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王子礼佛图： 中唐时期吐蕃入主敦煌以后，在敦煌壁画《各国王子礼佛图》中，赞普及其官员的形象取代了盛唐帝王，处于显要地位。赞普戴朝霞冠，着左衽素色藏袍，长袖垂地，交领、袖缘和云肩为绿色，内有交领彩锦衬袍，赤足。身后侍从系抹额，着素色团花纹、海浪纹交领藏袍。后各国王子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有着翻领袍服、头发下披戴平顶金冠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王子；也有着袍服戴双肩毡帽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王子。反映了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文明大交融。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馆员彭晓静发表了题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禅宗的流传与影响》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敦煌是河西走廊西端的门户，中西经贸、文化交汇的孔道。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敦煌自公元前126年建郡起，一直是欧亚多元文明与多重交通网络的交汇点。佛教由印度、西域经此东传中原，发展到隋唐时期，其佛教文化臻至极盛。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趁机侵吞河西，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占领敦煌。自此至敦煌豪族张义潮乘吐蕃内乱之际推翻吐蕃贵族的统治为止，吐蕃王朝一直占领敦煌60余年。在吐蕃统治敦煌的这一时期内，正值吐蕃本土大力弘扬佛教的年代。敦煌佛教由于统治者的保护而异常兴盛。印度佛教在东传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体系。汉化后的佛教向西传播，也深深影响了敦煌。
一、禅宗传入吐蕃
禅宗是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之一，也是最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因重于禅，主参禅，故名“禅宗”。又因主张“以心传心”，直传佛的心印，所以也名“佛心宗”。唐中期之后，禅宗以其独特的传教方式及其僧团组织形式得以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影响深远、势力强大的佛教宗派。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流行于敦煌地区的禅宗传入吐蕃本土，成为这一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
据史料记载，将汉地禅宗最早传入吐蕃的是摩诃衍。摩诃衍禅师原是敦煌一带的和尚，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奉吐蕃赞普之命前往拉萨讲经。敦煌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中记载：“臣沙门摩诃衍言：当沙州降下之日，奉赞普恩命远追，令开示禅门及至逻娑。众人共向禅法，为未奉进止，罔敢即说。后追到讼割，屡蒙圣主诘讫，却发遣赴逻娑，教令说禅。复于章蹉，及特便（使）逻娑，数月盘诘。又于勃宕漫，寻究其源。非是一度。陛下了知臣之所说禅门宗旨是正，方遣与达摩摩只，同开禅教。然始教命颁下诸处，令百姓官僚尽知。”从781年他到拉萨起至792年与印度佛教进行辩论止，摩诃衍在吐蕃传法近11年之久。摩诃衍在吐蕃所传顿悟禅宗学说受到了吐蕃人的欢迎，并很快在吐蕃佛教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布顿佛教史》中记载“吐蕃大多数人均喜其（摩诃衍）所云，并学其道。”由此看来，摩诃衍的顿悟禅宗思想凭着简单易行便可顿悟成佛的捷径，很快在吐蕃地区兴盛起来，成为佛教界的一时的风尚。
