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5年12月11日，我出生在拉萨八廓街西头的一个居民小院里。
我的母亲叫米玛仓决，拉萨市人；父亲叫郭文煌，是福建莆田人，十八军进藏人员。我上面有两个姐姐，大姐叫郭福连，二姐叫郭福荣，我的名字叫郭建。
我出生不久奶奶去世了，我对奶奶自然就没有任何的记忆。只是长大后，听亲戚们讲，说她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信徒。奶奶的去世跟文革初期打砸寺庙有关，她看到年轻人那般的疯狂、躁动，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刺痛，郁郁寡欢，心病加重，最终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奶奶去世不久，我们一家人搬到了八廓街东头的阿罗群则院子里，住在二楼窗户朝南的一间两柱半的房子里。阿罗群则院是个四合院，只有两层楼，是石头砌的墙，院中有一口水井，院子后面带个马厩，最里面有个公用的露天厕所。院子里住着17户人家，他们当中既有工人、农民，又有城市居民。父亲由于是军人，经常要待在部队里，有时候还被派到林芝巴松错一带，一去就是半年多的时间。阿罗群则院子后院挨着当时的西藏广播电台，我们称那座两层楼为“江扎雷空”。
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们三个小孩。由于母亲从部队下来，后被分到办事处工作，每天都有许多的杂事要干，有时候连家都顾不到。正因这个原因，母亲跟隔壁邻居说好，请她当我们家的保姆，每月给一点工资。邻居家除他们两口子外，还有一个儿子，当时他在拉中读书，喜欢画画。他们一家人的祖籍在藏东，男人叫吉珠，是一名裁缝，曾经当过藏兵，女的叫普赤，没有工作。他们答应了我妈提出的请求，当了我家的保姆，但主要是带我。几个月后，我干脆就搬到他们家里去住，跟他们一起生活。我分别喊他们为爸吉珠、阿姨普赤，直到我上小学一直都跟着他们。大概是在1968年左右吧，当时国家实施三线建设，西藏军区允许部队军人转业到内地参加这项建设工作。我的父亲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背着我妈给上级组织打转业报告，并得到了批准。他离开拉萨时，我妈正带领河坝林居委会的居民在加查县修建公路，自然不知道拉萨家里发生的事情。父亲没有等我妈回来，就带着我的大姐回内地去了。由于是支援三线建设，父亲自然没能回到福建的莆田老家，而是被分配到了西昌铁路工务段，在那里成为了一名汽车司机。由于他常年开车外出，家里丢下我大姐一个人生活，一切都得大姐自理。听到这个消息我妈心如刀绞，她把二姐和我托付给阿姨普赤，自己坐上军车去接我大姐。可能走了七八天的路，中途又倒车，妈妈终于赶到了西昌，借故亲戚们想念我大姐，要把她带回拉萨。父亲只能答应我母亲带走大姐，但父亲说以后再让大姐回到西昌去，我妈欣然答应了。等回到拉萨后，我妈就不让大姐回去了。这样，两地分居了四年多后，父母正式离婚了，我们姐弟仨跟着母亲一起生活。那时三个人的口粮供养着四口人，大姐的户口是在父母离婚后，才转到拉萨来的。那时虽然日子很清苦，但我们住的院子里有很多的小孩，可以跟他们一起玩耍，童年的生活回想起来也是蛮丰富和快乐的。我们会跟着大一点的小孩，穿梭在八廓街那些幽深的小巷里，有时给人使些坏，有时听一些不着边际的胡话，有时跟其它街道的小孩吵个架，总之那时候我每天都有玩耍的小伙伴。小孩们喜欢坐在天井旁，或到后面的马厩里，直到天上出现星星，月亮把一缕银辉照射下来时，才会姗姗地回到各自家里去。记忆中，夜晚都是在油灯的映照中度过的，至今都对灯芯上飘摇的那个灰黄色的火苗有种亲近感。我跟阿姨普赤睡一个被窝，有时她会给我讲《阿古顿巴》和一些民间的故事，听得我很入迷。
