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位于西藏那曲地区的比如县境内，永远流不尽的怒江从我家旁边的河谷里静静地流淌了千万年。河谷上方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丛中藏式楼房错落有致，仿佛一座与世隔绝的修行庙宇，那儿就是我儿时的家。由于我的父亲是世代艺家，家境算是殷实，仅雕塑创作室就有五百多平方米。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出生时，父亲请了20个高僧大德为我念经祈诵吉祥，一念就是三个月。且不说是否灵验，望子成龙的心愿却是不分民族的，表达的形式也千奇百怪。喇嘛们念经要做大量的供奉，用糌粑和酥油相拌做成的“朵玛”供奉给诸佛菩萨之前，人也可以食用，这种供果在西藏风干物燥的环境里可以保存很久。到我四岁多时，家里的早茶还是我出生时做的“朵玛”，是用酥油茶泡烂干固的糌粑坨坨。
记得在那年的深秋时节，怒江开始逐渐消瘦，也碧绿亮丽起来。河谷上方的森林换上了金黄色的衣装，像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把华丽的衣袍顺手抛在巨大的山冈上，无数红色的野山果寂寞地点缀其间，仿佛一颗颗等待远行人的心。人们都知道，当山上的野山果都熟透变红时，外出的马帮就该回来了。
从拉萨回来的马帮铃声穿越河谷两岸金色的森林、穿过了人们寂寞等待的心，让长久的期盼像太阳突破云层，把吉祥的喜讯带给家乡翘首盼望的人们。这些戴着皮帽、背着土枪走南闯北的好汉们出去将近半年了，他们克服了一路上人和非人的灾难，让自己的脚底趟过一座又一座雪山，驮出去家乡的羊毛、羊绒、山货、药材，千里迢迢地从拉萨运回来镀金的佛像、闪光的银器、艳丽的绸布、日用的百货以及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各式舶来品——它们是一些在藏语词汇里也叫不出称谓的西洋玩意儿，派不上多少大用场，但却是头人、贵族们标榜时尚、追逐虚荣的某种标志。那种感觉有些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戴一副不撕掉商标的蛤蟆镜。虽然那时西藏的大门依然向外界紧紧关闭，世界认为它被铁幕笼罩，遥远神秘，但那些坚忍而顽强的马帮们，像穿越门缝的风，时不时给人们带来家乡以外的清新空气。
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拉开了序幕，家乡的人们已经把目光拉得跟马帮们去拉萨的道路一样长，已经在心中积蓄了足够多的等待和梦想。康巴汉子们刀鞘上的装饰要闪耀如夜空中的星星，姑娘们身上的穿戴和佩饰要绚烂似凌空飞跨的彩虹，以及为神龛前的诸佛菩萨添上新的供奉，农事和日常生活所需的新奇日用品，全都寄托在马帮们的驮架上。但是马帮的铃声也给家乡的人们带来一阵小小的惊慌，出远门的人回来了，家里还没有打扫卫生哩。
在过去西藏的贵胄人家，相当注重礼节。有客人自远方来，主人要穿盛装，家中上上下下都要打扫卫生、打茶备酒、烹牛宰羊。如果是特别重要的客人，如活佛或官员，还要派人到路口煨桑。那时由于地僻人稀、道路险峻，人们交往多有不便。去别人家做客和家里来了客人，都是一件大事。一般来讲，重要登门拜访者要先送去书信，既是通报，也顺带问候主人。这种书信现在已经见不着了，藏语里叫“沙布扎”。它是一个做工考究的长方形木盒，上面有盖，下盒底层涂上酥油，然后撒上一层木头燃烧后的白色细灰，用竹笔在上面写上字，向主人通报将要去贵府拜访的事宜，然后盖上封盖，交与人事先送去。主人家收到“沙布扎”后，将盒底的木灰抹去，再撒上一层新灰，便又可给客人回信了。这是由于那时藏地缺少纸张而时兴的一种特殊书写工具，既保密，也庄重。现在想来，“沙布扎”是西藏往昔生活习俗的绝佳见证，是原始书信往来的绝妙之技，今日再用也绝非落后与逊色。
马帮虽然不是什么重要客人，但绝对是对寂寞清净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冲击。由于我家四周树林茂密，视线受阻，声音也传得不远，当听到马帮的铃声时，客人差不多已经快到家门口了。年轻人不需要吩咐，早就楼上楼下地忙得脚底翻飞，清扫客堂，烧水打茶，腾空马厩，准备草料。他们都是些聪明伶俐的家伙，知道最需要他们干什么。父亲面含微笑，似乎全家人中就他早已知道一个谜底将要解开。家中的女孩们显得更为激动一些，她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面色红润，谁知道这次她们又能得到些什么样的奢侈品呢？
