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藏密教开始弘传内地，掀起民国密教热。汉传佛教界僧侣、居士负笈西行者数十百人，仅1937年后受蒙藏委员会资助留学康藏者即有54人，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求法取经的运动”。汉藏佛教交流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值得注目的一页。其中占有中心位置的无疑当为汉藏教理院。
汉藏教理院的产生、发展、鼎盛以至结束，无不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乃至国际的政治、文化状况等外缘紧密相关，同时又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今且依此对其历史作一简述。
一、建院因缘
1、佛教格局
中国汉传佛教自明清以来陷于低潮。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转型中，它面临着国内异彩纷呈的各种思潮，面临着西方科学与宗教文明的挑战。而它本身在教制、教产、教理诸方面，仍沉浸在与封建社会母胎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破灭佛教、庙产兴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迫使中国佛教的精英人物振作起来力图改革。其中，太虚大师高举“人生佛教”大旗，为中国传统佛教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然而，衰颓已久的中国佛教难以顺利走上奋起自新的道路。太虚法师说：“近来中国佛教的破产，也如中华民族的文化一样，支离破碎，空疏荒芜！似乎无有可代表中国从东汉到唐以来、中经几百年所结晶的中国佛教的特质了。由此在最近，或把佛教从日本传到中国来，或从西藏传到汉地来，或从锡兰传到中国来；也如中华民族的趋势一样，由几千年进步来的文化已不能自存自立，反退化到唯以模仿外来文化为事。”
在佛教中也泛滥着民族虚无主义的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密教热潮给太虚大师复兴中国佛教的事业带来了挑战。
密教复兴的最初动机是由日本引发的。日本胁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其第五条要求日人在华有自由传教权。以密教为中心的日本佛教，借口日本密教发达，而中土早成绝学，要向中国回传密教。中国佛教徒受此重大刺激，乃对密教问题渐渐注意。
与藏传佛教密切相关的蒙藏边疆问题，则为密教的兴盛提供了持久动力。民国初建立的几年间，俄国大肆扶植哲布尊丹巴活佛分裂外蒙古；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地方，由于英、俄等帝国主义的侵略，疏离软弱的民国中央政府而观望依违于中、英、俄、日之间，1917年并在英国支使下挑起康藏战争。种种因素使得来自蒙藏的九世班禅大师、章嘉活佛、白普仁活佛、多杰觉拔活佛及西康诺那活佛等诸多活佛在民国政治及宗教舞台上相当活跃，由此也带来了藏传佛教的一时兴盛。传自日本的东密因戒律、判教上与中国佛教冲突引发“王师愈诤潮”，并受中日关系影响，昙花一现地短暂兴盛后即渐戢其势。此后，便是藏密一枝独秀。
然而，活佛的法会活动对于藏密为汉人深刻理解从而扎根汉地却作用有限。1924年，班禅大师因与达赖喇嘛的矛盾来到内地。他展开传法活动后，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可惜欠缺精通佛法的翻译人才，深奥佛理无法转译。1926年，白普仁活佛南下，各省争相邀请举行法会。据载，在湖南省报名学金光明法者就有五六百人之多，白喇嘛却仅令各人诵读《金光明经》，没有开示，也没有说明该经的奥妙及修法。
