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夏王朝将佛教放在国教的位置之上,尤其在仁孝时期最为突出。公元7世纪，佛教从中国汉地和印度传入藏族地区，并与当地的苯教发生了激烈冲突，同时也在斗争中互相吸收，最终形成了具有藏族独特风格的藏传佛教。西夏与吐蕃地域相近，风俗相似。藏传佛教在松赞干布时开始在西夏逐步传播开来。藏传佛教在西夏得以传播、兴盛无论对西夏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影响巨大。文章从藏传佛教在西夏得以传播、发展的原因和藏传佛教对西夏社会生活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 键 词] 西夏，藏传佛教，政治，经济，文化
藏传佛教是由印度佛教和西藏苯教在长期斗争中融合吸收而形成的独特宗教。西夏建国后将佛教置于国教的地位。其中藏传佛教在西夏中后期，尤其是仁孝年间广为流传且达到鼎盛。为什么藏传佛教能在西夏广泛流传？藏传佛教在西夏生根发芽后对西夏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就此略做论述。
一、佛教在西夏传播的原因
西夏是以党项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党项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关于党项族源一直是西夏研究中的一个争执点，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党项源自建立北魏的鲜卑拓拔部，党项源出鲜卑。[1]另一种认为以拓拔氏为主体的党项源于古代羌族。[2]我认为由于拓拔同鲜卑拓拔语音相同，元昊为了炫耀先祖业绩，团结众人成其大业而自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3]并不能成为党项拓拔部源于鲜卑的证据。关于党项的记载，首见于《隋书》。“党项者，三苗之后也。”[4]“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魏、晋后微甚”；[5]“党项西羌之遗种”；[6]“党项，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7]以上可以推断党项源于古代西羌。吐蕃有火葬的习俗，《古今事物考》称“《列子》曰：秦之西有义渠之国，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义渠是在春秋时住在甘肃庆阳一带的羌人。此外，羌人以彩色涂面与吐蕃赭面风俗相同。汉唐时代农业区的氐羌人所住的“邛笼”（土人称为碉）及碉房（羌人东女国王居九层之楼），与现代在农业区藏族所住的碉堡式的房舍相类似。由此可见羌人与藏族的关系。《新唐书》称“吐蕃本西羌属”，明《一统志》称“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属”。
西夏与吐蕃同属羌系，西夏的风俗习惯也与吐蕃有相似之处。吐蕃人注重复仇，而西夏《旧唐书》载“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在宗教信仰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对一些自然现象的产生、变化所呈现的景象无法理解，故把自然现象归结为“天”的力量在支配，由此出现了对“天”的崇拜。西夏人“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8]黑水城出土的《木星图》、《土星图》、《月图》等反映了党项人对日月星辰的崇拜和敬畏。此外还信奉鬼神，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断居之，为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党项人崇尚巫术，《辽史•西夏外记》“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或迁他室，谓之闪病”。《西夏书事》记载，“下人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召魂’。或缚草人埋于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厌胜”。黑水城出土的《五星秘集》、《谨旗》、《魔断耍语》等占卜书籍，都表现了西夏原始宗教在当时很盛行。而吐蕃的原始宗教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与之相似。“虽然文献中还没有见到明确指出党项羌人信仰苯教的记载，但从西夏语称巫师为‘厮’以及宗教信仰习俗来看，党项羌人信奉过以占卜为主要内容的苯教的一支”。[9]这种宗教信仰上的近源性，使吸收了部分苯教基础上形成的藏传佛教在西夏被广泛接受成为可能。
在后期的发展中，吐蕃强盛，部分党项人成为其统治下的庶民，这种客观上的融合，便利了吐蕃文化、宗教等习俗对党项的影响与渗透。吐蕃王朝灭亡后，部分蕃与党项的融合更达到了一定程度。宋有“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10]之说。由此可见，西夏与吐蕃民风甚近。吐蕃与西夏的关系最早为松赞干布时期。就藏传佛教而言，《贤者喜宴》中可见，“松赞干布曾命人在党项热甫刚地方修建佛寺，并以弥药人为监工在康区建造了隆塘准玛寺”，藏传佛教由此在西夏逐步传播开来。为了学习藏传佛教，许多党项羌人前往吐蕃学法。[11]
据考古发掘，西夏文文献中有“东汉礼王国，西（羌）法王国”的记载，由此看来，西夏人认为东部地区代表着以礼仪服众的中原王国，而西部代表着以佛法教民的藏族地区。上层建筑的选择规律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由经济基础支配。而西夏虽较前期有所发展，但与中原地区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因此西夏在治国方针上选择蕃汉合治。自然在精神思想上也要选择一种即要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又要利于统治的思想观念。此时西夏人心目中崇信佛教的典范——吐蕃，其地域上盛行的藏传佛教吸引了西夏人的视线。藏传佛教具有浓厚的民族宗教色彩，许多地方与西夏原始宗教有应和之处。同时，西夏统治者也对藏传佛教崇信有加。如此一来，历史与现实为西夏选择了藏传佛教做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宗教。