摩诃衍禅宗在吐蕃的突然崛起，直接威胁到一直居于优势的印度佛教。以寂护为首的印度佛教，宣扬龙树所开创的大乘佛教的中观学说，因主张“渐悟成佛”，被称为“渐门巴”；以摩诃衍为代表的汉传佛教因主张“顿悟成佛”，被称为“顿门巴”。两派由于思想见地不同所导致冲突不断。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之下，双方都接受赞普赤松德赞提出的用辩论的方式来决定胜负，胜者可留在吐蕃继续传法。
论争持续两年之久，藏文《五部遗教》中的《大臣遗教》对此次“顿渐之诤”记载的最为详细。对于辩论的结果，藏文史书中统一记载为以禅宗的失败而告终，禅宗从此退出吐蕃。吐蕃赞普支持印度佛教，并不是因为禅宗教义逊于印度佛教。对此，日本学者矢崎正见认为：“与其从教义上着手，不如把重点放在围绕着吐蕃王室的印度佛教与汉传佛教两种势力中，究竟扶持谁的争论上”。其实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时局来看，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在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唐蕃战事不断而印蕃之间则是和睦友好，并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和平的、文化上的交往关系，为此吐蕃王室更易扶持印度佛教势力。此外从宗教感情来讲，佛教发源于印度，且8世纪后半叶印度的佛教已进入密教阶段，密教比较契合传统苯教。所以，以摩诃衍为首的顿悟派的失势，未必是宗教理论上的劣势，而是政治上失败。
“顿渐之诤”拉萨大辩论之后，代表汉地禅宗思想的摩诃衍虽然在吐蕃王廷失败了，但在远离吐蕃中心的河西地区，摩诃衍的失败并没有给敦煌佛教带来多大的冲击。河西佛教界返璞归真，可以说是汉地传统佛教宗派在这一地区最后的辉煌。而且，这一次的辉煌，是以融合汉藏两种佛教为代表的，其客观结果，导致了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及在河西地区藏地佛教与汉地佛教融合渗透倾向的出现。
二、敦煌文献中所见的禅宗文化
禅宗最为发达的时候是在公元7世纪末至11世纪。敦煌地区禅宗逐渐盛行的时代约在8世纪末到10世纪。敦煌写卷约保存有100种、300多件有关禅宗的文献资料。不少系唐代宗密编纂的禅藏的遗留。胡适曾指出：“保存古代（唐前及唐代）禅学史料的，一位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
敦煌写卷中表现禅宗文化的，既有南宗的，也有北宗的，还有表现二者融合的。其中的碑文、墓志铭与邈真赞等人物传记是敦煌文书中的重要文献之一，其保存有大量的涉及禅宗流行的文字，这些文字真实记录了禅宗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情况。在敦煌的世俗人中，信仰禅宗者往往以“顿悟大乘某某”来表明身份。在8～10世纪的敦煌文献中，“顿悟大乘”一般指的就是禅宗。在敦煌文献中，很多禅宗文献都标有“顿悟大乘”或“大乘顿悟”“顿悟”、“顿教”等字样，如在敦煌文献中的《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惠达和上顿悟大乘秘密心契禅门法》、《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等论述的就是禅宗道理，属北宗禅文献。可见，敦煌北宗禅也以“顿悟大乘”或“顿悟真宗”为修行依据。在吐蕃统治时期由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撰写的《顿悟大乘正理决》中称禅宗为“顿悟真筌”。以“顿悟”“顿教”等命名书名的还有神会所撰《顿悟无生般若颂》和六祖慧能的《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即《六祖坛经》）。可见，在禅宗初传过程中，“顿悟”是各派的共同目标和共同主张，是禅修者的时尚辞藻。
