃加巴藏卜”，应该说是当时符合习惯的做法。如果我们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肯定在明朝取代元朝的过程中，在达仓宗的萨迦派都却拉章的首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这位摄帝师南色坚赞贝桑布，在年仅14岁时就“以所举乌思藏、朵甘思地面故元国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千户等官，自远来朝，陈请职名，以安各族”，也即是带领一批乌思藏的僧俗首领自西藏到南京去与新建立的明朝建立关系，受到明太祖的封赏，这一行动和他的先祖萨迦班智达以63岁的高龄携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从萨迦到凉州去和蒙古阔端汗会见完全可以比美。
达仓宗的萨迦派的首领与明朝的关系还不仅止于此。1406年，明成祖邀请噶玛噶举派的首领噶玛巴得银协巴进京，封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1412年明成祖又邀请萨迦派拉康拉章的贡噶扎西坚赞贝桑布（1349-1425）进京，并封贡噶扎西坚赞贝桑布为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坚赞贝桑布是白兰王扎巴坚赞的堂兄弟，他当时有可能是在达仓宗修习佛法，至少也是和达仓宗的都却拉章的首领关系密切，因此他进京朝见后所取得的两项受萨迦派后人称赞的重要成果即是通过明成祖迫使帕竹政权将萨迦寺交还给萨迦派，以及使明成祖封炽盛佛宝国师南色坚赞贝桑布的儿子南喀勒贝洛追坚赞贝桑布（1399-？）为辅教王。《明史》记载说：“辅教王者，思达藏僧也。其地视乌思藏尤远”。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封思达藏僧南渴烈思巴（即南喀勒贝洛追坚赞贝桑布）为辅教王，并赐诰印、彩币。此后贡使双方往来不绝，明朝太监杨三保、侯显都曾被派往颁赐，而辅教王辖下的许多僧人也都前来朝贡。景泰七年（1456），南渴烈思巴派遣使者来朝贡，上陈自己年老，请求以其子喃葛坚粲巴藏卜代替，得到皇帝允许，并被封为辅教王，赐以诰印、金册、彩币、袈裟、法器。这也就是说，到1434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写作完成《汉藏史集》时，南喀勒贝洛追坚赞贝桑布还以辅教王的职位统治着达仓宗的萨迦派的小政权。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达仓宗所在的吉隆地方，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阿里的一部分，被称为下部阿里，这里一直还存在着一个阿里贡塘地方政权。据《阿里贡塘世系源流》记载，这一地方政权是吐蕃王室朗达玛赞普的儿子微松的后裔赤扎西则巴贝建立的，约在公元11世纪中期，第六代贡塘王拉觉德在贡塘兴建了王宫。第十一代贡塘王朋德衮是八思巴的外甥。八思巴的本钦贡噶桑布还用收买心腹侍从暗中下毒的办法害死了帕竹噶举派在贡塘地方的首领，把一部分原来属于帕竹噶举贡塘的土地和属民划归萨迦，引起了萨迦和帕竹长期的矛盾斗争。1265年朋德衮到萨迦寺去拜见了八思巴，并因八思巴的荐举后来到大都朝见了元世祖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封赏。他回到贡塘以后，扩建了王宫，此贡塘王城在今吉隆县城的东南角，现今遗址犹存。该书还说，第十四代贡塘王赤扎西德时修建了宗喀的外围城墙和达仓贝钦城堡（应即是达仓宗）。由此可见，萨迦都却拉章的白兰王、摄帝师、辅教王等人在达仓宗实际上是处在投奔和依靠贡塘土王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尽管他们有显赫的封号，还笼罩着统治过整个乌思藏地区的萨迦政权的余晖，但是也会时时感到政教权力没落的凄凉。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在(汉藏史集)中很详细地记述了都却拉章在达仓宗的活动以及他们受到元朝和明朝封赐的情况，以及与萨迦派关系密切的夏鲁万户、羊卓万户、襄万户和江孜法王家族的历史，却没有提及贡塘小王的事迹，甚至没有讲到贡塘小王和萨迦派的亲密关系，这一事实使我们可以推测他应该是一位随都却拉章迁移到达仓宗的萨迦派人士的后裔，而不是世居贡塘地方的贡塘王系的属民。不过他不是萨迦款氏家族的成员，因为在萨迦的各种家族世系的著作中，都查找不到他的名字。在宗教上他应该是一位萨迦派的僧人，所以尽管他署名为达仓宗巴·班觉桑布，但是《汉藏史集》中对贡塘地方影响很大的噶举派的祖师米拉日巴却很少提及，也没有提到米拉日巴在他的故乡贡塘留下的许多圣迹和流传广泛的故事。
