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民族的翻译事业同现行的藏文几乎同步诞生，而且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就开始翻译大量佛经，走过了几百年的翻译实践道路。到了赤德松赞时期进行了第二次文字改革，将从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到后来几百年间进行翻译佛经的经验教训作为依据，并在赤松德赞进行第一次文字改革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规则性的翻译理论，据《声明学要领二卷》记载，当时主要是针对佛经翻译制定了下列几条原则要求：
第一、翻译三大原则
一、要合乎《声明集分论》之语言规律，二、不违背佛经思想内容，三、译文要使藏民族自己听得懂。
第二、翻译四大方法
一、音译，①一些单词难以解释又不能按照《声明集分论》翻译的要采用音译法。②一词多义的字词做不到用一个词语把它们全部包括进去的就不能采用只译其中一个意思的办法，而要采用音译法。③一些密宗学经典虽并非不可译，倘若译成藏文会产生错译现象，故此，要采用音译法。
二、意译，按照上述翻译三大原则采用意译手法，要求做到使译文合乎语言学规律，不违背佛经思想内容，真实地表达佛经内容，要求译词明了易懂。
三、直译，不打乱梵文语序采用直接翻译方法。
四、转换与调动译法。如果按照梵语词序直接翻译造成词不达意的，或可能产生误译现象的可采用将词序转换和调动手法来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译文。
第三，提出了翻译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四条要求
几百年来，藏民族基本上按照这么一个理论的指导，从事了大量的翻译事业。在实际翻译工作中无论是佛经翻译，还是其它文种的翻译都主要采用了上述的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而且基本是以直译为主，逐步向意译为主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低估这两种翻译方法的作用。目前翻译界对这两种重要的翻译方法中的直译方法提出了种种的非议，甚至一些旁观者也对此似乎有着同样的看法，提出由于直译造成词不达意，语言生硬无味，文笔不流畅等等诸多毛病。面对现实我们也承认这一现象的存在，但也不能一味地否定它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语言环境和翻译一些特殊作品的时候直译手法作为一种翻译方法还是有它可取的一面。
一、直译方法的基本特点与标准
一般来说直译法是在较低层次上较为简便的翻译方法，通常主要用于词语和新词术语的翻译。在标准上侧重于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①采用直译方法首先有利于圆满地保持原文风格。译文紧紧按照原文的表达方式与语言文字特色，基本不走样地采用直译方法，使原文中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地区特色以及作者个人语言文字艺术特色等多方面的特色表达得真实、完美。
②采用直译方法有利于创造和普及现代名词术语。相对而言，采用直译方法，在译文中使用新词术语的比例较大，可以更好地按照语言学规律创造一些必要的现代名词术语，丰富译文所需的词汇。从而达到普及现代名词术语的效果。例如：“软件”“硬件”的译词（“藏文”）是由西藏自治区编译局和自治区翻译协会审定推广的译词。这就是按照科学文化发展而产生的新产物创造的现代名词术语。
③采用直译方法有利于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风格。通过直译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他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文字规律。由于民族不同，语言文字构成与使用方法也不同，格调色彩不同，风格情趣不同。因此，在同样的用途上，有的语言很有情趣，有的很滑稽，有的很深沉，有的则充满诗情画意。虽然各民族都具有这种语言特色。特别是一些外国语言文字中这种特色尤为突出，在翻译中采用直译法注重原文语言文学风格，不拘一格，善于学习借鉴别人的优点，从中就可以学习引进其他民族的那些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使自己的语言文字更加丰富完美。
二、直译方法的主要用途
