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咖啡店夺门而出，差点被自己搬出室外的桌子绊倒。她在后面尖厉地喊道，你怎么像个孩子！这是一直令我不快的地方，她竟然把我这个马上就奔四的人当作孩子，那种自以为是的口气让人愤怒。如果有人此时在路上看见我，一定会觉得我像只打输了架的公鸡，浑身凌乱一腔怒气。
我不记得这是近些日子的第几回争执。曾经那么谈得来的朋友，合作起来竟如此陌生，她竟然要撤掉我苦心设计的书墙，她说那样可以多出两张桌子的位置。我感觉一波又一波的分歧，正把我俩推向不同的方向，我一再妥协，并没有让局面有一点点改善。
看见一辆公交车进站，我就跳上了车，迫切渴望逃离的我，管它开向何方。我刚刚站稳，手机铃声大作，我知道又是她，她就喜欢抓着你讲道理，用喋喋不休的方式，把你绕到她的轨道上。一想到有那么多次她都得逞了，我给自己打气，坚决不接她的电话。车上拥挤，铃声却顽固而执着，一次又一次，就是她平常咄咄逼人的那种气势。
这个时间点，车上乘客多为老人，都赶着去布达拉宫转经。一个老太太为自己捕捉到铃声的出处而兴奋，间隔着两个座位，用她的拐棍指着我喊，普姆（姑娘），你的电话在响呢，是你的呢。我假装恍然大悟，在大大的帆布挎包里翻找着，几次摸到手机又让它从手中滑落。我希望铃声打住，可是铃声没完没了，大有你不接我就不罢休的意思，像极了她本人。我只好将它拿出来，这一拿才发现电话是姑姑打来的。姑姑很少打电话过来，平常都是我打过去居多，偶尔有事找我，也是担心赶上我忙，响铃一次就挂掉。她总说，我能有啥大事找你。我的心思在接与不接的两头荡漾，一个急刹车让我的脑袋重重地撞在扶手上。待我扶稳清醒过来，铃声也停了，脑海里却升腾起各种画面：莫非她在路上出了意外，别人正用她的手机联系我？我知道她会骑电动车，并且骑得飞快。
不祥的念想之后，我的身子反应很快，立刻有了颤抖的迹象。我赶忙给她回了过去。
“阿尼啦（姑姑），怎么啦？”我小心地问道。
“卓玛，你猜今天是什么日子？”姑姑问我。
姑姑兴奋的语调，顿时让我没了好气，我反问她到底是什么日子？我猜想她所说的日子，无非就是藏历的初八、十五、三十这三天，她希望在这三个殊胜的日子我能吃素，每次都会提醒我。
“今天是我五十岁的生日。”她的声音有点扭捏。
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话。她以为我没听见，又说了一遍，比第一次还扭捏。
在我们家的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生日这一项。我也是在大学里上学时，赶上跟室友的男朋友同一天生日，便被过了一次。姑姑就更别提了。但比起生日，“五十”这个数字更让我吃惊。姑姑五十了，这意味着我马上就四十了。我有点难过，不知道是为她还是为自己。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姑姑问。
“你说过你生在三九天，大雪纷飞的时候，可现在才秋天呢。”
姑姑听了哈哈大笑，那股子高兴劲传染了我，我便没有刚才那么恼怒了。
“莫非是你孤单了，想过个生日解解闷？”我逗她。
姑姑又笑，边笑边澄清：“其实我也是刚刚拿身份证办事，才发现今天是我的生日。”
“办事，你能有啥事？”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一件大事。”她一点不介意，依旧是快乐的音调。
“不会是拿身份证领结婚证了吧……”我的玩笑话自己听着都感觉虚假。
没想到，电话那头又一阵爆笑，然后说：“你没事就过来吧，我准备做你爱吃的咖喱饭。”
一说吃饭，我就饿了。早饭都没顾上吃就跑到咖啡馆，准备以一杯咖啡开启新的一天，没承想顾客还没等来一个，我和合伙人先杠上了。
