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不变的还是旧日子
就这样，一遍又一遍
重复着单调的过往
——题记
卓尼记忆之一：遥远的小山村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干完了一周的工作，在周末闲暇的时候，我还是徒步上了山，在余晖里，在那棵松柏和那棵白桦下，像母亲当年那样，静静地坐在树桩上，坐着自己的忧伤，坐成一截少言寡语的流泪的树桩。”这是甘南诗人扎西才让散文诗《母亲坐在树桩上休息》中的结句。子欲养而亲不待！读来不禁唏嘘……
然而，又为生活在家乡青山绿水间的兄弟，感到莫大的荣欣和羡慕！毕竟，在周末的闲暇里，他还可以夹一本书，披一身朝霞或者夕晖，沿着高原小镇那条幽静的小路，上到山顶，或者就坐在山腰那些零星的树桩上，读书或者思考，甚至什么都不做。而在水泥铸就的城里，远离草地和泥土，蚁族一样生活着的我，周末的闲暇里，又能到哪里去呢……
突然十分想念连系着自己血脉和记忆的那个山村，想念在山村里度过的贫穷而丰满的童年。离开村庄23年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很多时候，当我幡然悔悟，准备回到从前的时候，却发现甚至已经失去了追忆的机会和能力！
藏语名叫“觉乃普”（意为卓尼上面）的小山村，位于安多藏区卓尼县城北面的梁上，曾经是觉乃嘉波的官衙属地，现隶属卓尼县柳林镇。自山梁而下，逶迤4里余地，陡峭的公路两旁左右分布着的沟沟岔岔，构成了一个“丰”字形的村落。如今，“觉乃普”这个村名，一如自己的记忆，也只是躺在历史的风烟和史料的记载里了！更多的人，只知道它的译名“上卓”。
斯古鲁瓦、卡谢鲁瓦，村庄周围那些尚保留着传统名字的沟沟岔岔里，靠近马路边是零散分布的土屋。穿过一个个或深或浅的巷陌，顺着山路向山顶蔓延，便是成片成片的梯田了。就是在这一块块靠天吃饭、赖以生存的贫瘠土地上，年幼的我，跟着辛劳的父母，学会了耕作和牧放。也就是在那一个个贫穷的日子里，年幼的我，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劳作的辛苦，萌生了发奋读书、彻底逃离的念头。而今，如愿以偿，在远离那个略显破败的村庄20余年后，那些点缀在土屋和梯田间的苍劲挺拔的白杨和曲折虬结的曲柳，却在炊烟袅袅、鸟鸣虫啼的记忆里，为我一遍遍勾勒出梦中永恒的田园！
村庄的西南面，背靠觉乃阿乃贡布（卓尼大山神）的小山梁上，一簇形如盖顶的松柏林，在林木日渐稀少的村庄边上，迄今依然保持着仅有的郁郁葱葱——因为那是山神的护林，尚没有人敢胆大妄为肆意砍伐。
山神林的脚下，不同于家乡“外不见房、内不见墙”传统民居的几幢砖瓦建筑，便是我儿时的母校——卓尼县柳林镇中心小学了。上个世纪80年代，在那所略显破败的乡村学校里，怀揣抱负和梦想，就着糠粱和快乐，我贫穷而充实地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代。
学校对面的山坡上，通往沟深处，满坡红色的山崖突兀乍现、千奇百怪，是典型的丹霞地貌。一到夏日，在漫山青黛、遍野油菜的映照下，愈发显得狰狞而霸道。儿时的我们，就在那些幽暗的岩洞里，藏猫猫、做游戏，捕野鸽、逮山鸡，在每一个走出山村或者留守家乡的人们的心里，永远留下了稚嫩的惊悸和快乐。而如果扫上一簸箕红崖下风化的咸土，拿回家炒蚕豆吃，便是童年最脆香的记忆了！
清晰的记得，在沟口一尊形如佛头的红崖下，一米见方的平整崖面上，凿刻着几行梵文密宗咒语。据老人传授，那些咒语是石崖天生的，即便凿掉，仍会清晰地再生出来。当然，基于信仰和敬畏，大概也没有人真正敢去印证传说的真实！至今，仍有一些远道而来的朝拜者，或者偶尔途经的旅人，会去崖下虔诚地顶礼膜拜。
沟口的马路边，被叫作玛尼台的一方平地上，现在是一户乡亲新修的瓦房。曾经伫立在那里的白塔和玛尼房，也仅仅成了老一辈人口里偶尔提及的传说。从玛尼台向里望去，几所民居的头里，正对马路的高台上，尚保存着一坐小小的寺庙。寺庙里供奉着班代拉姆（吉祥天母，俗称骡子天王）和几尊菩萨的唐卡。和学校比邻的这座偶尔香烟缭绕的小小寺庙，仍旧为县城边的村落，日夜守护着残存的信仰和兴旺。
后来，我离开山村去县城读书，考上了北方的一所大学。并在那里找到了自己谋生的职位，取妻生子、成家立业，实现了童年的梦想。自以为也逃离了苦累的农村，成了一个彻底的城市人。
多年来，因为父母家人的缘故，我时常还是会抽空回到家乡。但是，那所客客气气的村庄，已经不是命定的归宿了。而我更不可能，成为一个过客的形象！在城乡之间尴尬奔走的日日夜夜，没有带给我
旅途的一丝浪漫，反而将原以为潇洒无比的游子形象，彻底解构得支离破碎、伤痕累累……
而在浸淫这座城市长达16年之久的今天，突然发现，自己仍旧离这座城市很远很远。而那所村庄的印记，依旧深深地镌刻在灵魂的深处，挥之不去、纠结不清，并且日渐清晰！
远离熟悉的故土，在异地他乡的城市里，那些先入为主、旁若无人的居住者，他们傲慢四顾、自由漫步的姿态，让我在汗颜自卑中望而生畏！在主流文化为中心的大学校园里，那些怀揣母语、恪守信仰的同胞们，他们抱臂独立、艰难虔行的姿势，更让我在汗颜自卑中望而生畏！
那么，我和我的村庄，该如何在夹缝中选择和坚持，自己尴尬奔跑的姿势呢？！
刊于《贡嘎山》2014年4期（四川康定，CCN51-1084/GO）
并获该刊年度优秀作品奖
卓尼记忆之二：梦中的老木屋
秋夜微寒，梦回故里。
又一次，无端地梦见已经拆除3年的老木屋，和木屋中，那些早已故去的亲人们。
梦中的老木屋，还是那个安木多藏区卓尼洮河沿岸的典型民居——“内不见墙、外不见房、实地虚檐”、双层土木结构的“苫子房”。
梦中的老木屋，还是那个外部夯土为墙，内部实木架构。结实的梁柱之间套卯相连，梁上挂椽檩，蔓劈柴、麦草、红土，所有房间以木板为墙相隔。楼上正房（亦称上房）面南背北，大五间开间，建于高台之上。上房里进较深，前后三排柱子隔间，檐柱比中柱、后柱依次高出四五寸，所以前檐平顶高出屋面。前檐平顶之上，嵌入屋檐建有三间“苫子”，形如帽舌，状如虎口，在当地亦称“虎吞口”。正房两边和主房相连，东西各建有5间厢房。正房和厢房均檐柱下山（和底层房屋通柱）。楼下四合式土木建筑，中有天井，房间较为狭小低矮，套门楼而建，为豢养牲畜、储备粮草之用。门楼嵌入楼下房屋之中，单檐对开，楼门下雕有“榴结百子”倒提柱装饰……
半夜梦醒，点燃一缕藏香，坐在城市西郊宽敞明亮的书房内，仔细回忆老木屋的前身后世，猛然发现，它其实就是青藏高原边缘洮河岸边一个图博特家族盛衰交替的见证和记录；它其实就是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上，一部村庄史的真实再现！
据老人传授，清末，甘肃府台私访卓尼，考察卓尼嘉波（藏语意“王”，俗称土司）家族内部因争权夺利而捏造散布的“傻土司继承人”事件，路过位于卓尼梁的家乡“觉乃普”（藏语意为卓尼上面，俗称上卓），偶染风寒，曾养病于先祖经营的村野小店。先祖喜好读书，欲谋取功名。后至兰州赴考，偶遇道台府随从。因机缘巧合，被授予“恩贡”返乡，一时显赫四邻，被尊为“上卓老爷”。于是，先祖利用藏汉交界带的良好地理位置，经商牟利，礼教子孙，兴土木，置良田，修建了老木屋的前身。
民国17年（1928年），马仲英掀起的第四次河湟事变波及卓尼。战乱中乡亲伤亡若干，财物被掠一空，一把大火，烧尽了寨子里的所有房屋，在安静、祥和、贫穷的村庄恬淡度日的族人们，一度流离失所。后，卓尼嘉波（时授洮岷路保安司令）率藏兵协同反击，平息事件。民国21年（1933年），先祖重建老木屋。后来，家道中落，家族分房独立，拆走了中院的房屋。分到老木屋主房的我们家，就在磕磕碰碰当中，走过了7辈人80年的平淡时光。
今天，对老木屋的记忆里，除了依旧萦绕耳畔的祖辈的讲述外，就只剩下孩提时代的贫穷苦难和少年岁月的勤勉励志了！
那是记忆的最深处，我80岁的曾祖父，那个民国时期毕业于兰州前期师范、在当地颇负盛名的老学究，曾经拄着拐杖，以老文人一生不倒的儒雅情怀，一遍又一遍颤巍巍地指着在“文革”中被砸碎的两块匾额残片，为我和堂兄讲述着家族的辉煌和辛酸。
就是在那个挂满灰尘、四处漏风的黑色屋檐下，在曾是卓尼嘉波亲笔题赐的“耕读传家”和“青云得路”的两块匾额残片下，我和大哥，拖着鼻涕、吃着糠粱，跟在曾祖父屁股后面，背唐诗、吟宋词、听评书，幼小的心灵，第一次蒙受了古典汉文化的扎实熏陶！这也成为我日后走上文学之路的最初启蒙。
也是记忆的最深处，我60岁的老祖母，那个曾是卓尼嘉波辖内山后四旗（今舟曲黑峪一带）长宪家族的千金，后来27岁丧夫寡居、以一生辛劳哺育了父辈姊妹3人和孙辈10余人的坚强女性，曾经在温暖的土炕上，用她在扫盲活动中仅识的几个汉字，指着墙上曾祖父题写的“朱子家训”五条幅，教我和兄弟姐妹们仔细辨认着那一个个日久发黄的汉字，给我和兄弟姐妹们淡淡地叙述着一辈子的辛劳和苦累。
