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伯戴克教授（LucianoPetech）是继图齐教授（G.Tucci）之后意大利最杰出的一位藏学家，也是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藏学家之一。他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藏学研究领域，但是他对敦煌吐蕃文献、18世纪中原与西藏关系、旧西藏噶厦贵族和政府、拉达克地方史，以及对西藏历史地理的研究，均有卓越的建树。他所编著的7卷本巨著《到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一书，更是研究意大利传教士在西藏活动无与伦比的重要资料。

       《中部西藏与蒙古》一书，是伯戴克教授晚年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元代西藏地方历史的一个总结，系统反映了作者对元代西藏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

       从史料上来看，本书较为充分地利用了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最基本的藏汉文资料，如《红史》、《新红史》，尤其是《汉藏史集》、《司徒遗教》、《朗氏宗谱》（与前者主体部分相同）和《萨迦世系史》，以及收录在图齐（G.Tucci）《西藏画卷》（TibetanPaintedScrolls）中的“夏鲁文书”。汉文史料，作者主要利用了《元史》中的有关资料。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些史料做了十分认真地甄别和辨证工作，并对藏汉文史料用心加以对勘，使许多含糊的资料得到落实，大大提高了史料的价值，也使作者的立论有了坚实的基础。对汉文文献的理解和使用也十分地准确到位，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从研究方法来看，作者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西方历史语言学派的一些优良传统，重证据，重事实，能够充分吸收前人和同辈的研究成果，立论客观，论证严密充分，结论比较平实公允。十分重视藏文文献的使用，同时又不忽视汉文文献的重要价值。重视对涉及制度和重要问题的语源本义的探讨，又避免了烦琐的考证。

       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要制度的研究方面，本书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对八思巴和绛曲坚赞这两位人物的研究算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对夏尔拉章与桑哥的特殊关系，以及与昆氏家族的矛盾的论述；对八思巴在曲密举行法会的安排和意义的分析；对达尼钦布为防止昆氏绝嗣而众娶妻室，却又为萨迦的分裂和衰亡埋下祸根的论述等，均颇见细心与洞察力。在驿站、万户和人口调查（括户）等诸多问题上，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颇有助于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吸收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对帝师的地位、权力以及他与皇帝的关系等原则性问题做了更加明确的论述，清晰地指明了元朝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有效管理的客观事实。

       元代西藏史的研究，既限于史料的缺乏，又限于藏汉文史料的歧异，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于做到系统和深入。本书作者无疑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成绩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留给研究者的问题依然很多。

       就本书自身而言，如果要求全责备的话，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依我个人浅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料的利用方面，一些较为重要的资料没有被利用。藏文史料，如释迦仁钦岱的《雅隆尊者教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噶托仁增才旺诺布的《阿里贡塘世系》（收录在《西藏史集五部》中，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等。在汉文史料的利用方面，对《元史》的利用可以说是相当充分的，但是，对元人文集和其他资料的发掘却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如姚遂《牧庵集》中的“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并序”，有关答失蛮事迹及其在西藏建立驿站的记载；又如收录在《常山贞石志》中的“重修大龙兴寺功德记”，有关胆巴国师出身地和主要事迹的记载等。在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方面，尤其对中国学者有价值的藏学成果的吸收方面还很不够，如王森《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改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一书，对西藏佛教史和元代西藏史的研究颇有创获，对元代十三万户问题多有发现，但是在本书中并未提及。

       第二，就内容而言，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1）关于乌思藏十三万户问题。作者把阿里的三个地区纳入十三万户之列未见有可靠的文献证据。又汉文史书明确记载有达隆（《元史》作“思答笼剌”）万户和“笼答剌万户”，在这份名单中未见反映。（2）关于元朝在西藏建立驿站的时间，作者采用《智者喜宴》的说法，将其确定在1269年。这与《汉藏史集》所引忽必烈皇帝的敕书，宣称在吐蕃置驿，目的是为了使上师八思巴前往西藏时一路顺利的说法存在不一致的地方。（3）对阔端的去世日期，藏蒙文献所载大体一致，均认为他的确实日期与萨迦班智达殪于同年，也就是藏历阴铁猪年，即公元1251年，学术界大体也赞成这一说法。本书作者是未寓目，还是不同意？既未加说明，也未予辨证，依然在1253年的事件中提到阔端的活动与其发挥的作用，颇令人费解。（4）本书中提到了“Beli”或者“Bili”首领跟随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向阔端投诚的事实，作者却并不了解此为何部，居住于何处。实际上，他们就是后来的“白利”（Peli）。元代时期，他们主要活动在今青海玉树地区。后来，一部分迁徙到甘孜和德格等地。此外，作者对帝师的地位与作用的论述，虽然切中要害，但是，还显得单薄和不够充分，帝师的继承表和年表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对于本钦的论述有些地方显得过于武断等。

      尽管如此，丝毫不改变我对此书充分肯定的基本看法。从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前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顽强的探索精神。如果我们能从这一方面汲取营养的话，相信同样会有不菲的收获。至于他充分利用藏汉文文献，并认真将两者相互对勘，能从元朝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认识西藏地方史的内涵的方法，更是值得人们学习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