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美多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人，毕业于青海民族大学少语系藏语言文学专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青海民族文学翻译协会副会长。作品收入《新中国建立60周年青海文学作品选·藏文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藏族卷)》等多部文集和大中学校藏语文教材教辅。出版有诗歌集《一个步行者的梦语》（藏汉双语）和散文集《极地的雪》（藏文）、《久美多杰散文集》（汉文）以及翻译作品集多部。曾获青海章恰尔文学奖·新人新作奖、青海藏语文学野牦牛奖·翻译奖、甘肃达赛尔文学奖·散文奖、青海省第七届文学艺术奖及天津孙犁散文奖等奖项。
十二月
冬天像掉光了叶子的树木，结实地生长在大地上，挡住了我眺望春天的视线。
十二月很谦虚地看了看左右，它不愿回头张望，也不想正视前方。我敢打赌，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曾经有多少个十二月离开地球远去，还有多少个十二月正在朝着我们飞翔。十二月抵达时，雪域高原的太阳像倒进龙碗里谁都没喝的奶茶一样早已经凉了；十二月刚走，月亮悄然蹦出山顶，让村庄里所有的狗在朦胧的夜色中兴奋起来。
十二月变成了庞大的会议厅，很多人强压住烦乱的心绪，低头翻看手机上的各种信息，不切实际地期待着自己被单位表彰奖励或者被领导列入提拔名单。寒冷的夜晚，天下所有的路躺在鞋子旁边歇息。风从早晨刮到黄昏，漫山遍野的沙尘快要掩埋掉十二月。天气始终认为自己是有恩于人类的，远处的佛塔在陌生的空气中没有改变颜色。都市好像来自别的星球，说话不着边际，就知道埋汰乡下的十二月。
宠物狗住在楼房里，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穿好保暖衣服的它急切地逃出高楼大厦，一路小跑，来到路边的一个垃圾桶旁，像十二月一样左顾右盼，等待上次遇见的那位异性朋友。
去年的十二月，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感到幸福。因为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一位最亲的人离开了我们。尽管没有走远，仿佛就在身边，却再也不会睁眼、无法说话，我们只有期待着在梦中相遇。当时，我感觉十二月的高空和大地没有什么区别，世界不是黑夜也不是白天。
在每年的十二月，最幸福的动物应该是虫子。此时此刻，它们深藏在地下冬眠，不用担忧自己的生老病死，不用慎重对待和妥善处理虫际关系，不用为孩子的学业、就业和自己的养老问题而整日哭丧着脸，没有必要提心吊胆地跑在觅食的路上，无需害怕什么时候被同样觅食的鸟类吃进肚子里。而此时，欢快的麻雀都聚在麦场上争论不休，看那样子好像是在选举新的村长。乡下的鸟，不像城市里的鸟，它们非常快乐——可以不关心 十二月的空气质量，可以不按时起床，也不愁在十二月的夜晚找不到归宿。
十二月是大山，望着远方思念每个人的故乡。站立了一年的大山，现在腰酸背痛、腿困脚麻，只想走到清澈的溪流旁美美地睡一觉，醒来已经是明年的十二月了。低头前行的跋涉者经常与十二月擦肩而过，高唱颂歌的投机者最终会被十二月踢出门外。
十二月的泪水，已经渗入大地的肌肤；十二月的雪花，让白云黯然失色；十二月的草原，被没有见过牛羊的人们惦记，而狼群正在冬季牧场上奔跑。
十二月的耳孔里，除了各种喇叭声就听不到任何悦耳的叫喊，城市交通拥堵，人们抱怨说街道这么狭窄汽车数量却每天都在增加，我倒认为不是汽车越来越多，而是真正会开车的和文明驾驶的人越来越少。在十字路口，车辆与车辆的关系犹如世界各国，始终徘徊在敌对与友好、紧张与缓和之间；斑马线上，车辆与行人的关系就像某些地方的官员和老百姓，一个轻蔑对方但又惧怕他们联合起来掀翻自己，一个羡慕对方却也厌恶他们盛气凌人的样子。堵车堵得城市寸步难行，车上人很得意地说：“看，咱们厉害吧！把十二月的去路都给挡住了。”
