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鲁寺
后藏名刹夏鲁寺是藏传佛教夏鲁派的发源地和根本道场，历史上涌现出许多修行精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对藏传佛教的弘扬做出过重要贡献。夏鲁寺独特的藏汉合一的建筑风格，以及保护完好的壁画、造像艺术，在藏传佛教艺术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对夏鲁寺的历史沿革和佛教艺术作一番梳理和探索，以飨读者。
一、夏鲁寺的历史沿革
(一)古相家族与夏鲁寺的缘起
夏鲁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甲措雄乡夏鲁村，距日喀则东南30公里。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夏鲁寺就座落在雅鲁藏布江南岸与年楚河交汇处的下游地段——夏鲁河谷。宽阔的夏鲁河谷中央平坦，四面环山，是喜马拉雅山脉北坡的延伸，蜿蜒的夏鲁河由南向北从夏鲁村与夏鲁寺身后缓缓流过，汇入年楚河。
公元11世纪初期，西藏分裂割据时代的地方领主吉尊·西饶迥乃在此创建了夏鲁寺。传说吉尊·西饶迥乃由于民众的反抗斗争，被迫前往离自己领地不远的坚贡寺，礼洛敦多吉旺秋披剃出家。公元1003年，吉尊·西饶迥乃返回夏鲁地方，以地方领主和佛教僧侣的双重身份开始了夏鲁寺的修建工程。
据藏史记载，吉尊·西饶迥乃的祖先曾担任过吐蕃时期松赞干布的大臣。到赤松德赞(730—797)执政时期，吉氏家族中还出现了一位名叫吉钦珠的大译师，他曾参与了吐蕃早期的佛经翻译，据说还代表赤松德赞远赴印度完成了迎请莲花生与静命大师入藏的伟大使命。吉氏家族吐蕃时期的另一位高官名叫吉赤桑勒金，传说他在赤祖德赞(803—841)在位期间，曾以大臣的身份为赞普出资修筑过108座寺院的地基。赤祖德赞为了答谢他的功德，特意赠送给吉氏家族一部《般若十万颂》。这部象征吉氏家族荣耀的佛经，被后人称为“吉本”(吉之十万颂)。今天，这部佛经仅存的两块雕刻精美的夹经板仍然保存在寺中，成为夏鲁寺的镇寺之宝。
公元13世纪蒙古人统治西藏时期，夏鲁万户在元朝政府与西藏萨迦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其声望和权力都达到了顶峰，夏鲁寺也因此得到了多次扩建和维修。因与元朝帝师萨迦八思巴(1235—1280)家族建立有姻亲关系，因此吉氏家族也被人们称为“古相”(藏语中对舅舅的尊称)。吉氏后裔古相·扎巴坚赞担任夏鲁地方长官期间，曾经前往汉地觐见元朝皇帝。著名藏族学者多罗那他在《后藏志》中记载：“古相·扎巴坚赞前往汉地，皇帝手端盛满酒的孔雀形水晶杯说：‘你是萨迦人世世代代的舅舅，也是朕的舅舅。’说完之后将酒赐予古相·扎巴坚赞。古相·扎巴坚赞担任卫、藏、阿里三部的元帅，出任掌管银制虎头印章的法官。皇帝颁赐诰命，令其管辖夏鲁万户所有僧部众。”除皇帝的赏赐外，他还带来许多技艺精湛的汉族工匠修建夏鲁寺，扩建了夏鲁金殿与多座佛殿，修筑了围墙和4个大型扎仓，并在佛殿里绘制了精美的壁画。
古相·扎巴坚赞与其子古相·贡噶顿珠进行的大规模扩建维修，对于夏鲁寺形成最终的整体建筑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的另一功绩，就是为夏鲁寺请来了著名佛教学者布顿·仁钦珠。布顿大师的到来使得夏鲁寺成为当时藏传佛教的一大中心，也为夏鲁古相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活动领域。
(二)夏鲁派的创始人布顿·仁钦珠与夏鲁寺
布顿·仁钦珠(1290—1364)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是藏传佛教夏鲁派的创始人。他编著的《布顿佛教史》对夏鲁派的创立以及推进当时藏传佛教的学术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320年，布顿受古相·扎巴坚赞的邀请担任了夏鲁寺第11任堪布，时年31岁。据《夏鲁派源流》记载：“阳铁猴年(1320)，夏鲁寺迎请布顿大师主持寺务，遂开西藏佛教夏鲁一派。”古相·扎巴坚赞的家族与夏鲁人，像当年古印度给孤独长者供养佛陀一般侍奉布顿·仁钦珠。夏鲁寺为布顿大师提供了弘扬佛法的讲坛，布顿大师在夏鲁寺先后建立了密教学院和显教学院，在离夏鲁寺西南几公里以外阿底峡尊者修行过的日普山上修建了德钦颇章。每年举行夏季法会和冬季法会时讲解《大乘阿毗达磨集论》、《量抉择论》、《入菩萨行论》等显教经典；春季法会与秋季法会讲解《时轮》、《密集浅释》、《瑜珈金刚生起论》、《具德和合论》等密教经典。每日讲经6次，经常为弟子讲解经论到深夜。布顿大师担任堪布期间，夏鲁寺汇聚了来自西藏各地的求学者，寺内常住僧众多达4500人，佛教学者100多人，再加上外来短期听经求学的，总人数超过7300人；此外，在日普山闭关修行的多达500人。日普山上密布着修行者的僧寮，夏鲁金殿长长的围墙中间也建满了前来求学僧众们的禅房。