专修南宗顿悟思想的高僧可见于文献记载的更多，如P. 3677《刘金霞和尚迁神志铭并序》中就记载刘金霞壮年就开始师承洪辩习禅，“舍彼鱼筌，取其心印”，重视禅宗心印的传承，属南宗顿悟之学。P. 4640《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载法心和尚“子能顿悟，弃俗悛名。寻师落发，割爱家城。潢（湟）源受具，飞锡翱形”；P. 3630、P. 3718《阎会恩和尚邈真赞并序》载阎会恩和尚能“悟佛教[而]顿舍烦喧，炼一心而投师慕道……深通妙理，悦意禅池。慈云溥润，法雨恒施”。 南北禅兼修在敦煌禅僧中是很普遍的现象。P. 4640悟真撰《翟家碑》称：“良由梵汉之称未融，渐顿之宗由滞。”悟真称神秀慧能之属为渐顿之宗，渐指北宗所主张的渐修，顿指南宗所主张的顿悟，表明禅宗在传入敦煌时，南北宗兼修的现象非常普遍的。P. 4660《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说翟和尚法荣生前“南能入室，北秀升堂。戒定慧学，鼎足无伤。俗之褾袖，释侣提纲。”翟法荣生前曾任河西都僧统，学通“南能”“北秀”。翟法荣兼修戒定慧学，是敦煌佛教界领袖，在敦煌僧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这为他所尊崇的禅宗在敦煌地区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与翟法荣一样，索法律义辨也是“神农本草，八术皆通”的禅僧。在传播佛教禅宗义理的同时，翟法荣、索义辨还在百姓中行医，救疾患，传法理，赢得了百姓的尊崇。
禅宗在敦煌各个阶层中都有信徒。在吐蕃占领时期，那些长期生活于敦煌的世家子弟为排解政治上的苦闷与压抑，寻求精神上的慰藉，纷纷投向佛门，投向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精神境界，注重个人心灵体验的禅宗。S. 1438《状请出家》中说：“某使侍昙和尚廿年，经论之门，久承训习，缅惟生死之事，迅若驶流。”昙和尚即昙旷，从敦煌写卷可知，他是出生于甘州的河西僧人，是敦煌法相宗、唯识宗的代表人物，著有《大乘二十二问》、《大乘百法明门论》等。其中，《大乘二十二问》是应吐蕃赞普之命所写的一部阐述禅宗渐顿教义的作品。敦煌士人学习经论，久承训习，具有较高的佛学修养，再加上吐蕃占领敦煌后，吐蕃赞普的提倡与推崇，使昙旷的“顿渐兼修学说”在敦煌佛学修养比较高的士大夫中间流传开来。
在敦煌文献中有关高僧大德修习禅宗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唐悟真就以禅修著称。P. 4660《都僧统悟真邈真赞并序》称悟真“练心如理，克意修持。寸阴有竟，积雪无亏。三冬敩学，百法重晖。讨《瑜珈》而麟角早就，攻《净名》而一揽无余……洞明有相，不住无为。”练心，是指修练心定，目的是治疗由心思维错乱而引起的烦恼，是禅宗禅定的基本内容，也是禅僧修习的基本方法。说明悟真是一位修习心定的禅僧，所修经典主要为《瑜珈师地论》和《净名经》等。其师吴洪辩“知色空而明顿悟，了觉性而住无为”， “一从披削，守戒修禅。志如金石，劲节松坚。久坐林窟，世莫能牵”。也是一位禅僧。吴洪辩、唐悟真都来自敦煌灵图寺。在该寺中，曹僧政、宋志贞、恒安、张灵俊、马灵佺和尚、程政信和尚等也都是修习禅法的僧人。这一事实表明，当时的灵图寺应当是一所禅寺，至少是以禅修为主。
除灵图寺以外，龙兴寺的禅僧翟法荣；大云寺的归义军都僧统氾福高、三窟教授法坚和禅师法心。此外，在莫高窟唐壁画的供养人题记中，有很多“住窟禅师”、“住窟禅僧”和“窟禅”。如第148窟有“窟禅莲台寺释门法律福遂供养”、“窟禅……寺法律兴道供养”、“窟禅圣光寺释门法律……”、“窟禅显德寺释门法律兴遂供养”、“窟禅灵图寺法律□存供养”、“窟禅三界寺释门法律左兴见供养”、“窟禅龙兴寺释门法律周□□供养”、“窟禅开元寺法律□□□供养”等。这些禅师来自于敦煌的不同寺院，都是住窟内，长期修习禅宗的禅僧。可见，在敦煌的众多寺院如报恩寺、莲台寺、圣光寺、显德寺、灵图寺、三界寺、龙兴寺、开元寺中都有僧人在修习禅宗。莫高窟作为禅修之地，接纳敦煌各寺的僧人，或禅修，或接受禅修培训。他们不一定是住窟修行的专业禅僧。在窟修行期间，可以得到专业住窟禅僧的指导，使自己的学与行都得到升华。这些僧人多以一个寺院为中心，师徒相传，这一点很符合禅宗的以心印传宗的宗旨。
吐蕃占领敦煌以后，藏族僧人和汉族僧人在当时已成为佛教文化中心之一的敦煌汇聚一起，大规模地开展佛经的翻译和讲学活动。其中唯识宗重要典籍《瑜伽师地论讲义录》、汉译藏禅宗文本《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等一批佛教经典就是在此时翻译的。汉译藏禅宗文本《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是一部撰成于先天元年（712）的禅宗文书，传入吐蕃后译成藏文。日本学者曾对此做过精审考订，班班多杰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此文献首先论证了金刚般若之一切诸法皆无所得。