虽然我三岁多时就失去了父爱，但由于有两个姐姐和阿姨普赤，以及院子里那么多的玩伴，在别人面前，我从没有产生过自卑也没有过心灵的阴影。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是在一种无忧无虑中度过的。在我6岁时，母亲把我送进了学校，不久离开阿罗群则院子，搬到了东方红办事处。那是个旧式的藏式楼房，它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是办事处的办公地和干部们的住房，后院是派出所，里面有三四名公安。东方红办事处隔着一条细长的道路，旁边就是现今的拉萨市实验小学。那时，这所学校被我们称为“加珠拉扎”即“汉族学校”。我们搬家的原因很简单，说是为了让我脱离阿姨普赤的溺爱，再一个就是跟母亲建立感情，要不上学前我还一直在喝奶瓶。我永远记得，有次下课时，阿姨普赤就站在学校大门口等我，我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她。阿姨普赤从藏装的怀兜里，拿出几个锅盔塞进我的书包里。她这样来看过我很多次，现在回想起来，常常让我眼眶湿热。我上学的学校叫河坝林小学，就在拉萨清真寺的后面，附近的住户绝大部分是藏回族。从学校旁的一扇小门能进入到清真寺里，有次我们顺着弯曲的阶梯爬到了它的最顶层，从那里能把小小的拉萨城尽收眼底，寺院里却一片冷冷清清。学校的院子中央有棵硕大的核桃树，一条粗大的枝干上吊挂一块汽车钢板，每每到了下课时间，会有老师拿个榔头去敲击，咣当的声音就充斥在小院子里。其实，这个小学里就两个班，学生总共也就五十多个人吧，老师只有三个。我在这里待了两年，上三年级时，把我们转到了东方红小学。当时感觉东方红小学是个很大的学校，有个宽大的操场和一个四四方方的藏式旧房，旁边有一口天井，三排学生教室，每排有两个班，这些教室都是铁皮屋顶的平房。一年后，由于我在学校里比较听话、乖巧，班主任老师让我跳级直接去读五年级了。
当时拉萨有一小（拉萨第一小学）、加珠拉扎（即实验小学）、卫东小学、东方红小学、北郊学校等。著名的中学就是拉萨中学和拉萨第一中学。回想我在小学读书的那段时间，直到读五年级时我才遇到了第一位汉族老师，当时没有正式的教学课本，老师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期间，老师也要参加各种的政治运动，那时我们就不用去上课，经常在院子里踢球，要不在院子里晃荡着。有时学校也会组织我们去参观朗孜霞（解放前拉萨市政府的办公地，下面设有监狱），或批斗会、拉萨市体育场举行的活动等，那时年龄小，只觉得在外面特别的好玩。这期间，我们又搬回到了阿罗群则院子里。我又能很自由地进出于阿姨普赤家里。那时，院子里的年龄大一点的小孩陆续参加工作了，有人去了昌都，有人去了咸阳，还有人参加了自行车修理厂……五年级毕业后，东方红小学要建中学，让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学校里新建了一栋两层的楼房，时间大致是在1975年。这一年的9月份，毛主席去世了，我们经常参加各种的追悼会，从大人们的惶恐里可以看到一种不安和狂躁。接着，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学校里又是一阵敲锣打鼓，红旗飘飘。我们被通知说是升入初中了，但依旧要在东方红小学里读。我们搬进了新的教学楼里，可是教室里没有凳子没有课桌，学校要求我们自己带垫子来上课。我们每天盘腿坐在垫子上听老师讲课，也没有教材。这样一年多后，我们从东方红学校被弄到了新建的拉萨市第三中学，这个学校当时在拉萨东头的面粉厂旁边，离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们到学校后，才发现除了几排教室和一排老师宿舍、一个男女卫生间外，这里什么都没有。为了上学，我开始学习骑自行车，母亲把她的那辆旧自行车给了我。我们在三中学习的两年期间，去上课时都要带上干粮和劳动工具，早上上四节课，下午都是义务劳动，要平整学校的操场，把坑坑洼洼全部填实。我们每天去上课时，只要走过拉萨市人民医院，就已经出了拉萨市区了。我们每天要经过一片农田和砾石的道路，走过一滩水池和绿树掩映的园林，每次都觉得上学的路太遥远。好在那时有了正规的教学课本，学校里的老师都是西藏师范大学毕业的，感觉他们跟以往老师教得很不一样。那时记忆最深刻的事是，有一对教音乐的男女老师，中午他们会搬出两张凳子来，坐在炎炎的烈日下拉手风琴，我们惊讶地围成一圈，听他们演奏音乐，那种羡慕在我心里荡漾。只是，我们把学校平整的差不多，一边的围墙慢慢围拢完，也临到了我们初中毕业。当时班里没有人要考高中，我也随波逐流地决定考中专，最后我被一所驾校给招收了，学校设立在林芝通麦。母亲不同意我去上这个学校，说以后毕业开车跑长途会有生命危险。她通过关系把我插班到了拉萨第一中学的高一班里。一个全新的环境，一班的新同学，让我有些不适应。我大姐初中毕业，就没有再读书了，她觉得母亲一个人养活我们很辛苦，坚决要求参加工作，帮母亲分担一点责任。