所谓的直译就是按照原文的词语意义和词汇结构选用对应的词语译出其词语。一般来说直译从词序到原文和译文的字词结构上很多时候都形成了一对一的对应形式。因而，直译方法主要用于词翻译，尤其是用于新词术语。例如：地下铁道（藏文）高等数学（藏文）感觉神经（藏文）宇宙飞船（藏文）冬虫夏草（藏文）阳光（藏文）民歌（藏文）汽车（藏文）等等类似的一些复合词和单词都习惯采用的是直译方法。同样藏语和汉语中的很多动同和形容词也可以采用直译方法，特别是汉藏语文中的成语、俗语、谚语、民间歌谣和一些格言的翻译习惯于使用直译方法，例如：家破人亡－（藏文）、德才兼备－（藏文），还有藏族谚语（藏文）译成：班宗经常哭，何必当忌讳。汉语中的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可直译成：（藏文）上述几种译法从词序到内容，以及名词术语都采用了几乎一对一的直译方法。
相对而言，论说文，记叙文和一些应用文的书面翻译多采用直译方法。因为它主要讲究真实地表达原文思想内容，语言上要求通俗易懂，而不需要讲究文彩上的更多的修饰。因此，要求根据不同的文体做不同的翻译处理。首先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一些抒情诗歌和散文的翻译不宜于采用直译方法。因为它只要基本不违原文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注重译文文学艺术上的修饰与表达技巧。
讲究文彩这一点上如果过于采用直译方法那就会造成使译文显得不伦不类，语言生硬呆板，失去文学艺术的感染力。
其次，要看译文服务于什么对象，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假如你翻译的东西是用于文化教育素质不高的对象，那就在翻译方法上不宜采用直译方法，只要不受篇幅的限制要多采用解释性的翻译方法，简单的直译会使接受人感到迷惑不解。例如：“那些违法犯罪的人进了‘笼子’想买‘后悔药’也来不及”。这句话中的形象语言“进笼子”买“后悔药”之类就不宜采用直译或改译形象方法，而是要考虑到对象的接受能力来采用意译方法译成（藏文）较为恰当，因为接受这一译词的人文化素质不高，译文主要是要介绍清楚原词的具体含意，什么“进笼子”、“买后悔药”之类一般人理解起来还是要费一定的脑筋。又如有这么两个人说：“我们这个村是个‘第三世界’，另一句说：“对坏人坏事不能‘开绿灯’”。类似语言的翻译假如面对着一群没有文化的老百姓采用直译方法分别译成：（藏文）如此不看对象一味地采用直译方法，听话的人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讲直译方法，主要强调要表达原文中的那些具有特色的语言文字和与众不同的艺术手法，而不是片面强调一对一的文字搬家。只要表达准确，又能保持原文特色，译文就不用受原文更多的约束，一些诗歌体原文的翻译字面上的音节数就不一定与原文完全相同，有时为了表达得更清楚一点，译文中比原文多几个字，或少几句话这都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一些包含主谓宾句型的更是如此。例如：“以寺养寺”译成（藏文）这就在内容上表达得不是很明朗，似乎带有一个寺庙养另一个寺庙的含义。没有准确地表达出寺庙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的含义。另一句是“努力学习，提高自己”译成（藏文）似乎译成“努力学习，抬高自己”之意。显而易见，由于过于直译，结果这两句话的译文都造成词不达意，含糊不清，甚至产生歧义。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采用直译加增译的办法将上述两句话分别译作：（藏文）和（藏文）这就表明，直译方法虽然是一项重要的方法，但也并非独一无二的办法。切不可以千篇一律、处处使用。
三、直译的方法与效果
要想通过翻译来再现原文各种各样的特色，就要在翻译方法上尽量采用直译方法。只要不是死译、硬译，在某些情况下直译同样可以收到好的效果。
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是显示风格的地方，例如《米拉日巴传》中对米拉日巴姑妈的动作描写藏文中写道：（藏文）译者就采用直译方法译道：鼻子里噗嗤一声，猛地从座垫上站了起来，又是打响榧，又是抖衣襟，又是顿脚，挥舞着袖子抽打我和母亲”这一直译手法既保持了原文描写得生动、形象的特色，也保持了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一些特色，就是一位藏民族妇女穿着藏袍所做出的那些独特行为动作等等。如果把这一行为动作的描写采用意译手法译成汉语中常用的“捶胸顿足，拍胸跺脚，拍桌打椅，拳打脚踢”之类来代替，就会失去描写一位藏族妇女独特行为动作的那些特殊风格。
还有人物性格描写上同样要用形象直译形象的方法，不能随意改变原文的语言风格，例如：原文中写道：“他的心地非常善良，孩子般的轻信，性格柔和得象块黄油，随你怎么抹都行。”这一段的译文虽然两种译文都准确表达了原意，但是两者间效果上是有差异的：前者基本采用了直译方法，较好地保持了原文的特色，所表达出来的与原文一样生动，形象而有感染力。然而，后者则采用了意译手法，去掉了一些原文中的形象词，结果使原文的形象性荡然无存，一定程度上损坏了原文的风格。