二、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它的传入和发展对整个西夏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就其对西夏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略作论述。
（一）对西夏经济的影响
西夏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注重榷场，互市贸易，在与宋、辽、金的对抗与和平中辗转生存，建立起适合西夏发展需要的经济结构。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和发展，对西夏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耗资巨大的佛事活动经常举行。崇宗时重建凉州护国寺和佛塔，竣工庆典“诏命庆赞，于是用鸣法鼓，广集有缘，兼起法筵，普利群品，仍饭僧一大会，度僧三十八人，曲赦殊死五十四人，以旌能事。特赐黄金一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衣著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充番汉僧常住”。[12]仁宗崇信佛教，购置佛典，翻译佛经，修建佛寺，改建石窟，延请高僧前来宣传佛法，从事各种佛事活动。仁宗乾祐十五年“刻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肯命国师、法师、禅师，及副判、承旨、僧录、座主、众僧等，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读诵大藏等经、讲演上乘等妙法、大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等诸多法事，印施经番、汉卷51000余卷，并彩绘功德51000余帧，数珠不等51000余”，“天庆三年皇太后罗氏又于大祥之后，发愿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许愿在3年之中，作大法会烧结坛等3355次，大会斋18次，开读经文：藏经328藏、大藏经247藏、诸般经81藏、大部帙并零经5548178部，度僧西番、番、汉3000员，散斋僧30590员，放神幡171口，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77276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93000部，数珠16088串，消演番、汉大乘经61部，大乘忏悔1149遍，皇太后宫下应有私人尽皆舍放并作宫人，散囚52次，设贫65次，放生羊70790口，大赦一次。”襄宗应天四年散施佛经并作广大法事，烧施道场等作1758遍。[13]除皇室外，上至高官显宦下至普通百姓都不同程度地作法会，印佛经。佛事活动必然带有某种祈求性质，西夏后期佛事活动更多，这也反映了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西夏凭借佛事活动对平安的祈求，例如应天四年有67000余僧人参加的斋会就有此祈求免灾获福的性质。
藏传佛教在西夏发展的过程中，就经济而言耗资巨大。各种佛事活动频繁进行，表明了西夏政治上层将安邦定国、祈求福祗的希望，一定程度上寄托于神秘力量之上。一切佛事活动虽使西夏很大程度上笼络了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却由于资财不足，军事方略有误而难以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
西夏崇信佛法，可以说西夏佛教的兴衰记录了西夏国力的兴衰。藏传佛教在缓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一稳定、精神信仰、发展艺术、弘扬文化方面贡献巨大，但西夏后期频繁铺张的佛事活动对日益困顿的西夏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的发展使西夏统治者愈加迷恋崇信神秘的力量而忽略了国富民强的基础是发展生产，积累厚实的物质财富。因此说西夏后期铺张的佛事活动不仅与事无补而且加重了西夏人民的负担，客观上加速了西夏的败亡。
（二）对西夏政治的影响
藏传佛教被吐蕃、党项等民族接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利于西夏笼络社会各阶层，协调与邻邦特别是吐蕃的关系，因此说藏传佛对西夏政局的稳定在思想上作出了贡献。此外藏传佛教的发展完善了西夏职官制度。
西夏佛教兴盛，统治者在其统治机构中设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西夏中央机构中共设有两个功德司，即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同时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
西夏僧官制度是西夏职官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西夏僧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别之处是设立帝师，开创了中国历史王朝中封设帝师的先河，影响了后世元朝对帝师的设立。西夏所封帝师虽少但都是当时地位最高、学识渊博、著述浩繁的大师，主要成就是专著经典。西夏帝师由藏族高僧充任，“西夏先觉帝师生平不祥，非汉人、也非印度人，亦非党项人。从西藏僧人在西夏特别是西夏后期的地位来看，很可能是一位藏人。”[14]帝师主要注目于佛学领域的研究与著述。“西夏三位帝师未在同一文献中出现过。可能西夏王朝同时只封一位帝师。这三位帝师的传承顺序可能是贤觉帝师、慧宣帝师、大乘玄密帝师。”[15]三位帝师佛学造诣深厚，他们的经典解释，发展、弘扬了佛法，在他们的影响下西夏佛学经典著述成就突出，更加促进佛教在全国的推广。佛学理念将人们驯化为安于现状的顺民，让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来世，这对西夏政局的稳定无疑意义深远。
