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醒来已近九点。
虽是9月初，但小镇已秋意浓，晚上需盖厚被子了。昨夜写论文至深夜，其间数次挠头揉腮，也不过写下三五百字。加之突来的落雨，以及被风吹卷的枝条“噼里啪啦”打在窗玻璃上，更让我心绪难宁。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读博士学位，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写博士论文。不知怎么想起这样一句话，苦笑中索性抓起书桌上的一瓶酒倒了一杯，几口喝下，枯坐一会儿便上床睡觉，但一点多时又被惊醒，是镇上的干部刚散会，他们下楼时纷沓的脚步以及谈话在静谧的夜里格外响亮。等到再次睡下，醒来就比平日晚了些。
烧水洗漱后下楼，站在院内那两棵缀满青果的核桃树下，在为是否去吃早饭而纠结。小镇做早点的饭馆不多，我常去的一家是包子铺，其次是拉面铺，偶尔去“金龙手抓”店吃一次清汤羊肉，每到早餐时间，这些店便挤满了人。看了看时间，包子铺里的胡萝卜馅包子与稀粥肯定没了，因身体原因，羊肉汤于我早已变成了奢侈品，虽然在我看来， 小镇的羊肉是全国其他地方难以相比的，而牛肉拉面，这个日常被当地人“拉牛、拉牛”挂在嘴边的食物，在长时间的品尝之后，也让我心生倦意了。
院内人来人往，不时有镇上干部拎着早点急匆匆进来。在三三两两的行人中，有一个老奶奶，拄着拐棍，佝着身子，后背上一个大竹筐，远远地从大门处慢慢走过来。到我身边时，她停了下来，双手扶着拐棍，张嘴跟我说话。这样的情景一次次上演，当我站在核桃树下时，总会有一些路过的村民跟我讲话，有人是问事，有人是闲聊，也有人是控诉。我想他们定是把我误认作镇政府的干部了，每次我都会认真对待他们，如果要向他们解释我只是个挂职干部，这中间又会用掉些时间。面前的这个老奶奶，我无法断定她的年龄，西北山区的恶劣环境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格外苍老。我还记得最初见到这些乡镇干部时，总以为他们有着大于我的年龄，实际不然，比我年龄大的人没有几个，许多人竟然比我小得多。老奶奶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 满脸如同干核桃的皱纹，灰色老式对襟上衣，黑色裤子，沾满尘土的黑鞋子。面对这个老奶奶，我努力了半天依旧没有听懂她的意思，我说出的话她也听不懂，即使我讲得很慢，她依旧茫然，令我对自己的普通话第一次产生了不信任感。我们俩比画过几个回合后，她放下竹筐，一屁股坐在树下的台阶上，双手依然扶着拐棍，却不再理我。我走到自己的摩托车旁，清理车座上的落叶。就在此时，黎书记从楼里出来，我急忙招他过来，一问才知，原来老奶奶是来找干部解决家事的，她的低保卡被尚未结婚的大龄儿子偷拿去再也不还，她没钱生活，越想越气，于是一大早出门，走了二十多里的路过来。黎书记不忍心她再走回去，找了一辆车亲自送她回家，并为她解决家事去了。
老奶奶来自高山村, 从镇政府驱车需要半个小时。我第一次去那里，是与助学小组的成员们一起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图书。高山村的学校多是学前班儿童，还有不到十个一、二年级的孩子，我选购了些适合他们阅读的图画书，以及一些文具、玩具。我们到的那天，孩子们在院子里奔跑打闹，有些在滑梯上嬉戏。滑梯有些小，是我们从另一所幼儿园调过来的，因为那所幼儿园学生多，我们为他们配置了一个大滑梯，于是这个小滑梯就搬到了高山村小学。山里的孩子有些野，可在老师面前都会变得规规矩矩，格外听话。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乖乖站成两排，我们把玩具与文具放到他们手里时，可以感受到他们难以掩饰的喜悦，但看到的却是他们一张张垂眉羞涩的脸。
