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的陈景华、傅电军、王云才在兰州和部队的5位同志一起组成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电影教育工作队，随后随军进藏，成为西藏人民电影事业的起点。从那时起，在半个世纪里，西藏电影事业几乎在零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文化事业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世纪50年代的使命

在旧西藏，罗布林卡里有一部英国造放映机，那是达赖喇嘛的个人奢侈品，与普通老百姓无缘。只有随着人民解放军进藏的脚步，电影“洛念”才挂到了西藏人民面前。

由于电影艺术的大众性、直观性以及相对于西藏老百姓所具有的新奇感，电影被刚进藏的解放军、工委、各分工委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是宣传机器，是统战工具，是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最佳纽带之一。各分工委都有电影教育工作队，帮助开展群众工作，一般的联谊会、恳谈会和重要活动都要放电影。电教队也经常受委派给达赖、班禅放电影。尽管当时的嘎厦政府限制群众与解放军接触，但只要放电影，都是人山人海。放映的影片有《幸福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胜利》、《保家卫国》、《中华民族大团结》、《青年近卫军》等。因当时没有译制条件，在放映前一般要请翻译简单地介绍影片情节。电影帮助西藏人民了解了祖国建设新貌和外面的世界，启蒙了群众的阶级觉悟。1958年5月以前，各种场合的放映都是免费的。

1955年2月，西藏工委宣传部、西藏军区文化部成立影片联合发行站，这是西藏电影的最早发行机构。

随着民主改革的开始，电教队随工作组进驻各大寺庙、下到各县组建电教队，以电影吸引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放映《白毛女》、《百万农奴站起来》、《欢腾的西藏》等影片，极大地配合了当时的中心工作。

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还间接地成为培养干部的摇篮。工委电教队通过举办电影训练班，培训学员，培养干部，共开办3期。规模最大的是1956年9月开办的第三期，全西藏7个分工委共保送163名青年(只有7名汉族)参加学习，大多数是农奴子女。在“大收缩”中，大部分转到咸阳西藏公学。1959年平叛后，只有极少数从事电影工作，大部分被分配到基层党政机关参加民主改革，有很大一部分人锻炼成为各部门的领导。

1959年3月以前，西藏共有放映单位13个，到1959年底，全藏电影队迅速发展到45个。

农牧区放映系统的建立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西藏的确立，电影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组建起来。1962年电影发行总站成立，属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文教厅管理，有各类放映单位107个，各县基本上都有一个放映队。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

在“文革”中，西藏电影未能幸免，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大。但有一件事不能不提。1970年6月，在“全国电影机械工业会议”上，中央明确要求“全国农村每个公社要建立一个8.75毫米电影队”。西藏为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利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提供的300套放映设备，按行政区划，以“区”为单位，建立了近300个8.75毫米电影队，通常称农牧区电影放映队简称区放映队。区放映员极少数是国家正式职工，绝大部分不占国家编制，是由人民公社负担的“赤脚”性质。尽管当时建8.75毫米电影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但客观上把电影发展到了县以下行政区域。

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区电影队由于受“文革”的影响，一部分名不符实，建了垮，垮了建，能正常活动的大约有100多个。改革开放后，300个区队很快就恢复了。1982年，由于落实了国发(1979)198号文件，西藏一年就新建了93个区队，至此，全区440个区中，已有423个区建立了电影队(阿里当时划属新疆)。由于20世纪80年代是电影的黄金时期，到后期区队逐渐发展到448个，就稳定下来了。

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农牧区文化生活还很贫乏，其他文化形式难以经常深入到基层，全区一年可以放映12万场电影，平均每人每月可以看到1.1—1.2场电影。电影无可争议地是农牧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是他们学习文化知识、了解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观望外面世界的窗口，占领着农牧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骄傲

西藏电影相对于其他行业，较早地沐浴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项政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5月，文化部批准西藏自治区改革管理体制的报告，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对西藏的放映收入和区电影公司实行4：6分成；农牧区电影由地方财政“预算包干”；电影译制费主要由中影公司负责。1981年12月，在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上，国家决定对西藏电影实行特殊的“中央包发行，地方包放映”的政策。这两项政策使西藏电影整整稳定发展了10年，奠定了牢固的事业基础。1984年，藏语电影译制产量达到年25个节目、500个拷贝，这个产量一直保持到现在。放映队伍空前扩大，全区448个农牧区放映队就是这一时期完善起来的，而且完成了区、地、县、乡四级发行放映网络的建设。全区农牧区年放映12万场的指标也是这一时期创立的。另外，还有下列一些重要事项：