西夏政府机构中帝师之下设立国师，所封国师较多，其封号各异。佛教为国教的地位决定了西夏政府中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在政府机构设置中地位也很高。西夏管理佛教的机构为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功德司为次等司，地位仅在中书、枢密以下，而国师为这两司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主要从事转译佛经，主持佛事，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务。例如：白法信是景宗时主持译经的国师，沙门智冥是仁宗时集经的兰山通园国师，宗律国师仁宗时在大度民寺作过大法会，武威亥母寺洞遗址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放货的瓦国师。这些国师各行其是，在西夏佛教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有力地影响着西夏政治。
西夏在国师之下还设立法师封号，所封法师较多，但与国师有相似的特点是藏族法师较少。西夏尤以中后期佛教盛行，出家僧人众多，但对僧人的管理井然有序，这集中表现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对教佛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的规定。这种以国家法律条文的形式对佛教徒严格而细致的规定无疑也在客观上补充完善了西夏职官制度。此外，在外交上加强了与吐蕃以及周边国家的联系。公元1159年，仁宗派遗使者到西藏，延请噶玛噶举教派始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因故未来，派其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佛经、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教，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西夏僧人在政坛上不如元朝那样占据大部高贵显位，但也有一定的地位。藏传佛教僧人在西夏主要活动于佛学与法事活动中，而对政界并无大规模涉猎，因此藏传佛教思想对西夏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影响不如对蒙古军队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影响强烈，西夏在政治、军事上仍然喜于征战、掠夺，与周边民族战事不断。
（三）对西夏文化的影响
藏传佛教对西夏文化影响巨大，西夏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藏传佛教的印记。藏传佛教对西夏社会生活的影响反映于西夏文化，为西夏文化注入了独特的内涵。“西夏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文物主要集中在贺兰山、莫高窟、榆林窟、马蹄寺和黑水城等地。”[16]这些文物主要包括建筑、石窟、雕塑、绘画、佛经。
建筑：西夏把佛教置于国教的地位，必然促成佛教活动的繁盛，随之寺院、佛塔的修建兴起。典型的寺院有武威缠山亥母寺、贺兰山大度民寺等。佛塔有位于宁夏贺兰县一处寺庙废墟内的宏佛塔，此塔体现藏传佛教的特点表现于塔身以石灰涂体，并附以彩绘。建于银川贺兰山拜寺口的西夏双塔，其特征和装饰表现出浓厚的藏传佛教风格。特别是西塔造像内容为典型的藏密题材，有的专家认为其塔表塑形式从二层至十三层，将二十四僧侣、十六罗汉、八财神、十六护法金刚、十六供养菩萨、转轮王的七宝及佛前供品八吉祥，按佛教的地位由低到高的布局，同藏传佛教的法器曼荼罗有许多相似之处。[17]此外，西夏在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还兴建了众多佛塔和寺庙，现在黑水城内外幸存的佛塔寺庙遗址20余座。
石窟、雕塑、壁画：西夏注重洞窟、寺庙的重修与改建。被称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榆林窟中有西夏洞窟多处。“1964年敦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调查后，重新确定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共88座，其中莫高窟77座，榆林窟11座。”[18]这些石窟中有数量大、种类多的西夏雕塑与壁画，其内容反应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同时体现着西夏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兴盛，随之西夏石窟艺术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和风格，其中榆林窟最为典型。“第3窟的壁画是密宗的本尊大日如来和观音为坛主，顶部藻井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坛样图。” [19]此外还有敦煌城南60公里的五个庙石窟中第一窟的壁画，拜寺口双塔、宏佛塔中的唐卡，黑水城出土的大批藏传佛教绘画。西夏藏传佛教雕塑以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双身像为代表。这些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洞窟、壁画、唐卡、雕塑，丰富了西夏艺术的内容，由此说来，藏传佛教的传播是西夏艺术呈现西夏、汉、吐蕃以及印度等多种风格的一个原因。
