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神的子民们
在这个藏汉混血很多代，且基本不通藏语的人家里，我听了更多不得要领的传说。这些传说在文化上更靠近的不是藏族，而是汉族民间的那种东西了。
好客的主人取来一大块猪膘，把一把刀插在上面时，我从背包里取出从丹巴县城带来的两瓶白酒，倒了一大碗。碗在围着火塘的几个男人手里传了起来。猪膘与刀子传到我手里，我切下一大块，用刀尖挑着，在火上烤得滋滋冒油，油滴到火里，火苗蹿起来，把这一圈人的脸都照成铜色的了。火塘里的火，要比头顶吊着的那盏被烟熏黄的电灯更加明亮。
酒过三巡，好几块猪膘已经下到了我的肚里。
主人说：“真没有看出来，哥哥还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这时，屋外一阵拖拉机响，不一会儿，一个穿着牛仔服的青年人走了进来。
这是主人家上过高中，却没考上大学的儿子回来了。
主人问今天找到货拉没有。年轻人翻了翻眼睛，说，跑了一趟，但路塌方，中途空车回来，一分钱没挣到。他端起酒碗灌了一大口酒，却再没有往下传，酒碗就放在了他的面前。现在，这种文化败落的乡村里，正在批量出现这种乡村恶少。我也是因了酒的缘故，从他面前端过酒碗，大喝了一口，再递到他父亲手上。
这个青年人就发作了。他像刚发现我一样，一双瞪大的眼睛狠狠地盯过来。我的眼睛没有退让，也不能退让。
他的眼睛让开了，又喝了一口酒，说：“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说：“赞拉。”
“赞拉？”
他父亲说：“就是小金。”
他说：“小金有什么了不起，那天几个小金收药的人过来，叫我们狠狠打了一顿。”然后，他又说了许多威胁的话。他看看我的背包和相机，说，“听说北京和成都有人闹事，现在到处都设了卡子。”
他把我当成从大城市来的人了。他父亲无法制止住这个撒野的、仇恨城市人的小子，只是对我说：“他喝醉了，不要理他。”
我收拾了背包准备离开这户人家，他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公路塌方了，班车都不通了，怎么样，明天我用拖拉机送你去小金，给两百块钱就行了。”
我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讹诈。最后，是他父亲将他从屋里赶了出去，而把我留在了他的家里。第二天醒来已经晚了，这家人除了一个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只是微笑、一言不发的老人，都巳经出去做事了。他给我端来一碗茶，用藏话说：“上路的时候，躲着我家那野小子一点。”
我说：“我不怕他。”
老人指指自己的耳朵，说：“我早就听不见了。”
我只好笑笑，和他告别，上路了。两个小时后，我回到丹巴。在招待所里铺开纸写我那篇叫做《野人》的小说。写得闷了，就下了招待所前曲折的石阶，到车站转转。那里依然很安静，树荫静静的，时间就消消停停地团身在里面，一点也不想延展的样子。
于是，又回到招待所写我的《野人》。
那些年里，我特别喜欢在路上的旅馆里写短篇小说。在若尔盖，在理县，在隔丹巴县城不到五十公里远的小金县城。写完这篇小说，虽然路还没通，但我应该上路了。
漫游中的写作，在我25岁之后，与30岁之前那段时间，是我生活的方式。那时，我甚至觉得这将成为我一生唯一的方式了。
我又上路了，目的地就是五十多公里外的县城小金。
临行前，我给曾是同事和领导也是朋友的小金县委书记侯光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等我出发走到一半路程叫新桥的一个乡，那里就没有塌方了。他还特别叮嘱，叫我到乡政府打电话给他，在那里吃顿饭，接我的车就到了。
当夜，听着吹过整个县城上空的风声，我很快就睡着了。
睡着之前，我口里念出的却是小金县城以前的名字：赞拉。
走过了那些村落
在今天叫做小金的赞拉与叫做大金的促浸，是包围着莫尔多神山的一个广大的群山耸峙的地域。
两个地域由一条叫做小金川的河流和一条叫做大金川的河流汇聚到一起。两条河流在我正在离开的丹巴县城边汇聚到一起，才有了大渡河的开始。
