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为扎洛研究员在“青海民族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与藏学、民族学研究转型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

       非常荣幸又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来做这样一个交流，我过去在青海民族学院附中读书，也算是民大人，所以我就开门见山，谈以下几个问题：

       1、学科建设要有主攻方向 

       不管是学科建设，还是学术机构、学术团队建设，毫无疑问都要有一个主攻方向，这是中国以及国际藏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只有确定了自己的独特方向，才能凸现价值所在，在藏学界立足。例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藏学科研有两个机构，一是西藏和喜马拉雅文明研究所，一是不丹研究所。法国的藏学研究特点是将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结合，梅耶教授用现代病理学和药理学的方法研究《四部医典》，莎耶教授用结构力学研究藏族寺庙建筑等等，这是法国藏学研究的特色所在。此外，德国汉堡大学有一个主攻因明学的研究小组。挪威奥斯顿大学有青藏高原游牧业与挪威游牧业比较研究的团队。一个学术机构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保持优势，学术研究需要个人兴趣，但是团队建设一定要有方向性，从这个角度来讲，青海民族大学的藏学、民族学研究也要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这就需要根据自身优势、学术规律、国家和青海省的战略需求，综合考虑，准确定位。

       2、智库建设面临重大机遇

       今天，智库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实际工作决策中邀请学术界参与的各种座谈会特别多。系统性知识是学术界的优势所在，许多学者对一个问题可以研究一辈子，关注一辈子，这就能很好地弥补决策者系统性知识不足的短板。目前的问题是学术界的咨询能力不能适应实际工作部门的需求，不能满足党和国家的决策咨询需求，这需要引起反思。一些老学者对过去四五十年的发展过程非常熟悉，经验总结非常到位，常常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给出很好的决策建议；而年轻学者参政议政的能力不足，对基本国情不熟悉，需要更多的了解过去几十年的政策演变和社会发展历程，打好基础，才能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

       3、参与发展研究需要综合性学术团队   

       现实问题非常复杂，即使任何一个小的民生问题，没有综合性背景就很难真正把它说清楚，但是每一个人的知识储备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兼顾所有的学科，弥补它的办法就是建立综合性团队。对此，我自己有切身体会，我曾经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藏区发展政策研究”课题组，里面有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甚至国际关系、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参加这样的课题组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实际上，政府部门的任何一个决策都是多部门参与的，一个政策出台都是多方征求意见，共同决策。学术研究也是一样，青海民族大学是综合性的大学，有很多个研究实际问题的院系，我们的团队应该把全校各个学科的优秀人才集中起来，成立两三个综合性团队，就青海省发展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一定会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

       4、高度重视生态建设问题 

       这两年我特别关注青海的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到青海的第一个视察点就是格尔木的生态移民村，青海省委书记王国生来青海上任讲话中第一条谈的就是生态建设，我想这些信号都非常明确。中央对青海工作的定位第一就是生态建设，可是学术界对此似乎重视不够，举办生态建设方面的学术会议很少，参与内地相关会议的青海学者也不多。青海有许多跟生态相关的现实问题，如三江源生态移民问题，游牧业发展问题，草场经营体制问题，自然灾害问题等，生态危机背景下青海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建设绝不仅仅是青海省的任务，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关注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大题目，需要我们更多关注青藏高原生态问题。

      5、参与农牧区发展的设计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整个西部地区均属于欠发达地区，甚至还是贫困地区，青海的扶贫和发展这两个问题仍然是今后工作的重心之一。所以，学术界需要关注这些问题，需要综合学科的参与。藏学、民族学研究不能满足于精神娱乐，也要关注现实，参与到发展问题的讨论之中。经验表明，藏学、民族学学者在参与发展设计、参与现实问题解决时具有独特的优势，更能将宏观政策与“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避免生搬硬套留下的后遗症。总之，关注现实问题研究一定会给青海民族大学的藏学、民族学开辟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广阔的发展空间。

       6、加强对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建设的理论提炼 

       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建设实施的效果很好，但是相关话语体系的总结、凝炼略显不足。我们经常发现，学术研究不是指导实际工作，相反常常落后于社会实践，实践走在了理论之前，令学术界汗颜。我们曾经考察挪威芬马克郡的民族政策，当地规定萨米人有权利在任何公立机构得到一个萨米语的回答，当地学者为此颇感自豪，国际学界也常有人提及。实际上，青海省在全行业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建设活动，所做的工作更为全面。但是，我们对自己工作的理论阐释重视不够，如何用现代学术的概念体系阐释、表达我们的工作，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任务。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快速，世人注目，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喜欢说我们的官方文件是“陈词滥调”，反映出他们的解读能力不足。30年发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扎扎实实、不懈探索干出来的，我们的学者读不懂政策文件，研究工作跟不上社会实践，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作者扎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喜马拉雅山区域史、近代藏族社会转型、藏区基层治理、游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