记得那时家里摆着一些来自印度的糖果、拉萨的佛像、山南的氆氇、林芝的杯碗。我父亲就有一架英国产的望远镜，像一个烟筒，外面紫色的漆已经脱落，露出铜壳的黄斑。一队马帮，不仅给人们带来生活的方便和实惠，更带来了欣喜和欢乐，甚至心灵深处的震撼。父亲的那架望远镜曾经让一个老喇嘛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明白在望远镜里怒江对岸峭壁上的花儿为什么会近在眼前？当时他一手举着望远镜，另一只手向开放在河谷对岸的花儿伸出手去，就像要去抚摸一下它们，以证实这些花儿是否真实存在。当他放下望远镜时，这个熟读经书的高僧郑重其事地对我父亲说：“洋人这个隐藏着神通的东西没有经过心的修持，不能给我们带来精微、清明的正见。它不是洋人的法术，就是魔鬼迷惑我们的心的阴谋。”
那一年我大约五岁，懵懵懂懂地跟在大人后面莫名地兴奋。那时我已经削发剃度、学经诵佛，父亲专门请来一个老师到家里指导我学习经文。我的老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严厉老僧，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他可比父亲令我敬畏多啦。我小时候没有挨过父亲的打，却挨过老师不少板子。那时的我也够顽皮的，父亲在我背诵经书时，案桌上常常要插一支藏香，规定香燃尽了才可以出去玩。可我总是在老师不留神时，悄悄用嘴去吹那支香，三下五除二地就把香吹完了。当然，我的这些小聪明总会被老师发现，挨打就是必然的了。最厉害的一次挨打是他用一串佛珠扇我的脸，扇之前还让我把腮帮鼓起来，以让他扇得实在。那一次牙齿和硬木佛珠夹着薄薄的脸面，竟然将我的脸皮都打穿了。
马帮们踏着一地的阳光终于进到宽大的庭院，院坝里霎时成为一个小小的超市，琳琅满目的各式商品摆满一地，人们都得到了自己的礼物，当然也包括我。父亲把我拉到一边，塞到我手上两件东西：一面藏在盒子里的镜子和一只手电筒。那个盒子做工非常考究，四周镶有黄铜，打开盒子，里面是镜子，盒子底层装有碱粉，是洗手、洗脸时用的。也许，那就是现在的女士们用的化妆盒的前身。
父亲说：“你是一名穿袈裟的小喇嘛，这个镜子可以让你随时注意自己的衣着。”
那个手电筒，父亲倒没有做更多的交代，他告诉我说它叫“比西林”，也许父亲把它仅看成是一个孩子的玩具吧。“比西林”不是一个藏语词汇，是一个跟随马帮的脚步引进来的外来词。在当时明媚的阳光下，“比西林”还没有显示出它无穷的魔力，而那个镜子，却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脸！镜子里那个满脸稚气、面色通红的家伙就是我吗？我被他吓了一大跳，差点把手中的镜子扔了。但是又忍不住要继续看他，这一看，足有一个小时！
我怎么会跑到镜子里去了？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镜子里的是我兄弟，还是我阳光下的影子？我瞪大眼睛看镜子里的那个家伙，他的眼睛也瞪得和我一样大；我向他做鬼脸，他的鬼脸和我一样坏；我笑，他笑得跟我一模一样；我做出哭的样子，他也仿佛和我一样伤心；我在镜子面前背经文，他也跟着我一起背，连嘴都动得和我一样。我问：“你会说话吗？”他也问我，“你会说话吗？”
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的东西，以后无论我跑到哪里，他是不是也会紧紧跟随我？无论我干什么，他是不是都照得见？我心里想的事情，他是不是也跟我想的一样？要是我干了什么坏事，比如，把案桌上的香几下就吹尽了啊，将吃不完的牛肉偷偷拿去喂狗啊，在老师的背后做鬼脸啊等等这些大人不允许的事情，他会不会去告发我？
慢慢地我终于发现，镜子里的那个家伙是我最最亲密的人。我有多好，他就有多好；我有多坏，他也会有多坏；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打什么坏主意，他不会去告诉大人，因为他受我指派。我就像他的小老爷，他就是我的小仆人。
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好朋友，没有比你更知道我的人啦。我对镜子里的那个家伙说。