咖喱饭是我的最爱，特别是姑姑做的。所以她走后，一提到咖喱饭，我的胃先于我响应。
“我马上过去看您。”
我跟姑姑从来不说敬语“您”。细想起来，姐姐达娃对她也不说敬语。我和姑姑之间的关系，不像隔着辈的姑侄关系，而更像是同胞姐妹，所以“您”字出口，自己都感觉不自在。
姑姑是父亲最小的妹妹，她在十五六岁时，一瘸一瘸地跟在我父亲后面来到我家。那时我才四五岁，姐姐也不到十岁。在我们这儿，姑姑的发音和尼姑的发音是相同的，都叫阿尼。她小时候又一直光头，我们叫她“阿尼”有双重意思——既是姑姑，又指尼姑。久而久之，除了我的父母，所有人都跟着我们叫，她自然也接受了这个称呼。其实她的真名叫次仁卓玛，和我的名字卓玛次仁，正好前后调了一下位置。有次我对父亲说，你们给我起名根本没有用心，把姑姑的名字前后调一下就安给了我。父亲一脸无辜地说，我忘了她叫次仁卓玛，小时候一直喊她光头。
因为名字相近的缘故，我和她之间有了亲情之外的神秘联系，从心理上对她格外亲，用我们当地的话讲，就是感觉心近。有时，我的母亲在院里喊一声卓玛，我应一声，母亲会说，我在叫另一个卓玛。私下里，我就叫她另一个卓玛。
那时，父母还年轻，我们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房子很小，一个套间，父母睡里屋，我们仨睡外屋。和单位的其他住户一样，父亲用捡来的木板纸板围了个院子，搭了个简易的厨房。我和姐姐睡一个被窝，是那种羊皮做成的筒状被子，但姐姐每晚都有理由生我的气，用背把我顶到墙上，挤得我快断了气。我只好钻姑姑的被子，挨着她睡。
那时，房子很小，午饭和晚饭凭饭票从单位食堂买。姑姑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少，但她不敢闲着，特别是我母亲在家时，即使没有活儿可做，也要小跑着进进出出，一副忙碌的样子。那时，水果很少，家里偶有橘子、苹果分给我们吃，她都会皱着眉头拒绝，但每次看着我们吃水果，她的眼神会放出一种奇异的光芒。
姑姑最喜欢去洗衣服，单位围墙外有条小溪，她拿着一盆衣服，就着歌声可以洗半天。我们的衣服只要忘了扔进柜子，都会被她拿去洗，院中那条晾衣绳从没有闲着的时候，每天都挂满衣服和抹布。有一天，母亲对姑姑说，你没事干就跟她们玩去吧，不要洗衣服了。姑姑以为妈妈怕她受累，还要去洗，但再也找不到肥皂了。没法洗衣，姑姑只能加入我们的队伍，瘸着一条腿跟着一帮小孩子又跑又跳，上树下水。她年龄大，但人长得瘦小，混迹于孩童之间，一点不突兀。
那时，看电视要到单位的食堂去。大厅墙上安装有一个铁盒子，电视机就锁在里面，晚上八点准时开锁。我们当地电视台是差转台，自己不能制作新闻，所以一打开电视就是电视剧。姑姑通常是几口饭下肚，就抢着去占位置，我父母能坐上好位置，她满脸都是成就感。
姑姑听不懂汉语，但不妨碍她对电视的痴迷，每天都要等到满屏雪花才肯回家。姑姑对电视的爱，止于《女奴》那部电视连续剧。因为院里的孩子看了这部剧，都觉得她像片中的桑塔，而桑塔是个黑人女仆。姑姑确实很黑，但也不至于那么黑。她说她又不是仆人。她不喜欢别人“桑塔桑塔”地叫她，以至于每晚最爱的电视剧都不看了。她的避开无法阻止别人喊她“桑塔”，我家邻居有两个男孩，一大一小从两家之间的矮墙上探出脑袋，“桑塔桑塔”地叫着。姑姑正在刷锅铲，她装作聋子。两个男孩被她的无视弄兴奋了，没完没了地叫，就在毫无防备时，姑姑将铲子甩了出去，大的男孩一颗门牙就惨烈地退役了。
最终如何解决了这事儿，我记不太清，只记得父母之间从此时常冒火星，每次，姑姑的事是导火索。父母之间每冒一次火星，我对姑姑的感情就变得很复杂。终于有一天，她提出要回乡下去，父亲长吁了一口气。其实我也长吁了一口气，只不过是在内心隐蔽之处。