十二月的睡意，塞满了中学生的书包。从清晨到中午，从下午到黄昏，铃声响了停了响了，课本被取出来装进去又取出来，操场上的阳光很不理解的是在如此难得的冬日午后这些人干吗要钻进教室里。十二月的深夜，众多星星还在微弱的灯光下埋头写作业。
十二月的牛粪刚掉到地上就冻成了石头，十二月的鲜花深藏在温棚里等待春光明媚的日子。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十二月都在冬季，有些仍然停留在夏天，有些快要走进秋季。这些人天还没亮就出门了，这么早不知要去哪里，难道他们想回到各自最怀恋的那个充满快乐的十二月吗？我看见路灯下有三名女环卫工人，身穿橙色工作服，其中两个不知为什么一边工作一边争吵，最后双方都丢下劳动工具厮打了起来。
半年前的一个中午，在单位的电梯里，有几个在其他部门工作的同事见我就问：这段时间怎么没有看见你啊？不知道他或她是真没有看见我还是另有意思——证明自己天天坚持按时上下班，怀疑我没有好好干工作呢？到了十二月，也是在一个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在电梯里记着这件事，并很快想好了正确的回答：是啊，我也一直没有见到你。可是那天没有一个人问我类似的问题。
十二月的感冒是一把不引起人们注意的火炬，在很多用嘴呼吸的动物群落中玩游戏。社区门诊和药店，像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食堂，更像牧区寄宿制小学的大灶。我一心想把这可恶的病毒扔出窗外，让过往的行人把它给踩扁。
十二月的梦境中，多少父母身在异乡有家难回，多少父母在另外一个世界依然深爱着自己的亲人，无数年老的和年轻的子女，躲进自己没有说出口的话语中。十二月的情歌从村落流入街市，苗条的声音和丰满的忧伤盼望崭新的故事，黄昏枕着恋人的名字，闭上了担心的双眼。
十二月马上就要走了，还有几天就是新的一年。恨就恨每个月都会出现的四个星期，每个星期固定的七天，每天跑个不停的二十四小时。我不明白时间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如果，每年有十二个闰月，赖在那儿胡搅蛮缠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一年当中，最不可饶恕的是十二月前面的那些自私自利、我行我素、不讲义气、没有团结精神的月份——它们按照日历上规定的时间表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就连头都不回匆匆离去，最后只剩下十二月像全世界仅有的一条流浪狗，无助地游荡在城市、乡村、荒原、山口，孤独地伫立在各个国家的首都和边境线上。
十二月肯定知道自己的日子剩下不多了，可它仍然穿行在人群中、田野里，谦虚地看看左右，不回头张望，也不正视前方。
一年有很多个十二月，比如公历十二月，比如农历十二月，比如藏历十二月，等等。十二月，被印第安人称作“树木爆裂之月”。我在一本书上了解到，印第安人从来不用抽象的数字和符号表示月份，听起来很有趣。不论是哪个国家和地区的十二月，不论是何种民族和宗教的。
十二月，它都是全年最后一个月，它都是这一年正式闭幕的消息。跟大多数人一样，除了总结这一年来的工作和给未来一年做一些简单的设想和计划，我不知道自己在十二月还能干什么。这样毫无目的而又惶恐不安地度过眼前的十二月，是不是等于糊里糊涂地走了一年的路？
十二月注定要代表一年来我们先后经过的（按印第安人的叫法）帐篷内结冰之月、深红色牛犊之月、雪盲之月、红草出现之月、矮种马脱毛之月、长膘之月、红樱桃之月、樱桃变黑之月、牛犊长毛之月、季节变换之月和落叶之月，光荣地倒在崭新的春天的怀抱里。
遥远记忆里的西宁
我们村里去过西宁的人不在少数。因为，去佛教圣地塔尔寺就要从西宁转车，除非你抄近路徒步行走，或者骑马故意避开这座城市。可是这样的傻子毕竟不多，好不容易去一趟塔尔寺，连西宁城都不逛逛就返回，那太没意思了。
那时，村里有一个大叔到西宁看望亲戚，回来后逢人便说：真是不可思议啊，西宁城里的人没有一个不吃鱼的，不但汉族人吃鱼，现在连藏族人也开始吃鱼了。
有人问：鱼是怎么吃的?