在学密汉人的帮助下，也有少量密教仪轨译出，如白普仁活佛1926年《密乘课本》、1930年《密乘法海》等；亦有一些活佛“法语”、“开示录”等流行。然而，对于缺乏教理基础而为密教痴狂的广大信众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太虚法师于1925年主要针对当时东密状况的批评，也为藏密热敲响了警钟：“今者非法之密风侵入，与夫国人迷著之提倡及盲从之附和，于是学者瞽惑乎新奇，黠者剽窃以稗贩，涣汗纷拏，漫无轨道，至使我国禅、讲、律、净调和一致之教风，顿陷于极混乱之状态，渐有弁髦戒行、土苴净业之危险！”在太虚大师看来，“盖密宗诸咒大抵为大悲下摄有情之方便，设非以大智上求菩提为真本，失智悲而纵贪瞋，种种利生方便，将被盗为害世工具，诸佛子可不慎哉！”
为此，太虚大师本《整理僧伽制度论》所说“使大乘八宗平均发达、调和建设”之旨，于1925年提出“当学日密、藏密，纳于律仪、教理以建中密”的策略，支持密教的复归与重建。然而，密教的忽然勃兴，却对他复兴中国佛教的事业造成了冲击。
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集中了全国的优秀学僧，堪称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样板道场和当时中国佛教的弘化中心。太虚大师亦想以此为根据地深入进行佛教改革。不料1923年冬大勇法师从日本学密归国传法，“各处的佛教徒无论出家在家，都是唯密是尚的风气。”持松法师继之于1924年归国传播东密，恰在武汉影响最大。武院多数学僧、院董及数百居士，纷纷入坛学法，结印持咒。“院董们更迷于印咒，借词经济不敷，不愿继续支持，几使武院关门大吉。”
藏密更将武院的有生力量吸引开去。1924年春天，大勇法师在北平与白普仁尊者一同闭关于善缘庵修护摩法，觉得西藏的密法比东密完善，便发了进藏求法的决心。后经白尊者及几位居士的劝请，发起组织佛教藏文学院，10月11日在北平慈因寺开学。武院职员大刚法师、超一法师及研究员法尊法师、观空法师、法舫法师等先后参加。1925年春末，藏文学院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启程赴藏，到汉口的时候，武院的严定法师、会中法师等又来加入。
武院同学中，有人认为此举抽空了武院的力量。法尊法师的记录中便有所反映：“也有几位老同学，来拦住我们，说些什么母院无人、西藏难去等理由”。自1929年9月大勇法师卒于甘孜扎迦寺后即率领留藏学法团的大刚法师，“不满太虚大师弘化苦心、建设世界佛学苑本意，迭发两电报，望太虚大师先往西藏修学正法，再事弘通。大师门下而显露叛离情绪者，此为其始。”
虽然如此，太虚大师仍从藏传佛教中发现颇多对其佛教革新事业可资借鉴之处。1930年6月，太虚大师为康藏学法团成员恒演《略述西藏之佛教》作序，云：
兹阅所编西藏之佛教，乃知昔宗喀巴大师整饬西藏之佛教，与吾在中国提倡者，有相同之三义焉：一关于教理行果方面者，以三士摄五乘，下士才止人天，中士则由人天而止声缘，上士则以人天声缘为自行阶梯、化他方便，经菩萨行而至佛。纶贯以善知识之教授教诫，则皆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之善巧法门。此义尝著之《佛乘导言》等，而《菩提道次第》，则备极精详者也。二、关于律仪方面者，根据七众律仪戒，以为建立人间佛教团标准……。十余年前，吾察中国僧制之窳败，尝作《整理僧伽制度论》，虽容纳唯关支那之不少特殊事实，而亦大抵以七众之律仪为本者也。三、关于密宗方面者，民十四春间，吾鉴于如醉如痴之学密潮流，作《今日佛教中显密僧俗男女问题》一篇，即主张学密宗者，思想必以教理为轨，行为必以律仪为范，然后密宗之方便功用，方不失为佛教之方便功用。而黄教鉴于红教之弊所兴革黄教之密宗者，其意亦正如此。乌乎！时相去者五六百年，地相隔者数万余里，竟有如是之形契神合者，信足增吾人之勇气与决心矣！
2、时政大局
正当太虚大师日益注意藏传佛教的时候，西藏政治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颇思于西藏问题上有所作为。
1928年2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改组国民政府案》，决议设置蒙藏委员会。冬，达赖喇嘛开始想和国民政府联合，以便对抗英国，故指示西藏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活佛前往南京见蒋介石。蒋写了一封信，托他交给达赖喇嘛，西藏和国民政府开始发生关系。