此外，一些典型的形象词和典故语言是最常用、效果极好的语言表达方式，故此，在翻译中只要读者能够听得懂、看得来就应该尽可能采用直译方法。这是最好不过的。例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这些形象词语的产生和使用都有它的背景和特殊的语言份量。要按照惯例分别译作：（藏文）之类。与此相同，比喻人们各自施展本领的时候常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表达。然而，这样一些富有特色的典故语言和神话传说语言也居然有人就主张采用意译方法译成：（藏文）有的还译作：（藏文）其实既便是这样采取改译形象方法，还是大大失去了原文固有的那种典故特色，淡化了那些耐人寻味情趣十足的语言风味。类似的典故语言本来可以按照它的故事情节讲出一番非常动听的故事来，因为这种典故的内容在我国各民族中本来就普及得较广，有一定影响。采用直译方法把它译出来的话，它给读者语言魅力不同，感受不同，所留下的印象也不同。
然而，用另外一个与原文中的典故差异很大的典故语言或用一句普普通通的语言来取而代之，使原文的语言风味上受到很大的损伤不利于学习引进其他民族的文学艺术。因此，这句曲帮应直译成：（藏文）这译文与原文更贴切，更有特色。对于这一观点从事多年翻译工作的专家丹真珠扎老先生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老先生举出一句：瞎子国里，独眼为王的外国谚语，认为这一句谚语如果按照意译方法来处理的话，可以译成汉语中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藏语中的（藏文）本来这两句译文采用意译手法表达得并没有什么差错，与原文例译更贴切，比喻形式相同，又符合译文语言习惯，然而，老先生并没有选用这个译词，而是按照原文的意思选 用了一个创造性的译词。译作：（藏文）那么，这里为什么不用自己民族语言中固有的现成词，而要用创造词呢？因为它首先没有转移比喻的对象，忠实原文的内容，语言表达方式相近，语序排列相同，特别是与外国谚语的说法十分接近，再则，译文本身比较新颖、有趣，说起来顺口流畅。更重要的是保持了原文的语言风格，效果当然比意译好。
同样如此，藏语中的许多谚语也采用直译方法效果相当好。例如：（藏文）原文是一则简短的藏族谚语，两句音节数相同，都是六个字，从内容到语言文学的使用都很有民族特色。这一句曾有人采用直译方法译作：“虽然甘蔗香甜，还是糌粑经吃”。原文文学简朴，语言流畅，译文也与原文一样，较圆满地保持了原文的特色，如果锦上添花的话，将这一句中的“甘蔗”一词译作“蔗糖”或“红糖”则更符合原文中（藏文）一词的本意。因为藏区常见的是红糖，而很少有甘蔗。这就是在翻译中对原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加任何多余的修饰，仅仅按照原文的语言特色采用直译方法，从而达到保持原文风格的成功之处。然而，有的译文则就做不到这一点例如：《仓央嘉措情歌》中的第一首：
曾有人把它译成：
心头影事幻重重，
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
轻轻走出最高峰。
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损坏原文风貌和语言特色译作。译文与原文相差那么大，从文字到语言原文的风味所剩无几，乍一看好像是一首新作。如此望文生义，随意发挥，过分雕琢，画虎不成反类猫，严重损坏了原文独特的风貌，违背了“原文是朴素的不要译成华丽的”这一要求忠实原文风格的翻译原则，在译德上是极为不尊重原作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这一译文把仓央嘉措情歌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具有清新的生活气息，亲切真实的语言文字风味和特色用以浓郁的脂粉气和华丽的词藻俗套形式所取代，使原文黯然失色。这首情歌的译文很多，相比之下，王沂暖先生的译文是比较成功的，译文是这样的：
从那东方山顶，
升起皎洁月亮，
未嫁少女的面容，
时时浮现在我心上。
这一译文就是紧紧抓住原文的特色，采用了直译方法。主要特点是保持了原文的风格。这一方法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类似的一些文学作品采用直译方法成功的例子很多，例如《萨迦格言》：
只要众人一条心，
弱者也能成大事，
据说蚂蚁结成群，
送掉了幼狮性命。
还有一些民间歌谣：
阿姐拉拇是仙女，
仙女的粥是稀水，
无须汉地的明镜，
粥里可照见身影。
情人捎来的信，