他回答：煮着吃，又好像是炒熟了吃。
有人插嘴说：少说废话，听说鱼肉里全是刺，吃起来很费劲，不会吃的人会被鱼刺戳破舌头、卡住喉咙，满嘴流血。
他说：这些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亲眼看见西宁城里的人吃鱼是有一套的，甭说大人，就连五六岁的小孩吃起鱼来也很吓人的，他们一个个从右嘴角把鱼吃进去，从左嘴角把鱼刺吐出来……
我一直不明白，西宁人吃鱼的高超技艺是怎么练出的。数学老师经常引用“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这句话来批评我们上课的时候不专心听讲。他话一出口，我就马上想到西宁人吃鱼的神奇绝活，接着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到西宁的情景，直到下课为止。即便是现在，在西宁的餐馆里吃饭，我也会特别留意食客们吃鱼的方法。遗憾的是从来没有发现谁拥有“从右嘴角把鱼吃进去，从左嘴角把鱼刺吐出来”的本领。我倒开始怀疑，那个年代的城里人，因为食物紧缺，长期吃不到肉食，偶尔改善一下伙食，大人孩子狼吞虎咽，管它是鱼肉还是鱼刺，一个劲地往嘴里塞，吐出来的可能是那些难以下咽的硬骨头。
上小学的时候，听一个去过西宁的高年级同学讲：在西宁城里，远远看见火车飞驰而来，一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中学毕业到西宁上大学时，就因为他这句话，还专门跑到铁路边看火车究竟有多快。看到火车冒着白烟远远地驶来，我赶紧眨了一眼，接着又眨了一眼，再眨了一眼，可是那列火车仍然吭哧吭哧地在我面前的铁轨上艰难爬行，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快。
那位同学还对我们说：你们知道西宁城里的小偷是怎么偷东西的吗？他们用一片很小的刀片划开别人的衣服口袋，把钱取出来就走，如果有人喊，就会用刀片把嘴唇割掉。那种小刀片，商店里买不到，是他们自己做的——就是把五分钱的硬币放在火车铁轨上，等火车开过去后，硬币已经被碾压成锋利的刀片。就在那一次，我还特意准备了两枚五分钱硬币，放在铁轨上，火车机头刚碾压过去硬币就掉下来，我拾起一看确实已经变形了。于是等下一列火车，等到第四列火车碾压之后，两枚硬币还是没有变成锋利的刀片。撒谎，骗人。我想。
弟弟随父母去了一趟西宁，过了七八天后，奶奶领着我到村口接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来的，只记得走的时候是骑马去的，估计他们先是骑马到县城，然后托人把马都牵回家，再乘班车去西宁的。
回家的路上，我迫不及待地问弟弟：西宁远不远，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于是，他干脆趴在地上用手指画了起来。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弟弟在地上画了一个曲曲折折的线条。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自豪地告诉我：这就是西宁。过了若干年,我才知道他画的其实就是楼梯台阶。
几年过去，我终于有机会去西宁了。那是在新年期间，跟父母从塔尔寺回来之后，我们在西宁停留了几天。记得我们下榻的旅馆叫民族旅社，位置好像在东大街北边。印象当中，西宁这个地方全是水泥地和楼房，找不见一点裸露的土地。我就感到纳闷：西宁没有土地往哪儿种青稞、小麦，在何处放牧牛羊，不种庄稼又不养牲畜，这么多人要吃什么？
我被父母和同村的其他几个人带到一个又脏又乱的地方时，看见那里有个形状像班车、下面装着很多铁轮子的长长的房屋，走到跟前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火车。可是，眼前这列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让我有些失望。我想亲眼看看它在铁路上跑起来的样子。看到附近没有人，我们登上火车车厢，里面摆满了一排排木椅，中间有一条通道，顺着通道往里走，一直走到另一头时，我们在车厢门口恶心地看到黄澄澄的一坨屎。
