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口
那时的冬天，冷得咯嘣响。响声过后，冰河开裂，大地也裂，我们叫地裂子。到春天，伴随冰雪消融，许多地裂子能够自愈，就像什么也不曾发生。那年例外，有个地裂子不仅没有愈合，裂口反而更深更宽更长，冒着冷飕飕的凉气。小孩子往里扔石子、木棍、土坷垃、碎瓦片、破布、旧鞋，扔一切能扔进去的东西。有一天，邻居艳秋手里的大馒头掉进去（她母亲蒸的馒头有水舀子那么大），去抓馒头，半个人又栽进去，幸好她哥哥提溜住，否则好像整个人都会栽进去。我们担心裂口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地球就此分成两半。
我们将这重大事件告诉父母和乡邻，大人们不理会，地裂子而已，冬天不裂不叫冬天。我们说越裂越厉害，一定会出大事，他们仍不理会。有人经不住软磨硬泡，前去查看，看完也只笑笑。平时走路，他们好像看不见裂口，头也不低一下。不过，他们的脚长着眼睛，能准确迈过。偶尔有人崴一下，哎哟一声，头也不回，继续朝前走了。
难道真没那么严重？我们连接碎绳拴住石块放进裂口，没探到底。又连接更长的碎绳，还是没探到底。最后用皮筋，那是我们最长的一根皮筋，供二十几个人一起跳，可以连接两家的院门，牵住一头看不清另一头的人。即使这样，仍没探到底，一不小心，皮筋搭了进去。裂口更宽了，许多杂草挂在两岸，根与根悬空，随时上演着生离死别。
这成了一块令人疼痛的心病，我们时常与裂口对望，就像一个恐惧看着另一个恐惧。大家开始想办法，不能全听大人的，他们整天忙大地上的事，却无视如此巨大的口子，等地球裂成两半那天，灾难不会因悔悟消失。
艳秋的哥哥大宝出的主意，往里填东西，不管是否能填满，总要试试。东山有大弯垄子地，铲一垄地，从一头到另一头，需要三天。那么长的弯垄，总有到头的那天。我们一群孩子，天天干，不信填不满地裂子，它再深也不可能有大弯垄子那么长。大家提着铁锹和柳条筐，到不远处的沙坑挖砂石，像一群蚂蚁，来来回回。如此浩大的工程，大人们仍视而不见。于是，我们汗流浃背时，目光就有了大气概，小孩子们默默无闻做着修补地球，拯救世界的大事。
不知填了多少砂石，能够感到，地裂子在变浅，手深进去，寒气不再刺骨，它正在变暖。可是，一场雨就毁了我们的心血。总是这样，在以为就要抵达终点时，一场雨降临，地裂子又漆黑阴森了。我们从未如此害怕乌云。
害怕什么，什么更要来。乌云铺满，连雨天来了，整整下了一周。之后，地裂子变得更宽更深，不知它用了什么方法摒弃阳光，即使正午，也照不进去。远远的，就能看见它黑色的愤怒，像是铁了心要将地球撕成两半。大宝哭了。他冲裂口大喊：妈了个巴子。
既然无法填平，只能规避风险。如果地球就此分成两半，我们该留在东边还是西边。东边有山，西边也有，东边有水，西边也有。东边没有草甸子，西边没有好山地。当我们意识到这问题，一条地裂子立即把村庄分成两半，东边的孩子和西边的孩子分成两派。东边的孩子把西边的好东西搬往东边，西边的孩子把东边的好东西搬往西边。我们跳皮筋、打沙包、玩嘎啦哈，进行一切活动自然分了伙，有各自的队伍。大家会为抢夺一块平坦的洗衣石头打上一架。往各自那边撵蝴蝶，天空好看的白云也往自己那边吆喝：嗨，到东边；嗨，到西边。白云听我们的，也不听我们的。蝴蝶就更不用说了，在裂口处飞来飞去，它的世界没有地裂子。我们隔着地裂子吵架、打架，也隔着地裂子和好。
我的哥哥意识到另一个重大问题，地裂子不会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时候裂成两半，也许清晨，也许午睡时刻，也许深更半夜。无论什么时候，定是忽然之间，一声巨响，不容人反应和选择。它开裂时，住在东边的人也许正在西边，反之亦然。我们所有的辛勤储备很可能存于另一个半球。即使一家人，也很可能忽然之间天各一方，永不相见。从此，西边放牛的大东再不到东边放牛，也不让牛往东边多迈一步。
哥哥要求我和弟弟妹妹，谁也不准到东边去，谁也不准离开父母。这怎么可能，我们不离开父母，父母要离开我们。他们下地干活我们可以跟着，不下地时，父亲要打渔。还好，父亲总在西河打渔，但打了鱼，母亲去镇上卖，首先需要骑着自行车走出西边，再走出东边，去了南边，南边是否会在西边这半，不得而知。母亲每次卖鱼，我们要紧张一整天，直到她的身影出现村口。还要紧张读二年级的哥哥，学校就在东边。哥哥说他每天观察地裂子，并俯耳倾听，裂开之前，一定会有什么细微的异常显现。幸好，暑假及时来临。