也就是在那一排排因多年日晒而四处龟裂的檐柱里，我和兄弟姐妹们拿棍子掏出筑巢的鸟儿和结网的蜘蛛顽皮玩耍的同时，也掏出了这个屋檐下牛一样苦累了几辈的女人们，梳头时塞进去的凌乱白发！从那个时候起，我和兄弟姐妹们开始知道了手握岁月的痕迹，感觉生活的艰辛和母爱的伟大！之后经年，母亲凌乱的白发，就在我生涩的笔端，如一场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不分季节、纷纷扬扬地落下……
更是记忆的最深处，我幼年丧父的伯父、父亲和姑妈，那三个自小失去父亲宽大手掌庇护的可怜的孩子，就因家道艰难而中途辍学，纷纷远足以谋生计。数十年来，他们受尽歧视，吃尽苦累，用半辈子的勤劳和汗水，为我们换取了完整健康的童年和勤勉求学的条件。
也就是在那一间间因年久失修而四处漏风的老屋子里，大哥、大姐、我和妹妹、弟弟，跟在在城乡间奔跑了半辈子的父亲身后，一边在学校里刻苦攻读，一边在田间地头学会了放牧和耕作，学会了散播和收获。从他们一生的节俭中，明白了生活的艰辛；从他们半生的豁达里，洞悉了人生的真谛！之后经年，当我们先后走出那个安静贫困的村庄，打拼在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时候，我们都不至于，因为迷路太久而不知所措。
老木屋终究还是拆除了！
2008年，那场发生在青藏高原、震撼世界的强震，波及我命定的村庄，年久失修的老木屋，也由于围墙倒塌而寿终正寝！
记得那是2009年春节，琐事缠身的我，在出门在外的15年里，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
正月十六，当我匆忙赶至家乡时，老木屋的拆除已经开始了！家里的物件已经全部搬走借存，老屋的内墙已被尽数挖倒，父母弟妹也在重建的日子里，搬到了帐篷里暂度。
初春的高原，寒意沁人。站在老木屋因为拆除了墙壁而更现空旷和寒酸的屋檐下，我敏感的心，就在那一刻，被彻底掏空……
记忆里那一根根经风历雨、四处龟裂的粗壮檐柱，泪流满面的游子，已经彻底抱不紧了！生命里那一个个故去亲人坚实的臂膀，泪流满面的游子，已经彻底抱不紧了！故土和家乡，那一缕缕血浓于水的牵挂，泪流满面的游子，已经彻底抱不紧了！
此刻，我知道，敏感脆弱的自己，尚无法承受老木屋在眼前被一根梁一根柱子生生拆除的事实！
我只有选择逃离！
次日清晨，狠心告别忙碌中的父母家人，我坐上了发往旅居城市的第一班客车。离开时，我从父亲手里，带走了曾祖父亲笔题写的、曾张贴在老木屋墙上的“朱子家训”五条幅，也就带走了老木屋所有陈旧、木讷、饱含谦卑、充满矛盾的记忆！
我知道，半年或者更久一点，一幢崭新、干净、亮堂的新屋，将收留父母逐渐步入幸福的晚年！
我知道，半年或者更久一点，大哥、大姐我和妹妹、弟弟，都会在各自打拼的天空下，拥有一个个崭新、干净、亮堂的新房！
我更知道，老木屋倒塌的尘埃升入天空、消失殚尽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流浪，才刚刚开始……
卓尼记忆之三：农事渐远的村庄
暑期归乡，发现村庄周遭，田地里种植的药材一年比一年多了，而曾经安身立命的那些庄稼，却因为收成不好和无人伺弄，正在逐年缩减。
我们家，这些年也由于父母年岁渐高，加上忙于进城给我们兄妹照料孩子，也是除了半亩洋芋之外，没有种其他庄稼。所以，在家周余，就不用帮衬任何农事了。无所事事的日子，过得慵懒而寡淡。
在故乡的屋檐下，吃了睡睡了吃。远离俗务，不思薄名，甚至不读书、不思考，除了带小儿在街头巷末玩耍外，再就是刷刷微信，证明存在。
甚至，和父母也很少聊天了。随着年岁渐长，似乎，亲情之间，多了的就是默契。而默契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互相间那份真实的不可言喻。
想想自己，离开这片土地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自己离这片土地也是越来越远了。虽然每年都有归乡，但是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逃离者，或者叛逆者的角度上，多年的浪迹，也就拼凑成了一段矫情的向乡而望。而这样矫情的守望里，自己也就只能用更矫情的文字，让自己成了一个行吟的诗人，一遍遍蚕食着心中变味了的高原。
有时候，想起来少年时代跟父母劳作的日子，遥远得恍若隔世。想起来儿时的岁月，也就只能剩下干瘪的年轮和被过滤了的记忆了。
那时候家里很穷，在乡下做医生的年轻的父亲，先后辗转于县城周遭或远或近的卫生院之间，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奔波在公职和农业的漫长路上。
那个时候，每周单休日是我们家最忙的一天。——周日这一天，我们一家三口，要把26亩山地里一周的活计全部干完。
周一的早晨，劳累的父亲要半夜出发，骑自行车翻山越岭赶去上班。疲惫的我，也要骑自行车顺沟而下，到十里之外的县城中学去念书。
现在，想想我们这批人是多么的有福。
生在1970年代的我们，洞窥了贫穷和苦难的存在，却没吃太大的苦。生在1970年代的我们，见证了富裕和幸福的到来，却也在历涉浅薄的苦难后守住了笃定的自己。
现在，看看我们这批人的成长历程，再看看这些年的城市和农村，客观地说，短短三十年，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从物质生活而言，这是个美好的时代，我们是有幸的一代。而从文化和生态的角度去审视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回家途中，路过临潭新城，看到远处的农贸集市，我给儿子讲起我伺弄过的第一头耕牛，就是在这个集市上被我亲手卖掉的。
那是一头白色犏牛，个头不高，性格温敦，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分给我们家的，当时牙口已经不小了。
现在已经记不清楚，父亲当年把它牵回家时，老人们的表情是不是非常愉悦。只记得这头慢悠悠的老白牛，在我们家一服役就是十年。这十年里，在父母的调教下，在老白牛的陪伴下，我从一个顽童慢慢长成了一个少年，在学习之余，也将家里的农活练习得滚瓜烂熟。
后来，它实在是太老了，干不动活了，只能卖掉。记得当时是叫外爷来帮忙的。当我俩把老白牛牵出家门的时候，没有见到我们家的一个大人。当我俩把老白牛牵到马路上的时候，它突然趴在地上不走了。当我俩从买主手里接过290元钱后，我怀着情绪吵着架，解下了老白牛嘴上的半截子缰绳，堵气跑回了家。
可是，不卖掉又能怎么办呢？！那么贫穷的年代，我们尚无力让一头劳苦功高的耕牛自生自灭。那，是它的宿命，也是我们的宿命。
之后，家里先后也养过几头耕牛。有一段时间，甚至为了自家耕作的方便，还养过一对。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上高中、上大学了，也就逐渐远离了农事，所以记不大清楚那些牛究竟是角牛，还是凸牛。更记不大清楚，它们究竟是啥毛色了。
如今，这个半农半牧有400多户人的村庄，只剩下了3、5头耕牛。儿时放牧过牛羊的那些沟沟豁豁里，杂草也已经齐腰长了。阿妈说少带娃去那些地方，庄子上的人这些年发现，有比较大的蛇时常出没。
闲暇的午後，和年逾花甲的父亲，翻腾出那些经年不用的农具时，发现尘土，已经彻底吃透了岁月。
那个绘制精美的方轭头上，漆封的色彩，依旧鲜艳。轭头正面中间的那朵牡丹，是请庄子上的一个农工巧匠用写意手法点出来的。两边盘踞的两条青龙和侧面的吉祥结、海水朝阳图案，却是我和父亲当年附庸风雅的手笔。
轭头里面弯曲的烤痕上，裂纹里面还残存着几丝犏牛的毛发，而轭头两端的皮绳，已经由于经久不用而僵硬无比了。《说文》云：“轭，辕前也。辕前者，谓衡也。”那么，这些驾车时曾经搁在牛颈上的曲木，在农事渐远的时候，又能制衡那一段岁月呢？
子夜醒转，北国的高原，还是有点凉。给小儿掖好被子，却再次失眠。干脆悄悄起身，看老家安静得有点虚幻的夜空。
父母已经睡熟了，所以不敢有太多的走动。睡前阴云密布的天空，此刻却褪得晴朗无比。干燥的伏天，愣是下不来一场救助农事的雨。繁星在高高的夜空里互闪，宛若游子归乡的忐忑。遥远的天际，一抹亮色，擦亮此刻或明或暗的心情。这样的夜晚，注定明天又是一个没有露水的黎明。
抬头望去，夜半的苍穹，似乎又高了一层。熟悉而陌生的气息里，还是让自己真实的慵懒多延续两天吧！回到那座临水的城市，回到所谓的职场，又得为薄名浅利去蝇营狗苟了。
其实，夜晚如此真实，又何来更矫情的感慨呢？！再说了，即便一切都在变化，变化更大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慨叹呢？！夜，慢慢地深了……
再次离家的时候，我带走了祖上传下来的那支羚羊角皮鞭。
据说，这支传承百年有余的皮鞭，曾经随着先祖下过广东、进过西藏。旧日的鞭梢早已腐朽了，现在的鞭梢，是父亲后来用小牛犊皮亲手编制配上的。