镜子让一个孩子发现了自己的好伙伴，就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我在家里狭窄的屋子间跑来跑去，用镜子去照各式各样的事物，神龛前的酥油灯，佛堂上供奉的护法神，马厩里的马，院子里忙忙碌碌的人群，镜子里不断变幻出不同的景观，像一个个神话传说在我的手上演绎。我还发现一件更令人激动的事情，当我把镜子面对阳光时，一束强烈的光便反射出来，我照向哪里，那束光就打到哪里。这时我看见父亲正坐在屋檐下的椅子上，他有一脸漂亮而浓密的胡须，这一直是儿时的我没有弄明白的一个谜，为什么我没有而父亲却有那么多胡子呢？他的下巴处一定有什么我们看不见的秘密吧？于是我将镜子反射的光束射向父亲。可是我打出的光束偏高了一点，一下射到父亲的眼睛处。只听得父亲惨叫一声：“啊呀！我的眼睛看不见啦！”
家里的人顿时像炸了群的马，“苍吧”的眼睛怎么看不见了！人们惊慌失措、大呼小叫。我知道闯了大祸，呆呆地站在一边，我看看镜子里的那个人，他也和我一样吓得目瞪口呆。喇嘛老师和门巴都被召来为父亲治眼睛，一大群人围着父亲忙碌，母亲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好在没隔多久，父亲就恢复了视力，大家一场虚惊。喇嘛老师说，刚才是镜子把父亲的魂照走了，眼睛才会看不见东西。父亲说，现在还有一团光影在眼前晃动，我闭上眼睛时，它跑得很快。喇嘛老师为父亲急速地念了一段经文，然后告诉父亲，不用担心了，那是魔鬼逃跑的身影，它们已被我的经文赶走了。这位秃顶、圆胖，整天手不离佛珠、口里不停地诵经、面部从不带一丝笑容的老喇嘛也是我家的智多星，任何人有什么大小难题都向他请教，他滔滔不绝地给你解释半天。“为什么蚂蚁啃着比它大几倍的食物还跑得这么快”这类的问题，他居然解释出“蚂蚁的力量比大象大。大象背不动地球，蚂蚁能背着地球走”。对了吧，又一个蚂蚁钻进地里，它又开始背起地球，对了吧，地球转起来了，太阳向西移动了。
我的喇嘛老师显然不会像我一样对一面镜子有那样多的好奇心，也许他认为这是魔鬼的东西呢。不过，从此以后，父亲向我下了道严格的命令：不准用镜子去照别人的脸。
尽管我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可是我的兴奋和激动还没有完。吃完晚饭，已是夜幕降临。从吃饭处回到我的卧室，要穿过一个大院，长长的走廊。过去我们走夜路时用油灯来照明，或者借助天上明亮的月光。那时西藏的夜晚是最深沉、漫长的，我听说只有我们比如县的宗本（注：藏语意思是县长）家里才有一盏煤气灯，那已经是现代得不得了的东西了。你就想想吧，一支手电筒的光芒划破沉寂了数千年的黑暗，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况且，它还握在一个孩子的手里。
那束在无垠的黑暗中闪闪灭灭、晃来晃去的光柱就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游荡在夜空下的灵魂。黑暗中的事物可以被看见，无异于一个未知的世界被开启了一扇神秘莫测的窗户。那个晚上我一夜没睡，我相信家里的人也被我搅得难以入眠。因为我用手电筒去照那些看家护院的狗，它们在黑夜里也从未见识过如此明亮耀眼的光束，惊慌得大呼小叫、吠声一片，似乎想把射来的光柱一口啃掉。其实我的惊讶也和它们一样——我可以在黑暗中看见我想看的任何东西！这些狗跟白天相比怎么有些不一样呢？它们看上去不像家犬而像森林中的狼，面色凄惶、眼珠发绿、耳朵竖起、獠牙暴露、行动鬼祟。树上那些露宿的野鸡才更有意思，当手电光照射过去时，这些家伙竟然一动不动，缩着脖子瑟瑟发抖，就像被一支光的利箭射中了一样。我手持电筒在宅院里窜上窜下，再也不用担心哪里有门槛、哪里是坑洼。以往对黑暗的恐惧已被手电筒的光芒驱赶得无影无踪，我感觉自己就是驾驭黑暗的勇士，在过去从不敢涉足的地方如入无人之境。那从我手中飞出去的光束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刀，将强大而深沉的黑暗一劈两半。黑暗中的魔鬼在哪里？大人们说的每到夜晚就四处游荡的阴魂又在哪里？我要用手中的电筒把它们都照出来，让它们在手电光下原形毕露，哪怕为此闹得鸡犬不宁。刺激和兴奋让我闯进了家中的佛堂，我想看看平常供奉的护法神们夜里都在干些什么，是在和魔鬼打仗呢，还是和我们人一样在睡觉。可是当我把手电光照到护法神的脸上时，我却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差点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白天里熟悉万分的护法神怎么会变得如此狰狞恐怖？他们在浓重的黑暗包围下，只露出一张龇牙咧嘴的脸，用愤怒的眼睛瞪着我，大张的嘴仿佛要将我一口吞下。那种恐惧不要说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大人，大约也会毛骨悚然。在神圣的佛堂前，在各路护法神不怒自威的震慑下，我抱着手电筒落荒而逃。