1929年9月，西藏驻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奉达赖喇嘛指示，在南京谒见蒋介石，声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迎班禅回藏。”12月，蒋介石又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委贡觉仲尼为“赴藏慰问专员”，并带回蒙藏委员会拟具的《对于西藏问题如何解决》之条款八项，要求达赖喇嘛一一答复。
1930年，达赖喇嘛派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1930年5月，达赖喇嘛会见国民政府派往拉萨的刘曼卿，谈话中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康藏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然而当年6月，英国以命令尼泊尔停止侵藏为条件，强迫达赖喇嘛命令驻防西康德格的藏军，向驻防甘孜的川军发动民国以来的再次进攻。
1930年，第21军军长刘湘“治渝州军次，高瞩康藏政俗，胥依佛教，方有选汉僧赴藏留学之议”，商同四川省政府，通令该军驻区各县，每县寺庙合资派遣比丘入藏学经。其办法如下：由县府召集佛教团体及寺庙住持共同商议，分担学费，推选比丘，以留学西康为第一步……留康费用，每人年需川洋两百元，除年费外，所有供养熬茶、衣具、住户及经典等临时费用，由全县寺院分担……将来比丘留康学成，经其根本喇嘛允许介绍，足以前赴拉萨者，再由各寺庙议担其费用。并规定各县在三个月内，将派僧筹款情形，呈报核办，事在必行。
对这些政治变化，太虚大师颇为敏感。1929年，曾在1917年康藏战争中反对达赖喇嘛的西康诺那呼图克图活佛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太虚大师特推诺那为中国佛教会“名誉理事长”。1930年秋，太虚大师赴重庆佛学社讲经。刘湘于杨柳街招待所宴请大师，席次谈及选僧留学康藏事，成立汉藏教理院之因缘于斯际会。太虚大师后作《汉藏教理院缘起》记之：
去年重庆刘甫澄督办，有派僧游学康藏之事也。太虚大师曩赴欧美，尝有设世界佛学苑之创议，而关于汉藏佛教教理研究院，须亟筹设。去秋以川省缁素邀请作巴蜀游，闻刘督办之举而壮之，谓与其派往游学，不如就川省设学院，聘请汉、藏讲师，招汉、藏青年研习之。潘仲三、潘昌猷、何北衡、王旭东、王晓西诸公韪其议，申请于刘督办，遂筹定院址，指划经费，而有本院之成立[17]。
二、前期筹划（1930—1932）
既有政要支持，建院事宜便得颇多助缘。离重庆百余里的十方丛林缙云寺因僧人与地主间发生庙产纠纷，官司告到了刘湘军部。刘湘察知该寺宽敞幽静，拥有丰富的寺产，又见僧人吸食鸦片，不能过正当的宗教生活，便将该寺僧人迁居他寺，该寺由军部拨作汉藏教理院院址。
四川居士为建院效力，设立筹备处于重庆佛学社内，公推巴县县长何北衡为筹备主任，并商讨出筹备简则如下：
第一条 本处以秉承太虚大师之创议，组织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为目的，办理一切筹备事务，简称为汉藏教理院筹备处。
第二条 本处设于嘉陵江缙云寺，并借重重庆佛学社地点先行成立。
第三条 本处设筹备员二十七员，由重庆佛学社及赞成本处宗旨各员推举之。
第四条 本处分置三组：总务、出纳、文书。
第五条 本处经费收支（略）。
第六条 本处于汉藏教理院院董会成立之日撤销。
第七条 本简则未尽事宜由筹备员全体会议议决补充。
第八条 本简则于大会议决后呈请备案施行。
附筹备处职员（略）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七日
成立初期经费大略由以下几个途径得到解决：
1、实行寺产改革，变寺产为学产：缙云寺原有产业，每年可收70石租谷，足供全寺食用；另有大山场，计划种植油桐。5年之后，估计每年收入至少5000元以上。
2、筹备处诸护法居士帮助向21军部申请提拨经费，得刘湘同意，由21军部省教育经费拨600元，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起减为300元。