四棱的传统编制手法里，凝结着父亲纠结了一辈子的农事。
刊于《在场》2015年·夏（四川眉山，CN51-1071/F）
《格桑花》2014年4期（甘肃甘南，甘肃准印G06-0007）
卓尼记忆之四：自生咒语的红岩
六月的一个下午，父亲从卓尼老家来电话，说一个来自西藏的高僧陪同一个来自海外的大德，慕名而来朝拜我们村子西沟里自生咒语的红岩。父亲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做法事用的青稞等帮助，高僧们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一条吉祥的金刚结。高僧们说，从圣迹来推测，很久以前，这附近应该建有传承久远的寺院。
关于西沟是否建有寺院，村庄的历史上没有丝毫的口耳传承，也没见到任何可信的史料记载。而关于沟口这尊形如佛头的红岩上自生咒语的传说，却由来已久。
据老人们讲，祖上传授下来，就知道那些咒语是天生的。在文革期间，曾被凿掉过，后来又清晰地再生了出来。住在红岩附近的堂叔也说，每年都有很多远道而来的朝拜者，都来这里叩首、煨桑。
那么，这个藏语名叫“觉乃普”（意为卓尼上面）的小山村，这个距离卓尼大寺不足十里的小山村，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这个曾经是卓尼嘉波（藏语音译，意为王，也就是通常说的“土司”）的官衙属地，现隶属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城关镇。自山梁而下，逶迤4里余地，陡峭的公路两旁左右分布着的沟沟岔岔，构成了一个“丰”字形的村落。如今，“觉乃普”这个村名，一如已经丢失了的母语，只是躺在历史的风烟和史料的记载里了。更多的人，只知道她的汉语译名“上卓”。
而查遍自己所能找到的资料、问遍自己熟知的当地文史专家和民俗专家，都没人知道藏文史料中有关村庄的更多记载。只有在一本《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8：甘青闻见记》的汉文史料中，我才读到了关于村庄的只言片语。
其中，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察日记》中这样记录：“（民国二十七年六月）6日：《禹贡》朱圉山，本说在甘谷县。前在《石遗室诗话》中见王树枬诗，谓卓尼即《禹贡》朱圉之转音，若野猪之讹为居延；且其地有山殷然四合，行似朱圉者；否则朱圉山反在鸟鼠之下，与《禹贡》导山次序不和。……早五时与俱出，至上卓尼，登山。此山向南望之，屹然一峰，诸山围之，色赤，宛若兽在圉中，称以朱圉固甚当……山为上卓尼藏民之山神，每年阴历五月十五日唪经祭神，十里以内之人皆至。惟本山藏民仅有十户，故其名不著。树民戏称之为‘伏虎山’”。而王树民先生也在《陇游日志》中写到，他于民国二十七年5月18日、24日至27日、6月6日三次考察过村庄，也得出了和顾先生同样的结论。
两位先生关于朱圉山的结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卓尼即“朱圉”转音的结论，则似乎是汉语语境中的一家之言。众所周知，卓尼，是藏语召相的转音，意为“两颗马尾松”，这在藏文史料中是有记载的。目前，大家也普遍认同后一种说法。
争执哪种结论的正确性，似乎毫无必要。我们知道，所有的研究，都会受研究者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而在广袤的西北边疆，这片多民族信马由缰、繁衍生息过的土地，持有何种文化背景，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更是深远。因为在历史上，这本就是一片多元文化深度交融的土地。
村庄的西南面，背靠卓尼大山神的小山梁上，有一簇形如盖顶的郁郁葱葱的松柏林，在林木日渐稀少的村庄边上，显得突兀而醒目。——这就是村庄的山神护林。山神林的脚下，梯田填满的西沟，用丰沃的黑土养育着这个如今已有400多户人家的村寨。
西沟阳坡上是典型的丹霞地貌，红色的山崖突兀乍现、千奇百怪。一到夏日，在漫山青黛、遍野油菜的映照下，愈发显得狰狞而霸道。儿时的我们，就在那些幽暗的岩洞里，藏猫猫、做游戏，捕野鸽、逮山鸡，在每一个走出山村或者留守家乡的人心里，永远留下了稚嫩的惊悸和儿时的快乐。而如果扫上一簸箕红岩下风化的咸土，拿回家炒蚕豆吃，便是童年最脆香的记忆了。
带着在城里出生的儿子，沿着山神的前山小路，慢慢攀爬而上。由于青壮年出门打工的越来越多，村庄的农事是越来越少了。路两边的梯田里，种植更多的是当归、柴胡等不需要太多人力照料的药材。所剩无几的庄稼地里，黄灿灿晃动太阳的是油菜花，白生生丰腴诱人的是洋芋花，紫彤彤点缀田野的是豌豆花，绿莹莹摇曳微风的是燕麦花，而曾经是农家人立命之本的青稞和小麦，已经罕见种植了。
转过一块油菜地，入眼的先是一丛丛茂盛的沙棘。穿过沙棘丛，空气便在高耸的林木间变得有点阴冷，一种肃杀之气扑面而来，山神护林就到了。
多年不上来，林木有点稀疏了。父亲说，现在有些人胆子太大，偶尔有半夜跑来偷伐的。外村的有，本村的也有。人心坏了。
带着孩子，在林木间沿斜坡而上，经幡烈烈的山头，一个插有高大箭杆的方垛，便是乡亲们祭拜山神的圣坛，周遭的植被愈发茂密。恭恭敬敬叩拜完山神，儿子就在膝下长长短短的草丛里，发现了他最感兴趣的野草莓。
一片云飘过，些许微雨里，疾风劲动，山头凉气袭人。带儿子从山的另一边下去，路便平缓了许多。
午后的西沟，西倾的阳光下，那些巉岩愈发显得狰狞。在那尊形若佛头的红岩下，顶礼膜拜，然后攀爬到岩石跟前仔细端详，这些咒语非凿非绘，若隐若现，在红色的岩石上略显盐白色，和并不平整的岩石融为一体。最上面一块是梵文咒语“唵啊吽”三字。另外一块上，则是观世音菩萨的根本咒语——梵文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第三块岩石上的咒语，我有限的知识尚无法解读。
用手机拍了照，准备离开的时候，年幼的儿子，却在岩石的正面高处发现了隐藏在青苔中的第四块咒语。仰头仔细辨认，仍旧是六字真言。周遭还有隐隐约约的一个方形轮廓，这块咒语，显然是凿上去的。
站在红岩旁，南眺便是山神护林。东望，正对马路是一个小的菩萨庵。——显然，菩萨庵也是后来汉语语境中的叫法了。这座主供着扎西拉姆（吉祥天母，又叫骡子天王）等四尊古老唐卡的经堂，更应该是一座小小的寺院。
而据老人们传授，很早以前，西沟沟口原来是有一座嘛呢房的。我们这么大的人，也都清晰的记得，那个地方就叫“嘛呢台”。现在，是一户人家亮亮堂堂的瓦房。
风打进红岩的空隙里，呼啸声此起彼伏的。从自生咒语的岩下低头走过，我的村庄，安静如昔。
《格桑花》2014年4期（甘肃甘南，甘肃准印G06-0007）
卓尼记忆之五：通往禅定的路
到禅定寺磕头，然后去探望住在寺院旁边的舅奶奶，是这些年回老家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更多的时候，还是喜欢把禅定寺称为卓尼大寺。
据史料记载，卓尼大寺原为宁玛巴寺院，建于北宋。金末元初，西藏萨迦巴法王八思巴应忽必烈之邀赴内地讲经传法，途经卓尼，见此地钟林毓秀，是弘扬佛法之宝地，遂命随行弟子萨迦巴格西喜绕益西留驻建造经堂，讲经传法。喜绕益西于1295年建成寺院并改宗萨迦巴。据传，当时萨迦法王曾以一尊稀有蛇心檀木雕刻之释迦站像赠献，作为卓尼大寺奠基纪念，世代相传，至今珍藏。明永乐年，来自拉萨的卓尼头领些地，蒙朝廷封赐总领地方政教大权，实行“兄为嘉波（藏语音译，意为王，也就是通常说的“土司”），弟为僧纲，如遇独子，则身兼二职”的管理体制，沿袭十九代的苦心经营，卓尼大寺一度曾成为甘青藏区三大佛教寺院之一，蔚为壮观。明景泰六年至天顺八年（公元1455至1464年），卓尼大寺堪布仁钦龙布（第三代嘉波扎什布之弟）赴藏学经，通达宗喀巴教义，返乡后将卓尼大寺改宗格鲁巴，寺名改为噶丹谢珠林（兜率论修寺）。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复更寺名为当增达吉琅（静旺寺）。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康熙大帝召见第十一代嘉波杨汝松之弟、卓尼大寺主持堪布阿旺赤勒嘉措，封“崇梵净觉禅师”，敕赐“禅定寺”匾额，镌刻寺门，沿用至今。1714年，建参尼札仓（显宗学院），1729年建居巴札仓（密宗学院），乾隆年间建萨里哇札仓（天文学院）和崇巴札仓（法舞学院），卓尼大寺从而发展成一座正规的格鲁巴大寺，寺僧最多时达3000人。1912年，卓尼大寺毁于兵燹，享誉海内外的卓尼版《大藏经》也付之一炬。1931 年，第十九代嘉波杨积庆主持重建，历时6年竣工，规模小于从前。1966年，禅定寺在文革中被毁。近年来重修大经堂和部分僧舍，今寺名为赵朴初先生所提。