这两条河流及其众多的支流养育了藏族文化中独具一格的嘉绒文化群落。
早上的空气湿润而又凉爽，我沿着小金川河岸向小金进发。
两个小时后，我再一次经过前些天到过的叫做岳扎的小村寨，再次经过莫尔多神山脚下。
大河两岸，都是望不到尽头的高大群山。群山都裸露着坚硬的岩石骨骼，岩石缝中的灌木都显得隐忍而坚强。
孤独而虬曲的松树站在高高的岩岸上。
走了很长时间，这大河两岸的景色依然没有一点改变，好在这是个天上浮满薄云的好天气。这种天气是适合赶路的。于是，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落。
两三层的房子因为平顶也因为四周高大雄浑的山峰而显得低矮，房子都由黄泥筑就或石头砌成很厚的墙，因此都显出很坚实的样子。过去，部落战争横行，再后来，中央政府设立了各级政府后，却又是土匪横行的时代。于是，这些寨房无一例外都只开着枪眼般的小窗户。在那些时代，这些寨房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堡垒。一个村子，总是这样十几座几十座堡垒般的房子攒聚在一起，不仅形成了一个个生产上自给自足的群落，也形成了一个个武装的自我防卫的群落。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最剧烈的社会动荡过后，这些村落就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基本行政单位与生产群落了。
这些文化交汇带上的村落在一切将被破坏殆尽的时候，终于迎来了和平。
和平带给这些村落的最大的变化就显现在窗户上，过去枪眼般的窗户越来越轩敞。这一带村落自乾隆年间史无前例的那场大战以后，被汉文化同化的趋势越来越强。所以，那窗户也多半是照了官方 修建的乡政府窗户样子，卫生院和派出所窗户的样子，一个长方形中分出双扇的窗门，每只窗门装上三格玻璃。三格玻璃大多是那些有政府机关的砖瓦房子，而这些农家的窗户却多是接近正方形的两扇两格玻璃的窗子，这种窗户倒是与农家房屋那种朴拙的样子十分相配。
我不知道当建筑史学家考察社会变迁时，会不会特别注意到房屋的眼睛——窗子——的变化。但在这个地方我是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件属于1979年的往事。
那时，我作为一个师范学校的实习生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学校实习。
到校的第一天，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到从中心校出发要步行大半天路程的一个村子里建一所学校。校长很严肃，因为这个村子里从来没有建立过学校。校长说我将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并且在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就自己领导自己。
严格说来，我将去建一所新学校的地方应该不叫一个村子，因为二十多户人家散居在一条二十多公里长山沟两边的原始森林中间。
但是，这时的村子并不是一个自然村落的意思，而是一个最基本的行政结构。
记得当时校长准备给我的建校经费是500元人民币。他把我带到乡政府，与乡长见面。乡长把文书叫来，文书写了条子，郑重地盖上乡政府的大印，呵着气把印油吹干了，封好信封交给我，说，交给村支书，他会安排劳动力来建学校。那几百块钱，只要交到村支书手里就可以了。而现在我所以回忆起这件往事，其实是与窗子有关。
从乡政府回到学校，校长叫来兼任着保管员的嘎西老师，让我领两扇窗子。
有些汉语词汇在藏族人中间——哪怕是在藏族教师中间——都没有过准确的意义。所以我以为校长是叫我从嘎西那里领取玻璃。但是，当嘎西打开保管室的门，吭哧吭哧地从很多灰尘与杂物中搬出两扇旧窗户时，我真有些傻眼了。这是两扇从旧房上拆下来的窗户框子，上面并没有半块玻璃。
校长看着我疑惑的眼光，说：“你要带上这个，村里的木匠不会做这种窗子。”
我的眼光肯定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这样的窗子呢？