那天我们观察地裂子，正分析那断崖式的裂口深处，见不到阳光，为什么会长出青草还开了野花。这时疾雨袭来，不等跑开，雨水已在地面形成小河，一股脑的往裂口里流，在那断崖处形成软绸子似的瀑布，白得像奶。
正是汛期，雨一直下，下的是大雨，窗外总开着遍地雨花，让人眼花缭乱。我们差不多两个星期无法真正出门，跑个茅房就立即回来。只有父亲每天出门，去河边观察水位。父亲和母亲担忧洪涝淹了庄稼，农民的灾年足以锁紧大人们的眉头。我们担忧父母的担忧，暂时忘记了地裂子的存在。偶尔，哥哥说大雨会把地裂子彻底冲成两半，不过我们全家在一起。
直到晴天降临。连雨天过后，天空和大地崭新，有平日没见的云彩，也有重新形成的平坦和沟壑。我们跑去看地裂子，却没找到。都不相信，那么深那么宽，它怎么会不见。继续寻找，确实不见了，只见一长溜浅浅的凹槽。
许多年后，我们才能理解，没有抚平不了的创伤，没有过不去的坎，地裂子之所以巨大，因为那是孩子眼中的裂口。
沟渠
每个夏天，人们害怕太阳和雨水过于强烈带来灾难。太阳过于强烈，大地干旱，人们可以求雨，有时就能求来，求不来可以想办法灌溉，至少保住菜园，多少能挽回点损失。雨水过于强烈，发生洪涝，声势浩大，人们拿它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
那年我们家分了几垧山地，土质肥沃，地势好，值钱，父亲卖了一部分盖新房，后来全卖了。总之，处处需要钱。父亲在村西开垦了一些甸子地，土质贫瘠，也按亩缴公粮。山地只种经济作物，黄豆和玉米。甸子地不够金贵，除了大块的整地，可以随意腾出几小块土质更差的种些别的，任其自然生长，甚至不怎么伺候，撞大运，能收就收，不收也损失不了什么。这样的地我们种向日葵、旱烟、土豆和南瓜。跟交界地齐齐哈尔周边不同，那的向日葵是经济作物，漫山都是。我们这个与齐齐哈尔接壤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村种向日葵，只为当零嘴，从不卖钱，每家都会种一些。我们叫向日葵为毛嗑，过年时人人兜里都有的东西，冬天没有毛嗑难以过冬，过年没有毛嗑不叫过年。我们家用两小块甸子地，为避免重茬，轮番种向日葵。
比起山地，甸子地靠近河流，能够反润，不那么怕旱。但怕涝，雨水多点，河水冒漾，地就遭殃。隔一两年，淹一次，有时连淹三年。当然，偶尔连收三年。有时雨水不多，上游下雨，河流也会冒漾，这种时候，静悄悄的就淹了地。
我家每年担心涨水，一到汛期或者连雨日，父亲每天去河边观察水位，母亲祈祷太阳出来。雨水多半不听母亲的。
那年有块黄豆地长得出奇好，苗齐且壮，叶片黑绿，比山地的还好。汛期来临，河水不断上涨，母亲日夜祈祷也无济于事，反倒像祈祷河水涨起来。
父亲说：必须想点办法。
父亲想到防汛常用的办法，挖沟砌壕。选的自然是涨势最好的那块地。即使这样，想在三公顷的土地周围挖壕沟，是一项巨大工程，不是几人几天能完成的。父亲早已想到这点，也仔细观察了地形，每次大河冒漾，水最先冲来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挖壕沟的地方。父亲说了两个关键字：引流。好像要给大地做个手术。
这块地旁种了一小块向日葵，沙土居多，长得实在清瘦，细麻杆似的腿，小孩巴掌大的头，倒是花瓣肥大，黄灿灿的迎着太阳，开得傻里傻气。接着是一大片野甸子，灌木丛生难以开垦，打主意的很多，却毫无办法，是整个西甸子唯一没有变成庄稼的地方。不过，没有主意也无法阻止人们打主意，那一大片野甸子，总让人睡不好觉。
下地干活，空闲时可以进去摘野果，有刺玫果、黑天天、臭李子、野樱桃。里面还有只黄狐狸。
我们全家去挖壕沟，天气闷热，挖几下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没一会儿，我们兄妹四人不是钻进向日葵地就是钻进灌木丛去了。天气足够闷热，父亲和母亲也时常歇息，因为父亲并没认为这个办法真正行之有效。不到两天时间，只挖了两米长一米深的沟渠，天就没完没了下起雨来。比起三公顷的土地，沟渠实在太小，像条黑色的不起眼的毛毛虫。