以前，通往寺院只有两条山路。正面一条是主路，开凿于山间的峡谷，直直的下去，直直的上来，青石铺成的路面，几乎没有曲折，当然十分陡峭，只适合人力行走。东边“陶日坡子”土路，曲折狭窄，专供牛马车辆通行。其中半段，是栈道式的悬空土路，尤其到了冬季，两边住户的家用污水和堆砌的积雪常年冻结，更是行走艰难，很是考验驾车者的水准。近年来，为了便于出行和朝拜参观，政府征收了和寺院平行向东的半坡土地，修了一条柏油马路，直通县城北端，舒缓宽敞，名曰“禅定路”。加上有小型公交车、出租车往来，甚是方便。
七月的卓尼，伏天的高原，清凉宜人。回家次日，携阿妈和幼子搭车到县城，沿禅定路去寺院朝拜时，一轮朝阳，正在身后慢慢升起。
曾经密密麻麻围建在寺院周遭的民居，这些年也慢慢迁徙搬离了。新修的吉祥白塔旁，依坡而建的卓尼大寺，在古老高大的围墙里，愈发显得宏伟肃穆、静谧安详。
在寺门口驻足，整装，脱帽，拾阶而入。寺院正在做一些经堂的维修，绛红色的僧衣在经堂和僧舍间安静地出没，稀稀拉拉的朝拜者在诵经声里虔诚地转着国拉。间或有一两车游人，叽叽喳喳而来，急急匆匆而去，惟留下几缕烟尘，随风飘散。
多么有福的一个早晨啊！大经堂的门为我们而开。在强巴佛前虔诚叩首，为众生默默祈祷。起身的时候，诵经的阿古（僧人）轻轻启唇对我说：“去上香吧，供桌上有。”
在一盏永不熄灭的酥油灯里，在一缕亘古不散的袅袅藏香里，我和阿妈、幼子，沿着顺时针方向，在每一个佛殿、每一尊佛像前叩首、供养。佛殿前的地板上，都有叩拜者留下的深深印痕。那是久远的岁月里，虔诚信仰的印痕。
匍匐在地，静静聆听如鼓的心跳声，和母性大地的脉搏合二为一，我逐渐感到来自故乡深处的那一份静谧，就在一瞬间，洗净了20年来漂游在外的烦闷。
向一起朝拜的长者微微躬身，颔首道别。出寺门的时候，路遇的三格毛少女，自然而温暖的笑容，宛若夏日的骄阳。
朝着肃穆的寺院再次致敬，我们转身去了旁边的老宅院。
在一杯热茶里，和慈祥的舅奶奶坐在夏日的屋檐下拉扯家常，老人家依旧乐观而康健。其实，对洞穿世事的舅奶奶而言，一些记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洗涤，已经是一段漂白的故事了。其实，对年近中年的我而言，一些往事，在经意和不经意间，也已经变得十分模糊了。
就是在这个十分熟悉的院落里，寄居的我和表叔们，在粗茶淡饭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求学时代。趴在雪花满屏、只有中央台和甘肃台的14吋黑白电视下的25瓦白炽灯泡照着的小饭桌上，认真或者敷衍地写着懂或者不懂的各课作业，耳朵里贯着时大时小的电视声，偶尔偷瞄几眼电视剧的当口，我们就突然长大了。后来，又都先后离开了。去县城，去州府，去都市，谋生，成家，立业，在逐渐老去的岁月里，一个一个站成了游子的模样。
记得那个时候，半山腰的寺台子村，和所有高处的村落一样，人畜饮水是最大的问题。
寺滩里当时是拉了一个自来水龙头的。但是时常被锁着，有专人看守，收费。而水，也不是时时都有的。看水的人，也不是时时都在的。尤其到了冬天，那可是高原上能让一切结冰的冬天啊。自来水管子老是在朝阳里突突突地干咳几声，就没任何消息了。放水的人，叼着烟，骂着娘，锁上门，回家去了。丢下几十担整整齐齐排成两行的木桶和铁通，对着瓦蓝瓦蓝的天空，使劲儿张大着饥渴的嘴巴。
寺院里面本来有一股长流水的，我已经记不得那是自来水还是山泉水了。但是，因为敬畏，因为隔阂，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去寺院上挑水。我曾经去挑过一次水：低着头进寺门，低着头向一个站在高处的阿古（僧人）怯怯地问路，低着头绕过庄重的佛殿和神秘的僧舍，低着头到一个小院旁边的水龙头上接满两桶水，低着头挑着逃离。回家的时候，水当然只剩下半桶了。
但是，吃水是一件无法妥协和迟缓的事情。——眼望着山下清澈的洮河奔腾而去，却让自己的日子在半山腰上过得一点也不滋润，是很丢人的事情。于是，下山挑水，就成了健壮的五表叔和瘦弱的我，那些年上学之余的一项任务。
我们会在下午上学的时候，把两担空桶顺路放到山下的姨奶奶家，然后在放学时的夕阳里，一人挑一担清洌洌的河水回家。当然，空桶是不能挑进家门的，我们要背着担子提着水桶进姨奶奶家的大门。当然，桶是分大小的，长我五岁的五表叔，那个后来进过特训营立过战功的优等兵，他的那担水，也足足有我的两倍之多。那个时候，我们挑水时走的路，就是那条直上直下的青石板路。路上是不能歇息的，因为太陡，桶放下去就会洒掉很多。在不长的峡谷里，挑着水向上挣扎时，我斜跨在身后的书包老是动不动就溜到胸前来了。每当这个时候，就对学过的课文《背山工》，有了切肤之感。
当然，那条直上直下的青石板路，给我们最深的记忆，并不是每年冬天偶尔需要挑水时的艰辛。而更多的，是和上学的小伙伴们相约在路口，一涌而下或者奋勇而上，那时的兴奋和刺激，是无与伦比的。似乎，没有在那条陡峭的山路上跑几个来回，我们就都长大了，毕业了，去了远处。甚至，有些人就再也没有见到过。
记得那个时候，刚刚退休的老林业工人舅爷爷总是闲不住。那个脾气火爆、刚直不阿的清矍老人，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收拾好他的人力架子车，一大早到洮河边去拉半车鹅卵石上山铺路。村人们的白眼，舅奶奶的牢骚，都没能改变他的一如既往。他把比较大的石头，铺在巷头街尾；他把一些小的石头，栽在自家的院落里，并且组成各种各样漂亮的图案。后来，那个伟岸的身躯，也在一生辛劳中过早地倒下了。后来，每次走过那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我都会听到，一个男人澎湃的心跳……
离开舅奶奶家的时候，还是生拉硬扯地塞给了老人家几百块钱，不存在养老，无关乎感恩，只是年近中年的外孙的一点心意。她老人家又给了我全家几对亲手纳成的鞋垫。密密麻麻的针脚间，浸透着一位86岁的老人对儿孙们的无尽爱意和祝福。
离开舅奶奶家的时候，才发现那条狭窄的巷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铺上了光鲜的水泥。我悄悄用脚后跟踩了踩，似乎尚能感觉到里面鹅卵石的坚硬。
顺着那条废弃的青石板路下山，发现路边的住户也已经全部搬离了。短短的路上，我们甚至没有碰到一个行人。紧追着奔奔跳跳的儿子，一拐三跛地走出峡谷时，几幢高大亮堂的楼盘，就填充着这座小镇的繁华。而陡峭的路口，我后来也曾寄居过的姨奶奶家的老房子，也早已拆除了。
站在山脚下向上望去，青石板路的那头，是峡谷投下的阴影，很长，很深……
刊于《贡嘎山》2015年1期（四川康定，CCN51-1084/GO）
卓尼记忆之六：一碗腊八粥
有些记忆，注定要被彻底忘记。或者，无限拉长。比如说一碗由蜕皮的青稞和燎香的猪蹄儿慢慢炖上一夜的腊八粥，卓尼南部山村的腊八粥，就会把天寒地冻的年味，提前送达。
农事消停的庄子里，一过冬至，午后就会响起此起彼伏的宰猪声。热气腾腾的巨大木桶边，三五个男人，七八只大手，就在氤氲的气息里，把一口口肥硕的年猪剥个精光，剔个离落，那是农家人在这个冬天的最后一茬收成了。馋嘴的瘦狗，守在忙碌的人群旁，狂啖着到口的一缕缕残血碎肉，贪婪的呜咽声还没有消停，便阻碍了大人们奔忙的脚步，挨上一脚，跑不多远又折回来了，夸张的哀鸣声里，分明都是撒娇的声音。顽童们是不会留意这些的，他们早拿着那个油乎乎的热尿脬，在黄土里反复搓揉松了，用竹管吹得鼓鼓的，奔到大场子里疯去了。夜幕就在一缕诱人的肉香里很快降临了，狂啖着肥肉的我们，少不了也因为满腿脚的油污，而吃上母亲的一顿斥责。
儿时，记得浓浓的年味，就是从腊八那天开始的。
晒够了高原上暖暖的太阳，扯够了村落里午后的甘淡（卓尼方言：闲话），就该是做一锅腊八粥的时间了。祖母和母亲，会端一盆泡好的青稞，在木质的碓窝里，用石杵头轻轻地杵。这个是有讲究的，如果青稞没有泡好或者泡过了是不行的，如果杵的时候劲儿太大了也是不行。必须是杵到即能褪去麦皮、又不砸碎颗粒为妙。那些，都是不可言传的生活里，手把手用心感悟的经验。
父亲就在炕洞口点一堆麦草，把四个猪蹄慢慢地燎黄了备用。而蹄缝里没除净的毛，是要用烧红的炉勾燎掉的。这也是个技术活，火大了会烤焦，本身没多少肉的猪蹄，就没得吃了。而如果没燎好，土猪厚厚的皮，吃起来也就不会那么粘牙。用小刀轻轻刮去表皮的黑焦灰尘，焦黄可人的猪蹄，就已经够我们狂流口水了。然后，用碱水洗净了，交给母亲去熬制，拍一拍手离开的父亲，那个得意劲儿，不亚于完成了一件艺术品的雕凿。——有讲究的家庭，是千万不能在灶台上和炉子上燎肉的，因为毛发的焦味，是对灶神的大不敬。
腊八粥的熬制，也是比较的费功夫。晚饭过后，祖母便抽去了灶台里旺盛的柴火。蜕去皮的亮晶晶的青稞粒和着焦黄丰腴的猪蹄儿，就在那一根或明或暗的柴火舔食着的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咕嘟地说上一夜的悄悄话，那是农家人幸福日子里的悄悄话。