字迹七扭八歪，
自己看了不懂，
让人看了害羞。
以上几首民间歌谣原文语言简炼，朴素流畅，只是采用了白描的手法，毫无矫饰晦涩，但比喻贴切形象，构思精巧深刻，艺术手法相当高超。译文呢，也是相当成功的，从内容到形式都紧紧按照原文的风格尽可能采用了直译方法，使原文的独特风味保持得完美无损。
综上所述，无论从什么角度讲，直译方法在汉藏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翻译中应按照具体情况采用多种方法，包括直译方法在内，而不应该偏废哪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较全面地掌握翻译方法，有利于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三、直译的方法与效果
要想通过翻译来再现原文各种各样的特色，就要在翻译方法上尽量采用直译方法。只要不是死译、硬译，在某些情况下直译同样可以收到好的效果。
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是显示风格的地方，例如《米拉日巴传》中对米拉日巴姑妈的动作描写藏文中写道：（藏文）译者就采用直译方法译道：鼻子里噗嗤一声，猛地从座垫上站了起来，又是打响榧，又是抖衣襟，又是顿脚，挥舞着袖子抽打我和母亲”这一直译手法既保持了原文描写得生动、形象的特色，也保持了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一些特色，就是一位藏民族妇女穿着藏袍所做出的那些独特行为动作等等。如果把这一行为动作的描写采用意译手法译成汉语中常用的“捶胸顿足，拍胸跺脚，拍桌打椅，拳打脚踢”之类来代替，就会失去描写一位藏族妇女独特行为动作的那些特殊风格。
还有人物性格描写上同样要用形象直译形象的方法，不能随意改变原文的语言风格，例如：原文中写道：“他的心地非常善良，孩子般的轻信，性格柔和得象块黄油，随你怎么抹都行。”这一段的译文虽然两种译文都准确表达了原意，但是两者间效果上是有差异的：前者基本采用了直译方法，较好地保持了原文的特色，所表达出来的与原文一样生动，形象而有感染力。然而，后者则采用了意译手法，去掉了一些原文中的形象词，结果使原文的形象性荡然无存，一定程度上损坏了原文的风格。
此外，一些典型的形象词和典故语言是最常用、效果极好的语言表达方式，故此，在翻译中只要读者能够听得懂、看得来就应该尽可能采用直译方法。这是最好不过的。例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这些形象词语的产生和使用都有它的背景和特殊的语言份量。要按照惯例分别译作：（藏文）之类。与此相同，比喻人们各自施展本领的时候常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表达。然而，这样一些富有特色的典故语言和神话传说语言也居然有人就主张采用意译方法译成：（藏文）有的还译作：（藏文）其实既便是这样采取改译形象方法，还是大大失去了原文固有的那种典故特色，淡化了那些耐人寻味情趣十足的语言风味。类似的典故语言本来可以按照它的故事情节讲出一番非常动听的故事来，因为这种典故的内容在我国各民族中本来就普及得较广，有一定影响。采用直译方法把它译出来的话，它给读者语言魅力不同，感受不同，所留下的印象也不同。
然而，用另外一个与原文中的典故差异很大的典故语言或用一句普普通通的语言来取而代之，使原文的语言风味上受到很大的损伤不利于学习引进其他民族的文学艺术。因此，这句曲帮应直译成：（藏文）这译文与原文更贴切，更有特色。对于这一观点从事多年翻译工作的专家丹真珠扎老先生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老先生举出一句：瞎子国里，独眼为王的外国谚语，认为这一句谚语如果按照意译方法来处理的话，可以译成汉语中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藏语中的（藏文）本来这两句译文采用意译手法表达得并没有什么差错，与原文例译更贴切，比喻形式相同，又符合译文语言习惯，然而，老先生并没有选用这个译词，而是按照原文的意思选 用了一个创造性的译词。译作：（藏文）那么，这里为什么不用自己民族语言中固有的现成词，而要用创造词呢？因为它首先没有转移比喻的对象，忠实原文的内容，语言表达方式相近，语序排列相同，特别是与外国谚语的说法十分接近，再则，译文本身比较新颖、有趣，说起来顺口流畅。更重要的是保持了原文的语言风格，效果当然比意译好。
同样如此，藏语中的许多谚语也采用直译方法效果相当好。例如：（藏文）原文是一则简短的藏族谚语，两句音节数相同，都是六个字，从内容到语言文学的使用都很有民族特色。这一句曾有人采用直译方法译作：“虽然甘蔗香甜，还是糌粑经吃”。原文文学简朴，语言流畅，译文也与原文一样，较圆满地保持了原文的特色，如果锦上添花的话，将这一句中的“甘蔗”一词译作“蔗糖”或“红糖”则更符合原文中（藏文）一词的本意。因为藏区常见的是红糖，而很少有甘蔗。这就是在翻译中对原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加任何多余的修饰，仅仅按照原文的语言特色采用直译方法，从而达到保持原文风格的成功之处。然而，有的译文则就做不到这一点例如：《仓央嘉措情歌》中的第一首：
