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藏网供稿 喜热布 摄）
内容提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就必须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而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在于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在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藏传佛教；中国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高瞻远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宗教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以更好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是新时代全国宗教工作的宗旨、方法和目标，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一、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
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在于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体来说，就是要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同时，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也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处理我国宗教关系，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此外，还要搞好宗教界人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努力建设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质领导班子。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队伍建设。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
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更高更全面的视野深刻理解我国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关系到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从历史上看，中国佛教的兴衰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国事兴则佛法兴。在任何时代，如果没有国家作后盾，中国佛教要想存在、要开展佛事活动、要弘法利生，要想修行传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信众修学佛法，继承佛教事业的重要保证。换句话说，爱国爱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爱国是前提，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准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教是广大佛教徒的职责。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说：“正确认识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我们佛教徒自然爱自己信奉的佛教。不爱佛教，那说明你不信仰它，就不成其为一个佛教徒。对于我们来说，爱教同爱国是统一的，是和谐一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教？”所以，中国佛教主张知恩报恩，报答国家恩即爱国，报答三宝恩即爱教。回顾历史，藏传佛教爱国爱教高僧活佛层出不穷，他们大公无私、利益众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最壮美的画卷，为今天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树立了楷模。
喜饶嘉措大师（1884-1968）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藏传佛教高僧和佛学大师，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深受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而且，喜饶嘉措大师既是新中国佛教界第一代卓越的领导人，又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宗教人士，亦是一位著名的藏族学者。他“情系民族、情系祖国”，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相濡以沫，为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鞠躬尽瘁，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喜饶嘉措大师著书立说，批判歪门邪道、张扬真理公道，倡导社会优良风尚，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故被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称誉他为“爱国老人”、“藏族学者”。[2]喜饶嘉措大师的爱国爱教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活动之中，尤其在他的一言一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7年，喜饶嘉措大师加入国民党，并任国民党参议会参议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9年喜饶嘉措大师前往甘肃、青海一带，视察各大寺院及土司头人，发动僧俗团结抗日。积极宣传抗战救国，发表了《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白螺的声音》，并举行息灾诵经法会。1940年，因其“护国精诚，深堪嘉尚”，国民党册封喜饶嘉措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大小银印两枚。
1942年，喜饶嘉措大师出席了国民党第三届国民参政会。1943年，蒋介石委派喜饶嘉措大师前往拉萨，意在争取大寺院对国民政府的好感，并宣传祖国统一的主张，但西藏地方政府只允许喜饶嘉措大师一人入藏。1945年，喜饶嘉措大师任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7年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圆寂，喜饶嘉措大师代表国民政府前去慰问。
1949年，喜饶嘉措大师从南京返回青海故里，青海军阀马步芳逃离青海时，曾打算偕同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前往台湾，结果两位大师都断然拒绝，使马步芳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们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新中国及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同年，青海解放，青海省军政委员会派人寻访喜饶嘉措大师，请他参加政府工作，并出任青海省第一届政府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喜饶嘉措大师多次奔赴青海各藏区，宣传党的政策，为稳定青海藏区做出了贡献。
1950年，喜饶嘉措大师多次写信给西藏的故旧、学生，并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劝说西藏上层人士，对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赴京和谈。途径西安时，喜饶嘉措大师又语重心长地叮嘱阿沛·阿旺晋美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成功。这对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
1959年，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喜饶嘉措大师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祖国的行径。他发表讲话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乱，是一件可悲的事件。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愿，背叛祖国，背叛了佛教教规。”并在青海开展了许多宣传工作，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喜饶嘉措大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种种折磨，于1968年11月1日含冤去世。直至1979年10月6日，喜饶嘉措大师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并肯定了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佛教、热爱人民的高尚品德。
对于喜饶嘉措大师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3]
当今藏传佛教广大僧众，以史为鉴，不负使命，一如既往地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发挥藏传佛教界人士的作用，引领广大信教群众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努力营造藏区社会和谐稳定氛围；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一切服从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就是说，我们要切实加强藏传佛教自身建设，完善寺院教育机制，培养和造就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候起作用的爱国爱教僧众。同时，秉承和光大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和前辈高僧大德的高尚风范，激励藏传佛教僧众在服务社会、践行信仰中健康成长，正确处理政治与信仰、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在法制轨道上推进藏传佛教事业发展，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
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在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既要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4]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度，各宗教要始终坚持中国化方向，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大力弘扬多元包容、和谐共荣的优良传统。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之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适应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需求，因为文化建设就是人的建设，发挥藏传佛教文化在人的建设中的作用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培育人们的身心健康，推动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