公元1322年，布顿大师撰写了藏传佛教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要著作《佛教史大宝藏论》，或称《善逝教法源流》，俗称《布顿佛教史》。这是藏族高僧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佛教教法史，也是西藏早期难得的佛教编年史。《布顿佛教史》全书藏文长条版212页，前半部讲述印度、尼泊尔佛教的弘传历史，后半部讲述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发展历史，对印度佛教的起源、传承、不同派别所持的观点以及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教义、传承及发展作了详细论述和概括总结，对14世纪以后的西藏佛教著述以及藏族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公元1344年，布顿大师婉言谢绝了元顺帝派遣金册使者入藏迎请他赴京的邀请，在他亲自主持下，对当时编纂并不完整的纳塘版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进行了全面修订。布顿大师以纳塘版《丹珠尔》为底本，逐部修订审阅了几乎所有藏文佛经，增补了1000多部纳塘版《丹珠尔》中未收录的经论，包括依据梵文原本翻译成藏文的许多经典。编纂《丹珠尔》是藏传佛教界的大事，当时西藏各地的佛教教派，都派遣学者前往夏鲁寺协助布顿大师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修订后的《丹珠尔》成为藏传佛教大藏经《丹珠尔》部的勘定本，通称《夏鲁丹珠尔》。布顿大师亲自为这部《丹珠尔》编撰了名为《如意摩尼自在王鬘》的目录，这也是西藏第一部“丹珠尔目录”。
作为公元14世纪西藏最杰出的佛教学者之一，布顿·仁钦珠也赢得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他的名字前面被冠以许多尊贵的称号，人们将这位极具智慧与慈悲的学者称为“第二佛陀”、“遍知一切的布顿·仁钦珠”、“遍知一切布顿大译师”、“至尊夏鲁巴”、“布顿喀且”等，给予极高尊崇。
布顿大师可以说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著述最丰的佛教学者之一，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夏鲁寺完成的，涵盖了宗教、艺术、教育、政治、翻译、建筑、医学、天文等众多学科。他的27函著作由其弟子仁钦南杰大译师辑录，布顿大师亲自审定。遗憾的是布顿大师著作全集当时并未刊布，直到191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执政时，才令布达拉宫大印经院刊刻印行，由善知识鲁本·喜饶嘉措担任总编辑，共28函(四川德格印经院刊刻本为26函)、200多部。
布顿大师对藏传佛教显密经论作了不少详细的注释，涉及对法、经律、般若、中观、量释、俱舍、声明、历法和医方明等大小五明著作和注释。在这些论著中，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与归纳了正统的印度佛教，对当时一些偏离轨道的佛教现象作出了批判。对西藏所存梵文经典在内的所有佛学典籍作了系统研读和整理，尤其对早期藏传佛教密教理论及实践走向系统化并成为藏传佛教的核心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布顿大师对西藏寺院教育制度的系统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了佛教经论的注释外，布顿大师还著有《五曜步度算法》、《作用明灯》、《智者生悦论》等多部天文历算学著作。特别是《智者生悦论》一书，为西藏天文历算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宇宙构造论》进一步阐发了印度时轮派的历算学说，使之地方化和民族化。兴趣广泛的布顿大师在西藏还较早提出了“地为圆形”学说，并依此理论绘制在夏鲁寺回廊的墙壁上。布顿大师在医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翻译并注疏了古印度大乘佛教学者龙树大师的著作《百方篇》。
14世纪是藏传佛教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各个教派相互竞争、彼此学习、共同发展的时期。作为夏鲁寺堪布的布顿大师也积极投身到夏鲁寺的设计、扩建和维修当中。据史籍记载，布顿大师不仅参与了夏鲁寺殿堂的设计规划，还亲自制订了佛塔建筑的量度和曼荼罗的画法，并亲手绘制多幅大型曼荼罗壁画。他的《夏鲁寺之无量宫殿东南西北诸方所安置曼荼罗等之目录》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和弟子们绘制夏鲁寺曼荼罗坛城壁画的过程。
作为艺术家的布顿大师在佛教造像量度学与色彩学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还亲自实践，用艺术的方式体验和传达佛教的思想精神。传说他曾雕塑过一尊极具法力的护法神面具，悬挂在夏鲁寺的大殿中央，以至于引起修行不圆满者与外道的恐惧和反省。