其次讲述了中观之有无互生、去有绝无之中道观，它受到老庄道教思想的强烈渗透，至中道尚无完结：“离中道故名为无所”。再次论证了“无所”的真实含义。最后描述了如来藏之状态及特性。这个如来藏既是印度佛教的佛、解脱，也是中国道教的本神、真人。总之，该文献内容虽义理杂糅，但文义昭然，是研究禅宗思想浸润藏传佛教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经典外，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表现禅宗的歌辞、禅诗等文学作品。其中有署名神会歌赞南宗的歌辞，非常的引人注目。如S.6103卷和S.2679卷都保存有神会的《五更转》、《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共有9个写卷。此外，敦煌文献中还有其他歌颂南宗的歌辞如S.5588卷《求因果•修善》、《求因果•息争》等。宣扬北宗禅法的有《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谈章》八首、《五更转•假托禅师各转》等。还有表现敦煌僧人兼修南北宗禅法的，如P.4600卷悟真《前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P.4660《金光明寺索法律邈真赞》等。饶宗颐曾指出，8世纪末在沙州滞留的神会弟子摩诃衍所讲的“大乘顿悟”说，本质上就是融合南北宗而成的。敦煌博物馆藏敦煌写卷的禅籍也说明了这一倾向。这正如姜伯勤所言：“八九世纪敦煌流行的禅宗有南北宗调和的趋势，至十世纪归义军时期，除了继续有南宗、北宗、保唐宗杂陈的形势，南宗影响日渐加强。”
总的来看，敦煌文献中关于禅宗的这些资料蕴含着高妙深奥的禅理，但又用浅显直白的语言来宣传宗教思想。更有价值的是这些写卷反映了敦煌地区禅宗流行发展的历史。敦煌地区的禅法思想总体上呈现出了南北杂陈、兼容并包的格局。在吐蕃统治敦煌的八、九世纪之交，以摩诃衍为代表的禅法思想成为主流。摩诃衍宣传的大乘顿悟说本质上也是南北宗融合而成的。尽管晚唐五代时期“南能顿教”已经在敦煌地区流行，但南宗慧能、神会的南宗一系并没有占绝对压倒北宗的优势。这也反映出唐代敦煌地区佛教的宽容平和，更注重信仰、实用等方面的宗教特点。
三、禅宗文化在敦煌壁画中的表现
大约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前，著名禅师摩诃衍来到敦煌弘法，禅宗思想开始影响敦煌。在摩诃衍的影响下，敦煌出现了一批禅师，如洪辩、法荣等，大力弘扬禅宗。由于这些禅师在敦煌广泛宣教，楞伽经、金刚经、思益经、密严经等禅宗经典在敦煌得到推广。从唐朝中后期开始，敦煌的善男信女以上述诸经为题材，创作出大量禅宗壁画，流传至今，敦煌石窟成为中国现存禅宗壁画品类最齐备的地方。禅宗壁画就是以禅宗思想为基础，把禅宗经典的内容、故事、哲理画成或雕刻成图像，称之为经变。
敦煌壁画中最能充分体现禅宗文化的代表就是经变画。金刚经变、楞伽经变、思益梵天所问经变、密严经变等都是根据禅宗经典绘制的经变画。据统计，敦煌现存楞伽经变11铺，最早的出现于中唐；金刚经变18铺，都是唐代的绘画作品，其中有13铺绘于吐蕃占领时期（公元781～848年）；思益梵天所问经变现存15铺；密严经变在敦煌现存数量不多，总共4铺。这写经变画均是描绘释迦牟尼佛在向众菩萨、天神等宣讲佛法，大都为宏幅巨制、场面恢弘。不仅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而且经义深奥、富于哲理。这些经变题材在古代印度和中亚地区的石窟、中国新疆等地的石窟或佛寺、中国古代画史中均无记载。因此它们应该是古代敦煌画师以义理深奥的诸经为依据，独创的经变壁画杰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为了阐述和诠释经文，在这些经变中还穿插着大量引人入胜的警喻故事画，从多角度真实反映了中世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成为记录世俗民风的代表作。
《金刚经》大约形成于公元前后，鸠摩罗什所译，属于大乘般若重要经典。据P．2173唐•道氤集《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记载，《金刚经》先后有6种汉译本，文字优美，哲理精深。《金刚经》是以须菩提与释迦牟尼佛问答的形式展开的，全经5000余字，27问答。其基本思想可以用鸠摩罗什译本中的最后一首偈语来概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正是因为哲理性太强，金刚经变从一开始出现，就靠题记“须菩提，于意云何……”来辨认。金刚经变主要内容包括：众比丘集会图、舍卫城乞食图、饭食、洗足、敷座图等。