有那么几年，姑姑远离了我们的生活。
父母退休后，我们从城郊搬到城市住进了宽敞的自建房。那时，我们都还在上学，不懂得替母亲分担，每次她感到劳累时，就会感慨如果姑姑在就好了。那之后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再回来时后面跟着晒得黑黑的姑姑。
很快，我们都离不开姑姑了，她是母亲的助手，也是我们的管家。做管家，她是负责任的。她连每坨酥油都按新鲜程度做了记号，如果不问问她就拿一坨打了酥油茶，她会连生几天闷气。她一生气，便是我们家的阴天。我们的一日三餐听她安排，厅前屋后归她扫除。她不仅包揽我家的大小事，四邻或亲朋有需要出力的活儿，她也是第一个跑出去帮忙。这时的她，把藏袍的一角别到腰带上，一瘸一瘸地跑出去，努力地显出利索的样子，回来时更是一脸的骄傲。
姑姑接触邻里多，左邻右舍的事她都清楚，谁家婆媳不和，谁家有喜事，谁家正发愁，都是饭桌上的佐餐，母亲喜欢听这些八卦下饭。
除了邻居，浪迹巷子的猫狗姑姑也都熟。而且每只猫狗，她都给取了名字，家里的剩饭余肉她都留着，邻居家的她也收，别人问起来，她说她的“孩子们”正饿着肚子。
下了公交车往前几步我发现有家花店，鲜花怒放，香气四溢。我买了一束配有各种颜色的雏菊——雏菊也被看作是西藏的格桑花。我想起从前，我家院子种有很多格桑花，都是姑姑在呵护。她喜欢站在花前数花骨朵，如果发现有被小鸟啄了去的，便训斥每只飞到院里的鸟儿。有时我摘几枝放进玻璃瓶，放在床头浪漫一下，她就会数落我，说不让人家在枝头绽放也就罢了，放在佛龛前多好，非要搬到你床头浪漫，这是浪费。她说多了，我再折花就有负疚感。现在，她住的大杂院没地种花，她应该会喜欢这束花。
我捧着花，朝姑姑的住处走去。五十岁了，一想到这个数字，我有点愧疚。她在我心中是没有年龄的，连她的属相在我们家里也是个笑话。那一次，父亲病重，我和她到山上插经幡祈福，在每片经幡上写下家人的属相。我问她，你属什么？她脱口就答，马羊。我一下子愣住了，回过神后忍不住大笑，连父亲病重的伤痛都涤荡无存。我说，十二生肖里没有马羊。姑姑愣了，许久后一本正经地说，我记得我阿妈在世时是这样说的，是她说错了，还是我记错了？我猜测她是生于马年末或羊年初的某天，时间久了记忆混乱，就变成了马羊年。看她认真回答的样子，我忍不住又笑。我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告诉姐姐，姐姐又告诉后来的姐夫，她的属相就成了我家的笑话。
姑姑租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当初姑姑要单过，已经在城郊租了一间房，我和姐姐不放心，托我的合伙人索珍找房。索珍社交范围广，没几天就找到了现在的房子，面馆虽小一些，但离我们近，有事也能顾上，就让她退了她自己租的那间，住到了这里。
跑出来欢迎我的是巴宗。年迈且肥胖的身子让它显得特别笨拙。它曾经也是我家的一员，姑姑从垃圾堆捡来的。它缠着要我抱，姑姑见状跑过来接了我手中的花，没等我说话就先掀了帘子进去，不像平常大着嗓门问个没完。
一进屋子，一股咖喱味扑面而来，细细一嗅，又伴着淡淡的桑柏味——这应该是她清晨煨桑留下的味道。我朝空气嗅闻的样子，惹她发笑了。
“嗅什么呢，像只狗。”
“我嗅嗅有没有男人的味道。”
我这么一说她又笑了，小小的屋子被她的笑声填满，堵在我胸口的气也慢慢消散了。我一眼瞥见藏式柜子放着七盏盛满净水的碗，旁边是一个小小的生日蛋糕，那寿桃有着夸张的粉色。我心想，用身份证办事才发现自己生日的说辞不过是个借口，也许她酝酿这一刻很久了，但我没有说出来。
姑姑责怪我买花乱花钱。我说：“五十岁才过一次生日，本该送一袋金子，可我的钱包太瘦，这次先将就着。”