三
虽然我们从历史背景和《汉藏史集》的内容上把握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大致的轮廓，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解除因为对其生平事迹毫无所知的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依据《汉藏史集》成书于阳木虎年即公元1434年这一点，设想他写成此书时是六十到七十岁的老人，那么他应当是出生于1360-1375年之间，根据这一推测尝试着到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的传记中去寻找，希望能够发现哪怕是很少的一点线索。直到最近，笔者在阅读王森先生的《宗喀巴年谱》时，发现宗喀巴大师其实到过达仓宗，并且与那里的萨迦派的一些僧人有过重要的交往，而且在这里很可能留下了关于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记载。《宗喀巴年谱》中说：
“1390庚午洪武二十三年宗喀巴年三十四岁。春，为学密法及会见仁达瓦自觉摩垄赴后藏达仓（stag-tshang其地又称达仓宗喀，即旧地图上的宗喀，今已改名吉隆，当时此地是萨迦杜厥方丈后人所在地）。……次至达仓与译师扎巴坚赞（grags-pa-rgyal-mtshan）、译师顿桑瓦（don-bzang-ba）、仁达瓦相会。互相讨论经教理论，并各为随来僧众及原住僧众讲显密经论。一切费用皆由嘉乔贝桑（skyabs-mchog-dpal-bzang，此人又名室利跋陀罗）供给。这是一种小型法会。”
循此线索，我们在法王周加巷所著的《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找到了相应的记载：
“继后，宗喀巴大师来到‘达仓’宗，那时，亲自来到这里的大德有：堪钦译师扎巴坚赞（意为名称幢）、至尊仁达哇大师、喇嘛译师邓桑哇（意为义贤）和宗喀巴大师，以及为诸师服务的许多圆满受持三藏的善友们、加上原来住有的僧伽大众，成为殊胜对境的人众，得到现前齐集会合。他们所需用的各种生活资料、食物和住室卧具等，都由佛子大持律师博通经教愿一身负荷教法使其不衰、因而实行禁戒者-法王译师嘉却伯桑（意为最胜救怙主）主要负责供应，并由他从中联络，而使那些如鹅王般的最胜善巧诸师，在佛教莲池中发出欢畅的法音，饶益具有善缘的大众。那时，由扎巴坚赞大师讲说《现观庄严论》，由法王嘉却伯桑讲说《喜金刚第二品》，至尊仁达哇大师讲说他自己撰写的《量释论庄严注疏》的广大解说，宗喀巴大师听受了这一讲解，师徒二人并作了许多抉择诸难处和争辩的讲论。之后，师徒二人在法会的间隙时来到‘坝乌坝业’寺院，宗喀巴大师在至尊仁达哇的近前，听受了一遍《密续之王吉祥密集金刚根本续》的解说。”
笔者认为这一段记载中提到的嘉乔贝桑应当就是《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试将理由陈述如下：
1、身份相符。如前所述，达仓宗巴是元末明初活跃在后藏达仓宗的一个萨迦派的僧人，而《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里的嘉乔贝桑在仁达哇、宗喀巴大师等人到达仓宗举行法会时提供参加法会的客人的饮食住宿和物资供应，还负责联络工作，同时他自己还讲说萨迦派的代表性经典《喜金刚第二品》（八思巴就曾经以幼年时能对大众讲说《喜金刚第二品》而名声远播），这说明他当时是达仓宗的一位有较高地位的萨迦派僧人，有可能是当地某个萨迦派僧团的执事僧人。
2、年代相符。举行达仓宗的法会时嘉乔贝桑的年龄不会太大，与当时34岁的宗喀巴大师相差不多，所以虽然宗喀巴没有在法会上讲说经论，但是也没有专门向嘉乔贝桑学法听经的记录，而是仍然以自己的老师仁达哇（同样也是萨迦派的没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学识渊博的高僧）为主，学习显密经论。如果以当时嘉乔贝桑也是三十来岁计算。到1434年他写作《汉藏史集》时，应当是七十多岁，这应当说是合乎情理的。
