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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视茶为神物，无论活佛喇嘛，还是平民牧人，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牧区的草场，除了少量的青稞，皆为牧草，不产蔬果，藏民的食物，多为牛羊肉。每日都需饮茶解腻，爽口静心，若无茶，便会六神无主。然而，青藏高原不产茶，煮制酥油茶的砖茶，大多来自云南、四川。于是，茶马古道应运而生。
通往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分别为陕甘、川藏、滇藏。
顾名思义，茶马古道便是马驮茶叶的运输线路。古时候，马是主要运输工具，马帮，几乎是茶马古道的代名词，长途贩运没有马，简直难以想象。在我的脑海中，茶马古道就该是马夫牵着高头大马，或者是小头矮马，伴随着“叮咚”作响的马铃，翻山越岭，把茶叶贩卖到需要的地方。
在我根深蒂固的印象中，没有马的茶马古道，等同于没有人的人间烟火。然而，2019年深秋，参观雅安博物馆，我固有观念被一个事实击得粉碎。从雅安到甘孜的川藏线，茶马古道居然无马，唯一的运输载体——人力背夫。
我伫立于茶马古道展厅，久久凝视，心绪难平。有马不用，为何人背，而且每个背夫负重二百余斤，负载不亚于一匹驮马，这不是把人当成了牲口吗？直到参观到二郎山展区时，我才猛醒。这条道路山高水深路险，除了猿猴、山羊，其他动物难以逾越。
走遍川蜀大地的李白，倚剑去国，离长安而入川蜀，牵马伫立于剑门关前，便发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其实，他从未涉足过雅安以西的二郎山，更莫说青藏高原边缘的折多山了。剑门关再险峻，不过是一道断崖隘口的雄关，并没难住李白骑马过关，与二郎山相比，剑门关的险峻，还是小巫见大巫。
因为二郎山根本无路可走。
假设一下，若是李白走上比剑门关还凶险数倍的二郎山，恐怕再也无法牵马而行。即使马匹是宝马良驹，勇往直前地不惧生死，闯入接连不断的万丈深渊，结局也只会有一个：跌落下去，粉身碎骨。除非马能生出翅膀，天马行空。那时，李白再作诗，恐怕他在剑门关把诗作绝了，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比“难于上青天”还要精彩的妙语，或许只能移花接木，将剑门关改为二郎山。
这么揣度诗仙，或许有些偏狭，你没想出佳句，凭什么臆断李白就不能锦上添花？
不管怎么说，李白没去过二郎山，不知是被“吓死人的二郎山”吓回去了，还是喜欢顺流而下，不屑于世间还有二郎山。然而，世界上没有挡得住人的山，包括珠穆朗玛峰。翻越二郎山最多的人，则是为谋生计的背夫。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三条茶马古道，唯有川藏路最近，近得极目可及，可少走几千里路，攀山越岭也值。因为雅安就是茶乡，有藏民最喜欢的大茶，何必舍近求远。
雅安的大茶，也被称为藏茶，采摘于海拔千余米以上的蒙顶山，属于黑茶序列，与云南普洱难分伯仲，是藏民极为喜欢的茶种。一千三百年前，随文成公主入藏，从此，作为朝廷蕃礼，源源不断输入西藏。从川西转自长安，走陕甘线，从甘南入藏，几乎绕了一圈儿，所奉之茶极为稀少，只能贵族享用。
神话是被川西的背夫打破的。
千百年来，一代代背夫，钻入令李白望而怯步的二郎山，磨烂不计其数的草鞋，硬是开辟了一条登天的路——川藏茶马古道，直接将雅安藏茶送到藏民的牧场，从此，最底层的牧人也喝得起贵族们享用的酥油茶了。
从川西入藏，不过百余公里，挡在川藏茶马古道上的屏障就是横断山脉，其中二郎山便是需要穿越的第一道门槛，有一首歌唱的就是“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高万丈不是夸张，而是险峻的比喻。雅安的蒙顶山，还属于舒缓的山，享受着亚热带云雾的抚摸，承受着竹林的簇拥。到了二郎山，山势骤然陡立，气候立刻变了脸，一排排山峰刀丛般直刺云天，山顶山的白雪，如同刀刃，闪着寒光。
山下，溪涧纵横，无路可循，背夫们只能攀绝壁，越吊索，在深谷绝壑中穿行，走上了世界上最难走的路，哪怕是世界上最有力气的背夫，短短的四公里，也需要走上一天。于是，悬崖峭壁上，布满拐子窝。这么险的路，背负二百多斤的茶包，背夫们时常需要靠着崖壁休息，此时，手里拄着的丁字拐，移到了身后的茶包下，让丁字拐替自己承重。长年累月，峭峭壁下的羊肠小路上，便留下了深深的凹痕。
这仅仅是闯过了第一道关，还有鬼门关折多山等着他们呢。
背夫们送一趟茶，家里就能过一段丰衣足食的日子。常年如此拼命劳作，过早地透支了身体，活过四十岁，便是凤毛麟角了。四十岁，对于当下的人们，还当着乳臭未干的啃老一族呢。
雅安博物馆里，背夫的群雕像，让我又一次震惊，他们身体精瘦，弓着背，负重前行，身上青筋暴起，眼睛凝望前方，坚毅却又茫然。我的心突然被挑到了雪山的顶上，感到了一种凄凉。
生存之路，对于背夫而言，才是真正的曲折多难。
在雅安，感慨再多，也是纸上谈兵，二郎山还停留在从博物馆中获得的概念里，究竟有多险峻，不身临其境，难知其险。2020年夏，我受《民族文学》之邀，飞到成都，乘坐大巴车，越过雅安的蒙顶山，高速公路便穿入峡谷之中，两侧山峰高耸，坐在车里，只是感觉车越走越幽暗，根本看不到山顶。
迎面扑向一座大山，没等醒悟过来，已入隧道，墙壁上灯光炫耀，有一种孙悟空被吸入魔王肚里的感觉。原指望在隧道里穿行三五分钟，就会拨云见日，继续与山同舞，谁知一进隧道，便是漫长而又沉闷的旅行。
打开手机上的北斗地图，我们方知，此时，正行驶在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二郎山的肚子里，长达五公里。偶尔钻出一下，也仅仅是短短的两崖之间的间隙，一闪而过，路顶也被拱形护板遮挡个严严实实，恐怕落石砸毁路面，或者击损车辆。