我终究还是决定出去吃点东西，或许用出去走走一说更加准确，因为毫无饿意，更不知道要去向何方。刚出院门，只见一个五十多岁头戴土黄色围巾的妇女从我身边风风火火地走过，脚下带起阵阵尘土，直直地朝镇政府大楼走去。直觉告诉我，楼里的干部可能又有事要处理了。但我只侧身看了一眼，又转身朝前，或许走一走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果然，走了一会儿，我快速向河边的装裱店走去。店主是一个姓李的老先生，见我到后，忙放下手中的画框，倒茶给我。我曾请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为全镇的多所村小学写字作画，再统一交由他装裱，一来二去也就熟识了。店不大，正中间是一张又长又大的工作桌，墙上挂满了别人送来的以及他自己写的书画作品，地上放置了些装裱好的作品， 店外则堆放了许多木料，都是来做相框用的。我们坐在店门口的小凳子上闲聊，聊小镇上一些写字作画的人、书画的技法以及装裱的细节等。我极喜爱这样的时光，这是一份宁静的快乐。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有一种方式，或者是一个人，让我们的心慢下来，软下来，充盈起来，优雅起来，去体验久违的真切时光。在这份时光里，我们可以忽视任何不称意，甚至时间都不存在了，还可以将时光雕刻成随心所欲的模样，在这份通透中寂静，欢喜。这样的时间过得快，我“啊”了一声，起身就要走， 他问我何事，我边出门边回头解释忘记了件要紧事。其实，我是怕回去晚了食堂的饭菜都被吃光了， 在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也是有教训的。
午饭后照例在树下站了会儿，明亮的阳光透过层层树叶落在我的脸上、身上，几个小孩子在不远处的阳光下，一起挤坐在滑板车上，从一个水泥路斜坡上大叫大笑着呼啸滑下，再欢叫着陆续跑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我与几个乡镇干部聊了点趣事便回房间，准备接着与论文进行战斗。前脚刚进门，桌上的手机响了，是燕子的电话，接起来， 没有声音，喂了几声，才听出她极力控制的情绪。
“书记，您现在有时间吗？”燕子问我。
“有，怎么了？”
“我心里憋得难受，又不知道跟谁讲，就给您打个电话，您现在忙吗？可能讲的时间要有点长。”
于是，我便听她讲了这个因钱而起的事情，而其中的主角就是那个从我身边风风火火走过的女人。
前些天镇政府院内人流如织，许多村民前来缴纳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个女人也来了。女人上午来时，正是人最多的时候，房间里站满了缴费的村民。等忙过之后，燕子与同事红霞抓紧开始吃那些已发凉的早点。吃了几口，红霞便站起来寻找东西。
“你不吃东西做啥呢？”燕子问她。
“钱，你见我的钱没？”红霞紧张地说。
“什么钱？”
“就是刚才尕杨还我的六百块钱，刚才我忙， 我让他给我放在桌子上了啊！”
红霞找了半天，一直到下班，都没有找到。红霞哭丧着脸，瘫坐在座位上。
“你看见尕杨给你了吗？”
“给了。我清清楚楚记得给我放在桌上了。”
“你再慢慢想想，别着急。”燕子宽慰她。
“我好像把钱给一个村民了。”红霞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神色愈发紧张。
“我那会儿忙得没顾上，以为是她缴费的钱， 于是就留下了她应缴的，剩下的又给了她。”
“你确定吗？你再想想。”燕子也急了。
“确定。就是给她了。我怎么干这样的事？真是！”
钱的去向知道了，但是如何要回来呢？燕子性子直爽，一向快人快语，她的世界里非黑即白，如今碰到这事，极力主张去要回来。尤其她也知道红霞家境本不宽裕，刚工作工资少，还要供弟弟上学， 六百块不是个小数目。红霞却有些犹豫，毕竟自己犯错在先，现在上门要钱，反倒替对方有些难为情了。再说如果对方死活不承认，自己岂不是毫无办法？两个人纠结了半天，一时竟没了主意。等到第二天时，两个人相对而坐，虽无人提起，但六张崭新的红票子无时无刻不在她们眼前闪烁，最后红霞还是勉强听从了燕子的话，下班后跟着她去要钱。
她们去的地方是高山村。高山村，顾名思义， 立于山之高处的村子。从曲折环绕的山路向上望时，村子如在云雾中，颇有一些世外桃源的模样。可到了近前，则会大失所望。高山村是一个贫困村， 一百多户村民中绝大多数享受国家低保救济，村内道路狭窄，下山的路都不敢硬化，生怕赶上下雪， 连人带车滑到沟里。