佛经：西夏藏传佛教的兴盛，必然造成了西夏藏传佛教经典的大量印制。这一方面使藏传佛教更广泛地传入西夏，在此基础上西夏将藏文译成汉文和西夏文，发展了西夏佛学的同时加强了与其它民族的宗教文化交流。西夏统治者推崇佛教，也注重对佛经的翻译，指派佛学大师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译经活动。另一方面大量佛经的印制，促进了活字印刷术在西夏的传播、发展、运用。西夏文活字印本为佛典，此外也有雕版印本。西夏统治阶级为适应大量的印刷需求，在政权机构中设置刻字司，这使印刷业有了政府的支持与较为系统的管理。同样，浩繁的佛经也推动着西夏造纸业的发展。
注释：
[1]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拔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2] 李范文：《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3] 《宋史》，卷二八五《夏国传上》。
[4] 《隋书》，卷八三页《党项传》。
[5]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6] 《新旧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
[7] 《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羌传》。
[8] 《隋书》，卷八十三，《党项传》。
[9] 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前揭书，第45、46页。
[10] 《宋史》，卷六十四《宋琪传》。
[11] 黄灏：《藏文史书中的弥药（西夏）》，《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2]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20页。
[13] 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宗教》，2002年第1期，第34、35页。
[14]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前揭书，第141页。
[15] 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中国藏学》，2002第1期，第41页。
[16] 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文化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17] 何继英、于存海：《西夏拜寺口双塔影塑释诗》，（台湾）《历史文物》第十卷，第8期，2000年。
[18] 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 1997年，第324页。
[19] 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
作者简介：王文利，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二、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它的传入和发展对整个西夏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就其对西夏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略作论述。
（一）对西夏经济的影响
西夏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注重榷场，互市贸易，在与宋、辽、金的对抗与和平中辗转生存，建立起适合西夏发展需要的经济结构。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和发展，对西夏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耗资巨大的佛事活动经常举行。崇宗时重建凉州护国寺和佛塔，竣工庆典“诏命庆赞，于是用鸣法鼓，广集有缘，兼起法筵，普利群品，仍饭僧一大会，度僧三十八人，曲赦殊死五十四人，以旌能事。特赐黄金一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衣著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充番汉僧常住”。[12]仁宗崇信佛教，购置佛典，翻译佛经，修建佛寺，改建石窟，延请高僧前来宣传佛法，从事各种佛事活动。仁宗乾祐十五年“刻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肯命国师、法师、禅师，及副判、承旨、僧录、座主、众僧等，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读诵大藏等经、讲演上乘等妙法、大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等诸多法事，印施经番、汉卷51000余卷，并彩绘功德51000余帧，数珠不等51000余”，“天庆三年皇太后罗氏又于大祥之后，发愿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许愿在3年之中，作大法会烧结坛等3355次，大会斋18次，开读经文：藏经328藏、大藏经247藏、诸般经81藏、大部帙并零经5548178部，度僧西番、番、汉3000员，散斋僧30590员，放神幡171口，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77276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93000部，数珠16088串，消演番、汉大乘经61部，大乘忏悔1149遍，皇太后宫下应有私人尽皆舍放并作宫人，散囚52次，设贫65次，放生羊70790口，大赦一次。”襄宗应天四年散施佛经并作广大法事，烧施道场等作1758遍。[13]除皇室外，上至高官显宦下至普通百姓都不同程度地作法会，印佛经。佛事活动必然带有某种祈求性质，西夏后期佛事活动更多，这也反映了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西夏凭借佛事活动对平安的祈求，例如应天四年有67000余僧人参加的斋会就有此祈求免灾获福的性质。