曾有人把它译成：
心头影事幻重重，
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
轻轻走出最高峰。
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损坏原文风貌和语言特色译作。译文与原文相差那么大，从文字到语言原文的风味所剩无几，乍一看好像是一首新作。如此望文生义，随意发挥，过分雕琢，画虎不成反类猫，严重损坏了原文独特的风貌，违背了“原文是朴素的不要译成华丽的”这一要求忠实原文风格的翻译原则，在译德上是极为不尊重原作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这一译文把仓央嘉措情歌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具有清新的生活气息，亲切真实的语言文字风味和特色用以浓郁的脂粉气和华丽的词藻俗套形式所取代，使原文黯然失色。这首情歌的译文很多，相比之下，王沂暖先生的译文是比较成功的，译文是这样的：
从那东方山顶，
升起皎洁月亮，
未嫁少女的面容，
时时浮现在我心上。
这一译文就是紧紧抓住原文的特色，采用了直译方法。主要特点是保持了原文的风格。这一方法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类似的一些文学作品采用直译方法成功的例子很多，例如《萨迦格言》：
只要众人一条心，
弱者也能成大事，
据说蚂蚁结成群，
送掉了幼狮性命。
还有一些民间歌谣：
阿姐拉拇是仙女，
仙女的粥是稀水，
无须汉地的明镜，
粥里可照见身影。
情人捎来的信，
字迹七扭八歪，
自己看了不懂，
让人看了害羞。
以上几首民间歌谣原文语言简炼，朴素流畅，只是采用了白描的手法，毫无矫饰晦涩，但比喻贴切形象，构思精巧深刻，艺术手法相当高超。译文呢，也是相当成功的，从内容到形式都紧紧按照原文的风格尽可能采用了直译方法，使原文的独特风味保持得完美无损。
综上所述，无论从什么角度讲，直译方法在汉藏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翻译中应按照具体情况采用多种方法，包括直译方法在内，而不应该偏废哪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较全面地掌握翻译方法，有利于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三、直译的方法与效果
要想通过翻译来再现原文各种各样的特色，就要在翻译方法上尽量采用直译方法。只要不是死译、硬译，在某些情况下直译同样可以收到好的效果。
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是显示风格的地方，例如《米拉日巴传》中对米拉日巴姑妈的动作描写藏文中写道：（藏文）译者就采用直译方法译道：鼻子里噗嗤一声，猛地从座垫上站了起来，又是打响榧，又是抖衣襟，又是顿脚，挥舞着袖子抽打我和母亲”这一直译手法既保持了原文描写得生动、形象的特色，也保持了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一些特色，就是一位藏民族妇女穿着藏袍所做出的那些独特行为动作等等。如果把这一行为动作的描写采用意译手法译成汉语中常用的“捶胸顿足，拍胸跺脚，拍桌打椅，拳打脚踢”之类来代替，就会失去描写一位藏族妇女独特行为动作的那些特殊风格。
还有人物性格描写上同样要用形象直译形象的方法，不能随意改变原文的语言风格，例如：原文中写道：“他的心地非常善良，孩子般的轻信，性格柔和得象块黄油，随你怎么抹都行。”这一段的译文虽然两种译文都准确表达了原意，但是两者间效果上是有差异的：前者基本采用了直译方法，较好地保持了原文的特色，所表达出来的与原文一样生动，形象而有感染力。然而，后者则采用了意译手法，去掉了一些原文中的形象词，结果使原文的形象性荡然无存，一定程度上损坏了原文的风格。
此外，一些典型的形象词和典故语言是最常用、效果极好的语言表达方式，故此，在翻译中只要读者能够听得懂、看得来就应该尽可能采用直译方法。这是最好不过的。例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这些形象词语的产生和使用都有它的背景和特殊的语言份量。要按照惯例分别译作：（藏文）之类。与此相同，比喻人们各自施展本领的时候常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表达。然而，这样一些富有特色的典故语言和神话传说语言也居然有人就主张采用意译方法译成：（藏文）有的还译作：（藏文）其实既便是这样采取改译形象方法，还是大大失去了原文固有的那种典故特色，淡化了那些耐人寻味情趣十足的语言风味。类似的典故语言本来可以按照它的故事情节讲出一番非常动听的故事来，因为这种典故的内容在我国各民族中本来就普及得较广，有一定影响。采用直译方法把它译出来的话，它给读者语言魅力不同，感受不同，所留下的印象也不同。