雨没完没了的下，河水涨势凶猛，已漫上我家门前地势较高的草甸，那么西岸怕是处处汪洋，看样子，又会一块地也剩不下，减产成为必然，还担心绝收，我们家陷入无限忧伤之中。
雨停后，洪水刚刚消退，小孩子在岸上草丛里捡虾，跟不上大流的虾都会留下来，像蚂蚱那样蹦跶，只需按住。藏在水洼里的也跑不掉。父亲从西岸划船回来，正在靠岸。地一定淹了，我们不敢看父亲的脸，怕看了满眼的悲伤。远远传来父亲充满喜悦的声音：管用了，管用了。
没想到，我们挖的毛毛虫似的壕沟干了大事，起了导引作用，保全了那块好地。同时，谁也没想到，河水就此改道，向日葵地和那片灌木丛生的野甸子不见了，变成了一条大河。大河就是大河，并不是洪水，洪水退去，大河还在，成了西大河一条分支。从此，在西岸，我们的村庄多了一条宽阔的大河。谁也无法再打野甸子的主意了。
许多时日，我们并没谈论那块幸运的土地，谈论的是那道沟渠，如此幼小，却改变了大地的模样，令人震撼，也令人不安。
洼地
没下大雨之前，那是一条村道，大雨过后，形成一条水沟，不宽不窄，不疾不徐，自北向南，将村庄分成两半。它尴尬的宽度和深度，让站在岸边的人左右为难。迈不过去，像能迈过去，一迈必然掉进水里。想淌过去，又感到不必大费周折。但如果脱了鞋子挽起裤腿下水，低估了它的深度，不知哪脚踩进坑里，必然湿一大截，也许还栽一跟头。我们的村庄河流丰盛，不需要一条像河不是河的水流，严重阻碍着交通。我们叫它洼沟子。
不需要，它仍然存在，像某种顽疾，只要涨水，就会发病。过洼沟子，只有一路往北，竖向穿过村庄，到达村外小拱桥附近的湿地，才能迈过去。而这条路是竖向穿过村庄的必经之路，也是捷径。否则只有从外围包抄绕行。且湿地终归是湿的，仍要湿鞋。如果不是不得已，没人这样过沟。如果不是不得已，也没人过沟，只站在水边喊对岸的人捎话。
地势改变了村庄的结构，也改变了村庄的命运，以洼沟子为界，自然分成了两半，东头和西头。一些观念应运而生：东头人奸诈狡猾，西头人淳朴善良；东头人富，西头人穷；东头人傲慢，西头人随和。
东头人确实干了些坏事。有人打骂爹娘，有人偷鸡摸狗，有人拦车打劫。还有杀人者。为争一点地头，持刀捅人，白花花的肠子淌了一地。也有为口角夜闯屋宅，菜刀砍人，结果错砍了孩子，那孩子脸上永久留着一道斜疤。几个恶性流血事件都是东头人干的。当然不止这些。还有猥亵之类的流氓事件。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这多少影响着村庄的名声。
西头人分析，东头之所以坏心眼多，因为大队在东头。大队是村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什么惠民政策，不等大喇叭广播，东头人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先捞好处。好处总是有限的，等西头人去，只捡残渣剩饭。老想捞好处，久而久之，人心就变了。
另外，县道也是祸根。这条铺了砂石半硬化的大道，往北往南，去县城去大市都要经过。这些车辆哪怕不停下，也带来外面的风尘，整天乌烟瘴气，东头人受了污染，迷了双眼。那几年盛行拉脚，东头人干过，发了两年财。也正因为县道，东头人夜里蒙面，带上刀斧，暗中埋伏，对远道的车辆进行打劫：此路是我修，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那被劫的车辆，原本干着滥砍滥伐之类的违法事，不敢报案，只能给钱通关。也有做正当生意，运送机械零配件，赚一趟拉脚的辛苦钱，但寡不敌众，只有认栽花钱打发地头蛇。
东头人分析，西头人之所以越往西越穷，就是太笨，太傻，没见过世面，一天就知道在地垄沟里爬。西头人死都不是穷死的，是笨死的。
西头人分析自己，山好水好，空气好，人心就干净，不会搞歪门邪道。
西头人说，东头没一个好饼。东头人说，西头没一个好脑瓜。
当然，东头和西头沾亲带故，一棍子扫一片，就扫了自家人。即使这样，那自家人也从心里划出去了。
西头丢了大鹅，只管找东头，丢了大狗，也只管找东头。鸡鸭鹅只要不小心混到东头人家圈里，保准回不来了。即使分清方向，他们会故意让它们失去方向。他们还会夜里给狗吓迷幻药，迷晕后拿去卖掉，或者藏了狗皮吃狗肉。