燕子与红霞很容易便打听到了女人的住处。女人的家在一处高地上，独门独户，她们沿着斜坡上去，敲门无人应，于是推门进院。正面是四间平房， 裸露着灰色的外墙，左侧的房间只安装了房门，窗户是没有的，再细看，里面空空荡荡，只是墙角立着两袋粮食。右侧的房间相对完备一些，亮着灯， 有人在里面说笑。院内的地面只硬化了一半，另一半散落着一堆砖块，一辆小推车，还有几件农具。直到她们俩推开右侧房门的时候，屋里的人才发现有人来了。女人有着一张瘦削的脸，颧骨很高，薄嘴唇，见有人来，忙放下手中的香蕉，冲来人堆着笑，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原来女人与丈夫正给两岁多的孙子剥香蕉吃，他们的面前还有四五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装满水果与点心，还有一袋则是三四块巴掌大小的羊肉。
听说是镇上的干部，女人明显愣了一下，接着坐在炕头，抱起孙子，背对着燕子与红霞，不再说话。这时，女人的丈夫，披件老式中山装，讪讪地说自己有点事，侧身出门，出门时觑了女人一眼。一时间屋内除了小男孩的咿呀之外再无声响。燕子与红霞在进门处进退不得，尚未开口，两人便红了脸。终于还是燕子开了口：
“阿姨，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个事。”
女人头也没抬，似没听到。
“阿姨，是这么一回事。那天你不是去交医疗和养老保险吗……”燕子一股脑把来意讲完了，但她讲得很婉转，怕伤到女人的自尊心。
女人依旧不动声色，很长一会儿后小声地说：“我没拿你们的钱。”
“阿姨，要不您把兜里的钱拿出来我们数一下，看看有没有多出来的钱？如果没有，那就是我们记错了，我们就回去了。”燕子重复了两遍这样的话。
女人见推不过，把孩子放下，手插进裤兜里，但始终不把钱掏出来。
燕子有些急了，看了一眼红霞，红霞更是手足无措，似要转身出门离去。
“阿姨，我们的办公室都有摄像头，我们是查过监控器后才来的。”燕子说出这样的话后，屋内的人都愣住了。女人在裤兜里的手有些抖，而红霞，则是一脸茫然地望着燕子。
此时，女人的丈夫侧身进来，低声对女人讲：“快把钱给人家吧。”
女人不情愿地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灰色的手绢，然后慢慢地一层层地打开。男人一把抓过来，数出六百块就要递给燕子，手绢里只留下一百块以及几张零钱票。
女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样的话我就少了一百多块。”
应是受到了惊吓，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燕子与红霞看了眼孩子，又看了眼孩子面前的那堆塑料袋，顿时明白了。对这个贫困的小山村而言，儿女一年能给几百块的生活费已经是不错，他们每一分钱都用得节省。女人平白得了六百块，既交了医疗与养老保险，还剩下三百块，自然是满心欢喜，等了一天见没人来，以为这笔钱就是自己的了，一高兴便买了很多东西。现在要退钱回去，这些东西就变成自己所买，内心怎样都无法接受。
“我也有错，要不我少要一百，给我五百吧。”红霞小声地说。
女人抱着孩子仍在抽泣，女人的丈夫听后迅速从中抽出一张，将剩余的五百给了红霞。
“别哭了，人家这不给你补了一百吗？”男人转身喜滋滋地安慰女人。
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了。燕子与红霞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而燕子也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了。
也不知女人从哪里听说办公室没有摄像头，感觉受了欺骗，第二天一早，一怒之下跑来，进门便质问燕子摄像头在哪里。她要燕子与红霞把监控器拿出来，否则就要她们把五百块还给她，因为那是她的钱。
争论是避免不了的。面对女人的取闹，红霞与燕子没有退让，也没有办法退让，只能是不再理她。女人在闹过之后，双方僵在那里。恰巧刘副镇长进
来安排工作，女人见有领导来，便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燕子与红霞也解释了几句。还未听完，副镇长已然明白个中缘由。
“走，我带你去司法所讲一下。”
“你是领导，你得解决。”女人跟副镇长坚持。
“我们有专人解决这个问题，你跟我来。”副镇长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但没想到，女人毫无征兆地晕倒在了司法所。司法所所长急忙派干部把她送到政府对面的医院，一番检查后，毫无问题。干部带她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熟人，聊完几句后转身，发现女人不见了踪影。