藏传佛教在西夏发展的过程中，就经济而言耗资巨大。各种佛事活动频繁进行，表明了西夏政治上层将安邦定国、祈求福祗的希望，一定程度上寄托于神秘力量之上。一切佛事活动虽使西夏很大程度上笼络了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却由于资财不足，军事方略有误而难以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
西夏崇信佛法，可以说西夏佛教的兴衰记录了西夏国力的兴衰。藏传佛教在缓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一稳定、精神信仰、发展艺术、弘扬文化方面贡献巨大，但西夏后期频繁铺张的佛事活动对日益困顿的西夏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的发展使西夏统治者愈加迷恋崇信神秘的力量而忽略了国富民强的基础是发展生产，积累厚实的物质财富。因此说西夏后期铺张的佛事活动不仅与事无补而且加重了西夏人民的负担，客观上加速了西夏的败亡。
（二）对西夏政治的影响
藏传佛教被吐蕃、党项等民族接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利于西夏笼络社会各阶层，协调与邻邦特别是吐蕃的关系，因此说藏传佛对西夏政局的稳定在思想上作出了贡献。此外藏传佛教的发展完善了西夏职官制度。
西夏佛教兴盛，统治者在其统治机构中设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西夏中央机构中共设有两个功德司，即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同时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
西夏僧官制度是西夏职官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西夏僧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别之处是设立帝师，开创了中国历史王朝中封设帝师的先河，影响了后世元朝对帝师的设立。西夏所封帝师虽少但都是当时地位最高、学识渊博、著述浩繁的大师，主要成就是专著经典。西夏帝师由藏族高僧充任，“西夏先觉帝师生平不祥，非汉人、也非印度人，亦非党项人。从西藏僧人在西夏特别是西夏后期的地位来看，很可能是一位藏人。”[14]帝师主要注目于佛学领域的研究与著述。“西夏三位帝师未在同一文献中出现过。可能西夏王朝同时只封一位帝师。这三位帝师的传承顺序可能是贤觉帝师、慧宣帝师、大乘玄密帝师。”[15]三位帝师佛学造诣深厚，他们的经典解释，发展、弘扬了佛法，在他们的影响下西夏佛学经典著述成就突出，更加促进佛教在全国的推广。佛学理念将人们驯化为安于现状的顺民，让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来世，这对西夏政局的稳定无疑意义深远。
西夏政府机构中帝师之下设立国师，所封国师较多，其封号各异。佛教为国教的地位决定了西夏政府中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在政府机构设置中地位也很高。西夏管理佛教的机构为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功德司为次等司，地位仅在中书、枢密以下，而国师为这两司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主要从事转译佛经，主持佛事，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务。例如：白法信是景宗时主持译经的国师，沙门智冥是仁宗时集经的兰山通园国师，宗律国师仁宗时在大度民寺作过大法会，武威亥母寺洞遗址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放货的瓦国师。这些国师各行其是，在西夏佛教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有力地影响着西夏政治。
西夏在国师之下还设立法师封号，所封法师较多，但与国师有相似的特点是藏族法师较少。西夏尤以中后期佛教盛行，出家僧人众多，但对僧人的管理井然有序，这集中表现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对教佛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的规定。这种以国家法律条文的形式对佛教徒严格而细致的规定无疑也在客观上补充完善了西夏职官制度。此外，在外交上加强了与吐蕃以及周边国家的联系。公元1159年，仁宗派遗使者到西藏，延请噶玛噶举教派始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因故未来，派其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佛经、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教，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西夏僧人在政坛上不如元朝那样占据大部高贵显位，但也有一定的地位。藏传佛教僧人在西夏主要活动于佛学与法事活动中，而对政界并无大规模涉猎，因此藏传佛教思想对西夏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影响不如对蒙古军队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影响强烈，西夏在政治、军事上仍然喜于征战、掠夺，与周边民族战事不断。
（三）对西夏文化的影响