《楞伽经》立“诸法皆幻”为宗，在义学高僧、文人学士中影响极大。楞伽经变吐蕃时代留下第236窟、186窟两铺。其中第236窟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佛陀在海龙王宫说法、梵释护世诸天等奉迎佛陀、罗婆那王下山迎请佛陀、佛陀上楞伽城、佛陀在楞伽城说法、佛陀在楞伽山中化现无量宝山、罗婆那王请教法与非法、火烧宫殿喻、良医喻、陶师喻、幻师喻、灯猴喻、母语婴儿喻、衣金喻、屠宰、猎人、商贾贩牛、尸毗王割股救鸽、菩萨为诸兽说法等20多个情节。如果在加上经变左侧模糊和烟熏磨损部分，情节可达30多个，是一铺具有相当规模的楞伽经变图。
思益梵天所问经变是根据鸠摩罗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而绘制的。吐蕃时代仅留下第44窟一铺。该经变构图为正中为主体说法会，小型说法图加榜题散布在下方。
《密严经》全名为《大乘密严经》，唐代分别由地婆诃罗和不空先后译出。这部为金刚藏菩萨说的经，解答法性问题，其变相在莫高窟共留下4铺：晚唐第85、150窟，五代61窟和宋代第55窟。密严经变画全部都为说法图，没有故事画。
在吐蕃统治敦煌之前，莫高窟所绘壁画和塑像基本上以大乘净土宗经典为题材，期间也出现过一些密宗图像，如壁画中的千手眼观音变、如意轮观音变等。而禅宗所崇敬的各种经变与图像则大都是吐蕃时代前才流传到敦煌的。于是吐蕃时代的莫高窟，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这些禅宗经变绝非敦煌地区的独创，其出现的原因值得研究。唐王朝“安史之乱”之后，因避乱从关中返回河西的僧人（其中包括敦煌论师昙旷），他们也带回了内地流行的经典、论疏、俗讲变文。因此，这些经变不单只是单纯的宗教现象，那些被膜拜的泥塑神灵和彩绘的佛国世界，正是信仰者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反映。
四、敦煌禅宗地位与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正处于吐蕃佛教的前弘期，除了吐蕃本土多神信仰的习惯势力还很强大之外，敦煌原有的各种信仰习俗也被保留下来，所以这一时期的敦煌出现了数教并存的局面。除了佛教大为兴盛之外，景教、摩尼教、苯教、祅教都有人信仰。吐蕃统治敦煌数十年，此间几经动荡波折。而此时正处于前弘期的佛教，尚未真正立足，因此苯教、景教、摩尼教与祅教就都试图争夺这一地位。敦煌，作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大量中亚、西亚、南亚甚至欧洲的商人、使者往来其间，更助长了此地宗教多样性的特征。这种多教并存特征因为吐蕃的统治政策而继续被保留了下来，但是由于敦煌一直是佛教圣地，加之吐蕃对佛教的推崇，所以其他宗教大都在佛教的光辉下显得黯然失色。
摩诃衍法诤失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曾几度受命返回拉萨与赞普讨论禅宗。敦煌汉文文献记载，796年摩诃衍返回敦煌，受到敦煌吐蕃统治者的欢迎，是年被授予“吐蕃大德”的尊号。可见，僧诤失败后的摩诃衍及其他所传授的禅宗仍然受到吐蕃上层统治者的尊重和较高的礼遇，在吐蕃境内仍有着广深的群众基础。而事实也证明，摩诃衍在敦煌以及河陇地区的长达30余年的言传身教，造就了一大批的藏族禅宗弟子和信徒，形成并发展出一支藏族禅宗世系，其禅宗思想也渗透至吐蕃佛教之中，对后来的藏传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勒立的《岷州广仁禅院碑》载：
“西羌之俗，自知佛教……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诀舌之不可辨，其意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间，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是其心岂无精粹识理者，但世莫知耳。”
