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48年，父亲陈锡璋，母亲赵克人在拉萨达萨仓家中合影。

       1944年春，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沈宗濂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处长，我的父亲陈锡璋任驻藏办事处主任秘书，5月底，11岁的我随父母搭乘飞机、火车、汽车、骑马，辗转重庆、印度、锡金等地到达拉萨。去西藏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抵制英国的侵略，以及修筑从四川、云南通过西藏到印度的公路。

       图：1947年，我（中）与桑珠颇章最小的女儿（右）。她后来嫁给锡金国王，后因难产死于英国。

       1944—1949年，11—16岁，我整个少女时代是在拉萨度过。当时柳升祺是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英文非常好，爸爸妈妈就请他做我的英文老师。学习之余，在拉萨我几乎没有什么同龄的玩伴，一是那儿没有像我这样内地的女孩子，二是藏族贵族家庭，管教很严格，礼仪和规矩约束着不能随随便便出门、逛街。

       图：1946年，柳升祺在佛公的木房子——办事处医疗走廊上。一层是医疗所的诊室、病房、仓库等。

       在拉萨，我们住的房子叫“吉督巴”，意思是拉萨河上方的建筑，吉督巴位于八廓街西南面，共三层，一层外面是商铺，二层是小学，三层是大家居住的房间，我就住三层最东北角的那间屋子。2007年夏天，我和女儿去拉萨，看到吉督巴完全变了样，成了一个旅馆，来来往往全是生意人和旅客，当年的面貌，一点也看不出来了。

       图：1945年在邦达仓，与国民政府主任葛成之之妻宋曼春（左一，国民党时期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之女）及桑珠颇章之妻（左四）女等合影。

       当时邦达仓是沈宗濂处长的住所，沈于1946年1月离开拉萨后，我（右二）与父陈锡璋，母赵克仁（右四）居住于此。

       图：解放前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办公楼——吉督巴。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抗战胜利，柳升祺叫人在楼顶上升起国旗以示庆贺。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拉萨，大家非常兴奋，柳升祺叫人把国旗升了上去，大家情绪激动，各界人士，尤其是旅藏汉人，奔走相告，欢声雷动。拉萨的汉商们自发开始游行，认为外患已平，有家可归了。接着办事处举行公宴，并表演京剧，连续三天，大宴宾客，招待西藏人员。

图：2007年6月10号下午，从东北角拍摄的吉督巴。

       1949年，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全国，英国驻藏代表挑唆亲英势力，驱逐政府驻藏机构，约200人被藏军押解出藏，这便是当时的“七八事变”，也即“驱汉事件”。爸爸考虑到我们的安危，早在驱汉事件前一个月，就安排我、妈妈和柳升祺先行离开。我们抵达印度后不久，驻藏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陆续到达，时局动荡，爸爸妈妈回国，我和柳升祺已订了婚，留在印度泰戈尔国际学院学习，于1952年底回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