布顿·仁钦珠教授的学生多达2500人，著名弟子有扎才巴·仁钦南嘉(继承了布顿的传承)、纳塘译师僧格室利、夏鲁译师曲郡桑波、敏珠尔觉端译师阿旺·仁钦扎西、大译师嘉却华、达罗·喜饶仁钦(曾是宗喀巴的密教老师)等，培养了大量的弘法人才，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布顿大师担任堪布期间，在夏鲁寺设立的各个扎仓使不同门类的学科系统化和规范化。他建立的夏鲁派教育体系还影响到了格鲁派，宗喀巴大师在夏鲁寺学习期间，曾在多位布顿大师弟子门下求教，学习了布顿大师关于时轮金刚法以及密教灌顶仪轨的著作。布顿大师的著作至今在格鲁派及西藏、安多、康巴等地区的各教派中仍然有着很大影响。
布顿·仁钦珠一生虽然远离政治，但他在藏族社会以及藏传佛教历史上却有着崇高地位。20世纪著名的格鲁派学者更敦群培(1905—1951)朝拜夏鲁寺时，曾这样写到：“遍知布顿的卧室只有一柱之地，墙上没有彩绘，除可以从门里采光外，亦无一扇窗户，是一间当今连普通僧徒都不愿居住的简陋住处。那些十分珍贵的典籍装在两口高三柞差一指、宽六柞的灰色木箱里。据说，此箱也是布顿的，里面还保存着许多手抄本藏文典籍。一部大家都很陌生的长页经卷裹在九层书布当中，打开一看，才知是布顿的著作《光明注释莹澈六方》第一部的手稿……那娴熟精湛的书法技艺，给人以为是两三年前遗留下来的新颖感。此书大概著于宗喀巴尊者之前两代人的一个时期里。想到此，心中顿生一种毫无因由的悲伤之情。”
二、夏鲁寺的建筑艺术
夏鲁村与夏鲁寺在夏鲁河谷谷口从堆区以南3公里，座落在平坦的河谷中央。夏鲁寺坐西朝东，村落围绕寺院修建。民居大门朝各个方向随意开设，户与户之间相接毗邻，形成错落有致的自然街道。村落与夏鲁寺长期以来形成的总体建筑布局为两个相连的矩形，田地分布在寺院与村庄周围，古时夏鲁村与寺院均由厚重的石砌围墙圈起。夏鲁人形容夏鲁寺的建筑平面为盛装粮食用的“升子”，村落与僧舍的总体布局为筛选粮食用的“大铁筛”。
夏鲁寺现存佛殿建筑格局，基本经历了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吉尊·西饶迥乃初建时期，修建了护法神殿、般若佛母殿、乌孜康、西殿、南殿、北殿等6座佛殿，至今保存完好的有东面的护法神殿、般若佛母殿，西面的觉康佛殿和马头金刚殿。吉尊·西饶迥乃的兄弟修筑了防洪与防御的围墙，开挖了水井，修建了一些寺内外的水利设施。
公元13世纪末期，吉氏家族后裔逐渐开始了夏鲁寺扩建与维修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古相·贡波贝首先在吉尊·西饶迥乃修建的马头金刚殿北面修建了三门佛殿，他的侄子古相·扎巴坚赞随后进行了夏鲁寺创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建维修。古相·扎巴坚赞还修建了与三门佛殿对称的甘珠尔殿，在原来佛殿基础上又扩建了4座无量宫佛殿，并采用铺设汉式琉璃重檐歇山式屋顶和修筑围墙的形式，将所有佛殿组成一个整体。同时在夏鲁寺周围修建了4座大型扎仓，在夏鲁日普山上修建了几座规模宏大的佛殿。夏鲁寺建筑的最后定型是由古相·扎巴坚赞之子古相·贡噶顿珠完成的，他在4座无量宫佛殿周围又修建了无量寿殿、丹珠尔殿、罗汉殿、知己具乐殿等4座佛殿。贡噶顿珠的弟弟古相·益西贡噶修筑和加固了寺院周围的围墙。
公元1845年，夏鲁寺进行过一次整修，部分资金来源于清政府没收的拉萨策墨林寺的寺产白银1700两。夏鲁寺近期的维修是1984年，国家出资对损坏严重的佛殿进行了维修，尤其是对公元14世纪修建的汉式琉璃重檐歇山顶的残破部分进行了重新铺设。
公元14世纪，夏鲁寺在原有藏式建筑基础上经过改造扩建，采用的汉式斗拱架设重檐歇山式屋顶、汉族建筑中常见的琉璃建筑构件，以及二层4座无量宫佛殿的内部建筑结构都明显体现出中原汉文化建筑的手法和风格，其特点是采用了中原宋元时期流行的“侧脚”和“升起”两种营造法式。此外夏鲁寺大殿上层的后殿及东、西殿也采用了中原营造法式的“减柱法”，以扩大室内的空间感。可以说，夏鲁寺是由藏汉工匠共同修建的兼具汉藏建筑文化特色的寺院建筑群。
1984年进行维修时，发现原来的建筑构件上依然保存着汉字标注的构件编码。14世纪后，夏鲁工匠就系统掌握了琉璃构件的烧制技术，并把这一技术系统整理成书流传于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修建夏宫罗布林卡和维修拉萨大昭寺前琉璃桥时，所用的琉璃建筑构件就是由夏鲁工匠主持烧制的，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还赐予夏鲁工匠“增堪”的称号。
夏鲁寺的建筑平面为坐西朝东的长方形，整体建筑由土石木结构的外墙圈起，南北对称，东西轴线分明，东西长76米，南北宽44米，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大多数建筑由以石为基础的藏式夯土墙体和汉式琉璃重檐歇山顶组成，部分为阿嘎土铺设的平屋顶。总体建筑由前庭和佛殿分成均匀的两部分。