任继愈先生（1916-2009）是一位当代学术界的大家，他胸怀宽广、高瞻远瞩，总是高屋建瓴地看问题、办事情。他在回顾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时指出：“中华民族有多次民族大融合，少数民族的刚健清新之气充实了中华民族，才使它古而不老，久而常新。”他在展望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时讲道：“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新中国走向世界，贯彻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社会变化之大，超过了历史上几千年进程的总和。内地如此，西藏也是一样。”[5]
1996年，任继愈先生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两千年来，中国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统称。每一民族都在中华民族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藏族文化有较早的丰富文献记录，藏文著作中有许多重要的哲学、宗教、历史、文学遗产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它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对藏族、对中华民族以及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藏族又是一个善于思考、习惯于高度抽象思维的民族。宗教哲学、因明学达到很高的水准，这一文化富矿有待大家进一步开发。这个优良传统也使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承担着更大的责任。”[6]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藏传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为藏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藏传佛教积极顺应国家政通人和的美好前景，大力发掘和阐扬佛经中蕴含的慈悲、平等、和谐、安康等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精神思想；倡导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倡导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同时，做好新形势下藏传佛教工作，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建构和创新发展。
东噶·洛桑赤列活佛（1927-1997），是一位藏传佛教高僧活佛，又是我国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藏学家、佛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学家，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今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西藏师范学院藏语系（今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和西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等职。他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在新中国的藏学研究领域树立了以马克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学术研究典范，他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藏传佛教制度所取得的一项重大学术成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探索和研究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工具。东噶·洛桑赤列在解析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经济基础之后，又阐明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主要特征。他说：“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展的最高峰是一些宗教上层人士直接掌握政权，它开始于萨迦派，其后帕竹噶举教派、噶玛噶举教派以及最后的格鲁派都依次掌握过西藏地方的政权。在这些时期中，各个教派之间为了争夺寺属庄园和属民的斗争是它们之间的主要矛盾，而教派之间宗教观点的不同是一般的、次要的矛盾，而在为争夺寺属庄园和属民而斗争时，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各个教派的有民族性和地区性的群众的信仰力量来为自己的斗争服务。当各个教派的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寺属庄园和居民的斗争、为争夺政权的斗争达到尖锐化的程度时，他们又总是被外来的入侵势力利用来作为扩大民族内部的分裂，以便自己的力量向西藏地方进行渗透的工具。在西藏地方内部，各个教派总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权的力量和经济的力量，来压制其他教派，这一错误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历代西藏地方政府不具备执行由政府供给佛教僧人稳定的生活供应的经济力量，于是给予佛教僧人以占有和经营寺属庄园、牧场、牲畜、属民的特权，是由这一经济上的错误政策所引起的。”[7]由此可见，东噶·洛桑赤列是一位活学活用马克主义的前辈学者，他不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究和解决在科研领域中发现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东噶·洛桑赤列精通西藏地方政教历史和了解祖国历史文化大背景。所以，他较为系统地叙述了西藏地方政府与祖国中央王朝的关系史，见证了西藏和祖国不可分离的关系，使《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此外，东噶·洛桑赤列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的末尾结语中说：“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西藏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的政教合一制度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真正信仰宗教的僧人也在政教分开的原则下获得了解放。在爱国守法的前提下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生活上也受到国家的关怀和照顾，在心情舒畅的情况下信奉宗教。过去在执行政策中的一些左倾错误也正在被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8]这段话是东噶·洛桑赤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的藏区宗教信仰现状所作的评述，今天看来依然给人以强烈的历史真实感，更是反映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历程和经验教训。
中国佛教文化是塑造民族精神、启迪民族智慧、铸就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同时，中国佛教文化又是我们实现世界文化多样性，实现沟通世界各个民族心灵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藏传佛教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拥有丰富的优秀文化内涵，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涵养，为丰富广大信教群众的精神生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为营造和谐社会、良好风气提供正能量和助推力。同时，我们以历史上的藏传佛教爱国爱教高僧大德为榜样，致力于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国佛教的对外表达能力，扩大中国佛教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影响力。
我们要认识中国佛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影响深远，既是广大信教群众的信仰对象，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它深刻影响着藏族地区的思想观念、建筑艺术、语言文学、科学技术、礼仪习俗等，在整个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需要同藏传佛教界的爱国爱教知名人士长期合作，特别在“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知名人士的社会角色和个人威信，积极主动践行藏传佛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努力实现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远大目标。
三、结语
综上所述，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促进宗教关系健康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党中央和国家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宗教界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好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处理矛盾问题，加强对信教群众的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更好地培养高素质的宗教界人才，推进爱国宗教人士队伍建设；更好地开展宗教团体思想建设、制度建设、教风建设，充分发挥好对信教群众的正确引领作用。各地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宗教团体的工作，充分尊重和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帮助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及时解决影响宗教关系和谐的突出问题。[9]我们要更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和教育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努力把藏传佛教教义同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积极发扬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不断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征程。
注释：
[1][4]引自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6年4月22日至23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2][3]尕藏加：《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思想评述》，载《青海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理论与实践》（青海省委统战部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7、102-103页。
[5][6]《中国藏学》（汉文）1996年第3期，第10、8页。
[7][8]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
[9]《汪洋出席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谈会》，《人民日报》2018年2月12日第1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