3、除省教育经费外，前刘自乾主席亦允每月助600元，按月在驻渝办事处领取。
1931年，汉藏教理院成立院董会，请太虚大师订院章，并兼院长。遂派满智法师为教务主任，超一法师为事务主任，先赴北碚缙云山院址修理筹备。经过两年的筹划，除了该寺原有大殿、房屋外，又扩建了教室、图书室、阅览室、师生宿舍及食堂等建筑。
万事具备，汉藏教理院可以正式成立了。该院“护法”阵容中政要居多，颇为强大：何北衡任院护，李子宽、潘文华等十人为院董，军长刘文辉为名誉董事长，省长刘湘为名誉院长。学院的正常运转已可保证，这从汉藏教理院成立简则可以看出：
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成立简则
一、名称 本院为世界佛学苑之一院，故定名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
二、宗旨 研究汉藏佛理、融洽中华民族、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
三、院址 四川嘉陵江缙云寺。
四、组织 本院设院董会，为世界佛苑苑董会分会，专担任本院建立与维持之经费，其会则另订之院长一人，由本院院董会商承世佛苑苑长请任之，总持全院事宜；藏文佛学主教一人，助教一人；汉文佛学主教一人，助教二人；常识教员一人，监学一人，事务主任一人，事务员一人，由院长商同院董会请任之。
五、学课 普通级四年毕业，高等级三年毕业，兹定两级学课每日如左：
藏文佛学二时、汉文佛学二时、学习律仪一时、修习禅观一时、讲常识一时、服劳运动一时、研究自习四时。
六、学众 正学众四十名，附学众二十名，学众之管理规则另定之。正学众之资格如下： （一）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二）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者；（三）曾修业于各处佛学院而于汉文佛学及身体品行试验合格者；（四）有确实之保证人及具诚恳之志愿书者。
附学众：（一） 年龄二十岁至五十岁；（二）曾受比丘戒或在家菩萨戒者；（三）试验合格者；（四）能有保证人及具志愿书者。
七、学费 正学众学费全免，并每年递加每月有由一元至四元之津贴，附学众须酌缴膳宿费及书籍费，但违章被革及中途辍学均须由保证人负赔偿责任。
八、附则 本简则由院董会商同世佛苑苑长订之，呈请所在地主管官署备案施行。
依据上述简则，筹备会公布招生简章。1932年8月20日，重庆北碚缙云山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太虚大师主持开学典礼，以“澹宁明敏”为校训。大师心情颇佳，赋诗表达对学院的喜悦与期许：
温泉辟幽径，斜上缙云山。
岩谷喧飞瀑，松杉展笑颜。
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关。
佛地无余障，人天自往还。
三、初创（1932—1933）
1933年第二期《汉藏教理院年刊》对学院的状况有详细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汉藏教理院初创时期的运作与问题：
1、院务组织有系统。院董会聘请院长及数位院护，院长下分设教务、训育及事务三组。教务方面聘任汉文、藏文及佛学教师7人，其中藏文一科先后由藏人罗桑丹巴（blo-bzang-bstan-pa）及土登降措（thub-bstan-rgya-mtshog）担任；事务组下设会计、书记、管库、采买及院护队队长等，负责全院经费、庶务等事项。
2、财务管理制度化。该院的收支款项完全公开，出纳管库员经手，采买员庶务监视，会计员造册登账，再由主任查核，最后再呈21军司令部及院长、院董会各一份批示。
3、院护队配备武装。该院为防盗贼成立一院护队，武器配备由潘昌猷处长、何北衡处长捐赠，子弹则请峡防局代买。院护队除固定的操练外，平时须开垦荒地，经营农林场的劳务。
4、学生流动率很大。初成立时，按原计划招收60名学生，然据统计，一年来退学者有14人、成绩不及格被淘汰者有6人、犯过开除者4人、不假私逃者6人、因事请求退学者6人、越假不返者则多达22人，总计离校人数共58人。另一方面，自民国二十一年五月起，几乎每个月都陆续有新生加入，因此院中仍然维持40名左右的学生。