藏传佛教对西夏文化影响巨大，西夏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藏传佛教的印记。藏传佛教对西夏社会生活的影响反映于西夏文化，为西夏文化注入了独特的内涵。“西夏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文物主要集中在贺兰山、莫高窟、榆林窟、马蹄寺和黑水城等地。”[16]这些文物主要包括建筑、石窟、雕塑、绘画、佛经。
建筑：西夏把佛教置于国教的地位，必然促成佛教活动的繁盛，随之寺院、佛塔的修建兴起。典型的寺院有武威缠山亥母寺、贺兰山大度民寺等。佛塔有位于宁夏贺兰县一处寺庙废墟内的宏佛塔，此塔体现藏传佛教的特点表现于塔身以石灰涂体，并附以彩绘。建于银川贺兰山拜寺口的西夏双塔，其特征和装饰表现出浓厚的藏传佛教风格。特别是西塔造像内容为典型的藏密题材，有的专家认为其塔表塑形式从二层至十三层，将二十四僧侣、十六罗汉、八财神、十六护法金刚、十六供养菩萨、转轮王的七宝及佛前供品八吉祥，按佛教的地位由低到高的布局，同藏传佛教的法器曼荼罗有许多相似之处。[17]此外，西夏在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还兴建了众多佛塔和寺庙，现在黑水城内外幸存的佛塔寺庙遗址20余座。
石窟、雕塑、壁画：西夏注重洞窟、寺庙的重修与改建。被称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榆林窟中有西夏洞窟多处。“1964年敦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调查后，重新确定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共88座，其中莫高窟77座，榆林窟11座。”[18]这些石窟中有数量大、种类多的西夏雕塑与壁画，其内容反应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同时体现着西夏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兴盛，随之西夏石窟艺术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和风格，其中榆林窟最为典型。“第3窟的壁画是密宗的本尊大日如来和观音为坛主，顶部藻井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坛样图。” [19]此外还有敦煌城南60公里的五个庙石窟中第一窟的壁画，拜寺口双塔、宏佛塔中的唐卡，黑水城出土的大批藏传佛教绘画。西夏藏传佛教雕塑以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双身像为代表。这些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洞窟、壁画、唐卡、雕塑，丰富了西夏艺术的内容，由此说来，藏传佛教的传播是西夏艺术呈现西夏、汉、吐蕃以及印度等多种风格的一个原因。
佛经：西夏藏传佛教的兴盛，必然造成了西夏藏传佛教经典的大量印制。这一方面使藏传佛教更广泛地传入西夏，在此基础上西夏将藏文译成汉文和西夏文，发展了西夏佛学的同时加强了与其它民族的宗教文化交流。西夏统治者推崇佛教，也注重对佛经的翻译，指派佛学大师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译经活动。另一方面大量佛经的印制，促进了活字印刷术在西夏的传播、发展、运用。西夏文活字印本为佛典，此外也有雕版印本。西夏统治阶级为适应大量的印刷需求，在政权机构中设置刻字司，这使印刷业有了政府的支持与较为系统的管理。同样，浩繁的佛经也推动着西夏造纸业的发展。
注释：
[1]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拔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2] 李范文：《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3] 《宋史》，卷二八五《夏国传上》。
[4] 《隋书》，卷八三页《党项传》。
[5]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6] 《新旧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
[7] 《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羌传》。
[8] 《隋书》，卷八十三，《党项传》。
[9] 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前揭书，第45、46页。
[10] 《宋史》，卷六十四《宋琪传》。
[11] 黄灏：《藏文史书中的弥药（西夏）》，《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2]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20页。
[13] 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宗教》，2002年第1期，第34、35页。
[14]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前揭书，第141页。
[15] 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中国藏学》，2002第1期，第41页。
[16] 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文化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17] 何继英、于存海：《西夏拜寺口双塔影塑释诗》，（台湾）《历史文物》第十卷，第8期，2000年。
[18] 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 1997年，第324页。
[19] 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
作者简介：王文利，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