天麻麻亮的时候，厚重木门的门臼咯吱响了一声，母亲又乘着月色去远处的沟里挑庄子上的第一担水了。祖母在佛堂里悉悉索索地点灯敬佛。一缕木香开始在老木屋里点燃信仰尊贵的味道时，大铁锅的锅盖也被掀开了，睡梦中的我们也就被那一缕彻人心脾的肉香唤醒了。就顾不上冬晨的寒冷，赶紧爬起来，洗一把脸，叽叽喳喳地盛半碗腊八粥，给每个门扇上被太阳晒褪色了的门神喂上一口，那些神明的微笑，也就活灵活现地在眼前灿烂了。
那一个个贫寒的早晨有福了！如今，已经忘记了饕餮一碗腊八粥究竟有多香甜。我们在毛毛糙糙里急不可耐的长大，然后散落各地，越走越远。惟一念想的，就是吃过那一碗粥，就是要回家的日子了。
当然，你的童年，如果没有在腊月里糊过窗纸，如果没有在年关里糊过灯笼，如果没有在正月十五的夜里点灯、煨桑，跪在巷口迎接那头绿鬃狮子代表神佛巡游全村，你就不会知道那个村庄的秘密，你就不会洞悉那些风俗里浸透了的人世的温暖。
今夜，客居城市的我，还是照例炖了两个猪蹄儿，熬了一锅彻夜的稠粥。但是，又能把早晨的第一口粥敬给谁呢？——城市的门口，并没有站着护佑平安的神明……
一些日子，也就这么越垒越高了。
年近中年，也慢慢学会了让自己逐渐丰满，然后尽可能的去照顾亲友。年近中年，在旅居二十多年的城里，也明白了“心安处就是故乡”的道理。可昨夜，那个精致的铜碗里，爱人斟满的青稞酒，为什么还是让我心乱如麻呢？
住在隔壁的朋友在微信留言，说他从未有过乡愁，因为他从来就没离开过。我知道，有时候保持一个守望的倔强姿势，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失去的太多。
我们的故乡，贫瘠的黑土地裹夹着的那些纵横阡陌，她有多美好，就有多寒酸。我们的老家，慵懒的炊烟升腾着的那些破败村落，她有多优雅，就有多粗鄙。可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在一些人的眼睛中，就只剩下对这块土地的恶毒伤害和仇视诅咒呢？！本该善良的人性和本该温情的文字，为什么就没有带给他们植根血脉的悲悯呢？！——至少，在我接受的信仰熏陶和教育理念里，这是无法理解和苟同的。
故乡在，故乡不再。我们注定会是失去故乡的一代，任何人无可幸免。
村庄在，村庄依旧。那一缕炊烟，就在母亲的鬓角，一遍遍提醒我们，老去的只是岁月，而记忆，永远鲜活在血脉深处。
刊于《中国民族报》2017年1月25日（有删节）
卓尼记忆之七：年礼有关的那些事
在卓尼老家，以前过年的时候，不管路途远近，必须要提上十个馍馍，带上一份礼品，去亲戚间走动的。这是礼节。当然，这也是交通不便、物品匮乏的年月，亲友间每年的例行联系吧。尤其是那些骨肉关系比较远的亲戚，更是疏忽不得。如若哪一家没有走到，或者走得不合礼数，都是很失礼的事儿。失礼的事儿，自然会在亲友间传遍。甚至，会有德高望重者登门造访，来找你谈谈理想，话话人生。
我们小时候，最普遍的礼品，就是买来的水果罐头和大鸭梨，还有自己做的点心。而如果有一块砖茯和一瓶酒，那就是重礼了。重礼，当然是只能给舅舅、岳丈这些“亲戚里面的亲戚”的。而自家制作的点心，拿给亲戚前是要包成礼包的。礼包包得是否讲究，就很显主人家的水平。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的礼包，父亲都是要用大方块的牛皮纸包了，竖着“娆”上一道三指宽的红纸，然后用纸绳子打个十字绊，大方而朴实。而包礼的纸，必须是结实的上好的牛皮纸，必须放双层，稍微错开一个边儿，两排对放上六对儿点心，把包纸对角提起来，翻折三下，压平整了，然后再把两头正正地折过来，把红纸“娆”上，拿绳子扎了，一个体面的礼包就包好了。整个过程，包的是一份尊敬和心意，和里面的价值关系不大。
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吧，我们家很穷，还做不起点心。有一年过年，家里来的客人带了一包点心，那可是稀罕的物件啊！等奶奶送客人出去的档口，我急不可耐地打开一看，整整齐齐的12块，香甜诱人。忍不住就偷吃了两块。但是，坏了！包不回去了！自然就被奶奶发现了，肥揍了一顿。是啊，现在想想也后怕，万一要不是拿给我们家的，那该有多丢人啊！穷人家是丢不起那个人的。——如果要是现在，我完全可以包得不漏任何痕迹啊！
清贫的童年，回想起来，即温馨又心酸！后来，奶奶那么早就去世了。后来，自己也慢慢长大成人了。今天，不管是在城里的家里，还是回到老家，我总喜欢在桌上摆满各种吃的，总喜欢把冰箱塞得满满的，每天总想着吃好的、吃好的、吃好的……都是小时候那两块点心留下的阴影啊！
还记得有一次，家里派我和同族的一个小叔，去很远的一个村子上，给一家我们甚至不太认识的远方亲戚家拜年。那时候没有车，也不会骑自行车，又是很长很长的山区，路上我们俩饿坏了，也渴极了。于是乎，两个愣头青一密谋，就把提笼里我家的罐头和他家的鸭梨给吃了。心里想，反正家里人和亲戚家又不对账，只要我俩不说，没人知道的。可是，一回家，奶奶揭开笼子一看，转身又是一顿臭揍。——哭着犟着死不认账，但是心里对奶奶的那个佩服啊，确实是五体投地！
后来长大了，也就知道原委了。原来，在我们老家拜年，基础礼节是十个馍馍。然后根据自己家道的贫富程度和亲戚的重要与否，会增加礼品。其中，一份儿礼品叫“一色礼”，一般最多是“四色礼”。而被访的亲戚家，也要回一定数量的馍馍，当地方言叫“哈玛”。——如果客人带来的只有馍馍，没有礼品，应该回四个馍馍做“哈玛”。每多一色礼，就相应的会增加两个“哈玛”。感情，智慧的奶奶，是从回过来的“哈玛”数量上，一眼就看穿了我们自以为聪明的偷吃啊！
那也是主妇间多么好、多么含蓄的暗示啊！既不伤情面，又表达得直接。而我俩那次的偷梁换柱，也断送了和那家亲戚的唯一联系。对方觉得，我们两家没有礼品的拜年，委婉表达的就是不想走这门亲戚了。
这些年，随着出门务工人员的增多和乡亲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庄子上的生活也逐渐丰富多元了。过年的习俗，也在悄然而然地发生着变化。前几年，作为基础礼的十个馍馍，就悄然退出了拜年的礼数。而回礼的“哈玛”，也就自然而然地略去了。——大家拜年不拿褡裢，也不提笼子了，都是在一个简易袋子里，放几样从商店买来的花花绿绿的礼品，懒懒散散地来到亲戚家，吃上点，喝上点，然后插着双手摇摇晃晃地回家去了。总的感觉，拜年转亲戚，也真的就成了提个礼的程序了。而这两年，亲戚间的拜年，慢慢又被团拜所替代了。大家聚在一个桌子上，凑份子饕餮一顿，然后四散而去。年关头上，亲友间也就只剩下一顿饭菜的余味了。
在老家，还流传着一个和礼品有关的故事：说禅定寺以前有一个著名的活佛，占卜算卦相当厉害。有一年夏天，一户牧民家的牛丢了几只，家里就派小儿子背着两驮子酥油去寺院上问卦占卜。（牧区传统的酥油储藏方式，是塞到洗干净的牛胃或羊胃里。一般情况下，一驮子就是一个胃。羊胃装的比较小，大约十斤左右。）
这浑小子也是有点小心眼，走在路上就开始盘谋了:“我拿一驮子给佛爷也没人知道啊。佛爷又和家里人不对账。我藏上一驮子，回来的时候换两个零花钱。”于是乎，这家伙就把一驮子酥油，藏在了某块地头的草丛里，还做了个记号，然后心怀鬼胎地去见佛爷了。
佛爷仔细询问了牧场牛群走失的经过，用宗教仪轨祈祷推算一番，又在沙盘上精心验算了一阵，信心满满地抬头告诉小伙子:“回家告诉你的父母，到某个某个方向上去找。牛没有被贼娃子偷走，是自己走丢了，能找回来。”小伙子磕头，后退，出门。临放下门帘的当口，佛爷又追了一句:“哎娃，赶紧去啊！路上别耽误——你放在草廓里的酥油，快被蚂蚁吃光了。”
小伙子又怕又羞，扭头就往回跑。到藏酥油的地头一看，成群结队的蚂蚁，果然正在浩浩荡荡地搬运着香甜无比的酥油。跑了一头热汗的小伙子，这下又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心中陡然倍增千万敬畏——佛爷真砝码啊！连这都算出来了。以后再不敢私藏物品和随便撒谎了。
后来，他们家的牛应该也是顺利找到了。这并不是故事的重点。故事的重点是，佛爷神机妙算背后隐藏着的智慧。
是啊！到佛爷跟前求卦问事，不可能送一驮子酥油，这是基本礼节，也是生活常识，成年人都知道，此其一。其二是，夏天的午后，新鲜酥油香甜的味道，足以引来馋嘴的路人，何况精于此道的蚂蚁啊！
所以，生活中很多貌似神奇的事情，如果说透了原理，也其实挺简单的，比如魔术。——自然，太通透的生活，也会少了很多乐趣。所以，古人云：“难得胡涂”。大概就是希望普罗大众，在揣着明白装胡涂的小日子里，享受那一份混沌中的自在乐趣吧！
刊于《在场》2015年·夏（四川眉山，CN51-1071/F）
卓尼记忆之八：一盏面灯照亮的山村
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在雪域大地，在卓尼老家，是点灯的日子。这一天，阿妈会用一天的时间，捏很多很多的面灯，蒸熟了用。