下午时，女人又出现了。这次她不再去燕子与红霞的办公室，而是直奔刘副镇长而来，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不过，副镇长答应给她二百块的困难补助。
第三天上午，女人再次跑了过来。也就是我见到的这一次。女人向副镇长哭要自己的五百块，当然，困难补助她也没打算放弃。副镇长被纠缠得恼火，就把燕子和红霞劈头盖脸训了一顿，并责令她们俩登门解释，妥善处理好此事。
燕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正是被副镇长训斥后。燕子觉得委屈，跟副镇长顶了几句嘴，结果招致了更严厉的批评。
“我登门去，不管说什么，不都变成道歉认错了吗？我们丢不起那个人！我们就是这样跟刘镇长讲的，但他非要我们去。你说我们怎么办？”燕子愤愤地说。
“那我和刘镇长商量一下，我看看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虽这样说，但内心却是一点主意都没有。晚饭后，我见到刘副镇长，交流之后我问他准备怎么办。
“唉，能怎么办？烦得很。现在扶贫任务这么重，哪有多余精力管这个破事！”
“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打不得、骂不得，我本想给她点钱让她别闹了，她还不依不饶上了，气得我都想警告她，再闹就把她的低保取消了。” 刘副镇长一脸的烦躁。
“等等看吧。”他叹了一口气。
这一等，结果等来更大的麻烦。这也是我随后听干部们讲的。女人的儿子从兰州打工回来后，听说娘被人欺负了，当天就气势汹汹地开着家里的三轮车跑来找刘副镇长，并提出三个要求：还钱、道歉、给四百二十元的特困补助。刘副镇长哪能答应？有火不能发，只能耐着性子跟他讲道理、做工作。见没有效果，女人的儿子悻悻地回去了，可回头女人的儿媳又来了，这次并没有提出三个要求，只是提出要特困补助。至于刘副镇长如何应对，我就不知道了，也没人跟我提过。
等到再后来，我问燕子这个女人和她的家人有没有再来，燕子说没有了。我便问她事情结果是怎样的。
“就那样，她还想怎样？”
“她这样闹，内心就没什么愧疚吗？”我这样问过燕子。
“一是太穷了，为了钱；二是怕邻居说她，所以跑过来闹一闹，证明清白。”
穷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对女人而言，面子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吧，邻里的风言风语可没几个人能消受得了。
这个事情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如同小镇上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一样，不管多么轰轰烈烈，一下子就没了声息，随着穿镇而过的冶木河流远了，也迅速被大家淡忘了。
当我再次看到那个女人时已是冬月了，那个正午的阳光很暖，她领着孙子在河边集市买当地产的啤特果，依然是戴着那条土黄色的头巾。她选了四个，付钱的时候跟对方讨价还价了一番。孙子趁她不注意，伸手抓了一个，结果没拿住掉在地上，原本就软的啤特果变成一摊果泥。女人狠狠打了他的手一下，拉着就走，孙子“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哭声洪亮，撕心裂肺，但终究还是淹没在集市嘈杂的声浪里。
原刊于《桃花源》杂志2021年第四期
陈涛，1979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工作与散文写作。曾供职于鲁迅文学院、外联部、创联部，现为中国作家网总编辑。先后执笔《80后文学创作群体创作于生存状况调研》《中国当下非会员状况》《1-4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文本分析》等省部级研究课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散文、评论作品。著有非虚构作品《山中岁月》《在群山之间》。主编有《中国青春文学典藏书系》。2021年2月，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