前庭中间空地东西28.4米，南北25.9米。东面与南面由一个2层结构的回廊贯通并连接佛殿。北面由3部分组成，东侧为房屋，中间一层为讲坛，二层为民管会办公室，西侧由通向佛殿的一个2层结构的回廊组成，回廊的一层向西延伸形成通向二层佛殿的歇院，歇院中修建有石砌的台阶，回廊二层的西侧与佛殿的入口处连接成平台，东侧连接民管会办公室。前庭的回廊周围整齐地分布着僧侣的住所，中央为天井。北面西侧回廊的背后又修建有院落，院落内是厨房，院落的东侧通往寺外。
佛殿总体平面结构东西形成一个“凸”字形，建筑正立面中间的底层护法神殿、二层般若佛母殿、三层东无量宫佛殿为凸出部分，四周以集会大殿为中心呈放射状紧密分布着其他佛殿。
夏鲁寺现存佛殿21间。一层11间，按藏传佛教右旋朝佛的习惯依次为护法神殿、新建护法神殿、甘珠尔殿、释迦佛殿、马头金刚殿、三门佛殿，其余4间佛殿由于损坏严重常年关闭或作为堆放杂物的仓库使用。这些佛殿共同组成一层的矩形平面，中间形成带有天井的集会大殿，集会大殿内的佛殿周围又形成一个环绕各佛殿的2层封闭式转经道。二层佛殿9间，依次为般若佛母殿、丹珠尔殿、南无量宫、罗汉殿、西无量宫、知己具乐殿、北无量宫、无量寿殿以及西南角罗汉殿北侧的1间房屋。般若佛母殿、丹珠尔殿、罗汉殿、知己具乐殿等佛殿因损坏严重常年关闭或当作仓库使用。东无量宫佛殿是三层上唯一的佛殿，也称布顿佛殿。由于底层的护法神殿高度较低，导致二层般若佛母殿大大低于二层中的其它佛殿，使修建在般若佛母殿上面的东无量宫佛殿做到了与整体建筑高度一致。
二层佛殿建筑的中央部分是突出的集会大殿的天井，各个佛殿外均建有相互连接的开放式回廊，所有回廊的顶部形成相互连接的平台。般若佛母殿外的回廊顶部，就是进入三层东无量宫佛殿的地面平台部分。
二层佛殿的背面建有一个封闭式转经道，修建在集会大殿转经道的上面。转经道北侧与西侧的墙壁上，保存有14世纪古相·益西贡噶出资绘制的壁画。按藏传佛教右旋的习惯，三层的东无量宫佛殿南侧的一间小屋为转经道入口，经入口下几级台阶便进入了转经道，走完转经道由二层北无量宫与无量寿殿之间的出口中走出。转经道三层一端的入口高于室内地平，二层一端的出口高于室外地平，二层转经道还起着支撑夏鲁寺琉璃屋顶的作用，厚重的外墙顶端架设托木支撑起琉璃重檐歇山顶的下半部分，形成了夏鲁寺建筑中的独特现象。
夏鲁寺建造者为了追求建筑的整体对称，在并不十分整齐的原建筑基础上，对底层做了加固与增加支撑物以后，又加筑了二层建筑。因此，楼梯部分的建筑构造在视觉上造成了极不舒服的感觉。通往二层的楼梯是由石头垒建在建筑外部的台阶，护法神殿内通往二层的楼梯间常年关闭，至少是由于无法采光的原因。新的大门被改建在集会大殿右侧，门内侧的壁画风格足以证明新开设的门是14世纪建造者们所为。各个佛殿的大门与许多通道巧妙连接，满足了藏传佛教连续右旋进行礼佛的宗教习惯。直至朝拜者从二层一端的转经道走出，一场宗教与艺术的洗礼才算完成。夏鲁寺整体建筑中室内与室外地平落差很大，进入每一座佛殿，都要上下起伏于很多的台阶。面积很小的觉康佛殿与马头金刚殿内各有4根粗大的柱子，集会大殿中央用36根柱子形成柱网，支撑起二层建筑，十分无奈地留了一个采光并不良好的天棚。在早期建筑基础的局限下，能形成二层建筑的对称，寺院隔壁的夏鲁万户长应该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
公元14世纪，夏鲁寺几乎成了后藏佛教文化的中心，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学者与名流，著名的宗喀巴大师也在其中。这些前来求师问学的僧侣们不仅带走了佛学知识，更被夏鲁寺的建筑和壁画艺术所震撼，不经意地传播到西藏各地。夏鲁寺建筑艺术是那个时期西藏独一无二的，在形成较晚的格鲁派寺院建筑中，汉式屋顶与集会大殿都借鉴了夏鲁寺藏汉建筑的艺术风格。
三、夏鲁寺的壁画艺术
夏鲁寺的壁画绘制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所有壁画的绘制，都与夏鲁寺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的佛殿扩建紧密联系。
第一个时期是公元11世纪吉尊·西饶迥乃初建夏鲁寺时期。这一时期的壁画，分布在吉尊·西饶迥乃修建的护法神殿、马头金刚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其中护法神殿是保留这一时期壁画最多的佛殿。
第二个时期是公元13世纪末至公元14世纪古相·扎巴坚赞大规模扩建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古相·扎巴坚赞主持，在一层护法神殿、集会大殿、甘珠尔殿、转经道、噶架墙佛殿以及二层般若佛母殿中的壁画绘制；第二个阶段是由古相·贡噶顿珠主持，在二、三层的4座无量宫佛殿和罗汉殿中的壁画绘制；第三个阶段是由古相·益西贡噶主持，在二层佛殿周围的转经道中的壁画绘制。夏鲁寺现存的大多数元代壁画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夏鲁寺壁画内容可分为六大类：佛经故事、曼陀罗坛城、佛菩萨画像、金刚护法神像、历代祖师像、装饰画案等，其中最有特色和规模最大的是佛经故事壁画。佛经故事壁画集中分布在一层回廊两壁和二层前殿回廊两壁；坛城壁画主要分布在三层后殿和东、西配殿的墙上；佛菩萨、金刚护法、历代祖师尊像分布在各个殿堂，或点缀在各殿堂的壁画之中。