那是我的第一个不眠之夜。许多年后我都还记得这个激动人心的夜晚，以及心灵深处所受到的巨大震撼。那时，应该说我是一名佛教徒，因为跟着一位喇嘛老师习诵经文，尽管我对喇嘛老师所教授的那些佛教经文一知半解，但神鬼世界的故事和传说却令我印象深刻。我削发了，我披着袈裟，可我的童心纯洁得像一座水晶塔，洁白、纯真。因为纯真，我也是无神的，我敢把供佛的神水一口喝干，我敢用点燃的藏香穿破神鼓的面。第二天喇嘛们集中诵经时，所有的鼓一个都敲不响，发出嘶哑的声音。惊得他们又是求神、又是补鼓。一面镜子和一支手电筒向我展示了与喇嘛经师所描述的世界全然不同的景观，这种新奇得令人怦然心动的景观不是让人如梦初醒，而是仿佛置身梦幻般的世界。哪颗童心没有梦，哪个孩子不梦游？在枯燥乏味的经书和魔幻般的镜子与手电筒之间，任何一个孩子都会做出符合自己天性的选择。镜子和手电筒，成了一颗不安分的童心通往山外世界的方向和路标。
客观地讲，西藏人并不保守，也不排外，更具备博大的包容心。这与雪域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宗教文化习俗有关。当一个喇嘛上师对山外世界他所不认知的新生事物心存狐疑时，他必然要用自己掌握的那一套理论试图去诠释。他们总是用该事物有没有灵魂、是不是有魔鬼在作祟来做出自己的评判。后来我曾经在史料上看见，当年英国驻西藏办事处的官员查尔斯·贝尔送给一位高僧大德一台留声机，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歌声从留声机里传出来，围着那架留声机转了几圈后才说：“这个没有灵魂的东西，你最好还是把它拿回去吧。”
而普通百姓却像我一样对新生事物充满强烈的好奇心。记得我得到那两样宝贝不久，父亲有一天告诉我说，山下的一个村子里有家人在办丧事，让我跟随我的喇嘛老师去帮人念经，超度亡灵。这是父亲在历练我的胆识，先见死尸，后看天葬，还要陪死尸同眠。这次本来该白天去的，可是我找各种借口拖到晚上才出门，目的只有一个：要让人家见识见识我的手电筒，我要尝尝照着电筒夜行的感觉。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孩子的好奇心搅乱了人家的丧事。当手电筒的光芒在丧主的火塘前划过时，服丧的人们再不悲恸哭泣。电筒的光芒射到人身上时，竟然会有人像躲射过来的弓箭一样，惊咋咋地四处避让。人们从惊慌到惊讶，从惊讶到欣喜，眼泪虽然还挂在脸上，但却满脸莫名的兴奋。尸体静静地躺在那儿，身旁的酥油灯一闪一闪的。这严肃、庄重的亡灵超度，变成了嬉笑、骚动的游戏，罪过，罪过，是我的罪过。我的得意，使我忘记了教规、教法，忘记了丧事场合和在一旁的老师，尽管在一旁的老喇嘛吹胡子、瞪眼睛，是多么的不高兴，尽管超度亡灵的经文被我念得七零八碎、不成章法。可我感觉得出那个晚上，人们对我的崇拜除了我是一个小喇嘛外，更多的是对那支手电筒的敬畏。
人们面对任何新生事物，总是从好奇心和敬畏心开始的。拒绝它其实就是在拒绝这个不断前进的时代、拒绝自己求知的心灵。当解放军来到西藏时，他们不仅带来了更多的新奇东西，还带来了农奴翻身解放、社会进步发展的全新观念。不管向我灌输何种信仰、文化，年少的我更向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向往到山外的世界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当一个和蔼可亲的解放军营长问我愿不愿意到汉地去念书，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的知识时，我几乎没有多加考虑，甚至没有告诉我的父母，就和一批翻身农奴子弟一起，跟随解放军去了汉地。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我私自离家出走，我的母亲在怒江边徘徊辗转了三天三夜，急得险些跳了怒江。