3、名字可以相符。“嘉乔贝桑”在《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的藏文版中写作skyabs-mchog-dpal-bzang，前两个字的意思是“殊胜的救护主”，这应当是一个别人对他表示尊敬的尊称，是一个加在名字前面的称号，他真正的名字应当是后面的两个字“贝桑”，藏文为dpal-bzang，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元末明初乌思藏地区的一些人的名字常常采用缩称，通常的做法是将四个音节的名字取第一和第三两个音节，组成一个名字。依据这种习惯，dpal-bzang这个名字应当是从dpal-vbyor-bzang-po缩称而来，而dpal-vbyor-bzang-po正好就是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名字“班觉桑布”。很可能是王森先生在作《宗喀巴年谱》时已经注意到“贝桑”是一个缩称的名字，因而注明了一句：“此人又名室利跋陀罗”。我们不知道王森先生注明此句，是因为见到过别的典籍记载，还是因为他博通梵文和藏文，而且熟知元末明初藏族人名的这种缩称的规律，因而将“贝桑dpal-bzang”对译为“室利跋陀罗”。根据王森先生在《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的前言中说，他写作《宗喀巴传论》和《宗喀巴年谱》是在1963年7-8月间，当时保存在不丹王室的图书馆里的《汉藏史集》的藏文手抄本还没有流传到西方，国内更不大可能见到此书，所以虽然王森先生将此缩称“贝桑”准确地对应为班觉桑布在《汉藏史集》中所署名的“室利跋陀罗”，但是他显然不是针对《汉藏史集》的作者问题来作这个注明的，因此，他也没有由此出发来讨论《汉藏史集》的作者的问题。
这位嘉乔贝桑与宗喀巴大师的交往还不仅这一次，大约十年之后，在宗喀巴开始为创立他的后来影响西藏历史数百年之久的格鲁派做准备的时候，1401年嘉乔贝桑和仁达哇、宗喀巴师徒还举行过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见《宗喀巴年谱》中说：
“1401年辛巳建文三年宗喀巴年四十五岁。春末，返热振寺，与仁达瓦同赴囊孜顶（gnam-rtse-sdeng，噶丹派古寺，在热振寺附近），会晤嘉乔贝桑（skyabs-mchog-dpal-bzang），与各寺来此僧众共作夏安居。
此时宗喀巴、仁达瓦、嘉乔贝桑等三人，商议如何整饬僧众，重振佛教.他们以为唯有僧众诸事依戒而行，方能恢复佛教徒在民间的信誉从而巩固他们对佛教的信仰，因而极为重视如何使僧众遵守戒律。三人自《戒经》十七事之详细解说，以至粗细违犯戒律条目之厘定，并考虑当时当地的条件，当时僧众遵行之可能，重新制订了一些寺规戒条，以便使西藏喇嘛僧遵照执行。于是同寺安居之僧众六百余人，悔露以往之违越，誓防来日之再犯，一时事无巨细，僧众必皆依寺规戒条而行。这是宗喀巴提倡戒律的一次较大的法会，也是他改革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这次法会，僧众所需，悉由垛垅地方官员云丹嘉措（yon-tan-rgya-mtsho）供给。
其间，三人又各为会众讲说《中观》、《因明》等经论。
秋初，仁达瓦回后藏，宗喀巴与嘉乔贝桑率徒众返热振。在热振，嘉乔贝桑为僧众讲《中观》等论，宗喀巴讲噶丹派人所著《菩提道次第论》。
宗喀巴又应嘉乔贝桑及却吉结布等人之请，在热振寺开始著《菩提道次第广论》。
1402年壬午建文四年宗喀巴年四十六岁。住热振寺，依卓垅巴所著《圣教次第》为蓝本，继续著"《菩提道次第广论》（今存全集第十三函）。……
1403年葵未永乐元年宗喀巴四十七岁。春，嘉乔贝桑回后藏。……”