母亲拗不过她，让她参加了拉萨食品厂的招工，不久被派送到上海学习一年。后来，在拉萨食品厂工作，有时天不亮她就得去上早班，很晚才能回到家。母亲看到大姐年纪轻轻的很辛苦，想把她调到别的单位去，但企业那边坚决不同意，只能通过入伍来离开拉萨食品厂。大姐后来入伍了，她被分到那曲军分区的医院里。那时我读到了高二，二姐也考到了陕西西藏民族大学，在那里学习藏文专业。在高中期间，我的数理化成绩不太好，文科成绩要好一些，高二分班时我选择了文科，这样感觉学习压力一下减轻了不少。我同桌的阿旺罗桑藏文学的好，他经常给我进行辅导，这对我后来考入西藏大学藏文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调到文联，跟阿旺罗桑成为了同事。读高中时，我们的许多课程都是由湖南来援助的汉族老师教的，他们直接用汉语给我们上课，使我们的受教育形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每年在拉萨体育场搞运动会时，我要给班里参加比赛的同学写稿子，送到广播站表扬他们取得的成绩。当时，班里的几个男生爬到体育场石碑的基座上，挤着脑袋看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他们在看一本手抄本，听说那本书的名字就叫《护士日记》。那时候，整个西藏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最大的娱乐就是看场电影，冬天有很多人在龙王潭里溜冰。我在姨夫的家里发现了一些书，借阅到家里认真阅读，它们给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使我看到了茫茫的林海，白色的雪原，以及杨子荣他们穿着雪橇，追击土匪的英姿。《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等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也学会了很多的汉语新词汇，这给我平淡的高中时代增添了一些亮色。出乎意料的是，1981年夏末，我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竟然被西藏大学藏文系给录取了。
二
我是1981年9月走进西藏大学的。那时西藏大学叫西藏师范学院，到了1985年才改名为“西藏大学”。这所大学就在拉萨河边，当时算是拉萨最东头一带了。我刚进入西藏师范学院时，住进了一排铁皮屋顶的平房，每一间宿舍都是八个人，左右两边各排着两张上下铺的铁床，还有两张课桌。每间宿舍的门边有一扇大窗户，里面墙壁的最上端开有一扇很小的木窗。班里有来自西藏各地的学生，有些从工作岗位上考进的，也有从中学直接考入的，但绝大部分是从高中考进来的。我们的那个班叫“86藏文班”。在这里，我从藏文最基础的《正字法》《三十颂》《音势论》学起，然后渐次进入到文学、历史、诗镜、词藻、宗教流派、因明学、声明学等，在五年的藏大学习期间较系统地学习了各类藏文知识。当时藏文系的师资队伍也是极其强大，有许多著名的活佛和格西、贵族来担任教师，他们将一生所学的知识倾尽全力地传授给了我们。那时，我们系里藏文化知识学的最好的是85届的四个班，其中最出名的是85届4班，他们只有十几个人，都是从社会上招进来的，我们对他们只有仰慕的份。我的藏文成绩在班里属于中下游，但我的汉文成绩在班里算是比较好的。我读大四时教我们声明学的是希惟曲吉坚参仁波齐，老师跟我家关系比较好，经常叫我到他家里去听课，待我非常好。在学校我们都尊敬地喊他曲吉老师。老师家住在冲赛康后面的一栋旧式藏房里，还养了一条黑色的纯种狮子狗。来老师家听课的除了社会上的人外，还有藏大85届的几个师兄，这些课老师都是无偿给我们上的。在我成长过程中，从为人处世，对世界的看法深受老师的影响。到后来，老师把自己在藏大的房子让给我住，甚至把国外亲戚寄给他的衣服送给我。我和曲吉老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老师一直关照和帮助我，有时也给我讲他小时候在色拉寺的生活，以及1959年拉萨发生上层反动反动集团叛乱的过程。这些后来成为我写作《祭语风中》时的重要素材，小说里的希惟仁波齐这一称号引用的正是老师的尊称，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纪念已故的曲吉老师。