我不知道那一坨屎是谁留下的，更不知道它的主人现在多大年纪、家住什么地方、生活过得怎么样，但是那一坨屎却成了我记忆中西宁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现在，每次乘坐火车，不论上车还是下车，走到车厢门口我都要不由得低头看看脚下是不是有一个黄澄澄的什么东西。
儿童医院八楼
星期日天气不是很好也不是太坏。按月份和节气，早就应该是百分之百的春天，但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万物复苏程度来看，今天的西宁除了气温有所回升、冰雪已经消融、白昼开始变长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最多也不过是四分之一的春天罢了。
五天前，我在网络和微信上看到一份求助信。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尕毛其寺一位年仅12岁的仁波切（又称“活佛”）不幸患上白血病，自2013年以来在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进行治疗。他的父母都是贵南县塔秀乡的牧民，为了治好儿子的病，他们卖掉了所有家产，可是这位年幼的仁波切病情仍然没有得到控制，目前唯一的办法是从两个姐姐身上移植骨髓，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延续他那幼小可爱的生命。实施这个手术需要三四十万元的费用。一个把牛羊作为生产生活全部依靠的牧民家庭，牲畜早就换成钱给孩子治病了。现在，一无所有、不愿放弃救治孩子的父母，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求助社会了。
看了求助信后我想:现在这个社会上，什么人都有，就是缺少诚实守信的人，于是我决定周末去医院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我和女儿在城东区东稍门下车后，有个年轻女子走过来问:儿童医院怎么走？
我说:前面那个十字路口往右拐就能看到。
我没有对她说正巧咱们同路，你跟我一起去吧。
儿童医院住院部大厅里，那个女子在找电梯口，我来到标示牌前查血液科的楼层。来到八楼，我挨个儿看病房里有没有穿袈裟的人。当我走到西北角的一间病房门口时，那个女子又出现在了眼前。她朝我笑了笑说:我要找的病人在这里面。她推开门进去，我探头一看，靠近门口的病床上站着一位戴眼镜的小和尚，见到有人进来，他赶紧盘腿坐下了。我要找的病人正好也在这里，我想。
那个女子从手包里取出一条崭新的黄色哈达献给患者，还把一堆钞票塞进亲属手里。她始终用汉语普通话跟他们交流，好像是在询问病情。我猜她可能是一位来自玉树的藏族人，怕对方听不懂康巴方言才说汉语的。我一直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也没有离开。等患者的亲属们把她送出门外时，我后退几步让路，然后跟着他们进了病房。
我说我也是来看望这位病人的。仁波切的父母亲和亲戚一共五六人都纷纷表示感谢，询问我是哪里人，在哪儿工作，其中一人递给我笔和本子，要求我留下姓名和捐款数。我说我是来看望病人的，你们没必要记住名字。他们说:无论如何你要写下名字，我们去寺院做法事，对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进行祈祷。我只好按他们的意愿写下自己的名字。在本子上，我看到刚才那个女子写的是蒙古族的名字。
病房靠近窗户的那张床上躺着一个小男孩，看护孩子的是一位戴白顶帽的回族中年男子。他对仁波切的亲属们说:有这么多人来关心和帮助，小活佛的病一定会治好的。他这句话，在仁波切的父母和亲戚们听来应该是极大的安慰。
我离开病房还没有走几步，有一对夫妇手提大堆东西嘴里喊着“小活佛”进去了。他俩看上去像个汉族人，也可能是土族人或者撒拉族人,也有可能不是青海人。