一层回廊的大型佛本生故事壁画，共有94幅，此壁画是根据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让琼多杰(1284—1339)编写的佛本生故事集《一百本生》绘制而成，每幅壁画长2米、宽1.5米，基本上是长方形的造型构图，每个长方形内绘制佛经故事的一个具体情节，或是一个场面，有的壁画则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夏鲁寺二层前殿回廊的壁画，大部分是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系列故事，如常见的“十二相成道”、“须摩提女请佛”、“萨埵太子舍身饲虎”、“五百强盗皈佛”等。
密教题材的壁画主要是曼陀罗坛城以及坛城中的诸佛、菩萨、明王与护法等，包括一层回廊内殿中的大型五方佛壁画(毗卢遮那佛、阿閦佛、阿弥陀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般若佛母殿的单尊画像和三层东、西、南、北无量宫佛殿中的大型坛城壁画，如“吉祥胜乐坛城”、“金刚界坛城”、“普明坛城”、“文殊坛城”等。这些坛城壁画都是按照布顿大师《十万坛城尊像仪轨》的要求严格绘制的，其中东无量宫佛殿的文殊坛城系列壁画是布顿大师亲手所绘，因而显得十分珍贵。
夏鲁寺壁画艺术风格受到印度、尼泊尔、中原汉地等不同地域、多种绘画技巧和审美风格的影响。现在遗存的不同时期壁画，集中体现了公元11世纪以后西藏寺院壁画艺术发展的脉络和大体情况。
公元11世纪的壁画，主要集中在吉尊·西饶迥乃修建的护法神殿中，马头金刚殿和般若佛母殿的主殿中有少量遗存，题材均为佛教尊像与世俗人物。护法神殿门厅西壁的佛说法图与后面3间佛室中的壁画，其线条与色彩体现的是两种艺术风格。门厅西壁南北两侧的佛陀说法图风格，据熊文彬先生考证：“南壁胁侍的造型和风格与扎巴欧协1081年开始修建、完成于1093年的山南扎塘寺同一题材的壁画极其相似，体现出极为纯正的波罗艺术风格；此外，尤其是菩萨的造型，与敦煌吐蕃帛书的风格也极其相似。”其它三间佛室的壁画与马头金刚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的壁画风格极为相似，题材为菩萨与世俗人物。画面色彩纯正，线条简洁奔放，体现出典型的印度、尼泊尔风格。
具体地说，尼泊尔、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壁画的构图、人物的造型、传统诸佛菩萨尊像的仪轨上，例如佛菩萨的标识、手印、背光以及衣纹和莲花座等的造型上。像一层回廊的佛本生故事壁画中的“舞蹈本生图”就带有鲜明的南亚热带风格和审美情调。
夏鲁寺现存数量最多的古代壁画，是公元14世纪由古相·扎巴坚赞父子主持绘制的。当时扎巴坚赞聘请数名优秀的藏族艺术家绘制了集会大殿、甘珠尔殿、般若佛母殿的转经道、一层转经道以及噶架墙佛殿的所有壁画。佛殿与转经道中的壁画，不但有印度、尼泊尔甚至西域、中亚的绘画风格，更有大量中原汉地绘画的元素，尤其是一层转经道中描绘的释迦牟尼本生画传中人物的服饰、亭台楼阁，般若佛母殿转经道壁画的一些细节，都强烈体现了汉族的绘画风格。护法神殿北壁的青龙和朱雀纹样，西无量宫佛殿中萨迦五祖(贡噶宁布、索南孜摩、扎巴坚赞、贡噶坚赞、八思巴)壁画中的树木、山石、花草等构图以及晕染笔法则有可能直接出自汉族艺术家之手。
这一时期夏鲁寺壁画的艺术风格与绘画技艺已经非常成熟。古相·贡噶顿珠主持绘制的4座无量宫佛殿中的曼陀罗壁画，据说全部由布顿大师亲自设计。甘珠尔殿北壁上的一尊金刚手菩萨，传说就是由古相家族中的桑结恩宝亲自绘制的。从其精湛娴熟的线条和色彩中，不难看出藏族艺术家高超的艺术水平。
总之，夏鲁寺的壁画对元末明初西藏寺院的壁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向北影响到觉囊派著名寺院觉囊寺的壁画艺术，促进了拉堆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东南影响到著名的白居寺壁画艺术创作风格。因此，夏鲁寺壁画在元明两代西藏壁画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是元明西藏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研究整个西藏佛教艺术及其与中原、尼泊尔、印度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书目】
[1] 熊文彬《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2]阿底峡发现、卢亚军译注《柱间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3]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
[4]熊文彬《西藏夏鲁寺艺术中的汉藏艺术因素与元代汉藏艺术交流》，网络文章。
[5]格桑、杰布《夏鲁寺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藏文版。
