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诞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时期。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下，幼年的十世班禅便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解放在即，蒋家王朝即将覆灭。这时的国民政府极力拉拢、诱骗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主要成员，企图把班禅和堪厅迁往台湾。堪厅的主要成员詹东·计晋美决然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不去台湾，留在西北，审时度势，视情而行。"当时班禅才11岁，虽然不可能决定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但他在父母和长辈的影响下，自己有一个明确的主张：我是藏族人，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我爱故乡，绝不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这说明幼小的十世班禅有非凡的灵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使避居在青海牧区班禅香火地--香日德寺的班禅欢欣鼓舞，当即分别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随后，班禅大师收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员的复电，希望班禅"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政府的关怀下，班禅和堪布会议厅由香日德返回塔尔寺。此后，班禅主要在塔尔寺学习藏文和经典。曾任九世班禅经师年高望重的拉科活佛继任十世班禅的经师，后又由嘉雅活佛任经师。每天上下午和晚上，按照规定的课程，学习藏文《三十颂》、练习书法、读书念经、背诵经文。
1951年春，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商定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特邀十世班禅进京，共商国事。当年4月中旬，班禅赴京途中在西安会见习促勋时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们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自传达给毛主席。"班禅表示："要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4月25日，班禅一行45人到达北京，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为班禅接风洗尘。宴会前，周总理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班禅被周总理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虚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深深吸引，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欧曲活佛法照

1951年"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班禅。6月23日，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次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和班禅一行。班禅向毛主席献了哈达，赠送了锦旗、金盾、长寿铜像、银曼札、藏香及其它珍贵礼品。当晚毛主席举行盛大宴会，班禅大师发表祝酒词："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的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和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才能实现。"6月2日，班禅赴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6月26日返抵塔尔寺。

十世班禅大师法像唐卡

九世班禅自1923年离开后藏的札什伦布寺以来，至十世班禅时逢全国解放的时候，两代班禅已有20多年没有回到他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了。解放以后，在做好了一切工作之后，十世班禅和堪厅的主要成员，于1951年12月离开西宁，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安抵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僧俗群众和驻藏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当日下午，班禅在布达拉宫日光殿拜会达赖，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此前班禅在青海时，达赖喇嘛已致信班禅，称自己经过卜卦后确认其为九世班禅转世无疑。）随后班禅在拉萨住了一个多月，即于6月6日离开拉萨，23日回到了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

1947年的十世班禅大师

年仅14岁的十世班禅回到札什伦布寺后，主要是认真学习经典。嘉雅经师继续指导班禅学习。后嘉雅返回青海，由札什伦布寺很有声望的活佛洛桑曲培·桑达丹巴坚赞（又称欧曲）继任经师。这一阶段班禅系统地研读了《常颂经典》、《仪轨大全》、《入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仪规》、《时轮金刚大全》、《诸护法神供赞文》、《祈愿文》、《菩提道次第广论》等。1956年以后，又学习了显宗五部大论、慈氏五论，继又学习了藏传佛教密宗的基本理论"四续部"等。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于7月16日从日喀则启程，9月1日与先期从拉萨启程的达赖在西安相会，一同前往北京。9月1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达赖和班禅。藏传佛教界认为，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三位长尊至圣的菩萨在人间的化身相会在一起，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9月27日，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2月25日，班禅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周总理主持下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当日，毛主席亲自到畅观楼看望班禅，并说："每个民族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3月10日，周总理举行宴会，为达赖、班禅送行。3月12日，班禅离京返藏。
在中共西藏工委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达赖、班禅的积极配合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筹委会成立前，中央决定派陈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祝贺，指导工作。中央代表团于1956年4月17日到达拉萨。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在拉萨隆重开幕，达赖和班禅发表了重要讲话，陈毅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对西藏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有关部门分别发电报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得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标志着西藏的工作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当时西藏的情况是很复杂的，筹委会成立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时的十世班禅在对待西藏工作的所有方面，都表现了以国家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尚风格。班禅大师与陈毅元帅还成了挚友，大师把陈毅当作良师，直至十年动乱前，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从这时起，十世班禅个人的成长和他肩负的使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已成为18岁的成年人了，开始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事物，以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以一个政治家的面貌独立开展活动。他明白只有使自己的才学和佛教地位相称，才能在振兴和弘扬藏传佛教事业上有所作为；继承和弘扬前九世班禅开创的事业，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是他肩负的历代班禅所没有遇到的新使命。因此，他下定决心，刻苦学习，尽快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1955年返藏途中，就开始学习汉语文，3年后他已掌握二、三千个汉字，能阅读一般的汉文文件和书报了。还学习了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史，领袖人物的革命斗争史等。在佛学方面，继续在欧曲经师的指导下，细读深研五部大论，慈氏五论和四续部，并有很大的收益。
1956年11月25日，达赖和班禅到达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
1959年3月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拉萨叛乱和达赖出走事件。在事件发生和中央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班禅始终拥护中央采取的措施，保持了日喀则地区的基本稳定。3月28日周总理发布命令决定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代理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职务。班禅于4月5日到达拉萨，主持自治区筹委会工作。当年4月14日，班禅到京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当晚周总理设宴欢迎。4月15日出席了毛主席召集的第十六次扩大的国务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这届全国人大会议选举班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后，班禅迅即返回拉萨。在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下西藏开始了民主改革运动。9月25日，班禅飞抵北京，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当晚，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10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班禅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10月21日，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举行会议，邀请班禅讲话，介绍西藏的形势。10月22日，毛主席在勤政殿接见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
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左"的错误，这也影响到了西藏。1960至1961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不但领导西藏工作，还到青、甘、川、滇等省的藏区视察。班禅发现，这些地区在平叛、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草原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尤其是在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群众的生产生活遇到了许多困难。在庐山会议后，本应纠正"左"，可全国继续"反右倾，鼓干劲"，"左"的政策继续发展。
班禅是早熟型的人物，从小聪明睿智，有个性，有主见，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成年后，他的性格耿直，胸怀坦荡，豁达大度，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由于班禅的性格，更由于他一贯热爱党，热爱祖国，珍惜藏族同胞和其它兄弟民族的幸福生活，在面对国家的一些方面一再出现失误的时候，他非常痛心，有时甚至非常愤怒。作为党的挚友，他不能明哲保身，缄口默言。于是，决心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要求，虔诚地期望错误的东西能够尽快地得到纠正，中央领导指示的正确方针能够切实地贯彻执行，使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大师喜欢骑马