在雪域高原上，各民族同胞不分你我他，团结互助共渡难关，携手建设和谐家园的感人故事似乎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只不过在平常生活中人们很少去注意和发现而已。有时候，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我也偶尔能了解一些类似的感人事迹，但因为不是亲力亲为，自己又不在现场，只把它当成一个传说，没有放在心上。
下午的天已经转阴，气温明显下降了，我和女儿身上穿得都不厚，但没有感觉到冷。
在医院门口，我们又遇到了那个女子。这次我主动上前问她:你是从海西州来的吧？
她说:是啊，我不熟悉西宁的路，今天非常谢谢你！
……
世界上有无数座大小不等的医院，但是青海却只有这么一家儿童医院，而且这家儿童医院也只有一个八楼，夹在七楼和九楼之间。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楼层上，一双父母渴望治好孩子的顽疾，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们伸出援手并祈愿这位被病痛折磨的少年尽快恢复健康。我在儿童医院八楼，亲眼目睹了今年的春天无声地走动在病房内外。在孩子父母的心里，这应该是人世间比春天来得更早的温暖，比春天更加温暖的真挚情感。
黄 昏
黄昏时分，放学刚回到家，白天满脸笑容地牵着黄昏怯生生的手，说要到村子东边的那片树林中去散步。
寂静的院子里，我们家的蚂蚁仍然忙碌着东奔西跑，好像丢了什么值钱的物品。
父亲从乡上回来陪母亲到青稞地和麦田处理农事，奶奶领着二弟进山放羊割草，小妹跟着三弟和村里其他孩子们疯玩。离门口不远的那棵杏树上，一对喜鹊降落到枝桠，八只麻雀忽地飞走。
牛群慢悠悠地回来了，那匹马和那匹骡子，还有那几头毛驴也相继来到眼前，甩着尾巴驱赶蚊蝇。我把马和骡子拴在马厩，把十二头不同颜色的牛赶进棚圈，按各自的位置拴在木桩上。这时，四只毛驴也自觉地回到原有的小天地，把头伸入食槽用嘴寻找饲料。
那时候我已经十岁了，也可能只有十一岁。我从来没有问过大人我们这个村庄多少岁了。村里每户人家周围全是农田和果树，羊肠小道四通八达，溪流在草丛中发光，一派原始的田园风光。
坐在畜圈旁边等啊等，一阵暖风吹在身上，耳畔传来远处河水跑步的声音。
进屋生火烧茶时，黄昏独自返回。我看不清它的脸，便问：白天呢？它怎么没有回来。
黄昏低头不语。我吼道：说话呀！你的嘴巴被谁堵死了吗？
黄昏仍然站在窗外，好像一只偷吃了酸奶的猫。我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大人似的又问：你们是不是打架了？它为什么不和你一块儿回来呢？它现在到底在哪儿？
……
赶紧点燃了油灯，一只老鼠惊慌失措，从水缸右侧跑了出去，瞬间消失在黄昏背后。这时，我突然听见大门外面有人在说话，是父亲和母亲的声音，是奶奶和二弟的声音，还有三弟和小妹的声音。大黑狗高兴地呼喊着，全村的狗也跟着叫了起来。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放心地走出屋外，不再惧怕背叛和谋害白天的现在已经完全变黑的黄昏。
一次性
在都市的餐馆，我拿起一次性木筷子，吃了一顿一次性的饭。
在偏僻的山村，我接过一次性塑料杯，喝了一口一次性的酒。
在荒凉的草原，我握着一次性水果刀，割了一块一次性的肉。
古代的人们，一生用过多少双筷子、多少只碗？出门在外的我，一天就用了三双一次性筷子、三只一次性的杯子和碗。用完一次性的东西，有人当着我的面，动作老练地把这些碗筷和杯子扔进了垃圾桶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嘴和手是否干净，怀疑他们的饭菜是否卫生，怀疑这些一次性用品是否合格。
婚礼上，全身穿着一次性嫁衣的，是一次性的新娘吗？
寺庙里，满地点燃一次性佛灯的，是一次性的信仰吗？
在我身边，还有什么不是一次性的东西呢？一次性的东西，很难用人的语言来表述。
遥远记忆里的西宁
我们村里去过西宁的人不在少数。因为，去佛教圣地塔尔寺就要从西宁转车，除非你抄近路徒步行走，或者骑马故意避开这座城市。可是这样的傻子毕竟不多，好不容易去一趟塔尔寺，连西宁城都不逛逛就返回，那太没意思了。
那时，村里有一个大叔到西宁看望亲戚，回来后逢人便说：真是不可思议啊，西宁城里的人没有一个不吃鱼的，不但汉族人吃鱼，现在连藏族人也开始吃鱼了。
有人问：鱼是怎么吃的?