[6]多罗那他《后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藏文版。
[7]孙文景主编《藏文典籍目录》，民族出版社，1997年。
(二)夏鲁派的创始人布顿·仁钦珠与夏鲁寺
布顿·仁钦珠(1290—1364)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是藏传佛教夏鲁派的创始人。他编著的《布顿佛教史》对夏鲁派的创立以及推进当时藏传佛教的学术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320年，布顿受古相·扎巴坚赞的邀请担任了夏鲁寺第11任堪布，时年31岁。据《夏鲁派源流》记载：“阳铁猴年(1320)，夏鲁寺迎请布顿大师主持寺务，遂开西藏佛教夏鲁一派。”古相·扎巴坚赞的家族与夏鲁人，像当年古印度给孤独长者供养佛陀一般侍奉布顿·仁钦珠。夏鲁寺为布顿大师提供了弘扬佛法的讲坛，布顿大师在夏鲁寺先后建立了密教学院和显教学院，在离夏鲁寺西南几公里以外阿底峡尊者修行过的日普山上修建了德钦颇章。每年举行夏季法会和冬季法会时讲解《大乘阿毗达磨集论》、《量抉择论》、《入菩萨行论》等显教经典；春季法会与秋季法会讲解《时轮》、《密集浅释》、《瑜珈金刚生起论》、《具德和合论》等密教经典。每日讲经6次，经常为弟子讲解经论到深夜。布顿大师担任堪布期间，夏鲁寺汇聚了来自西藏各地的求学者，寺内常住僧众多达4500人，佛教学者100多人，再加上外来短期听经求学的，总人数超过7300人；此外，在日普山闭关修行的多达500人。日普山上密布着修行者的僧寮，夏鲁金殿长长的围墙中间也建满了前来求学僧众们的禅房。
公元1322年，布顿大师撰写了藏传佛教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要著作《佛教史大宝藏论》，或称《善逝教法源流》，俗称《布顿佛教史》。这是藏族高僧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佛教教法史，也是西藏早期难得的佛教编年史。《布顿佛教史》全书藏文长条版212页，前半部讲述印度、尼泊尔佛教的弘传历史，后半部讲述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发展历史，对印度佛教的起源、传承、不同派别所持的观点以及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教义、传承及发展作了详细论述和概括总结，对14世纪以后的西藏佛教著述以及藏族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公元1344年，布顿大师婉言谢绝了元顺帝派遣金册使者入藏迎请他赴京的邀请，在他亲自主持下，对当时编纂并不完整的纳塘版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进行了全面修订。布顿大师以纳塘版《丹珠尔》为底本，逐部修订审阅了几乎所有藏文佛经，增补了1000多部纳塘版《丹珠尔》中未收录的经论，包括依据梵文原本翻译成藏文的许多经典。编纂《丹珠尔》是藏传佛教界的大事，当时西藏各地的佛教教派，都派遣学者前往夏鲁寺协助布顿大师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修订后的《丹珠尔》成为藏传佛教大藏经《丹珠尔》部的勘定本，通称《夏鲁丹珠尔》。布顿大师亲自为这部《丹珠尔》编撰了名为《如意摩尼自在王鬘》的目录，这也是西藏第一部“丹珠尔目录”。
作为公元14世纪西藏最杰出的佛教学者之一，布顿·仁钦珠也赢得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他的名字前面被冠以许多尊贵的称号，人们将这位极具智慧与慈悲的学者称为“第二佛陀”、“遍知一切的布顿·仁钦珠”、“遍知一切布顿大译师”、“至尊夏鲁巴”、“布顿喀且”等，给予极高尊崇。
布顿大师可以说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著述最丰的佛教学者之一，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夏鲁寺完成的，涵盖了宗教、艺术、教育、政治、翻译、建筑、医学、天文等众多学科。他的27函著作由其弟子仁钦南杰大译师辑录，布顿大师亲自审定。遗憾的是布顿大师著作全集当时并未刊布，直到191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执政时，才令布达拉宫大印经院刊刻印行，由善知识鲁本·喜饶嘉措担任总编辑，共28函(四川德格印经院刊刻本为26函)、200多部。