1960年9月，班禅到北京参加建国11周年庆祝活动，便向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接着中央责成李维汉、陈叔通两位副委员长和汪锋陪同班禅去南方疗养、参观，以"神仙会"形式，认真深入地讲座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工作。李维汉是老一辈革命家，是中共党内的民族问题专家。在两个月的"逍遥游"时间里，李维汉与班禅非常严肃认真地做了13次长谈，有时陈叔通也在座。他们交谈的内容，最后形成了一份名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长谈话纪要"，上报了中央。
1961年1月23日，班禅回到北京，毛主席在中南海同他谈话，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等。毛主席指出，现在西藏要纠正"左"的偏向，并就如何纠正"左"，从六个方面做了详尽指示。次日，周总理又同班禅谈话，还宴请了班禅和他的父母、经师和随行人员。周总理强调指出，改革运动中出了点"左"，要纠正。班禅对这些谈话，总的说是满意的。但他又觉得有些问题没有谈透。
1961年至1962年间，班禅继续在西藏和川、青、滇藏区视察，调查研究。1962年初，还到甘肃、新疆考察民族工作。他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很多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班禅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疏通工作，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他还认为，光口头讲不行，要写成系统的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当大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们都建议大师不要再向中央反映了，更不要书面报告了。但是，班禅大师认为，自己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了把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工作搞好，作为一个国家干部，看到问题不向中央反映，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最大的失职。班禅大师力排众议，从1961年底开始，认真地书写意见。
这期间，大师有较多的机会同贺龙、陈毅、习仲勋交往。在轻松愉快的坦诚相处中，他得知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在生活困难的时刻，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班禅用苹果招待他们时，都不肯吃，班禅让他们带回去吃，最后陈毅只拿了一个，说带回去给张茜解解馋。还有一次，贺龙在班禅家做客时想抽烟，打火机总是打不着，原来是火石用完了。班禅说"换一个吧"，贺龙说"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班禅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火石拿来送给了贺龙，大师问："还要不要？"贺龙说："贺龙用兵，多多益善。军委好些人，早就没有这东西了。"通过这些生活小事，班禅大师深受感动。他心想：陈毅、贺龙声名显赫，是开国元勋，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困难时期却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这样廉洁的政党，这样大公无私，克已奉公的干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班禅从心底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也更加崇敬周总理、陈毅、贺龙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班禅也更坚定了应该向中央反映意见的想法，认为这是他热爱党，与党肝胆相照，坦诚相见，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真诚表现。于是，他更积极、更认真、更严肃地书写意见。
1962年的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时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已经有了明显好转。年初中央召集了7000人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4月21日至5月29日，中央又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统战部认真对待这次会议，想按照毛主席批准的安排，在这次会上，认真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把民族、宗教工作做好。会上，与会者反映了不少实际问题。会议期间，班禅没有多讲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广泛地同全国民族界、宗教界的人士进行接触，了解各地的情况，起草"意见书"。班禅大师意见书的题目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1962年6月上旬，班禅把意见书送交了中央，同时觐见了周总理、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促勋等，面陈了意见。后来，毛主席为此还专门接见了班禅。对班禅的意见书，中央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讨论，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此后不久，班禅受到批判。