5、教学难达目标。招生时原依佛学、国文两科之程度分为甲、乙两班，而藏文均系初学，故采合班上课。然因学生程度参差、授课时间先后不同等因素而重新编班。该院特别注重学生的藏文学习，除了成绩独立计画外，更订定奖励办法：成绩在80分以上者奖励银洋8角，90分以上者银洋1元，而不及50分者降等发津贴费。后又将测验次数增加，奖金则提高为4元。
从上述情况可知，初创的汉藏教理院虽已初具办学条件，但师资与生源都不如人意。教学尚是勉力维持，科研更无条件开展。这种状况几乎导致学院难以为继的危机。1934年，教员传戒、熊东明曾因遍能处事未善，藉生事端，拟改汉藏教理院为支那内学院第二院。幸院护何北衡不为所惑，得以无事。
四、发展（1934—1936）
太虚大师多次函促法尊法师回来教学。法尊法师呈文十三世达赖邀请安东格西弘法内地，未得允许，只得只身东归。1934年仲秋，法尊法师奉太虚大师命“从速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法尊法师继续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为同学讲授，又译《比丘学处》、《菩萨戒品释》等。法尊法师入川后，先后得苇舫法师、尘空法师协助，汉藏教理院始入小康之局。
这时，太虚大师十分注意先从整体上把握西藏佛教，故1934年冬法尊法师译完《菩提道次第广论》后，太虚大师一再嘱译《咒道次第》，俾窥藏密之组织。同时，作为沟通汉藏佛教的机构，汉藏教理院不能偏于一面。1935年8月31日，太虚大师抵重庆，赋诗《示渝州缁素》，有调和显密之意：
身空莫即方成佛，
佛本无成始即身；
显密闲名今谢矣，
不从明镜更添尘！
1935年9月，喜饶嘉措法师到四川缙云山，太虚大师留其小住，讲《从沟通汉藏文化说到融合汉藏民族》，强调将汉传佛教传到西藏：“喜大师此次到内地来，固然一方在宣扬西藏文化，同时也能观察到内地的风俗环境与佛学思想，希望将来能使西藏也在向来传统的束缚上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汉藏教理的彻底沟通，同时，也彻底做到了汉藏两民族文化和感情的沟通。这就是今天欢迎喜饶大师的特殊意义。”
然而，以当时的师资力量，离实现汉藏教理院之宗旨仍相差极远。1935年农历八月底，法尊法师为了迎请“名满康藏位居王师的安东恩师出来弘法”，将汉藏教理院院务全权拜托教务主任苇舫法师代理后，从海路二度进藏，于1936年正月初九日抵拉萨。然而二月初二绛热仁波切——安东格西圆寂，法尊法师数年计划全成泡影，后虽亦另访了几位大师，但没有一个能同他回内地。
自三月起，法尊法师在拉萨养病五个月，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在拉萨翻译《辨了义不了义论》及《释》等。八月秋后，法尊法师连奉太虚大师及汉藏教理院电信，促他速归，乃绕印度由海路回国，请回《藏文大藏经》和宗喀巴大师师徒的著作等。回汉藏教理院后，继续作翻译与教学工作。
五、鼎盛（1937—194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以重庆为陪都，一时使之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战争形势也使稳定西南大后方成为至关重要的大事。1937年9月24日，行营主任贺国光，以车迎太虚大师至行营，商汉藏联络及川康边区开发事。1937年12月31日，太虚大师往国民政府，回访吕参军长、陈主计长。继由吕参军长导大师晋谒主席，论及汉藏文化应互译互资。
1937年2月1日《申报》南京专电报道，蒙藏委员会订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十二条，补助汉藏僧侣名额每年各二名。赴藏游学僧侣，由佛教总会每年六月以前保送本会考核派遣之。每人补助往返旅费各二百五十元外，每年补助汉僧生活费八十元，藏僧生活费一百二十元，游学期间五年为限。太虚大师认为：“堪以选派汉僧往学及承受藏僧来学者，兹在国内唯重庆北碚缙云山之汉藏教理院足以任之。”汉藏教理院第一任教务主任满度法师于该年得到公费派遣的优待，顺利入藏学习。