大致是在读大三的时候，咸阳民院的藏文系全部搬到了西藏师范大学里，藏文系的师资队伍一下壮大了不少，我二姐也从咸阳来到拉萨。这样，通过二姐，我认识了从咸阳民院招工到拉萨的二宝。当时，二宝因为在拉萨没有亲人，周末时就会到我们家来，我从他那里读到了莎士比亚、雪莱、拜伦等人的诗集，从那时起我就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着迷了。之后，我读到了莱蒙托夫、如可夫斯基、普希金等许多诗人的作品，自己也开始模仿他们进行诗歌写作。大五时写了一首《颂夜》，1986年被《西藏文学》给刊登了，这让我有了今后要写作的憧憬。
1986年9月，我被分配到昌都教育局，后又分到昌都县中学，在那里当起了一名藏文老师。由于上课改作业等诸多事情，在昌都的那两年时间里，我没有写过任何作品。但从昌都返回拉萨，由于路况问题，有时要绕道成都再飞回拉萨，有时坐上东风货车走川藏线。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写作帮助很大，它们都成为了我后来许多作品的素材，如《朝圣者》《传说在延续》《笛手次塔》《叹息灵魂》等。由于母亲身体状况不太好，经过熟人帮忙，1988年8月份，我调到了西藏自治区邮电学校。学校在拉萨西郊，当时只能搭公交车或学校班车往返于拉萨。邮电学校的教学任务不是很重，主要是给汉族学生教授藏文和口语，同时兼任班主任。一次假期跑到尼木县看亲戚，回来只能到马路边来搭车。在等车时我看到河边有个船夫和一条牛皮船，浑浊的河水咆哮不止，黑色的岩石填满河床边。这场景对我触动很大。回到拉萨后，那画面一直萦绕在我头脑里。后来，我试着把这老人写出来，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罗孜的船夫》。小说写好后从邮局投给了《西藏文学》，到后头自己都忘了这件事。直到有一次收到李佳俊老师的来信，我才得知那篇小说已被发表，李老师邀请我到编辑部去聊天。看到杂志后，让我惊讶的是，李佳俊老师写了一篇很长的编后语，读完让我激动不已，更加坚定了写作的信心。从1993年开始，每年写一篇小说投给《西藏文学》，先后发表了《朝圣者》《情归何处》《传说在延续》等。这时的小说写作主要是在模仿，是在写个故事，全凭自己的感觉，没有静下心来对小说进行研究。好在这时认识了唐近中老师，他对我进行过小说写作的指导，甚至劝我背诵经典的短篇小说，然后体会语感、节奏、标点符号等。我背诵过契科夫和莫泊桑的几篇小说。
西藏各中专学校进行教学改革，藏文课被停了下来，我被调到学生科工作，很多时候都无所事事，经常跟班车跑到拉萨待在甜茶馆里。几年下来，母亲对我的状况非常担心，她怕我荒废了所学的专业，鼓动我调到西藏日报社去，并找了熟人。那时，李佳俊老师也调到西藏日报当副总编，他也希望我能到“雪莲花”副刊去。1996年夏季我被正式调到了西藏日报藏文翻译组。由于多年没有使用藏文，最先从翻译图片开始学习，然后短消息，几个月后就能翻译篇幅不长的通讯了。三年后，我被调整到藏文时事组，开始了编辑工作。虽然在藏文编辑部工作，但心里一直渴望着能到汉文编辑部去，几年后这个愿望实现了，我被分到“阳光周末”组，当了头版的编辑。在汉编部当编辑工作量很大，每周负责一块板面，从策划、约稿、编辑、文字录入、校对等一条龙完成，要是记者没有时间帮你写稿，编辑还得自己亲自去采访完成稿件。正是这种严苛的工作，对我的汉文水平提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在汉文编辑时，我分别在文化组、政法组、党建组、“雪莲花”副刊等做过编辑。在报社工作的近10年时间里，我只写了《焚》和《尘网》《泥淖》《前方有人等她》这四篇作品。期间，读过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夫卡等人的作品。党的十六大召开前，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加央西热老师来报社找我，要跟“雪莲花”副刊合作，推出喜迎党的十六大征文比赛。我把加央西热老师带到报社领导那里，他们谈妥了合作事宜。我每周推出一期征文稿件，这样连续刊发很多期后，加央西热老师问我愿不愿意调到文联来，当时我一口答应了。加央西热老师要我写个文字性的东西交过去，我马上把报告写好交了过去。