1984年9月23日，总投资额180万元的拉萨电影院正式营业；

1986年6月，区电影公司机关办公楼和器材仓库竣工；

1986年7月1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西藏分会成立；

1986年8月22日，西南地区发行放映协作会议、西南地区电影器材协作会议、四省区藏语译制协作会议同时在拉萨召开；

1987年8月30日，区电影公司新建3层影片仓库和审片礼堂交付使用；

1989年10月，区电影公司兴建2栋职工宿舍楼；

1991年，拉萨电影院各项收入共计157万元，放映收入104万元，成为西藏首家“百万影院”；

1991年，全区792名农牧区放映员一次性录用为劳动合同制工人。

电影译制的历程

西藏电影译制开始于1965年11月译制组的成立，由4人组成，他们在一台老式录音机改装成的电影录音设备上译制出了第一部藏语影片《丰收之后》，经内地制片厂光学洗印后在全区发行。

1973年，自治区电影公司译制科成立，共10人。当时译制科的后期制作设备是与8.75毫米影片配套的，但8.75毫米只运行了几年，全国便开始淘汰。

1983年以前的西藏电影译制实际上是一种与人合作的形式。西藏的译制演员每年出去一次，一般1—3个月，主要集中在长春、天山、北京、内蒙四个制片厂，利用别人的场地和设施，一边学习，一边进行16毫米影片的前期译制，后期人员主要学习涂磁工艺。

1981年自治区为落实民族政策和繁荣民族文化，为区电影公司修建了2层木石结构的译制楼，后来国家电影局帮助西藏逐步将875毫米的译制设备换成16毫米的。译制工艺最大的一次改革是1984年，将光学的改为磁性的，由循环录音改为整盘录音，并配备了进口电视录音配音系统，硬件设施改造走在全国译制行业的前列。当年译制总产量达到25个节目，500个拷贝。从那时起，西藏的电影译制可以全部在区内完成。

2000年9月，国家电影局又赠送西藏两套价值54万元的转录机，一次可以转录5个拷贝，为电影译制产量的提高提供了新的潜力。

在36年的译制过程中，藏语电影译制获得了很多荣誉，省部级以上的有：1984年11月，获文化部、国家民委“民族语译制先进集体”奖；1994年9月，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语题材电影“腾龙奖”；1998年10月，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骏马奖”。

世纪末的辉煌

1993年，全国电影机制改革，打破了电影几十年“统购包销”的制度，各制片厂直接发行影片。我区专门派人向国家电影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反映西藏的困难，国家电影局和中影公司决定：对西藏改暗补为明补，中影公司不再承担西藏影片的供应，不再返拨任何费用；各制片厂免收西藏的版权费，35毫米单拷贝收取全国最低发行权费3000元，16毫米拷贝每个提高到1200元。尽管与其他省区相比，西藏享受了最优惠的照顾，但这一变革给西藏电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每年增加支出103万元。从这时开始，西藏电影开始走入了一段低谷，大文化市场的竞争加剧，全区放映收入大幅下滑，市场急剧萎缩，放映空白点增加。

面对初涉市场的阵痛，西藏政府部门没有忘记电影在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当时的主管部门文化厅和自治区财政厅合发了藏文厅(94)75号文件，在确定了各级电影机构为事业单位的基础上，要求各地根据实际在“全额预算、差额预算、自收自支”中执行对电影的财政政策。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县没有落实该文件，但就全区而言，该文件使全区电影下滑的势头得到了遏制，特别是使农牧区电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与此同时，在电影节目购买量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区电影公司重点抓了“大片”的发行放映。1995年5月，从《红番区》开始，和放映单位实行分帐制，通过对《大醉拳》、《生死时速》、《我是谁》、《背起爸爸上学》、《泰坦尼克号》、《国歌》、《失落的世界》、《生死抉择》等一系列大片的操作，全区放映收入有所回升。最突出的是《泰坦尼克号》，创造了西藏单片票房收入的历史最高纪录。大片的发行和分帐的实施，使西藏电影在经营机制上与内地都市进行了接轨。