她笑着给我倒上一杯甜茶，说：“见啥买啥，你的钱包能有个胖的时候吗？哪天要结婚了一点积蓄都没有。”
我说：“结什么婚，自由多好，干吗给自己找个领导。”
姑姑又笑了，她说你跟你阿妈越来越像。我知道她说的是内容，我母亲就常跟姑姑说这句话，长相上我是随了父亲的。
我找到一个装白糖的宽口瓶插花，瓶口太宽花太少，花在瓶子里东倒西歪，没有我设想出的美。姑姑却说，一朵花就能让房间亮起来，何况有这么多色彩。她的手指在每朵花前停留，用指尖逗弄着花瓣，感慨着最能干的染色工也染不出这么美的颜色。
我发觉姑姑刻意收拾了一番，这很难得，在我的记忆中，姑姑的头发永远凌乱，油污像绣在袖口和前襟上。姐姐给姑姑找了这份看门的工作后，曾对姑姑说，看大门比不得在家里，要好好收拾一下，人来人往的，大多数人还是以貌取人，看你的样子会看低你。那时姑姑嘴犟，说，我看我的门，他走他的路，有何相干？其实，和形象上的粗枝大叶相反，姑姑的活儿却做得特别细致，细致中还透着可爱。
这会儿，她用毛巾把两个纯白的碟子擦出光泽，盛上米饭，用勺子摁压成好看的半圆形，半边放上土豆和牛肉，然后把汤汁浇在上面，浇一会儿停一会儿，让米饭充分吸收汤汁，末了在盘子边沿摆上几片粉嫩的酸萝卜。尽管从灶台到方桌，也就两步距离，她还是把两盘饭食放在木质餐盘上端上桌。
这盘饭唤醒了我的胃，我想把巴宗放到床上，它却蜷在我的怀里不舍离开，对散发香味的牛肉毫无感觉——它太老，已经对食物没有什么欲望，唯独对人还有些许眷恋，嗓子眼发出的咕咕声，像是求我抱着它。
姑姑坐在我对面，似乎还有些羞怯，这使我玩兴大开。我问她：“就我俩？他呢？”
我开她玩笑，却像点燃了她，她又是一阵爆笑，“你胡说什么呀，是不是达娃又说了什么？”
达娃就是我姐姐，在姑姑搬出去单过这件事上，我和姐姐已经闹翻了。姐姐对这件事的抵触，超乎我的想象。在姑姑单过这件事上，我和姐姐是一致反对的，尽管当时她快五十了，可她一直是别人生活的组成部分，何况她的身体状况不好。我几次想找个恰当的时间跟姑姑谈谈，可没等到我跟她细谈。那天，她吞吞吐吐但十分坚定地说出了想要单过的想法。这一说，令姐姐完全失了分寸。姐姐近乎咆哮着质问，我们做错了什么？姑姑说，你们哪里有错，吃你们的喝你们的，是我怕太依赖你们。姐姐从这两句话中没有听出真诚，反而寻思出了嘲讽的味道。姐姐生气甚至愤怒了，无礼地用手指指着姑姑的鼻子说，你这样出去单过，别人会怎么看我们，会以为我们的父母走了，孩子上学了，我们就不要你了，把你赶走了，你让我们怎么做人？喜欢笑的姑姑，默默地流下了两行泪水，这个情景刺痛了我。我挡在两人中间，替姑姑辩解道，姑姑想怎样过是她的自由，不能为了你的脸面不让她有自己的想法，你的面子重要，还是人家的幸福重要？姐姐被我惹恼了，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懂什么呀，你自己先争点气再说。我知道她说的争气是指什么。她觉得一个大学毕业生进不了体制是个巨大的失败。在这点上，我逝去的母亲都比她开明，她就抱着种什么因结什么果、随他去的念头。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和姐姐越争越急，越扯越远，越怨越深，到最后姑姑要单过的事，就在我俩的赌气中定了下来——我从反对她出去单过，变成了怂恿她单过的“帮凶”。
饭间，姑姑的话明显少，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提示性地问道，守着大门，能看到各种人吧？她说，是呢，各种人。我说，也会发生各种事吧？她说，是呢，各种事情。话说到这里，我觉得姑姑有点心不在焉，或者说有点欲语还休的样子。我好好打量着她，又发现了一样不同——她换了一件紫色的藏装，这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颜色。