布顿大师对藏传佛教显密经论作了不少详细的注释，涉及对法、经律、般若、中观、量释、俱舍、声明、历法和医方明等大小五明著作和注释。在这些论著中，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与归纳了正统的印度佛教，对当时一些偏离轨道的佛教现象作出了批判。对西藏所存梵文经典在内的所有佛学典籍作了系统研读和整理，尤其对早期藏传佛教密教理论及实践走向系统化并成为藏传佛教的核心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布顿大师对西藏寺院教育制度的系统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了佛教经论的注释外，布顿大师还著有《五曜步度算法》、《作用明灯》、《智者生悦论》等多部天文历算学著作。特别是《智者生悦论》一书，为西藏天文历算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宇宙构造论》进一步阐发了印度时轮派的历算学说，使之地方化和民族化。兴趣广泛的布顿大师在西藏还较早提出了“地为圆形”学说，并依此理论绘制在夏鲁寺回廊的墙壁上。布顿大师在医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翻译并注疏了古印度大乘佛教学者龙树大师的著作《百方篇》。
14世纪是藏传佛教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各个教派相互竞争、彼此学习、共同发展的时期。作为夏鲁寺堪布的布顿大师也积极投身到夏鲁寺的设计、扩建和维修当中。据史籍记载，布顿大师不仅参与了夏鲁寺殿堂的设计规划，还亲自制订了佛塔建筑的量度和曼荼罗的画法，并亲手绘制多幅大型曼荼罗壁画。他的《夏鲁寺之无量宫殿东南西北诸方所安置曼荼罗等之目录》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和弟子们绘制夏鲁寺曼荼罗坛城壁画的过程。
作为艺术家的布顿大师在佛教造像量度学与色彩学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还亲自实践，用艺术的方式体验和传达佛教的思想精神。传说他曾雕塑过一尊极具法力的护法神面具，悬挂在夏鲁寺的大殿中央，以至于引起修行不圆满者与外道的恐惧和反省。
布顿·仁钦珠教授的学生多达2500人，著名弟子有扎才巴·仁钦南嘉(继承了布顿的传承)、纳塘译师僧格室利、夏鲁译师曲郡桑波、敏珠尔觉端译师阿旺·仁钦扎西、大译师嘉却华、达罗·喜饶仁钦(曾是宗喀巴的密教老师)等，培养了大量的弘法人才，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布顿大师担任堪布期间，在夏鲁寺设立的各个扎仓使不同门类的学科系统化和规范化。他建立的夏鲁派教育体系还影响到了格鲁派，宗喀巴大师在夏鲁寺学习期间，曾在多位布顿大师弟子门下求教，学习了布顿大师关于时轮金刚法以及密教灌顶仪轨的著作。布顿大师的著作至今在格鲁派及西藏、安多、康巴等地区的各教派中仍然有着很大影响。
布顿·仁钦珠一生虽然远离政治，但他在藏族社会以及藏传佛教历史上却有着崇高地位。20世纪著名的格鲁派学者更敦群培(1905—1951)朝拜夏鲁寺时，曾这样写到：“遍知布顿的卧室只有一柱之地，墙上没有彩绘，除可以从门里采光外，亦无一扇窗户，是一间当今连普通僧徒都不愿居住的简陋住处。那些十分珍贵的典籍装在两口高三柞差一指、宽六柞的灰色木箱里。据说，此箱也是布顿的，里面还保存着许多手抄本藏文典籍。一部大家都很陌生的长页经卷裹在九层书布当中，打开一看，才知是布顿的著作《光明注释莹澈六方》第一部的手稿……那娴熟精湛的书法技艺，给人以为是两三年前遗留下来的新颖感。此书大概著于宗喀巴尊者之前两代人的一个时期里。想到此，心中顿生一种毫无因由的悲伤之情。”
三、夏鲁寺的壁画艺术
夏鲁寺的壁画绘制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所有壁画的绘制，都与夏鲁寺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的佛殿扩建紧密联系。
第一个时期是公元11世纪吉尊·西饶迥乃初建夏鲁寺时期。这一时期的壁画，分布在吉尊·西饶迥乃修建的护法神殿、马头金刚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其中护法神殿是保留这一时期壁画最多的佛殿。
第二个时期是公元13世纪末至公元14世纪古相·扎巴坚赞大规模扩建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古相·扎巴坚赞主持，在一层护法神殿、集会大殿、甘珠尔殿、转经道、噶架墙佛殿以及二层般若佛母殿中的壁画绘制；第二个阶段是由古相·贡噶顿珠主持，在二、三层的4座无量宫佛殿和罗汉殿中的壁画绘制；第三个阶段是由古相·益西贡噶主持，在二层佛殿周围的转经道中的壁画绘制。夏鲁寺现存的大多数元代壁画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夏鲁寺壁画内容可分为六大类：佛经故事、曼陀罗坛城、佛菩萨画像、金刚护法神像、历代祖师像、装饰画案等，其中最有特色和规模最大的是佛经故事壁画。佛经故事壁画集中分布在一层回廊两壁和二层前殿回廊两壁；坛城壁画主要分布在三层后殿和东、西配殿的墙上；佛菩萨、金刚护法、历代祖师尊像分布在各个殿堂，或点缀在各殿堂的壁画之中。