捻子，也就是灯芯，是要在出笼时就插上的。如果等面灯晾冷了，死面灯盏是插不进去捻子的。捻子的芯子，一般要用芨芨草的茎。木香缠出来的捻子太粗，插到灯里头重脚轻。而父亲的任务，就是整个下午用心缠上数百个灯捻子。那些精致的灯捻子，安静地躺在黄草纸上，宛若一条条小银鱼，一家人的虔诚，就静静地躺在安谧的日子里。
记得面灯的形态各异，体现着家庭主妇的一颗慧心。但是，必须有十二个月份的面灯。也就用灯沿捏出的褶皱数，分出十二个月来。出笼时，如果哪个月份的灯里面蒸馏水比较多，就预示着这个月的雨水会比较好。——从来没有考证过这个预言的真伪。也许，它只是农家人对风调雨顺的虔心祈愿吧！
十五晚上，是要给庄子上的寺庙佛殿和家里的每一位神灵供奉灯盏的。当然，也要给家里的每一个人和至亲骨肉们每人点上一盏长寿灯。更重要的是，是要给家里的每一个牲畜、每一件家具、每一个农具都供上一盏灯。那些生灵，那些器具，都是农家人安身立命的终身陪伴。这样的供灯，就体现了佛教众生平等的生存理念和藏人祈颂吉祥的朴素心愿。而给亲友家人点的长寿灯，据说灯圆的时间，预示着亲人的寿数长短。自然，也没人太在意谁的灯先圆、谁的灯后圆，都只是长寿的祈愿，仅此而已。
而十六的夜里，点的是败灯。也就是等要十五夜点的灯圆了，把捻子拔掉，在原孔里重新插上新的捻子，重新添油，再点一遍。
点过两遍的面灯，被燃烧的菜籽油烤得焦黄。顽皮的儿童们，迫不及待地守着一盏面灯圆了，拔掉捻子，乘热掰开塞到嘴里，焦脆的面香，就充盈着初春的面颊。更多点毕了的面灯，掰碎了用圆根酸菜炖了吃，则又是年后的一味美餐。吃过面灯炖酸菜，农家人的春耕活计，也就拉开了序幕。
捏面灯的风俗，不仅存在于安多藏区卓尼南部的山村里，在西藏日喀则、青海化隆一代也有类似的风俗。贫寒的岁月里，更加贫寒的人家，也有用红胶土代替米面捏灯的。而在甘肃的平凉、庆阳、天水等汉地的农区，也有正月十五供面灯的习俗。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很多民族是交融的，很多文化是相通的。这样的供奉，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人，在大地上耕作一年之后，用心供奉出来的劳作和虔心吧。
在大多人的概念中，雪域藏地，多是草原牧业。藏族人，也是千里驰骋的马背民族。其实，藏地很大，有农区、牧区和林区。藏地的文化，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甚至，一个山头一个风俗，语言也是千差万别。
西藏山南，就是传说中“受观世音菩萨点化修行的猕猴和岩罗刹结合诞生黑头藏人”的神奇之地，这里就有藏族历史记载中的第一块农田。从这个意义出发，藏人，最早的劳作方式，应是农业，而不是牧业。
诚然，一个族群的劳作方式，不是由神话传说决定的，而是由地理条件和历史演变决定的。在青藏高原，我们的先民，从远古走来，在雪山之巅，在高山草甸，在土山丘陵，在河谷平原，或刀耕火种繁衍农业文明，或逐水草而生演绎草原神话，或穿梭山林之间丰富狩猎文化，他们和山川河流和谐共处，和天地自然融为一体，千百年来，开辟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图博特文明。
今天，当我们站在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面前，站在沉默不语的苍茫大地面前，站在一望无际的澄明大空面前，个体的渺小，便显得真实而卑微。所以，任何一个以点概面、以偏概全、自以为是、代言民族之人，不是狂徒，便是痴人。
今年的正月十五，没有休假。忙忙碌碌中，幕色就来得仓仓促促。夜幕降临的时候，妹妹在微信上发来了老家依旧点亮的千百明灯。陈旧的搪瓷盘子里，一盏盏面灯的豆光，闪烁着父母家人对游子的无限牵挂，闪烁着父母家人对众生的深深祝福……
今夜，在这座临水而居的城里，爱人和我都不会蒸面灯。我们只能把每一盏灯都打开，让家的温暖，慢慢溢满房间每一个角落。然后，在佛堂里恭恭敬敬地点上一盏酥油灯，在一缕藏香的氤氲里，虔心地为大地祈祷！为众生祈福！
今夜，当我在子夜写下一首小诗的时候，稚子的梦，已经很香甜了。
木羊年的第一轮明月，也就在此起彼伏的鞭炮烟花里，逐渐圆满——
比圆月更圆的，是谎言
暗夜的更深处
只藏着一双眼睛
有人说街灯亮了
有人说岁月老了
酥油花也就合适地开了
那么多的人，匍匐在地
古老的预言
随风飘散
我们还敢说，自己就是
佛陀的弟子吗？
三十年前，奶奶就说过：
“别急着念玛尼了，先去
做一些念玛尼的事情！”
想起这句话的时候
灯花就跳了跳
——满世界都是
辛辣的滋味
刊于《在场》2015年·夏（四川眉山，CN51-1071/F）
卓尼记忆之九：洮砚，岁月雕凿的石头
2015年，南国之春，潮汕海边，因工作机缘，得知这个“丝绸之路非遗文化探寻”项目时，毫不犹豫地向主办方推荐了洮砚。一方面，它产自我的家乡卓尼，自己比较熟悉这个文化。另一方面，做这个项目，在老家有人脉资源，办事儿方便一点。当然，如果非要说一个高大上的理由，可能就是心底挥之不去那一份故土情怀吧！这份情怀，出门久了，年岁增长，日趋浓郁。
北方七月，亦是酷暑难耐。同行诸君三十余人，自兰州出发奔赴卓尼，归乡之旅，心绪难平。近乡情更怯，加上连日操劳，就把所有的邪火，都集中在了嗓子眼上。一遇事就无法淡定的秉性里，我就带着一个沙哑的喉咙回老家了。
同样是这一份不够淡定，居然让我在家门口数次迷路。——在抵达县城的那个中午，正在修建一新的小城西头，我居然找不到顺利进入故乡的路口。
循声问路，几经周折，抵达居所时，守候了一中午的母亲、妹妹和两位甥儿提来的地方时令小吃“麦索”，已经有点发干了。
次日一早，在县城经营洮砚公司的牛兄，开着私家车带我们向洮砚乡出发。这个唯一用“洮砚”命名的乡镇，境内有著名的水泉湾和喇嘛崖。这两个不大的地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有出产洮砚石优质石料的宋代老坑和明代老坑。
车子路过我家村头，四野寂静，烈日下的庄稼，一脸倦容。一垄垄梯田，在黑土地里裸露着旱天的贫瘠。路过的村庄破败依旧，这里仿佛就是一块被时光遗忘了的土地。
山间公路，崎岖颠簸，了无诗意。走走停停，百八十里地，尽然用了整整五个小时。偶尔路遇的艰险，更是让团队伙伴时有惊悚。
这就是家乡。活生生的家乡。
即便在我们的笔下，把她描述得胜似天堂。但是，当你站上地头，就会发现，她有多富庶，就有多贫瘠；她有多丰满，就有多干瘪；她有多幸福，就有多寒酸；她有多美丽，就有多丑陋。
一如我们的母亲，安祥的村庄，就这么真实地裸露着朴素，无须掩饰，没有矫情。
这是我第二次来洮砚乡了。上一次是三十三年前。
那年，我六岁半，跟随母亲来探望在这里做医生的父亲。回去的那个秋天，我就上学了。
路在坎坷崎岖中慢慢延伸着，无所谓熟悉，亦没有陌生。
在大家准备放弃等待的时候，跨过长长的水库大桥，一个明亮的小镇，就在眼前伫立。
正午的太阳下，一身农民装束的银发紫脸老人，站在满街道铺开的麦秆那头，朴实无华。——他就是被尊称为“李爷”的李茂棣，艺名“金疙瘩”，是洮砚雕刻技艺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在业界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地位。
通往李爷家村子的路在翻修，车过不去。71岁的他，是一大早从距镇子十数里外的峡地村步行过来了。老人的脚下，手工纳制的布鞋上，沾满泥土。
老人的面容，在我的记忆里是空白的。如果在街头遇到，必然是错过去了。
作为父亲的授艺恩师，三十三年前，我应该在这里见过他老人家的。而且，我还曾以他老人家为故事原型，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在那个名叫《广场》的小故事里，两代制砚艺人，在经济大潮里诉说着恪守和迷失，演绎着眷恋和背离。
小说里的师父，是生动的、清晰的、熟知的。
眼前面的李爷，是木讷的、模糊的、陌生的。
也许，这才是本真，这才是生活。
简单地打过招呼，老人抱着胳膊钻进牛兄的车里去了，他们非常熟知。
继续在山间蜿蜒前行，路愈发陡峭和狭窄。惟有峡谷里的洮水，被拦截在大坝里，静谧如一面镜子，掩映着所有的秘密。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这个毫不起眼的小石崖，在一汪碧绿河水的掩映下，恍若一个美丽的传说，安静地伫立在破败的公路尽头。
这里，我也应该是来过的。可三十三年后的记忆里，居然也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查找的痕迹。
采访非常顺利。