1996年8月16日，为了优势互补，自治区决定将区电影公司全建制式从文化厅划归到广播电影电视厅。

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徘徊之后，1997年底新上任的区电影公司领导开始对西藏电影进行全面的思考。1998年9、10月份，区电影公司调查组行程6000多公里，深入到3个地区、26个县对全区电影进行了抽样调查，通过两个系统调查报告和两个专题报告向国家电影局和自治区有关部门和领导全面反映了西藏电影存在的问题。同时，区电影公司新的电影工作思路也浮出水面，那就是：体制上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位一体”的放映网络结构，巩固、发展农牧区电影市场。机制上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针对西藏市场小、人口密度低的实际，统一制定电影政策，统一下达四项指标，统一进片，统一译制，强化全区电影市场一盘棋的观念；分层落实放映指标任务，分别寻找各自的经济增长点。对工作积极主动的与消极等、靠、要的区别对待。经营策略上坚持城乡结合，以乡村为主；坚持35毫米与16毫米结合，以16毫米为主；坚持汉语片与藏语片结合，以藏语片为主。

落实新的电影工作思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更新农牧区放映队的设备。国家电影局、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和区电影公司三方面努力，在1999年底以前完成了全区448个放映队一半多的更新任务。第二件事就是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工程，一方面把北京的各层领导和内地的同行请到西藏来，指导工作；另一方面组织全区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到内地参观、考察、培训，切实转变我区从业人员的经营观念，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第三件事就是积极扶植基层发展实业。从1996年到2000年区电影公司共为基层筹集资金200多万元搞“三产”开发，扶植了日喀则、林芝、那曲三个地区公司和聂拉木、浪卡子、琼结、尼木、谢通门、康马等几个县电影管理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第四件事就是通过各种渠道让国家电影局、自治区政府、财政厅和广播电影电视局了解西藏电影的诸多问题，争取理解和支持。在全面削减事业经费的环境下，2000年财政厅对区电影公司的补贴还增加了15万，2001年初广电局首次将电影和广播电视并在一起召开了第八次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西藏电影存在的十大问题。

一份耕耘，一分收获，20世纪末的一系列改革为西藏电影告别二十世纪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全区电影的颓势得到了根本转变，农牧区电影得到了巩固。1999年，区电影公司被评为全国农村电影管理先进集体；2000年区电影公司的收入比1997年翻了两番，被评为局系统改革先进集体；200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张海涛副总局长在西藏考察工作时，看到西藏区、地、县、乡四级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对大局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时，给予了“西藏电影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战场问题”的高度评价。电影人的奉献

在50年的岁月里，西藏电影人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看懂、看好”电影，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与无私奉献的颂歌，献出了青春、汗水甚至生命。他们的奉献是老西藏精神的真实写照，他们的努力为西藏电影积淀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这里撷取几个典型的例子：

20世纪50年代的同志们，为了开展工作，经常脱光衣服涉水过河，绝大多数人都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赵润轩同志因此成了残疾；

1959年10月，在与安多叛匪的较量中，谷守勤同志运用自己的特长，成功地解救了两个排的解放军；

1978年朗县花木厂孕妇放映员扎桑在取片途中因车祸殉职；

1990年沃嘎电影放映员江巴平措在取片途中因车祸殉职；

1998年10月，区电影公司调查组在申扎县沼泽地里被困1天；

1999年5月27日，隆子县放映员次仁嘉措放完电影，来不及取银幕便因病倒在岗位上；

2000年10月，区电影公司在山南错那县调查时发现，该县5名电影站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只有305.71元，比拉萨一个普通临时工的待遇还低。

迈向新世纪

在实施“十五”规划的紧锣密鼓声中，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西藏电影事业以“开门红”的喜庆迎来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缕曙光。

2001年1—4月，拉萨电影院上座率比上年同期提高29％，放映收入比上年增加30％。如果把重点片《宇宙与人》算上，上述两项指标分别提高为92％和90％。为了全面落实国家广电总局“2131工程”的目标，为了落实全区第八次广播电影电视工作会议精神，2001年一开始自治区次仁卓嘎副主席就牵头着手调整、规范全区的电影政策，4月底区人民政府下发了藏政办发71号文件，从体制、性质、事业活动经费、基础设施、监督管理、人才培训等方面对全区电影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调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电影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文件。它既体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电影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极大地鼓舞、鞭策了全体电影从业人员，也是西藏电影业迎接新世纪的最好礼物。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西藏电影目前面临着空前的良好政策环境。经受了半个世纪风雨洗礼的西藏电影人一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有信心发扬光大优良传统，为西藏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