从中不难看出禅宗思想在藏人中的影响。至于摩诃衍禅法对敦煌禅修的影响，那就更为明显了。在莫高窟中用于坐禅的小僧窟在唐代以前是常见的，如285窟左右壁下的8个小窟、268窟的附属窟267、269、270、271以及莫高窟北区的数量众多的小禅窟。那时禅僧修习形式有苦行、咒语、持律、寂观、观行、诵经等多种，比较散乱。但至初唐始，敦煌禅发生看明显的变化，由原来的专重坐禅而演变为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摩诃衍曾“在京中已上三处开法，信受弟子约有五千余人”。但敦煌地狭僧少，需要采用各种方法加快他弘法渡众的进程，才能赢得足够多的信徒。故而，摩诃衍“随世间法焚香”，“每日每朝，为施主及一切众生转大乘经一卷”，以诸如此类的措施来增强感召力。敦煌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对新投入其门下学习禅法的小沙弥，摩诃衍是这样指导学禅的：“现令弟子沙弥，未能修禅，已教诵得《楞伽》一部、《维摩》一部，每日长诵。”他的这种教授学禅的方法、方式与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传授方式大相径庭。他随世间法焚香，随世间法渡众，在某种形式上讲，他的这种方式更加机动，更加灵活。由于他的这种机动灵活传法及渡众方式，进一步推动了敦煌佛教乃至禅学向世俗化与民间化发展，形成了人人学佛，个个习禅的局面。
现存于敦煌文献中的敦煌高僧邈真赞大多记载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或稍后时期僧人的修行及道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敦煌禅学的发展及其在敦煌一般僧人及禅僧中的影响。现转录几则以示证明。
P. 3677《刘金霞和尚迁神志铭并序》：“壮年厌文字，依洪和尚处，悟栖禅业，舍彼鱼筌，取其心印。千池水月，盖只是轮。”
P. 4640《吴僧统碑》：“和尚以诱声闻后学，宏开五部之宗。引进前修，广谈三乘之旨，洞达于始终。横宗竖宗，粗研于本末。加以知色空而明顿悟，了觉性而住无为。罄绝两边、兼亡不二，得使返邪迷质，所望知津，回向众生，真心授记。”
P. 4640《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一至岩泉，永抛尘迹。戒同朗月，寂入无言，三衣之外，唯持一钵。岁寒自保，实谓精通。”
P. 4660《金光明寺索法律邈真赞并序》：“练心八解，洞晓三空。平治心地，克意真风。灯传北秀，导引南宗。”
P. 4660《阴法律邈真赞并序》：“克札王书，文波谈吐，教戒门徒，宗承六祖，随机授化，应缘化度。”
P. 4660《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游乐进具，止作俱防。五篇洞晓，七聚芬香，南能入室，北秀升堂。戒定慧学，鼎足无伤。”
P. 4660《程政信和尚邈真赞并序》：“内包三藏，外具九章。律通邃远，禅诵无疆。了知虚幻，深悟浮囊。”
P. 3792《张和尚生前写真赞并序》：“心游至教，朗秦镜于胸怀，意探洪源，了澄台于沿月。博该内外，穷妙理而观掌中；海口波涛，宣扬吐而瓶注水。故得声流雅响，三危之犷俗钦威；清梵孤鸣，五郡之纣儒顶谒。每彰释范，恒扇轨仪。千僧咸仰之欢，四众赞明怀之誉。遂使金山圣帝，惬擢谯王叹惜而超迁，乃赐登坛之首座。一从秉义，律澄不犯于南宣；静虑修禅，辩诀讵殊于北秀。”
在以上诸赞文可以看出，当时敦煌僧人的禅修特点，既能采慧能之顿悟，又能融神秀之渐修。这些特点对以后该地区禅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较明显的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禅法特点与摩诃衍的禅修、诵经、弘法、度众的特征几无二致。这一特征与内地盛行南北宗禅修寺院有很大的差别。由于摩诃衍是从内地到敦煌的，虽对内地禅僧寺院的情况熟悉，但对敦煌佛教界的具体情况则所知不多。鉴于敦煌地区僧人人数过少，为迅速发展禅宗队伍，故而采用了当地以转经、早朝课、黄昏课等形式，以求广泛团结大众，发展禅宗。由于敦煌地广人稀，摩诃衍传法心切，在敦煌采取了特殊的传法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举措扩大了禅宗在敦煌的影响，发展了敦煌的禅修群体，但却削弱了真正习禅的实际内容。