在时人眼中，汉藏教理院是个“革命的和尚集团，他们不但在佛教本身谋改进，而且是高瞻远瞩地注视到我们康藏政策问题。”这种形象极能为汉院赢得支持。早年曾在河南毁佛的“基督将军”冯玉祥，1942年寓缙云山，太虚大师时与晤谈。冯氏见缙云山僧众学习藏文乃有感：“西藏关系重，藏文宜先通。革命四十载，边疆成化外。外人得侵凌，国权遭损害。政府应力助，训练好人才！已派往藏者，生活须善待。边疆事大振，外人无可奈！”
在这种因缘下，汉藏教理院颇得发展之机。记者若斯于1938年访问了汉院。他了解到，“该院的经济来源现在稍有改变，自民国二十六年起，每年由教育厅拨给五千元，原有庙产每年可收入一千多元。他们的行政是非常有系统，而且是现代化的管理。”记者注意到，“尤其是训育方面，特别采用最新式的导师制同清规制”。
对尼僧的教育当时也曾纳入汉院的计划，“在该院的将来计划中，下期还准备招考新生四十名，另外准备收女生若干名，女生是准备招收有志发扬佛教的尼僧们，目前已经在寺外另一地方修建了校址。”
当时的师资也是精英荟萃。1937年秋后，法尊法师请太虚大师一同入川，在汉藏教理院讲学。佛教各宗派比较优秀的法师都在该院，如长于《俱舍论》的法舫法师、长于般若空宗的印顺法师、长于律学的尘空法师、长于因明唯识的雪松法师、长于禅学的本光法师等。不仅增加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更提升了研究的风气，由此迎来了该院的极盛时期。
汉藏教理院在教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生分预班、正班、专修班三种。专修班课程有藏文《入中论》、《楞伽经》、西藏文化史、国文、作文、体育、中国文化史、党义、菩提道次第。而正班课程为党义、医学、农业、国文、国文文法、菩提道次第、音乐、算术、中国文化史、《辩中边论》、《楞伽经》、体育、作文、藏文。另预班课程则是印度哲学史、文法、《心地观经》、国文、党义、体育、作文、藏文。
科研等方面条件渐趋好转，研究渐次展开。1937年1月27日，第一届毕业典礼后召开院务会议，院长代表法舫法师作了几项重要提议：一是组织“康藏研究室”，研究康藏地理、民情、文物，会中议决由代院长法尊法师主持。二是设立“翻译处”于密严海，决议由代院长法尊法师主译，处主任由法舫法师、严定法师、观空法师分任之，其它任用人员由代院长聘请；翻译处规则另定。三是扩大图书馆，另建新馆一座。
此期成果以法尊法师所译西藏经论和太虚大师关于汉藏佛教的讲学最为重要。后引该院1944年向政府报表中所列出版著作，多出法尊法师此期辛劳。
太虚大师的讲学则立足于汉传佛教来融会西藏佛教。1937年9月，大虚大师讲《汉藏教理融会谈》，指出于印度空有二宗，汉藏所传可以互补互资；至于显密问题，汉传台、贤、禅、净诸宗，建立在“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大总持（即陀罗尼）义上，故皆可谓密。1940年7月，太虚大师于汉院训练班，续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他认为，传于西藏的密法出于“像法时期”，特点在于依天乘行果进趣大乘。在现在依人乘行果进趣大乘的末法时期，密法是不应机了。1941年6月，太虚大师讲《诸法有无自性问题》。因为汉藏教理院比年多弘宗喀巴大师之中观无自性说，大师特以唯识之三性说，成立中国佛学之有自性论。1942年7月，太虚大师讲《为支那堪布翻案》，纠正藏僧及蔽于西藏佛教者对于中国禅宗之歧视。1942年11月，太虚大师讲《法性空慧学概论》。又讲四教仪，了参、光余记其悬论，成《天台四教仪与中国佛学》。此年后，针对国内佛学院每偏重唯识，而四川又多重中观及密宗，大师乃多讲中国佛学。
抗日战争期间，汉藏教理院发展至鼎盛，该院呈政府报告表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状况：
世界佛学苑概况报告表（1944年5月）
名称：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
地址：四川北碚缙云山
负责人姓名：释太虚——释法尊代
成立年月：民国二十一年八月成立，二十五年六月呈准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立案。