然而，用另外一个与原文中的典故差异很大的典故语言或用一句普普通通的语言来取而代之，使原文的语言风味上受到很大的损伤不利于学习引进其他民族的文学艺术。因此，这句曲帮应直译成：（藏文）这译文与原文更贴切，更有特色。对于这一观点从事多年翻译工作的专家丹真珠扎老先生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老先生举出一句：瞎子国里，独眼为王的外国谚语，认为这一句谚语如果按照意译方法来处理的话，可以译成汉语中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藏语中的（藏文）本来这两句译文采用意译手法表达得并没有什么差错，与原文例译更贴切，比喻形式相同，又符合译文语言习惯，然而，老先生并没有选用这个译词，而是按照原文的意思选 用了一个创造性的译词。译作：（藏文）那么，这里为什么不用自己民族语言中固有的现成词，而要用创造词呢？因为它首先没有转移比喻的对象，忠实原文的内容，语言表达方式相近，语序排列相同，特别是与外国谚语的说法十分接近，再则，译文本身比较新颖、有趣，说起来顺口流畅。更重要的是保持了原文的语言风格，效果当然比意译好。
同样如此，藏语中的许多谚语也采用直译方法效果相当好。例如：（藏文）原文是一则简短的藏族谚语，两句音节数相同，都是六个字，从内容到语言文学的使用都很有民族特色。这一句曾有人采用直译方法译作：“虽然甘蔗香甜，还是糌粑经吃”。原文文学简朴，语言流畅，译文也与原文一样，较圆满地保持了原文的特色，如果锦上添花的话，将这一句中的“甘蔗”一词译作“蔗糖”或“红糖”则更符合原文中（藏文）一词的本意。因为藏区常见的是红糖，而很少有甘蔗。这就是在翻译中对原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加任何多余的修饰，仅仅按照原文的语言特色采用直译方法，从而达到保持原文风格的成功之处。然而，有的译文则就做不到这一点例如：《仓央嘉措情歌》中的第一首：
曾有人把它译成：
心头影事幻重重，
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
轻轻走出最高峰。
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损坏原文风貌和语言特色译作。译文与原文相差那么大，从文字到语言原文的风味所剩无几，乍一看好像是一首新作。如此望文生义，随意发挥，过分雕琢，画虎不成反类猫，严重损坏了原文独特的风貌，违背了“原文是朴素的不要译成华丽的”这一要求忠实原文风格的翻译原则，在译德上是极为不尊重原作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这一译文把仓央嘉措情歌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具有清新的生活气息，亲切真实的语言文字风味和特色用以浓郁的脂粉气和华丽的词藻俗套形式所取代，使原文黯然失色。这首情歌的译文很多，相比之下，王沂暖先生的译文是比较成功的，译文是这样的：
从那东方山顶，
升起皎洁月亮，
未嫁少女的面容，
时时浮现在我心上。
这一译文就是紧紧抓住原文的特色，采用了直译方法。主要特点是保持了原文的风格。这一方法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类似的一些文学作品采用直译方法成功的例子很多，例如《萨迦格言》：
只要众人一条心，
弱者也能成大事，
据说蚂蚁结成群，
送掉了幼狮性命。
还有一些民间歌谣：
阿姐拉拇是仙女，
仙女的粥是稀水，
无须汉地的明镜，
粥里可照见身影。
情人捎来的信，
字迹七扭八歪，
自己看了不懂，
让人看了害羞。
以上几首民间歌谣原文语言简炼，朴素流畅，只是采用了白描的手法，毫无矫饰晦涩，但比喻贴切形象，构思精巧深刻，艺术手法相当高超。译文呢，也是相当成功的，从内容到形式都紧紧按照原文的风格尽可能采用了直译方法，使原文的独特风味保持得完美无损。
综上所述，无论从什么角度讲，直译方法在汉藏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翻译中应按照具体情况采用多种方法，包括直译方法在内，而不应该偏废哪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较全面地掌握翻译方法，有利于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