吐蕃统治敦煌初期禅宗入藏及其所引起的顿渐之诤，是唐代中国佛教史及中印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启了吐蕃佛教宗派之诤的先河，为后弘期各佛教宗派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在此之前，拉萨地区流行的一直是小乘禅法，对大乘禅法了无所知，更不知南顿北渐之说，自摩诃衍入藏后，大力弘扬禅宗思想，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承认了摩诃衍禅法，并允许在西藏地区流播，这是西藏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摩诃衍失败后，被迫重新回到了故地——吐蕃管辖下的敦煌，继续弘扬他的禅法。由于他在敦煌弘法心切，以致于在敦煌地区行禅渡众时，为了吸引尽量多的信徒，有意向民间社会靠拢，较多地摄取了当地比较流行的习俗，将之运用到诵经、二时课诵等活动之中，致使敦煌的禅修活动在程式上逐步民间化，而且修习的实际内容也与内地传统渐行渐远。这种现象的延续，势必会对敦煌的禅修乃至整个敦煌佛教的发展产生影响。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禅修不论在修习形式还是在在修习内容上，都比中原佛教更贴近于民间，无疑从客观上推动并加快了敦煌禅宗乃至整个佛教向社会化、民间化、世俗化转变的进程。
总之，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禅宗流传，为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为丰富双方佛教文化的内涵和促进双方佛教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敦煌也成为吐蕃佛教与汉地禅宗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从而使敦煌吐蕃佛教呈现出更多元化的特点。
五、结语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禅宗信仰已渗透到敦煌社会的各个阶层，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尊崇。 这是因为自北凉以来，敦煌佛教徒就有禅修的传统。敦煌莫高窟的修建最初就与僧人的坐禅有关。再加上敦煌当地政权的支持与世家大族的参与，在各族统治者的扶持下，佛教几乎成为敦煌的全民信仰，佛教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精神载体。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占领了陇右地、河西地区。吐蕃占领敦煌后，大力扶持佛教，藉宗教之力以加强统治。为此，提高僧人地位，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水碾以及依附人口等。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在吐蕃管辖敦煌后期，唐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发生了“会昌法难”，中原佛教遭受了沉重打击。敦煌佛教躲过了这场法难，继续保持着独尊的地位。统治者继续推行尊崇佛教的政策，把争取佛教势力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使敦煌佛教长期保持强势。沙州17所大寺中有僧尼千余，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因素为禅宗在敦煌地区的流行培育了适宜的土壤。
敦煌禅宗信仰内容复杂，既有早期小乘禅，也有北宗神秀渐修禅和南宗慧能顿悟禅，还有摩诃衍的顿渐渐修禅，而更多的则是宣扬南北兼修、禅教合融、儒释合一的经过改造过的具有敦煌本地佛教杂糅色彩的禅宗。这一现象的存在使敦煌禅僧的禅宗信仰不像中原地区一样，专门钻研高深精妙的禅理，而是把坐禅与顿悟结合起来，既强调通过坐禅观想来去除心中的杂念，渐修成佛，同时又主张顿悟思想。他们在宣传禅宗教理时借助经变画、佛曲、变文、禅诗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佛教精神，非常适合于敦煌禅宗信徒的心理需求。尤其是慧能所宣扬的“即心是佛”的观点，识己心为佛心，只要使自己本来清净之心不受薰染，便可以己身为佛，己心即佛心。这一观点为钝根者之趋佛指明了道路，对于佛教修养不深，文化水平不高的敦煌僧人或普通百姓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