这是嘉乔贝桑（我们已经将其比定为达仓宗巴·班觉桑布）与宗喀巴大师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交往，为藏传佛教史的研究者特别重视的“宗喀巴宗教改革”可以说开始于此。现今学界论述宗喀巴的宗教改革都以整顿僧人的戒律为第一重点，而这次在热振寺进行的法会是宗喀巴整顿戒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实践，法会的成功实际上是为格鲁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班觉桑布与仁达哇一起作为萨迦派的有影响的高僧参加这次法会，意义当然是非同寻常。而且这次班觉桑布和宗喀巴大师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达到整整两年之久，他们的合作和配合其实还有许多值得载入史册的内容。在《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有两段值得特别注意的记载：
“此后，由大译师嘉乔贝桑（lo-chen-skyabs-mchog-dpal-bzang郭本译作交却伯桑）、堪钦苏浦哇和止贡法王等前后藏的许多智者和和著名的大人物在宗喀巴大师座前，再三请求大师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大师想到亲见以上那些现象的吉祥象征等，认为适合内外的缘起而允如所请。于水马年大师时年四十六岁，开始撰写适合上、中、下三士之《菩提道次第广论》。”
“那时，大师指示说：‘从今以后，我想讲说一些密法，你们几个人可在法王译师（chos-rje-lo-tsva-ba指嘉乔贝桑）座前，请求传授吉祥密集不动金刚灌顶，准备受取密戒。’因此，以阿者梨持律师为首的阿者梨二十人，在法王译师的座前，请求传授了密集大灌顶。还有早先未由宗喀巴大师传授过愿行戒律的诸人士，仍在法王译师处请求先传授愿行戒律，此后始传授灌顶等，完成了极为详细而且合法的传统仪轨。宗喀巴大师最先在‘朗哲顶’及南巴寺为了给勒敦·桑迥哇等人传授愿行诸戒，以及受其他许多寻求教义诸人的启请，大师应请又写作了《菩萨地戒品广释》、《十四根本罪释》和《事师五十颂解说》等著述。此后，法王译师也就接受了大师所著道次第，而且以这部大宝嘉言的礼品来充实其心中宝库。由此他心生无量欢喜，而动身前往后藏。”
从这些记载看，班觉桑布在宗喀巴的宗教改革的初期，确实是一位重要的参加者。后来被认为是格鲁派的显宗方面的根本经典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以他为首的几名高僧请求宗喀巴大师撰写的，宗喀巴的第一批密宗弟子先以他为师受戒接受灌顶，然后再由宗喀巴传戒授法。这期间他对宗喀巴大师的宗教理论和实践必然有重要的影响。说班觉桑布和仁达哇、宗喀巴是这场西藏宗教改革运动的初期的三巨头，也并不为过。但是他们的这种亲密的合作在接近达到高潮却突然结束，仁达哇和班觉桑布返回后藏以后，再没有参与宗喀巴大师的创立格鲁派的活动的记载。后来的宗喀巴大师的追随者和合作者在格鲁派的史籍中被记载为同样是出身于萨迦派的、分别在1397年和1407才首次拜见宗喀巴大师并在后来成为其主要弟子的贾曹杰·达玛仁钦（rgyal-tshab-rje-dar-ma-rin-chen，1364-1432）和克珠杰·格勒贝桑（mkhas-grub-rje-dge-legs-dpal-bzang，1385-1438）。仁达哇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仁达哇·宣努洛追red-mdav-ba-gzhon-nu-blo-gros，1349-1412），所以把整饬佛教的重任交给弟子宗喀巴，返回后藏静修密法，而且克珠杰·格勒贝桑还是他推荐给宗喀巴大师的。但是这位嘉乔贝桑即班觉桑布为什么后来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举行拉萨祈愿大法会和兴建拉萨三大寺的活动，从而与格鲁派脱离了关系，完全回到了一个萨迦派正统的高僧的立场，甚至在他晚年1434年所著的《汉藏史集》中完全没有提到当时已成为西藏的一个重要佛教教派的格鲁派极其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回避了他自己与宗喀巴大师的这一段至少有十年之久的交往和合作，其原因需要进一步发掘资料，进行探讨。
作者陈庆英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36）项目组主要成员。
（本文原刊载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已省略所有注释；如需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