1966年的夏天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班禅大师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从1968年春起，他无法与人交谈，冷冰的铁门，灰暗的单人牢房，整个监狱像死一样的沉寂、烦闷、恐惧到极点的时候，他就在牢房里狂怒地奔走，猛烈地敲打铁门，愤懑地呼喊："打开铁门、把我拉出去，交给群众批斗。""你们为什么不批判我，不提审我，我要见人，我要说话！"班禅在狱中有时故意打翻饭碗，或放风时故意踢看守一脚，以便惹他们生气，找机会吵一架，才感到好受一些。大师后来说："那些解放军都是好人，他们严格遵守纪律，我骂他们，踢他们，人家跟本不还口，不还手"，"想吵架、想打架，可是吵不起来，更打不起来"。但是，班禅大师毕竟是意志坚强的人，具有顽强的毅力，他利用坐监的机会，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把一本《新华字典》翻破了，攻读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和马列著作，从中获得的知识，终生受用不尽。
1977年10月出狱后，班禅成了北京市的普通公民。每天起来得很早，念过晨经，就出去跑步，从北京站一直跑到天安门广场。他贪婪地呼吸着空气，自由自在地同早起的北京人一块做操，见到任何人都可以亲切地问声好。跑步回来，吃过早点，就看书学习。学习累了，就到胡同里转转，有时自己去买菜、买日用品。他虽然过着普通人的自在生活，但他的年龄毕竟还不过38岁，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因此当他每天清晨见到长安街上的急急擦肩而过的人流时，他就觉得他们去上班，有工作，多么美好，便勾起他心里一股难以言状的冲动：十几年来，他失去了许多，但令人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当时，班禅仰望天安门城楼，凝视着毛主席的画像，回忆起了1951年"五一"节和1954年国庆节，曾经登上天安门，受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情景。如今，毛主席已长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刘少奇含冤逝世，朱德和周总理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彭德怀、贺龙、陈毅……这些开国功勋，也永远地离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陆续为他落实政策，安排工作。1979年7月2日，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班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久，他就去藏区视察。临行前，邓小平对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视察中"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受到很大鼓舞，决心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重新工作后的10年中，大师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七次去西藏，三次去青海，两次去四川藏区视察，万里高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后来，班禅曾率代表团出访的澳大利亚、尼泊尔及南美数国，增进了各国人民、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谊。
198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班禅大师进行了平反。
班禅大师十分关心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强调学习和使用藏语文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大师的倡导和主持下，于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他亲自担任院长，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造诣的佛学知识分子。
1989年1月9日，班禅离京去日喀则，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东陵札什南捷的落成开光典礼。1月10日，班禅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诵经祈祷。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热地，把60年代从班禅家没收的档案材料，包括"七万言书"手稿和照片、梦兆录、卦辞等退还给班禅本人。大师面对"七万言书"手稿感慨万千，向在座的人说："你们看，这意见书，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批判时，说是这个人写的，那个人写的，冤枉了不少人。"1月13日，抵达札什伦布寺。1月22日，举行合葬灵塔的开光典礼，班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1月23日，班禅邀请参加开光典礼的地专级以上干部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藏区工作的意见。25日与有关同志商讨工作。26日给信教群众摩顶祝福。27日听取灵塔建设办公室同志汇报工作，研究表彰奖励建塔有功人员；晚上宴请日喀则地区县以上干部，直至28日凌晨1时多才上床休息；躺在床上，还看了半个多小时的报纸。1月28日4时许，班禅大师感到身体不适，胸部疼痛，医务人员给服了药，躺下小睡了一会儿。8时半醒来，大师说"好多了"，神志清醒，医务人员给做心电图；8时35分，大师"噢"了一声，随即昏了过去。后经中央派来的医疗专家小组和地方医务人员多方抢救，均无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1岁。
从这时起，十世班禅个人的成长和他肩负的使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已成为18岁的成年人了，开始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事物，以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以一个政治家的面貌独立开展活动。他明白只有使自己的才学和佛教地位相称，才能在振兴和弘扬藏传佛教事业上有所作为；继承和弘扬前九世班禅开创的事业，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是他肩负的历代班禅所没有遇到的新使命。因此，他下定决心，刻苦学习，尽快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1955年返藏途中，就开始学习汉语文，3年后他已掌握二、三千个汉字，能阅读一般的汉文文件和书报了。还学习了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史，领袖人物的革命斗争史等。在佛学方面，继续在欧曲经师的指导下，细读深研五部大论，慈氏五论和四续部，并有很大的收益。
1956年11月25日，达赖和班禅到达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
1959年3月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拉萨叛乱和达赖出走事件。在事件发生和中央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班禅始终拥护中央采取的措施，保持了日喀则地区的基本稳定。3月28日周总理发布命令决定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代理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职务。班禅于4月5日到达拉萨，主持自治区筹委会工作。当年4月14日，班禅到京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当晚周总理设宴欢迎。4月15日出席了毛主席召集的第十六次扩大的国务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这届全国人大会议选举班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后，班禅迅即返回拉萨。在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下西藏开始了民主改革运动。9月25日，班禅飞抵北京，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当晚，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10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班禅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10月21日，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举行会议，邀请班禅讲话，介绍西藏的形势。10月22日，毛主席在勤政殿接见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
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左"的错误，这也影响到了西藏。1960至1961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不但领导西藏工作，还到青、甘、川、滇等省的藏区视察。班禅发现，这些地区在平叛、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草原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尤其是在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群众的生产生活遇到了许多困难。在庐山会议后，本应纠正"左"，可全国继续"反右倾，鼓干劲"，"左"的政策继续发展。
班禅是早熟型的人物，从小聪明睿智，有个性，有主见，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成年后，他的性格耿直，胸怀坦荡，豁达大度，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由于班禅的性格，更由于他一贯热爱党，热爱祖国，珍惜藏族同胞和其它兄弟民族的幸福生活，在面对国家的一些方面一再出现失误的时候，他非常痛心，有时甚至非常愤怒。作为党的挚友，他不能明哲保身，缄口默言。于是，决心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要求，虔诚地期望错误的东西能够尽快地得到纠正，中央领导指示的正确方针能够切实地贯彻执行，使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大师喜欢骑马

