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上长了根，拔不出来了。母亲说这话时，既有抱怨，也有无奈。

        老家党家磨迁移后的那年春天，洮水淹没了土地。我们兄弟三人中，哥哥很早就在县城郊区安了家；弟弟一家也迁到了哥哥家临近的地方，母亲帮弟弟带孩子，也去了县城；我在离老家二十里地的一所小学当老师，住学校的单身宿舍。

        我们劝父亲也去县城，父亲不愿离开。他说，城里住不习惯，陌生、嘈杂、花费高，不如乡下亲切、安静、花费小，还方便照顾姑姑。姑姑50多岁了，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后来，父亲买下了淹没区外的一处旧土坯房，也为我们留住了一份乡愁。

        父亲出生于1951年，到现在，几乎没有离开过党家磨。用父亲的话说，他的根就在党家磨。我们也始终觉得父亲就是一棵树，一旦扎下了根，就风雨难撼。

        父亲兄妹8个，在家排行老二，念完初小就辍学务农挣工分。分家时，分到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用煤油铁桶底做成的火盆，一个能装一担水的瓷缸，一顶双耳小铁锅，一个1958年修建引洮工程时装过炸药的旧木箱，一个被柴火熏黑的茶壶。父亲年轻时，肯吃苦，肯卖力，1974年，24岁的他就盖起了一座11间土木结构的房子。土地下放后，生产队给父亲分了一头牛和两只羊。1980年初，父亲借钱从生产队买下一盘水磨，日子渐有好转，能吃饱饭。从我记事起，每年秋季，磨面、榨油的人很多，水磨昼夜不停地转动，父亲也跟着转，一会儿看看水渠是否漏水、磨轮是否损坏；一会儿告诉磨面人该换粗箩还是细箩，大箩还是小箩；一会儿教他们如何拨磨、如何换磨，如何掌握磨的快慢。当一家磨完面时，父亲就开磨坝，帮磨面的人扫磨坊、装面、绑驮子，送走后又帮下一家人搭磨、封磨坝，周而复始。不少人轮不上磨，就只能排队等磨，天黑了，就在磨坊里凑合着挤一挤；渴了，从河里提一茶壶水，三块石头一顶，生火烧水；饿了，掰半块青稞面锅巴，蘸着蜂蜜吃。那时我们时常去磨坊蹭蜂蜜吃，磨面人带的蜂蜜极其有限，但也会毫不吝啬地分给我们这群馋嘴的孩子吃。那种甜，顺着舌尖直往五脏六腑钻，吃完了又不停地舔粘在手指和嘴唇上的蜜，直舔得手指和嘴唇发红，方才满意离开。现在想来，窘迫年月的那种甜，胜过如今无数所谓的山珍海味和锦衣玉食。

        没有蜂蜜吃了，我们就专找土墙上的蜜蜂窝或者马蜂窝。很多时候，被蜜蜂追着蛰，蛰得满脸是包，但大家并不在意，痛并快乐着、甜蜜着。记得那时，每到中秋节，母亲就会取出一点除了过年才能吃到的白面，烙半盆薄到透明的白面饼给我们吃。父亲总会变戏法似的，趁我们不注意，拿出一罐土蜂蜜，倒在碟子里。一家人围着一小碟蜜，硬是把生活的苦吃出了沁心的甜。在老家，中秋节吃蜂蜜，是传统习俗，不仅仅是团圆的象征，更包含着对甜蜜生活的憧憬。

        父亲习惯了忙碌，始终闲不下来。移居后，洮水很快淹没了田地，无地可种的父亲，就在房前墙角下辟出一块小花园，撒上各种花籽；又在花园前铲出一条两米宽的土路，路边栽上一排柳树。再往前，是一片低洼的荒地，全是碎石和杂草。父亲看中了这块荒地，整天埋头在碎石和杂草丛中挖来挖去，没几日，就挖出了近200平方米的平整土地。父亲将菜园划分为多个方块，种上了白菜、芹菜、洋芋、芫荽、蒜苗、葱……又在菜园周边的荒地里撒了许多菊花、八瓣梅花籽。

        菜园不远处就是洮河形成的堰塞湖：党家磨湖。因水源充足，菜园里很快就钻出了新绿。我周末没事时，就回家。每次回去，都发现那些菜长高一节。到暑假时，屋前已是绿树成荫、花香四溢、蜂飞蝶舞，一派乡村田园景象，这些似乎冲淡了迁移后的那份创伤感和孤独感。父亲又开始养起土蜜蜂，花园里放几个蜂箱，蜜蜂出出进进，忙个不停。蜂箱是父亲用迁移时拆迁下来的旧木板改做的，依然留有烟熏的黝黑颜色。蜜蜂则是父亲从邻村买的，起初只有一个蜂箱，见蜜蜂出得多了，就分出一箱来。那年，父亲共分了四箱蜜蜂。寂静的院子，也因蜜蜂而热闹起来。