一层回廊的大型佛本生故事壁画，共有94幅，此壁画是根据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让琼多杰(1284—1339)编写的佛本生故事集《一百本生》绘制而成，每幅壁画长2米、宽1.5米，基本上是长方形的造型构图，每个长方形内绘制佛经故事的一个具体情节，或是一个场面，有的壁画则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夏鲁寺二层前殿回廊的壁画，大部分是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系列故事，如常见的“十二相成道”、“须摩提女请佛”、“萨埵太子舍身饲虎”、“五百强盗皈佛”等。
密教题材的壁画主要是曼陀罗坛城以及坛城中的诸佛、菩萨、明王与护法等，包括一层回廊内殿中的大型五方佛壁画(毗卢遮那佛、阿閦佛、阿弥陀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般若佛母殿的单尊画像和三层东、西、南、北无量宫佛殿中的大型坛城壁画，如“吉祥胜乐坛城”、“金刚界坛城”、“普明坛城”、“文殊坛城”等。这些坛城壁画都是按照布顿大师《十万坛城尊像仪轨》的要求严格绘制的，其中东无量宫佛殿的文殊坛城系列壁画是布顿大师亲手所绘，因而显得十分珍贵。
夏鲁寺壁画艺术风格受到印度、尼泊尔、中原汉地等不同地域、多种绘画技巧和审美风格的影响。现在遗存的不同时期壁画，集中体现了公元11世纪以后西藏寺院壁画艺术发展的脉络和大体情况。
公元11世纪的壁画，主要集中在吉尊·西饶迥乃修建的护法神殿中，马头金刚殿和般若佛母殿的主殿中有少量遗存，题材均为佛教尊像与世俗人物。护法神殿门厅西壁的佛说法图与后面3间佛室中的壁画，其线条与色彩体现的是两种艺术风格。门厅西壁南北两侧的佛陀说法图风格，据熊文彬先生考证：“南壁胁侍的造型和风格与扎巴欧协1081年开始修建、完成于1093年的山南扎塘寺同一题材的壁画极其相似，体现出极为纯正的波罗艺术风格；此外，尤其是菩萨的造型，与敦煌吐蕃帛书的风格也极其相似。”其它三间佛室的壁画与马头金刚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的壁画风格极为相似，题材为菩萨与世俗人物。画面色彩纯正，线条简洁奔放，体现出典型的印度、尼泊尔风格。
具体地说，尼泊尔、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壁画的构图、人物的造型、传统诸佛菩萨尊像的仪轨上，例如佛菩萨的标识、手印、背光以及衣纹和莲花座等的造型上。像一层回廊的佛本生故事壁画中的“舞蹈本生图”就带有鲜明的南亚热带风格和审美情调。
夏鲁寺现存数量最多的古代壁画，是公元14世纪由古相·扎巴坚赞父子主持绘制的。当时扎巴坚赞聘请数名优秀的藏族艺术家绘制了集会大殿、甘珠尔殿、般若佛母殿的转经道、一层转经道以及噶架墙佛殿的所有壁画。佛殿与转经道中的壁画，不但有印度、尼泊尔甚至西域、中亚的绘画风格，更有大量中原汉地绘画的元素，尤其是一层转经道中描绘的释迦牟尼本生画传中人物的服饰、亭台楼阁，般若佛母殿转经道壁画的一些细节，都强烈体现了汉族的绘画风格。护法神殿北壁的青龙和朱雀纹样，西无量宫佛殿中萨迦五祖(贡噶宁布、索南孜摩、扎巴坚赞、贡噶坚赞、八思巴)壁画中的树木、山石、花草等构图以及晕染笔法则有可能直接出自汉族艺术家之手。
这一时期夏鲁寺壁画的艺术风格与绘画技艺已经非常成熟。古相·贡噶顿珠主持绘制的4座无量宫佛殿中的曼陀罗壁画，据说全部由布顿大师亲自设计。甘珠尔殿北壁上的一尊金刚手菩萨，传说就是由古相家族中的桑结恩宝亲自绘制的。从其精湛娴熟的线条和色彩中，不难看出藏族艺术家高超的艺术水平。
总之，夏鲁寺的壁画对元末明初西藏寺院的壁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向北影响到觉囊派著名寺院觉囊寺的壁画艺术，促进了拉堆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东南影响到著名的白居寺壁画艺术创作风格。因此，夏鲁寺壁画在元明两代西藏壁画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是元明西藏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研究整个西藏佛教艺术及其与中原、尼泊尔、印度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书目】
[1] 熊文彬《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2]阿底峡发现、卢亚军译注《柱间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3]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
[4]熊文彬《西藏夏鲁寺艺术中的汉藏艺术因素与元代汉藏艺术交流》，网络文章。
[5]格桑、杰布《夏鲁寺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藏文版。
[6]多罗那他《后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藏文版。
[7]孙文景主编《藏文典籍目录》，民族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