2004年9月份，西藏作协让我到鲁迅文学院去学习，这次学习对我后来的写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校开设的课也是五花八门，有军事、外交、自然科学、电影、音乐、文学等。刚开始，我觉得很多课程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才发现它们对我影响非常得大，也打开了我的眼界。之前，自己认为小说写作就是讲一个故事，可是在鲁院学习后才知道了小说写作就是一门艺术，首先是文字，然后是叙事手法，再后就是你要表达的思想。在学习期间，读了张承志、阎连科、巴别尔、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
2005年1月初，我回到了拉萨，可惜的是加央西热老师已经病逝。想着自己的调动事就不会黄掉，心里也没有抱任何的希望。但到了年底休假时，报社政工处通知我到组织部去拿调令，一切都出乎自己的意料。就这样我被调到了西藏文联的《西藏文学》编辑部。我在编辑稿件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以前写作只是为了好玩，冲动时才提笔写，到了文联后都是自觉地进行写作，也可以说是步入到了写作的成熟期了。《杀手》《界》《放生羊》等作品陆续刊发出来，我先后获得了第五届西藏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西藏新世纪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先后受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担任了第七、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
我的文学创作也进入到了一个收获的时期，发表的许多作品获得了年度文学奖。我在创作中从藏族传统文学中汲取养料，把传统文学中的世界无常、人心向善、尘世悲苦等融进自己的作品里，以一种残缺和不圆满，告诉读者我所认识的这个世界。2015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放生羊》和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它们表达的正是我的这种理念。
202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强盗酒馆》，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和咸阳师范学院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强盗酒馆》里收录了我的8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是近十年里完成的，既有历史事件，也有草原、山村、城市里发生的事件。这些作品通过这些故事试图呈现西藏各个地域正在发生，或曾经发生的那些故事；通过不同身份的人，表达藏民族对生死、对世界的看法。
原刊载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四辑）
次仁罗布，藏族，西藏拉萨市人，1981年考入西藏大学藏文系，获藏文文学学士学位。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西藏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西藏文学》主编，文创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西藏民族大学驻校作家。担任过第七、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2004年和2012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四届、第十二届高级研讨班。短篇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红尘慈悲》获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