沿革：前四川省政府主席刘公甫澄在二十一年军长任内，感于汉藏感情恶劣，以致边防多故，鉴其政俗皆依佛教，欲选汉僧留藏学习文言学术，藉以互隆情谊。嗣从世界佛学苑太虚苑长议，就川设学，招收汉藏青年，授以汉藏文言学科，本院遂得成立，故本院任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陲为主旨。成立时，招收普通科研究学员四十名，以四年为一届；二十四年招收专修科研究学员二十名，以二年为一届；至今普通科毕业三届，专修科毕业已二届。现有普通科两班，专修科于三十一年秋因经费问题暂停。
组织状况：本院为世界佛苑之一，院设院长。经院董事会同意聘请院长一人，以执行院务；院护一人。以下分教务处，设立主任一人，教授教员若干人；事务处设立主任一人，职员若干人；训导委员会设主任导师一人，导师若干人（推教职员兼任）；编译处设监译一人，主译一人，助译若干人（教师兼任），研究员若干人（即两班学员）。
教职员人数：专任十人，兼任九人，合计十九人。
研究员人数：专任无，兼任：普通科四年级二十人，三年级四十人，合计：六十人。
设备状况：大礼堂一，讲堂三，食堂一，寝室五，办公室二，编译室一，招待室一，康藏来宾招待处一，图书馆一，阅报室一，运动场一，游泳池一，院圃三，林场全山。
预算经费：岁出计23，844，000，000
研究工作：已完成者普通研究员毕业者五十九人，专修科研究员已毕业者十四人；正在研究中者普通科三年级研究员四十人，四年级研究员二十人，选送入藏继续研究者九人。
出版刊物：（甲）编著：1、《现代西藏》，2、《我去过的西藏》，3、《西藏民族政教史》，4、《藏文读本》，5、《藏文文法》，6、《缙云山志》。（乙）翻译：1、《菩提道次第广论》，2、《密宗道次第略论》，3、《现观庄严论》，4、《慈氏五论颂》，5、《缘起赞颂》，6、《比丘学处》，7、《菩萨戒品释》，8、《菩提道次第略论》，9、《入中论》，10、《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法》，11、《入中论宗喀巴疏》，12、《辨了不了义论》。编译完竣待刻印者：1、《藏文常识课本》，2、《正理庄严论》，3、《佛教大事年表》，4、《本院三十三年度院刊》。
战后研究计划：拟设康藏班，纯招康藏青年，授以汉藏学科，以经费无着遂未实现。
填报时间：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九日。
负责填报者：释妙钦；负责人：太虚。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六、结束（1945—1950）
1945年抗战胜利，浩劫初罢，百废待兴。太虚大师欲回汉口复兴武昌佛学院，1945年9月，增聘法尊法师、苇舫法师、尘空法师及海定法师等为院董，并推法尊法师、尘空法师继任汉藏教理院正副院长。
汉藏教理院亦曾谋求进一步发展，太虚大师规划组织研究会，分为西藏、印度、中国及现代佛学四组。西藏佛学组主要研究宗喀巴大师的学说，其它各宗派经论为辅，由法尊法师指导。四组各别研究而期协调沟通，每星期由一组召开一次研究会，与其它组成员分享研究的成果。
翻译事业上，亦曾计划在编译室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法尊法师迎喇嘛东本格西来川，得刘文辉、格桑泽仁、牛次封赞助。1945年12月1日，汉藏教理译场正式成立于缙云山之石华寺，太虚大师任场主，东本任译主。
1947年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1948年暑假后，法尊法师将汉藏教理院事付托正果法师和开一法师等负责办理，自到成都讲经，并加紧将《大毗婆沙论》译为藏文。1949年夏译完，将译稿运往康定交格桑悦协保管。
1950年春，法尊法师到北京菩提学会参加翻译组，替民委翻译文件。“是冬，正果法师来京和我商议把汉藏教理院奉交西南文教处事，我完全赞同。遂将汉院交给政府，汉院的师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汉藏教理院也就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