当年走出雪域高原的那一步，虽然令我终生都感到愧对自己的父母，但是我没有后悔，更没有遗忘我在西藏度过的童年岁月。2004年的夏季，我母亲已经86岁，双目失明多年，老弱的病体一年多卧床不起。我从昆明赶回老家，到家的那天我母亲奇迹般地从床上起来，穿上新衣，洗了脸，有人扶着她去到门口等候我的到来。我在家待了五天，我们母子促膝谈心，我介绍的云南情况有好多她不明白，但她频频点头，谈笑风生。我说：“当初去内地没有告诉你，对不起呀。”她这么说：“当初把你给拦住了，妈今天真对不起你呀。”我离开母亲，回到昆明才20天，我母亲没有病痛，十分安详地走了。而且，怎么处理后事都做了详尽的交代，她最后想的也只有这一件事。我们兄妹三人，一切按母亲的心愿了事。她会在彼岸世界里如愿地过着梦幻般的生活……
在藏地古老驿道上行走的马帮们的身影，已经走进了历史，那些仿佛是人间最动听的音乐的马帮铃声，也早已尘封在记忆的深海里，但童年的那面镜子却始终令我没齿难忘。初到汉地的那几年，我最喜欢买的东西就是镜子，方的、圆的、弧形的、心形的、大的、小的，只要看见不同款式、形状的镜子，我都要买，像一个镜子收藏家，虽然它在我的心里已经不再神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社会还很单纯、俭朴，有朋友结婚，人家送枕头、被面、脸盆什么的，我则不管新人喜欢不喜欢、合适不合适，一律送镜子，我希望他们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结婚后的样子。70年代初我到上海上大学，到后第二天就兴冲冲地乘公共汽车跑去看哈哈镜。我早就从书中得知那时全中国只有曾经是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才有一种叫哈哈镜的东西。我在哈哈镜中看到了变形的自己，忽高忽矮，忽胖忽瘦，忽丑忽俊。我在那里流连忘返了半天，我不知道要是我童年时就看到哈哈镜会是什么样子，会受到多大的震撼；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的喇嘛老师看到哈哈镜中变形了的自己时，会不会吓得魂飞魄散，并将之解释为魔鬼的阴谋？那一天，我对镜子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人在镜中，是可以被改变的，正如人在生活中被改变一样。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慢慢领悟人生。古人说：“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看历史，我们知道如何治理国家；看别人，我们知道自己如何做人。但如果我们要看自己呢，一面心灵的镜子就必不可少，现实的镜子也不可或缺。如果说镜中的花是虚拟的花、镜中的缘分是虚幻的缘分，那么镜中的人，则是真实的自己。你瞪大眼睛盯住他看，慢慢地你就能看出许多奥妙来。这个人怎么如此骄傲；或者，他怎么这样卑微萎靡？嗨，谦逊点吧，你这自负的家伙。嗨，振作起来啊，你这没出息的人。当我们面对镜子里的自身时，其实就是在面对自己的灵魂。
当然，生活中有许多事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镜子。从别人的刚强里，我们看到人的勇气；从英雄的牺牲里，我们看到高尚的奉献；从小人的虚伪里，我们看到世事的复杂。而作为一个藏人，我们的民族对镜子于人生的观照也有很深刻的认识。一个藏传佛教的喇嘛上师说：“死亡是一面镜子。”因为最智慧的喇嘛上师能够了生死如观手掌上的纹路，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佛性平常被身体所隐藏、被他们的谦逊所遮蔽，他们只有在死亡面前才会表现出非凡的佛性。当一个高僧大德面对死亡时，他所体现出来的就不是一种肉体的病痛或衰老的痛苦，而是一种庄严，一种神圣，他甚至可以在禅坐中平静地和死神握手。因此喇嘛上师们认为：“死亡是真理呈现的时刻，是面对面正视自己的时刻。”一个走向死亡的人，心中有一面镜子映照着他的心灵，他站在这镜子前挥手与世界告别，与自己告别——你是保持一种无畏的勇气呢，还是沦为胆怯的懦夫？不是别人在看着你如何面对生死，而是你自己在死亡面前如何保持一个人最后的尊严。这就是在死亡之镜前的真理。
童年时代的镜子，让我的回忆充满温暖；心中有一面镜子，让我努力去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尽管世界上的镜子无以计数，尽管生活中有形的、无形的镜子随时都在映照着我们的相貌和心灵，尽管镜中的伊人在一天天地老去——有谁可以在镜子里发现自己越活越年轻呢？但只要独自站在镜子面前，心不慌、不愧、不急、不躁；充实，平静，自信，刚毅，就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