老人用一辈子的人生智慧和半辈子的从业经验，给我们娓娓道来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在遥远的传说中，这里就是洮砚的祖师卢喇嘛诵经修身、传授刻砚技艺的地方。
在遥远的传说中，洮砚的祖师卢喇嘛，原来是一个屯边的军士。他在洮水边无意间发现的这块碧绿石头，千年来，一直是文人墨客案头牍上的一方雅致，就成了藏地到中原的一段传奇。
生于斯长于斯的李爷，从17岁开始，就在和石头打交道。从采石、买石，到雕刻、研究，再到授徒、传艺，他是一个和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从未离开，不言放弃。他已经和这块石头形影不离，他已经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那年，应该是1958年。为了给地方经济和群众收入添砖加瓦，胆大心细、年轻气盛的“金疙瘩”，一个人先后点燃70余个炸药包，炸掉了覆盖在喇嘛崖山体表面的杂石层，让深藏山体内部的洮砚石重见天日，让宋代老坑、明代老坑重新成为砚工们的采石谋利的福地。
那年，应该是1958年。那天午后，蹲在自己挖出来的一大堆沉默的石头面前，打小喜欢画画的李茂棣更加沉默！——在他的记忆里，有老人们传授下来的刻“砚瓦”的故事。在他的心高气傲里，不甘心一辈子做个挖石头、贩石头的粗人。
他立志学习雕刻“砚瓦”，延续这段断裂了的历史！
倔强的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和嘲讽，揣着卖石头赚来的血汗钱，在洮河两岸到处寻访能工巧匠。后来，终于让他在岷县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会刻石头的老艺人赵兴和。他把老人家接到洮砚乡的家中，每月付给他70元的工资，好吃好喝供养了整整三年。
这三年，别人继续在采石头贩石头赚钱，而他潜下心来习得了濒临失传的洮砚雕刻技艺。
李爷说，那时候，我们这儿的公家人，最高的工资也就80来块钱。
后来，作为改革开放后背着洮砚出门找销路的第一批艺人，他在岷县的几次悲惨经历，也差点让硬汉子“金疙瘩”血本无归。
半个甲子的岁月，就这样在温润的石头“沙沙”的打磨声里远去了。半个甲子的岁月，让那个倔强的少年，成为一代宗师。
今天，71岁的李爷，培养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近2000人。其中，有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17人。而他始终用谦逊的口吻反复强调，他是一个农民，没有文化，没有雕刻好砚瓦，他对不起砚石。
今天，71岁的李爷，听到外面很多人打着他的旗号，冒着他的名号，让一块块似是而非的石头，在市场上沉浮。他愤怒的面容，宛若一头狮子，在洮河边咆哮：还有人用机器刻砚瓦！这是糟蹋！对砚瓦的糟蹋！对艺术的糟蹋！
激动的言语和正午的太阳交织在一起，打在那些零落的杂石堆上，让突兀的崖头愈发突兀。
站在这个过度开采、日渐荒芜的崖头，不禁要问：再过五十年，喇嘛崖下的那些砚工们，还会在吗？从老坑深处，冒着生命危险背出来几块石头的采石人还会在吗？洮砚小镇上，打磨石头的细腻声音还会在吗？
那个时候，洮砚，还会在吗？！……
突然想到三十三年前，未及而立的父亲，那个在一次公考后凭借勤勉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赤脚医生，在进入公职的第二年夏天，就慕名投到了李爷门下。
父亲说，当年他拜上门时，李爷一声没吭。听明缘由后，转身扔给了他一块巴掌大的砚石原料，让他三天后来见。
第三天一大早，父亲交给李爷的那块打磨平整的石头，应该就是他的“投名状”了。
那个时候，父亲年轻俊朗的脸上，应该带着意气奋发的刚毅。
三年后，做中医的父亲，在调离洮砚乡时，医术和刻技，都有了精进。
这个细节，后来也被我写进了那个散文一样忧伤的小说里。
采访间隙，和李爷坐在崖下的阴凉里唠家常。他说去年去县城，还见到了我父亲。他们一起吃了几杯酒，我父亲也老了。
是啊，岁月不饶人！今年夏天，63岁的父亲，从老家捎来了几方给亲友们刻制的名章。偷偷和20年前给我刻制的印章比比较了一下，功夫是散了……
在我有限的洮砚知识里，以鹦鹉绿为主色调的洮砚，必须是带有一抹“黄膘”的。
父亲说，艺无止境。带着褐黄色石皮的砚台，就是在残缺美的昭示里，延续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规律。
今天，满头银丝的李爷告诉我们，他对洮砚雕刻技艺的领悟，就是“随心砚”。也就是将洮砚石的天然造型，和雕刻艺术的独具一格结合起来，诞生一方方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
我想，那是从心里面诞生的艺术精品。
那上面的色彩，是从大山的心里染出来的色彩；那上面的纹路，是从洮河的心里流出来的纹路；那上面的线条，是从岁月的心里绘下来的线条；那上面的图案，就是从人类的心里，拓出来的通灵符号。
跟着李爷，沿着洮河岸边的陡峭山路向下行走，乱石横呈的崎岖小道尽头，就是传说中的宋坑了。
脚下，不时有小石滚落河里，溅起圈圈涟漪，复又归于平静。
这是个废弃了的坑洞。好的石料被开采完了，留下的坑洞太深，太危险。
李爷告诉我们，采石是非常辛苦的一门活计。——在窄窄的坑道里，蜷缩着采下石头，然后背着石头，从里面趴出来。而大多坑洞由于年代久远，动辄还有塌方的危险。很多采石人，也因此落下了残疾。
说话的间隙，他随手将半瓶水浇在几块石头上，给我们仔细讲解着每块石质的优劣。
明亮的阳光，映在李爷的头顶，银光闪闪。
在李爷的记忆里，最痛心的，不是当年累死累活的采石岁月，不是当年几十方洮砚不翼而飞的旅途遭遇，而是在这个坑洞里，他错肩而过的那一块石料。
他说，当时在坑洞深处发现那块石料时，欣喜若狂。
可是，因为石料太大，加上天又黑了，就没能弄出来。
第二天，他一大早下到坑洞里时，石头不翼而飞，地上有石头的碎痕。——显然，精美的石料，被人连夜砸开盗走了！
他说，他这辈子，再没见过那么好的石头。
他说，他这辈子，想起这事儿就心疼！
——在我们身后，黝黑的坑洞，宛若深邃的眼睛，从遥远的宋代，一直凝视着未来。
上山的时候，在荆棘丛里，发现了几株盛开的山丹。那一枝独秀的红艳，宛若一颗滴血的心。
李爷告诉我们，另一个还能出料的老坑，政府承包给了开发公司，大规模的开采已经开始了。
老人家无奈的眼神里，我听到了机器时代轰鸣的马达声，宛若丧钟。
也许，大批量的开采开发，会让乡亲们来回往返的这条小路，宽敞好走一点吧。
可是，即便是拓宽了所有的路，我们还回得去吗？！……
回到小镇上，时光已经过午。
恰逢秋收打碾的季节，狭窄的街道上，到处是摊开的庄稼。
来来往往的车辆，互相挤让着通过。车轮滚滚里，一年的收成，就轻轻松松地落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
我知道，这样打碾出来的粮食，来年是做不成种籽儿的。
这些被碾碎了心脏的粮食，只能淘干净了磨面吃掉。
街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小饭馆，不是歇业，就是缺料。三十来人的午饭，在这里竟然成了个大问题。
好不容易在街头找到一家能承受的卤肉面馆，急匆匆地让老板切肉、炒面，一拨一拨地吃下去，竟然用了整整两个小时。
跑到饭馆后堂督促的时候，发现年轻的胖老板有点面熟。仔细端详，竟然是一个远方亲戚。
离开的时候，我听到胖胖的老板给他的小女儿说，刚才那个人，你应该叫他爷爷。
哦！在故乡的大地上，我正在慢慢老去。
等饭的间隙，沿着小街走去。镇子上临街的房屋，大多是出售洮砚的商铺。
驻足的一家，年轻的艺人告诉我们，到这里来的，除了书法和雕刻爱好者，偶尔也有其他游人。而他在网络上卖掉的砚台，是店里的几十倍。
沿着小小的街道继续前行，我已经找不到父亲工作过的那个卫生院了。想问问路边歇脚的大娘。顿了顿，又打消了念头。——三十三年前，她应该还没嫁到这个地方吧？
再说，即便问到了，又能如何呢？！
当年小院里的平房，必定是早已修成小楼了；当年取水的压井，必定是早已改成自来水了；当年偷过苹果的那株树，必定也早已砍成柴火了……
三十三年，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时光啊！漫长得足以让一个人的记忆，逐渐枯萎。漫长得足以让父亲的痕迹，慢慢消散在风中。
站在这里，惟一的记忆，就是那个闷热的午后，粮站的铁门前，一地的牛虻。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牛虻。
那么多的牛虻，三十三年后，偶尔还会飞到我的梦里。
夕阳西下，返程尚远。
我们和李爷道别，他又得步行十数里路回家了。
想到下一次再来，不知是何年何月了。和李爷告别的时候，我刻意拥抱了一下老人家。