西头人顶多吵几句，倒是东头吵得厉害，像是受了冤枉，即使事实摆在面前，也能无赖到底。
东头和西头表面没起过大冲突，暗中势不两立，哪怕对方是亲家、女婿、儿媳。
改革开放以后，直到第一人走出村庄。接着，一个又一个走出去，有些人聚集一座城市，有东头人，也有西头人。出门在外，在人山人海的都市，东头和西头才成为一个村庄。大家互相照应，共同怀念故乡。遇到不平事，疲惫了，大家一起骂一通发泄，抹抹眼泪，还是故乡好啊，非回去不可。
可是，他们一旦回来，洼沟子涨起水，东头人又成为东头人，西头人又成为西头人，暗中较着劲。
洼沟子没招谁惹谁，仅因地势竟改变了人这种复杂的生物，集体洼进去了。
高地
去看远方，不必攀爬院墙，上高岗就行。那是村西的高地，大路旁的一块凸起，蘑菇云大小，坚硬，有石子，很少长草，洪水从未抵达。站在上面，可以看见两里外的村口，看见背后的整个村庄，看见南面蜿蜒的河流和岸上的树林，看见河圈里的牛羊。偶尔，能看见河里漂浮着什么，树根、浮木，以及尸体，有动物的，也有人的。如果在寂静热辣的午后，或者鹅毛大雪中，仿佛看见了整个世界，又仿佛整个世界不在了。
村西的人去高地，可以看外出的家人是否归来，只要身影出现村口，就去相迎，或者回家炒菜。许多母亲去高地，多半系着围裙，喊河边玩耍的孩子回家吃饭。也喊晚归的鸭鹅，即使它们漂在南大河，也能唤回来。
有人去高地，不为什么，就站在那，久久做着一个姿势，背手或斜肩，站成一棵树。一块高地，一个人，一个世界，这种时候，仿佛一切都静止了。
高地深受喜爱，它坚实的质地让人充满安全感。总有人站在那，有时一个，有时三五个，七八个。也有狗站在那。无论人多人少，呐喊，呼唤，人与高地都呈现一种别样的宁静。
没人敢在高地撒尿，那相当于现场展览。
后来，不知谁发现了高地的秘密，它坚硬的外表下，竟藏满了柔软的细沙。第一个挖掘者在高地开了个口子，那金色沙粒闪闪发亮，均匀细腻，仿佛筛过。此后，无论谁去高地，无不赞叹它内里的辉煌。随即，口子越来越大，高地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不仅村西，整个村庄，每家人都去挖过高地。外村的人也来了，以及镇里，一辆接一辆挂斗四轮车开进高地，人们挖掘、喧闹，动作迅猛，远远看去，就像掘谁家的祖坟。
直到渗出地下水，细沙也挖光了，车不再来了，高地却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其实，高地已不复存在，深深凹了进去，凹出一个大坑，坑壁诉说着遭受的重创，参差不齐，黑土与黄沙杂糅，走到跟前，会惊得人朝后一仰。过了很久，人们还不习惯，虽然清楚那有个大坑，但免不了要朝后一仰，哎哟一声。谁能想到，那么高，忽然就变深渊了呢。地势也有自己的命啊。
村西的人实在难以习惯，仍然一次次走向高地，看见深坑，一次次恍悟，原本想呼唤什么，变成了咒骂：这些人太狠了，下手那么重。也免不了支使孩子：去高岗看鸭子回来没有。孩子说：还高岗呢，大坑吧。
几场大雨过后，坑里积了大量的水，足有一人多高。大人数次警告孩子：不准去高岗！孩子们还要去，三五成群，往里扔石头。大人也去，也往里扔石头。没办法，看见那样一个大水坑，就是想往里扔个石头。
原刊于《青海湖》2022年第3期
格尼，女，本名郭金梅，自由撰稿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8届高研班学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在《十月》《中国作家》《花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江南》《长江文艺》《作家》《作品》《民族文学》等杂志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出版短篇小说集《马兰店》，中篇小说集《和羊在一起》。中篇小说《一壁青苔》获得第十届四川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