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康这样的地名自带异域魅力，让人看着就想去，尤其在不便出境的疫情时期，像马尔康这种以往不容易去到的地方，就是光芒闪烁的“远方”了。迟迟看不到核酸检测结果，收拾行李都感觉虚妄，仿佛出国还没拿到签证一样，总归不踏实。正因为出行艰难，一旦抵达目的地，便有一份格外的欢欣，这也是自不待言的新体验。

        所有的采风其实都是为了遇见，于人于地于物皆然。在卧龙遇见熊猫，与在四姑娘山与好友不期而遇，是一样“出门见喜”的事情。后者也许更甚，欢喜到几乎要落泪，因为有许多话要对她说。是的，对我来说，好友更是“国宝”。在山上热气腾腾的宾馆房间里，看着窗外大朵大朵柔软的雪花无声落下，夜幕深蓝，路灯暖黄，宛若童话。而窗内，我和她，大声地说着许久以来想说而未说的话，毫不掩饰激动或痛楚。我说，也许就是为了等待山上这样一个雪夜的偶遇，让我来告诉你这一切，让你来度我。说出这句话都让我想流泪。上天也会不期然地给出一点美意，试图化解我们命运中的些许劫难。虽然一切都不曾改变，但总比在凄风苦雨中的独自承受来得慈悲。事实上，这半夜的诉说确实立竿见影地使我得到几许超脱，心里轻了好多，这比自度要有效。只要记忆力尚存，无论过去多少年，我都会记得山上的这个雪夜，记得窗外的雪花如何飘落，记得我和她对坐的样子，记得很多关键节点的醍醐灌顶，记得几次泫然欲泣，记得她抽烟的样子，记得我们喝过的矿泉水瓶图案的颜色——我蓝她紫。第二天未见面便各奔东西了，还是夜里说的那声再见。行程至此，即便马上被送去隔离，我也觉得不虚此行了。

        车行山中，看山间一条条雪瀑悬挂眼前，而山脚河流依旧哗哗流淌，只在宽缓的河湾处，可见一半结冰的河面，仿佛河流发白的胳膊肘。白雪覆盖的湖面看上去是一片陆上雪原，只有泉眼处的水，来得突兀，仿佛开了一只天眼，让我想起了伯格曼的《处女泉》。雪地反射着阳光，洁白的荧光如箭镞，向四面八方散射。在蓝天白雪间的奇绝枯树，有一种“不明觉厉”的造型感，似乎在宣示什么，又似乎在抗争什么。而人类认知的诡秘，也许就在于不知道那“什么”是什么，却又顽强地感觉一定有什么。天地万物是不会与人争辩的，人有没有觉知，它们也完全不关心。群山静默巍峨，不会像人一样感觉寒冷，也没有冷暖自知这一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份安全感。

        我对同伴说，上了年纪，看见美景，就会油然生出感恩心。

        路边的吉祥塔、片石墙民居、野棉花、玛尼石壁，一一从车窗前掠过，车子迅疾的动感，愈发衬托出它们静态的安详。那系在枝头的五彩风马旗，似乎也没有猎猎之感。同车的本地人说，马尔康很少刮风。哦，是的呀，看看山坡上的树，确实是安宁不动的，我们想象中的“高原的风”并不存在。

        放生牛在山坡上默立或走动，无喜无悲，也看不出任何关于家园的念想。悲悯它们的无家可归，或许只是人的多愁善感，也是人之为人的心累。到了温暖的处所，感觉自己的身体从脚尖开始化冻，又想起山坡上的放生牛，它们还在寒冷的天地间徘徊吗？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人心的牢笼加诸动物，这也是一种病吧？佛教中的慈悲、智慧和分别心，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去对应和通解。

        昌列山上的昌列寺建于13世纪40年代，寺内上师笑容透亮，眼神聚光，似佛光照耀我们。他对于佛教教义的讲解非常通透，打通僧俗两界，简单中蕴含大智慧。比如他说，我们的愿念就像手机信号，可以捕捉到善。他还讲到了度母对于女权的贡献，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新鲜的见解，一般的女性主义是很难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在佛殿里，我不怕金刚怒目，因为我知道，佛具有无边的护生佑生之德。同样，在佛面前，我不怕暴露自己的孱弱。

        “昌列”是藏语，意为闭关处。读书人最好的闭关处，大概就是图书馆吧？这里竟然真的有一个最合乎我理想的图书馆，嵌在木面厚墙中的横轴似的玻璃窗，如同安稳的宽银幕或取景框，映出外面的山峦起伏和寺庙堂皇，简直是一幅幅天然的卷轴画。博尔赫斯设想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我的设想则进一步具象化了：天堂就该是昌列寺图书馆的样子。

        在马尔康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想独自去走走它的街道。我喜欢在陌生的街道行走，而马尔康给予了我足够的陌生感。不去查看任何地图软件，我想纯然跟着感觉走。出门便看见一群有男有女有说有笑的年轻人，我决定跟着他们走，看看他们要走到哪里去。跟着年轻人走，合乎希望和未来的方向，正是我要的感觉，这也就相当于跟着最好的感觉走了。他们不会知道，有一个隔代的女人正在他们身后隔着一定的距离相随；他们更不会知道，他们的说笑声在女人的心里激起怎样明亮的浪花。穿过一座桥，他们最后在体育馆门口打上车走了。我在原地看着他们绝尘而去，我面前的路牌显示：俄尔雅路一段。我没有失望，不管怎样结束这段相伴而行的旅程我都不会失望，因为这是在马尔康，一个有俄尔雅这样的路名的城市，迥异于那些经常有一条中山路的城市。

        我一个人折回那座桥，一花一黑两只牦牛也从桥上走过，与我打了个照面，它们的步态比我雍容稳泰，我自愧不如。怀揣婴儿的妇女也从桥上走过，她身前的棉兜里揣着的是自己的孩子，她身旁走着的是自己的母亲，我从她们温暖的神态里断定这是有着血脉延续的三代人。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也许会走出马尔康，也许会经历各种寒冷，而此时此刻的他（她），裹在这个有体温的棉兜里是多么温暖，有他（她）的妈妈和妈妈的妈妈依偎相伴。我多么想祝福他（她），就像祝福童年的自己。

        我要去看锅庄。不时有穿着僧袍藏装的路人与我擦身而过，我希望再次看见牦牛在街上晃荡，告诉我这是在马尔康。

        我看了锅庄，并被嘉绒藏族女性的帽子所吸引，两位停下舞步的中年妇女解下帽子，为我一层层展示，并示范如何用发辫把帽子系在头顶。其中一位说，她戴的是机器绣花的，卖一百多，她家里有手工绣花的，一千。我问她家在哪儿，她说离这有三十公里，明早可以帮我拿过来。我说，明早我就走了。另一位说，你可以买她戴着的这顶。我犹豫着，究竟接不接纳这种体温的传递？最终我说，这次我是戴不上了，等下次到马尔康时再说吧。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6期（责编：徐海玉  张金秋）

        李美皆，女，文学博士，评论家、作家、原空军大校。著有文学评论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散文随笔集《说吧，女人》，长篇小说《说吧，身体》等九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总参二部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学自由谈》新锐作者奖和30年重要作者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