他略显僵硬的身板，提醒我，这样的矫情，有多么多余！
老人家托随行的牛兄捎话给我，说我们T恤上的图案不错，能不能给他留上一件。
他说，那两条鱼很像洮河里的麻点鱼。
他说，他要把这个两条鱼，刻在砚台上。
那个图案，是藏传佛教八吉祥（扎西达杰）中的双鱼，藏语叫“赛聂”，象征佛陀之慧眼。
鱼行水中，畅通无碍。
喻示超越世间，自由阔达，得以解脱。
原刊于《鸭绿江》2016年8期
卓尼记忆之十：仪式不再的秋收之殇
寺庙里的铜锣没有敲响之前，整个村庄，在这个晨曦里是静默的，静默得只能听见驾车人和身畔犏牛的心跳。
静默的村庄里，各个巷道却是满满当当的——等着搬运粮食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整整齐齐地守候在黎明前的暗夜里。
养了整整一个夏天的犏牛，膘肥体壮。各家请来帮忙的车把式，精神抖擞。静立在料峭秋晨里的人和牛，俨然一尊尊雕塑，严肃庄重；静立在巷道口的人和牛，仿佛潜伏阵地前沿的战士，等待冲锋的号角。
“咣……咣……咣……”清脆的铜锣终于在高处敲响。松柏枝燃起的吉祥桑烟，就弥漫在村庄上空。
瞬间，吆车声起，牛铃大作，整个村庄沸腾了。
各个街口涌出的大车，宛若一条条欢快的溪流，或汇入主流奔向大道，或错肩而过进入岔道。各家各户的车把式，吆着喝着，比着拼着，迎着晨曦，向着自家丰收了的庄稼地奔去。
这个时候，一缕晨光，就从东边的山头开始，慢慢晕染开来。沟沟岔岔，阡陌巷道，整个村庄，逐渐显山露水。——四野梯田中，等待搬运的庄稼早已风干了，一排排一行行，整齐划一，那是秋天在列军布阵。路边的凌霜，宛若洒落一地的碎玉，在急匆匆的车辙下欢快地呻吟。
老家卓尼，青藏末端，海拔较高，北山一代，高山草甸。村落和田地之间，距离较远。四野庄稼成熟收割后，旧日的习俗，是要择吉日集中搬运的。一是让庄稼在地头放置时日，自然风干，便于打碾；二是防止零散搬运时互相偷窃，邻里相恶，破坏民风。
卓尼一代，成熟了的庄稼，收割时不是简单地拦腰扎成把子，而是要用两道腰捆成上下相包、头尖尾大的“束子”。收割后的“束子”， 一人多高，四个一组，头对头斜靠成簇，在梯田最平缓的地方提成一排，等待搬运。这样的收割和储藏方法，不但可以防止束子被秋风吹倒，也能防止雨水灌入庄稼里面造成腐朽影响收成。——一直在猜测，汉字里的“束”字，是不是就源自农事呢？
择吉日集中搬运庄稼，在当地叫做“搬场”。搬场的过程是否红红火火、干净利落，体现着一个家庭居家过日子的水平。所以，仅靠自家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和邻乡的亲友间互相换工帮衬，壮大实力。换工请来的车把式，当地方言叫“拉代”。看一个家庭人丁旺不旺，人缘好不好，家族势力大不大，亲友们活得如不如人，那就要看他家“拉代”的阵容。所以，更多的时候，搬场，对农家人而言，更是一个实力展示的平台，其中的奥妙，不言而喻。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亦有大公而不言。人在四野劳作，再无身份贵贱之别，唯有技能高低之分。平日用功积累者，技艺精湛，有板有眼，游刃有余，力拔头筹；日常疏于打理者，临了临了，毫无头绪，手忙脚乱，丢人显现。大到治国理政，小到安身立命，其间道理，莫不如此。
您瞧！那个风流倜傥的壮年把式，头顶黑色羊绒礼帽，鼻挂茶色石头眼镜，皂色大襟短袄斜披肩头，尺余羚角皮鞭横插腰后，嘴角叼着烟斗，眼中透着从容，丈余长的大车周遭，短短几根立桩之间，青稞、小麦也罢，豌豆、油菜也好，大大小小的的庄稼束子，横摆竖压，错落有致，双手翻飞间，眼看着一车庄稼就轻轻松松、紧紧凑凑地装起来了。
接着，碗口粗丈二长的压杆，抗起来往车屁股上那么一靠，顶起来用肩头那么一耸，就稳稳妥妥地压住了一车庄稼。指头粗的麻绳，甩上高翘云霄的压杆头，左环右搭间，绕过两条车辕，麻布云头靴踩着结好的活扣，两手一拉一扯、一扯一拉，合着号子、按着节拍，方方正正的一车庄稼，就被收拾得妥妥帖帖、紧紧凑凑。
精神抖擞的尕犏牛，眼见得主人收拾利落了，也打个响鼻，踱开方步，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地上路了。点一锅旱烟，冷眼瞄过去，邻家地头的那个邋遢鬼，还在手忙脚乱地和一车歪歪扭扭的束子生气较劲儿呢。——眼见得又是一个在半路上丢束子、翻大车、闹笑话的主了。
这时候，朝阳已经落川。秋晨的凌冽，便少了几分。
更有那些讲究的车把式，不但把自己打扮得像逛市场的闲散人等，更是把耕牛和大车，装饰得像逛庙会的架势。
讲究一点的车把式，搬场是要用传统的大木车的。两丈多长的车体，架在五尺余高的大木轮上，再拉一车庄稼，高大威猛地穿行在车队之中，王者之气立显。离地三尺有余的车轴上，还要错落垂挂三个缸铃，大小不一，叮咚作响，一曲丰收的交响曲，在山道上奏响，宛若皇家出游，甚是威风。
拉车的耕牛，一定要是毛色纯净、体魄健硕、踢腿干散、脾气温敦的当年犏牛。这头犏牛，必须有一对曲折蜿蜒的大角。角尖各挂一条红穗黄樱的“娆穗”，随着四平八稳的步伐，摇来晃去，甚是妖娆。这头犏牛，必须有一个平整宽阔的额头。额带多块镜面和彩布缝制而成的“额花”，迎着初升的朝阳，一路走来，闪耀出一路的羡慕。这头犏牛，脖上架的，也必是一个彩绘的轭头。四方的轭头，朝外的三面，必须绘制色彩艳丽的吉祥图案，那是拉车的装饰，更是生命的祈福。
这样盛装打扮的人、牛、车，配上一车金黄色的庄稼，浑然一体，迎面走来，恍惚间让你觉得，这不是生活中一个普通的场景，而是舞台上的一个刻意的表演。浓浓的仪式感扑面而来，秋收的吉祥，就让农家人的幸福指数接近圆满。
无独有偶。这种生产劳作中的神圣仪式，不仅仅存在于卓尼的秋收中，在藏地的其他地方，也有不同时间、不同形式的精彩呈现。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博峪，农历二月初二，就有一个调牛节。初一日，“嘎巴”（苯教经师）会一路喊着部落山神的尊号，由阳山而上，阴山而下，乞请保佑全寨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初二日一早，全寨的牛都会被赶到地中，架好犁耙，选德高望重的把式调教开犁。然后，由嘎巴念经，以牛角所指的方向卜问吉凶。之后，村民唱着颂歌，跳舞娱神，预祝丰收。调牛节期间，全寨的儿童，还要点燃燕麦火把，由山上唱跳而下，称为摇灯，寓示对火神与山神的祭祀。
而在遥远的西藏山南，藏历正月十五，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之时，雅砻大地、雅鲁藏布江畔，大家都要田间地头盛装出席，载歌载舞，举行一年一度的春耕开犁仪式，祈求雨水充足、无雹无霜、五谷丰登。因为那里，是藏文化的发祥地，有传说中的第一块农田。而仰望雍布拉康，低头耕耘“西藏第一块农田”——“萨热索当”，就是在守护西藏农耕文明的古老记忆。
时至今日，舟曲的调牛节，还在继续；雅砻的开犁仪式，还在继续，只不过，开犁的耕牛，更多换成了冒着黑烟的拖拉机。而在我的卓尼老家，从私自拉走第一车庄稼的那天起，从不再去邻村亲友家换工请“拉代”的那年起，搬场的仪式，就在老人们坚持无果的泪眼里，逐渐成为了久远的记忆。
如今，随着出门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村庄周遭的田地，种植的药材和经济作物也越来越多，而曾经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粮食，已经淡出了族人的耕作。四五百户人家的庄子上，也已经找不到几头耕牛了。大多人家的农具，也被劈做烧柴毁掉了。那些鲜活的记忆，也逐渐消散在岁月的幽暗之处。
去岁暑期，携儿回家。一个闲暇的午后，和年逾花甲的父亲翻腾那些被尘土吃透的农具时，发现悬挂在南房屋顶的大木车和车轱辘已经快干裂散架了。唯有那个绘制精美的轭头，漆封的色彩依旧鲜艳。记得轭头正中的那朵写意牡丹，是庄上的一个巧匠点出来的。两边盘踞的青龙和侧面的吉祥图案，是我和父亲的手笔。翻过轭头，曾经无数次架在犏牛脖子上的曲木裂纹里，还残存着几丝黑色的毛发。而轭头两端的皮绳，已经由于经久不用而僵硬无比了。
《说文》云：“轭，辕前也。辕前者，谓衡也。”那么，当农事渐行渐远时，这段彻底失去用途的曲木，又能制衡那一段岁月呢？！那么，当一些神圣的仪式，成为久远的记忆，我们的秋收，又从哪里寻找丰硕的意义呢？！
原刊于《贡嘎山》2016年4期
刚杰·索木东（1974—），藏族，又名来鑫华，甘肃卓尼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主编。有诗歌、散文、评论、小说散见各类报刊，部分作品收入各种选本，译成多种文字。著有诗集《故乡是甘南》。现供职于西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