1960年9月，班禅到北京参加建国11周年庆祝活动，便向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接着中央责成李维汉、陈叔通两位副委员长和汪锋陪同班禅去南方疗养、参观，以"神仙会"形式，认真深入地讲座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工作。李维汉是老一辈革命家，是中共党内的民族问题专家。在两个月的"逍遥游"时间里，李维汉与班禅非常严肃认真地做了13次长谈，有时陈叔通也在座。他们交谈的内容，最后形成了一份名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长谈话纪要"，上报了中央。
1961年1月23日，班禅回到北京，毛主席在中南海同他谈话，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等。毛主席指出，现在西藏要纠正"左"的偏向，并就如何纠正"左"，从六个方面做了详尽指示。次日，周总理又同班禅谈话，还宴请了班禅和他的父母、经师和随行人员。周总理强调指出，改革运动中出了点"左"，要纠正。班禅对这些谈话，总的说是满意的。但他又觉得有些问题没有谈透。
1961年至1962年间，班禅继续在西藏和川、青、滇藏区视察，调查研究。1962年初，还到甘肃、新疆考察民族工作。他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很多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班禅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疏通工作，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他还认为，光口头讲不行，要写成系统的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当大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们都建议大师不要再向中央反映了，更不要书面报告了。但是，班禅大师认为，自己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了把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工作搞好，作为一个国家干部，看到问题不向中央反映，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最大的失职。班禅大师力排众议，从1961年底开始，认真地书写意见。
这期间，大师有较多的机会同贺龙、陈毅、习仲勋交往。在轻松愉快的坦诚相处中，他得知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在生活困难的时刻，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班禅用苹果招待他们时，都不肯吃，班禅让他们带回去吃，最后陈毅只拿了一个，说带回去给张茜解解馋。还有一次，贺龙在班禅家做客时想抽烟，打火机总是打不着，原来是火石用完了。班禅说"换一个吧"，贺龙说"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班禅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火石拿来送给了贺龙，大师问："还要不要？"贺龙说："贺龙用兵，多多益善。军委好些人，早就没有这东西了。"通过这些生活小事，班禅大师深受感动。他心想：陈毅、贺龙声名显赫，是开国元勋，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困难时期却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这样廉洁的政党，这样大公无私，克已奉公的干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班禅从心底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也更加崇敬周总理、陈毅、贺龙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班禅也更坚定了应该向中央反映意见的想法，认为这是他热爱党，与党肝胆相照，坦诚相见，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真诚表现。于是，他更积极、更认真、更严肃地书写意见。
1962年的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时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已经有了明显好转。年初中央召集了7000人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4月21日至5月29日，中央又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统战部认真对待这次会议，想按照毛主席批准的安排，在这次会上，认真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把民族、宗教工作做好。会上，与会者反映了不少实际问题。会议期间，班禅没有多讲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广泛地同全国民族界、宗教界的人士进行接触，了解各地的情况，起草"意见书"。班禅大师意见书的题目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1962年6月上旬，班禅把意见书送交了中央，同时觐见了周总理、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促勋等，面陈了意见。后来，毛主席为此还专门接见了班禅。对班禅的意见书，中央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讨论，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此后不久，班禅受到批判。