随后的旅程，又是在漫长的隧道中。
闭上眼睛，仰在座椅上，脑子里浮现的是千米之上的情景。出发前，我曾看过一个纪录片，彩色与黑白叠加。彩色的是天堑变通途，二郎山隧道的建设过程，有大量的航拍，有世界上最高的桥、最险的桥，当然，也是世界最美的桥，这些桥把这些隧道组群串联起来。黑白的呢，是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修筑川藏公路时的情景，11万军民，盘绕在山峰间，劈山凿路，历时4年，才修成出云入雾、千回百转的318国道。
从此，背夫成为历史，从此，蒙顶山黑茶不再是藏民的奢侈品。
11万军民，凭的全是一双手，把铁钎插进悬崖，硬是用铁锤凿出一条雪域天路，可谓是真正的愚公移山。川藏路二郎山段，每开拓出一公里道路，就会有7名军人付出生命，总共2000多名烈士永远地安眠在了这里。他们正在做前无古人的事情，哪怕流血牺牲，也要结束背夫们的苦难路程。半个世纪过后，当二郎山隧道工程启动，让这条世界上最曲折公路即将成为旅游观光的线路时，建设者们经常来到烈士们的墓碑前，悼念他们的先驱。
穿越二郎山隧道，我好像穿越了时空隧道，从苦难多折的历史瞬间回到现实，眼前眩目，却一片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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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山是被大渡河结束的。
这里是泸定的地界，属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将二郎山与折多山一分为两个山系，河的右岸，就进入折多山了。
至于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我不想多说，大家耳熟能详，红军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我想说的是，这里真是创造奇迹的地方，背夫从东向西，负重走过泸定桥，看到了生存的曙光；红军冒雨作战，在千仞绝壁旁，从安顺场一昼夜袭240里，创造了人间奇迹，看到的则是一个民族的曙光。
如果说背夫忍辱负重，登过了比登天还难的二郎山，那么，红军靠的是坚定的信念，硬是把双腿变成了翅膀，天兵天将般，不可思议地飞临泸定桥，从西向东，攻下了不可能夺取的天险。正是那十八勇士的壮举，注定了十几年之后，千年背夫悲惨的命运彻底改变。
从泸定到康定，隧道逐次稀少，没多久，高速公路到康定城戛然而止，与川藏公路重新汇合，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到了。
此时方知，甘孜州政府所在地不在甘孜县，而在康定古城。
康定古城是座狭长的城，沿着折多河谷，东西穿行，在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中，这种地貌，极为罕见。曲曲折折的318国道，走到康定，便无需弯曲，可以直截了当地沿着折多河溯源而上。设想当年的背夫，到了康定，卸下一身的重负，真正地康定下来。
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地形，使之成为川藏之间的咽喉，茶马古道的重镇，汉藏两民族交融的中心，商贸文化往来的枢纽。若是当年西康省不撤销，康定今天该是省政府所在地了。
康定和四川所有的城市大不一样，沿街的建筑红白相间，具有浓郁的藏族气息。因为是狭谷之地，寸土寸金，街上的每条道路，都很狭窄，所幸的是，所有的房屋均无院落，车辆可以任意绕行。
在康定，唯一可以横冲直撞的是折多河。折多河注入大渡河，大渡河汇入的是岷江，而岷江则是长江的支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折多河也是长江的上游。折多河也是一条名不符实的河，在康定城内已经被驯化了，岸两边砌上了高高的石坝，河水顺着城中心，笔直地倾泄下去。
折多河是条很特殊的河，河水清澈，却不见底，飞腾的浪花下，呈现宝石色的蓝。河水的落差，决定了其如万马奔腾一般，然而在奔腾中却如此的宁静，水势硬朗中不失圆润，水声在咆哮中不失音乐的韵律。整条河流散发着一种磅礴的、立体的、强劲的而又不失清新的声音，就连飞溅出去的水雾，都是那样的沁人心脾。
伫立于河畔，你随时都能感受到一种少年的意气风发，却又不失青年的锐意进取，还不乏中年的成熟稳重。
毕竟，它的下游是宽广的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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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第1期（责任编辑：石彦伟、程澈）
周建新，满族，文学创作一级，一九六三年冬月生于辽宁兴城。著有长篇小说《大户人家》《血色预言》《老滩》《王的背影》《锦西卫》，中短篇小说集《分裂的村庄》《平安稻谷》等十余部。在《当代》《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小说百余篇。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多次入选年度文学选本。作品多次获得辽宁文学奖，曾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百花文学奖等。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