        四年后，我因工作变动，也去了县城，暂住在弟弟家。老家只有父亲和姑姑，他的孤独可想而知。只要一到节假日，我们就会抽空回老家。尤其是清明节，回老家上完坟，就帮父亲在门前的园子里种洋芋、苞谷和向日葵，也在房屋周围栽几颗果树，树下撒各种花籽。老家的气候相对热一点，院里院外的桃花和杏花也已经开了，蜜蜂嗡嗡地飞舞着。父亲找出一些旧木板，让我们帮他做蜂箱。父亲说，养蜂，是个轻松活，还能赚钱，每箱能卖六七百呢！

        我们知道，其实养蜂并不轻松。从巢脾到蜂箱，每半个月就得收割一次蜂蜜，收完一个，工蜂就继续筑巢，父亲就得高举着绑有蜂笼的木杆，收新出巢的工蜂及其家族，收住后放回事先备好的新蜂箱。工蜂及其家族出巢后，往往涌向树上或更远的地方，父亲举着蜂笼，踉踉跄跄地跟着蜂群跑。很多时候，父亲追不上蜂群，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们飞走。收不住蜂群，父亲想出了新办法，那就是每天守着满院子的蜂箱，一旦工蜂出巢，随即用蜂笼收住。有一次，父亲在屋外收了一群体型较大的新蜂，结果导致其他蜂箱的蜜蜂死了一大半，父亲难过了好一阵。父亲不知其因，找养蜂年份久的人询问和现场观察，才得知自己收的蜂群是外地引进的，为争夺蜜源植物，对土蜂群造成了极大威胁。父亲将那巢蜂送给了外地养蜂人，一段时间后，院子里才恢复了土蜂往日繁忙而热闹的场景。

        除了守着蜂箱外，父亲一有空闲，就去山上专门收集一些花籽，回来晒干，趁下雨时撒在房屋周围，为蜜蜂种植更多蜜源。到了夏日，从远处看，老家俨然一座大花园。父亲是花园的主人，而在五彩斑斓的花丛中飞舞的蜜蜂，则是他的儿女和不曾言语的爱。

        父亲年纪大了，我们劝他别养蜂了，父亲满脸不悦，说，不养蜂能干啥？又没地可种，太闲，人一旦闲了就容易生病，浑身疼，吃饭也不香。再说，人总不能吃闲饭，总得劳动吧。

        父亲的话，像一条鞭子，抽得我们脸上火辣辣地疼。我们一时语塞，只能默默按照父亲要求的大小做蜂箱，做好一个就先码在屋檐下，继续做下一个。那一年，父亲一共养了十五箱蜜蜂。天晴时，整个院子都成了蜜蜂的天下。

        每次带孩子回老家，他们总怕被蛰。有时躲在屋外，不敢进来；有时躲在屋里，不敢出来。父亲见状，说，蜜蜂认人，你不惹它，它就不会蛰你。孩子们听后，才拽着大人的衣襟，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偶尔，会有蜜蜂落在他们头上、肩膀上，吓得他们不敢动。时间一长，他们便不再怕蜜蜂了，表现出天真的一面，似乎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蜜蜂，在院子里飞来飞去。蜜蜂对人的信任，远大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但也有例外：如果你吃了或者身上粘有糖一类的甜性食物，它就会蛰你，蜇人后不久就会死去。于蜜蜂而言，蛰人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这种以生命来抵抗入侵者的方式，可谓是一种非人能所及的壮举。

        有一年，父亲呼吸有些困难，我们劝了好久，父亲才同意跟我们进城检查身体。医生说无大碍，建议父亲少抽烟，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刚从医院出来，父亲执意要回去，说，蜜蜂和姑姑都无人照顾，不放心。我们想留父亲在城里多住几天，但无论我们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我们只能送父亲回老家，但父亲又不让我们送，说，送来送去太麻烦，坐班车回去就行，省钱。望着班车远去的身影，我突然有些心酸，泪眼中似乎看到，班车像一个运动的蜂箱，载着一只只蜜蜂，奔赴在故乡的山川，其中有一只，是我的父亲。或许，只有乡下的山川才是蜜蜂的家，也是父亲的家。

        中秋节前后，是铲蜂蜜的最佳时间。父亲铲了蜂蜜，打电话叫我们回去吃。有时我们脱不开身，父亲就灌几瓶蜂蜜，托进城的人捎给我们。剩下的，除了送一些给亲戚朋友外，留着卖点零花钱。一年下来，父亲靠卖蜂蜜能挣好几千，但他舍不得花，悄悄地攒着，等过年时，都当压岁钱给了5个孙子。一次，父亲喝醉了酒，我们才从他的话里知道，他养蜜蜂不是为了挣钱，有养老金就够花了，他只是从小过惯了苦日子，作为一个老农民，不能整天无所事事，不能好吃懒做……那一刻，我们才发现，父亲愈加苍老，黝黑的脸上，皱纹更深了。

        我们担心父亲的生活，每次去看父亲，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你们安心工作，别老是回来看我，我好着呢！党家磨就是我的根，就是我的蜜，生活甜着呢，不用担心。

        而父亲，何尝不是我们的根呢！

        老屋就是我们的蜂箱，我们都是父亲的蜜蜂。

原刊于《文艺报》2022年4月8日

        花盛，藏族，甘肃甘南人。甘肃作协会员、第四届甘肃诗歌八骏之一。出版诗集《转身》、散文诗集《缓慢老去的冬天》、散文集《党家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