1966年的夏天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班禅大师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从1968年春起，他无法与人交谈，冷冰的铁门，灰暗的单人牢房，整个监狱像死一样的沉寂、烦闷、恐惧到极点的时候，他就在牢房里狂怒地奔走，猛烈地敲打铁门，愤懑地呼喊："打开铁门、把我拉出去，交给群众批斗。""你们为什么不批判我，不提审我，我要见人，我要说话！"班禅在狱中有时故意打翻饭碗，或放风时故意踢看守一脚，以便惹他们生气，找机会吵一架，才感到好受一些。大师后来说："那些解放军都是好人，他们严格遵守纪律，我骂他们，踢他们，人家跟本不还口，不还手"，"想吵架、想打架，可是吵不起来，更打不起来"。但是，班禅大师毕竟是意志坚强的人，具有顽强的毅力，他利用坐监的机会，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把一本《新华字典》翻破了，攻读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和马列著作，从中获得的知识，终生受用不尽。
1977年10月出狱后，班禅成了北京市的普通公民。每天起来得很早，念过晨经，就出去跑步，从北京站一直跑到天安门广场。他贪婪地呼吸着空气，自由自在地同早起的北京人一块做操，见到任何人都可以亲切地问声好。跑步回来，吃过早点，就看书学习。学习累了，就到胡同里转转，有时自己去买菜、买日用品。他虽然过着普通人的自在生活，但他的年龄毕竟还不过38岁，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因此当他每天清晨见到长安街上的急急擦肩而过的人流时，他就觉得他们去上班，有工作，多么美好，便勾起他心里一股难以言状的冲动：十几年来，他失去了许多，但令人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当时，班禅仰望天安门城楼，凝视着毛主席的画像，回忆起了1951年"五一"节和1954年国庆节，曾经登上天安门，受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情景。如今，毛主席已长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刘少奇含冤逝世，朱德和周总理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彭德怀、贺龙、陈毅……这些开国功勋，也永远地离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陆续为他落实政策，安排工作。1979年7月2日，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班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久，他就去藏区视察。临行前，邓小平对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视察中"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受到很大鼓舞，决心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重新工作后的10年中，大师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七次去西藏，三次去青海，两次去四川藏区视察，万里高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后来，班禅曾率代表团出访的澳大利亚、尼泊尔及南美数国，增进了各国人民、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谊。
198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班禅大师进行了平反。
班禅大师十分关心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强调学习和使用藏语文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大师的倡导和主持下，于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他亲自担任院长，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造诣的佛学知识分子。
1989年1月9日，班禅离京去日喀则，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东陵札什南捷的落成开光典礼。1月10日，班禅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诵经祈祷。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热地，把60年代从班禅家没收的档案材料，包括"七万言书"手稿和照片、梦兆录、卦辞等退还给班禅本人。大师面对"七万言书"手稿感慨万千，向在座的人说："你们看，这意见书，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批判时，说是这个人写的，那个人写的，冤枉了不少人。"1月13日，抵达札什伦布寺。1月22日，举行合葬灵塔的开光典礼，班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1月23日，班禅邀请参加开光典礼的地专级以上干部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藏区工作的意见。25日与有关同志商讨工作。26日给信教群众摩顶祝福。27日听取灵塔建设办公室同志汇报工作，研究表彰奖励建塔有功人员；晚上宴请日喀则地区县以上干部，直至28日凌晨1时多才上床休息；躺在床上，还看了半个多小时的报纸。1月28日4时许，班禅大师感到身体不适，胸部疼痛，医务人员给服了药，躺下小睡了一会儿。8时半醒来，大师说"好多了"，神志清醒，医务人员给做心电图；8时35分，大师"噢"了一声，随即昏了过去。后经中央派来的医疗专家小组和地方医务人员多方抢救，均无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