他回答：煮着吃，又好像是炒熟了吃。
有人插嘴说：少说废话，听说鱼肉里全是刺，吃起来很费劲，不会吃的人会被鱼刺戳破舌头、卡住喉咙，满嘴流血。
他说：这些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亲眼看见西宁城里的人吃鱼是有一套的，甭说大人，就连五六岁的小孩吃起鱼来也很吓人的，他们一个个从右嘴角把鱼吃进去，从左嘴角把鱼刺吐出来……
我一直不明白，西宁人吃鱼的高超技艺是怎么练出的。数学老师经常引用“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这句话来批评我们上课的时候不专心听讲。他话一出口，我就马上想到西宁人吃鱼的神奇绝活，接着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到西宁的情景，直到下课为止。即便是现在，在西宁的餐馆里吃饭，我也会特别留意食客们吃鱼的方法。遗憾的是从来没有发现谁拥有“从右嘴角把鱼吃进去，从左嘴角把鱼刺吐出来”的本领。我倒开始怀疑，那个年代的城里人，因为食物紧缺，长期吃不到肉食，偶尔改善一下伙食，大人孩子狼吞虎咽，管它是鱼肉还是鱼刺，一个劲地往嘴里塞，吐出来的可能是那些难以下咽的硬骨头。
上小学的时候，听一个去过西宁的高年级同学讲：在西宁城里，远远看见火车飞驰而来，一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中学毕业到西宁上大学时，就因为他这句话，还专门跑到铁路边看火车究竟有多快。看到火车冒着白烟远远地驶来，我赶紧眨了一眼，接着又眨了一眼，再眨了一眼，可是那列火车仍然吭哧吭哧地在我面前的铁轨上艰难爬行，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快。
那位同学还对我们说：你们知道西宁城里的小偷是怎么偷东西的吗？他们用一片很小的刀片划开别人的衣服口袋，把钱取出来就走，如果有人喊，就会用刀片把嘴唇割掉。那种小刀片，商店里买不到，是他们自己做的——就是把五分钱的硬币放在火车铁轨上，等火车开过去后，硬币已经被碾压成锋利的刀片。就在那一次，我还特意准备了两枚五分钱硬币，放在铁轨上，火车机头刚碾压过去硬币就掉下来，我拾起一看确实已经变形了。于是等下一列火车，等到第四列火车碾压之后，两枚硬币还是没有变成锋利的刀片。撒谎，骗人。我想。
弟弟随父母去了一趟西宁，过了七八天后，奶奶领着我到村口接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来的，只记得走的时候是骑马去的，估计他们先是骑马到县城，然后托人把马都牵回家，再乘班车去西宁的。
回家的路上，我迫不及待地问弟弟：西宁远不远，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于是，他干脆趴在地上用手指画了起来。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弟弟在地上画了一个曲曲折折的线条。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自豪地告诉我：这就是西宁。过了若干年,我才知道他画的其实就是楼梯台阶。
几年过去，我终于有机会去西宁了。那是在新年期间，跟父母从塔尔寺回来之后，我们在西宁停留了几天。记得我们下榻的旅馆叫民族旅社，位置好像在东大街北边。印象当中，西宁这个地方全是水泥地和楼房，找不见一点裸露的土地。我就感到纳闷：西宁没有土地往哪儿种青稞、小麦，在何处放牧牛羊，不种庄稼又不养牲畜，这么多人要吃什么？
我被父母和同村的其他几个人带到一个又脏又乱的地方时，看见那里有个形状像班车、下面装着很多铁轮子的长长的房屋，走到跟前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火车。可是，眼前这列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让我有些失望。我想亲眼看看它在铁路上跑起来的样子。看到附近没有人，我们登上火车车厢，里面摆满了一排排木椅，中间有一条通道，顺着通道往里走，一直走到另一头时，我们在车厢门口恶心地看到黄澄澄的一坨屎。
我不知道那一坨屎是谁留下的，更不知道它的主人现在多大年纪、家住什么地方、生活过得怎么样，但是那一坨屎却成了我记忆中西宁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现在，每次乘坐火车，不论上车还是下车，走到车厢门口我都要不由得低头看看脚下是不是有一个黄澄澄的什么东西。
一次性
在都市的餐馆，我拿起一次性木筷子，吃了一顿一次性的饭。
在偏僻的山村，我接过一次性塑料杯，喝了一口一次性的酒。
在荒凉的草原，我握着一次性水果刀，割了一块一次性的肉。
古代的人们，一生用过多少双筷子、多少只碗？出门在外的我，一天就用了三双一次性筷子、三只一次性的杯子和碗。用完一次性的东西，有人当着我的面，动作老练地把这些碗筷和杯子扔进了垃圾桶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嘴和手是否干净，怀疑他们的饭菜是否卫生，怀疑这些一次性用品是否合格。
婚礼上，全身穿着一次性嫁衣的，是一次性的新娘吗？
寺庙里，满地点燃一次性佛灯的，是一次性的信仰吗？
在我身边，还有什么不是一次性的东西呢？一次性的东西，很难用人的语言来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