姑姑的衣服多半是我和姐姐买的，每次给她添置新衣，她都要收起来，等着一个可以穿新衣的日子拿出来穿，但每次到了那个日子，又总是以自己要干活儿会弄脏衣服为由而不穿。之前的衣服颜色多半是绛红色或黄色，不知情者都以为她是还俗的尼姑。
“姑姑你收拾一下，精神多了。”
“你阿妈在世时常跟我说，这一世清爽得体，下一世才会生得漂亮俊美。”
“原来你对这一世的长相有点意见哟。”
我的玩笑又让她一阵发笑，捂嘴挡住笑。我还发现她眉目间的皱纹细细密密，苍老了许多。我问姑姑为什么选择紫色？姑姑轻描淡写地说：“是地摊上打折的货。”
“我是问你为什么选择紫色，没问你哪来的。”
姑姑想都没想说：“看着喜欢呀。”
“对了，就应该穿自己喜欢的。”
姑姑停止咀嚼，仿佛在认真回味着我的话，却突然说出了另一件大事。
“卓玛，我不想在这里干了。”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蒙住了，尽管近几年姑姑的各种突然决定没有断过。
姑姑在四十岁之前一直是安定的，我母亲说什么她就做什么，父亲先于母亲去世时，母亲担心姑姑会离开，但她说从来没有过离开的念头。姐姐生下儿子旦诺后，都是她在帮着带，旦诺对她的感情甚至胜过亲妈，叫她大妈。母亲的后事也是她一手主持的。这使我对姑姑的感激无法言说。记得母亲的七七祭日那天，当所有的忙碌结束，帮忙的亲朋离去后，我们仨在闪闪烁烁的酥油灯火下沉默不语。身边人一个个离去，一种深深的恐惧侵袭着我，身体像被某种黑洞吸住，不断往下坠落，周身透着风，看不见前方。姐姐擦拭酥油灯的手是颤抖着的，我问她怎么啦？她说使不上劲，像被掏空了一样。正在拨弄灯芯的姑姑，听见我俩的对话，回过头说，不必害怕，终归都要走这条路的，只不过我们同行一阵而已，无论谁，最终的路还是要自己走。这句话仿佛有魔力，让下坠的我突然有了定力。不仅当时，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以此挨过了很多情绪低谷期。
但在母亲的周年祭日之后，姑姑突然提出要到山上清修。离我家三公里处的山上有座山泉，生病的母亲喜欢用山泉煮茶喝，姑姑每隔几天就到山上汲一次水，跟隐居山上的一位尼姑相熟，她下山偶尔也会到我家坐坐，姑姑要跟随她而去。
那一次，姑姑也是毅然决然，无论我们如何挽留，都没能改变她的主意。姑姑在山上搭建的简易房住了几个月，直到她的腿疾使她根本无法触地走路，才让我们接了下来。
我和姐姐上山接她时，那位尼姑说，次仁卓玛明知腿不好，仍然泡冷水，光脚走雪路，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尼姑没有明说姑姑还没有断了尘缘，但我们都明白她的境界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她或许是以惩罚自己的方式，找寻下山的借口。
从山上下来后，她又是我们家的管家，每天送旦诺上学，跟旦诺班上的家长熟悉后，经常和他们来往，还结交了两三个朋友，时常串串门，满脸都是喜色。旦诺考上上海的西藏班后，姑姑变了，没理由出门的她，时不时会闹点情绪，出去单过也是那时候提出来的。
……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好小说》2024年第1期）
尼玛潘多，藏族，中国作协会员、西藏作协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紫青稞》《在高原》，短篇小说集《透进病房的阳光》，散文集《云中锦书》（合著）。曾获第六届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