校长又说：“没有这种窗子，就不像是一所学校了。”
校长确实是这么说的，没有这种机关房屋上的窗子，那建筑就不像是一所学校了。说完这句话，校长的孩子来叫他回家去割蜂蜜。他便背着手走了。
嘎西老师看看我，又看看那两扇窗子，什么也没说，走了。
留下我在那里，呆呆地面对着那两扇窗子，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大木框子运到几十公里外那条山沟里去。我一直在保管室门口站到黄昏。最后，是这两个大窗框粉碎了我成为某所学校创建人并成为首任校长的梦想。
晚上，我一夜未眠，早早起来，等到乡邮电所门口，终于等到护线员起床，便冲进屋里，拿起电话的摇把，经过好几个接线员，把电话要到了重山阻隔的县文教局，找到了一位局长，我说：“我是一个实习生，不懂得怎么去建立一所学校”
于是，局长又叫我去叫校长。校长赶到时，电话已经断了。
校长再次拿起摇把，说了很多个我要县文教局后，把电话要到了局长桌子前。
然后，我就被免掉了创建一所村办小学的光荣任务。
放下电话后，校长问我与局长是什么关系，我说没有什么关系。他回过身来说：“要有什么关系，你也不会分到这里来实习了，最后分配你还是会在这里。今年不去，明年正式分了，还是你去。”
于是，嘎西老师又把两个窗框搬回了保管室。
过了一学期，等我正式分到这里的时候，他却像是忘了这回事了。再过了半年后，我调离这所不通公路的学校，临走时，我提起这档子事来，他说：“我看你肯学，也听人说你学问好，到这所学校来，已经委屈你了，我不能再委屈你了。”
其实，我是想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搬去这么两扇窗户呢，但这个问题最终没有问出口，因为我被他家里的蜂蜜酒给噎得喘不过气来了。
这是有关去小金的那些藏式建筑上的汉式窗户引起我的一些回忆。
但我当时可能并没有这样的联想。
小金川风景画
在那样的荒凉而又气势雄浑的河谷里漫游，一个又一个村落会引起一种特别的美感。虽然常识告诉我，群山中的荒凉也是人类暴行的结果，但是呈现在眼前的一切，却显得那么地老天荒亘古如斯的假象。于是一个又一个村落的出现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美感。
当身后一个村落慢慢逝去，两岸的山峰便紧逼过来，平坦的梯级谷地消失了，山岩寒浸浸的阴影深重地投在路上，河水一下便汹涌起来，在千军万马的奔腾怒吼中涌起成堆的雪浪。不时，有风化的岩石呼啸而下，重重地砸在路面上，又蹦跳着扑进了翻卷的雪浪。
过去，这些山岩上曾是猴子与岩羊的栖息地，现在，却再也难觅其踪迹了，有的只是在岩洞里筑巢的野鸽与雨燕。
过去的时代，在这样的道路上独身行走是非常危险的，一是道路逼仄，一旦失脚，便粉身碎骨万劫不复了。当然，对于脚下的险路人们总是万分小心的，但对等候着财喜的剪径强盗，就只有望天浩叹了。
但在今天，一条对于汽车司机来说，还潜伏着很多危险的公路，对于我的双脚来说，已经足够宽阔，不至于让我身子紧贴着内侧的陡壁，还被外侧绝壁上嗖嗖上蹿的冷气弄得头晕目眩。当然，在还没有到达共产主义的时候，提前要想在过路人身上来各取所需的人还是有的，但那种形象，比起过去时代的职业强盗来，终究不是那么可怕了。
一段逼仄的山道过后，峡谷又豁然开朗。
河谷两边的阶梯状的台地上，又出现了村落与绿色。村落中总有几株巨大的核桃树，隐蔽了整个村子，使这些村子显得幽静而又遥远。村子四周是大片的苹果园。小金苹果至少在四川内地的市场上，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当地政府把种植苹果当成农民增加收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早在中国农民开始走向市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们就在并不富余的玉米地里，栽满了苹果树苗。夏天路过的时候，好多并不壮大的苹果树上，已经零零星星地挂满了青涩的果实。
这样的努力，表达的是农民依靠土地获得富裕的愿望。
过去，这些村民的前辈曾经在同样的土地上种植过鸦片，那个坐在村口核桃树下，脸容平静而眼神混浊的老人可能就在大片艳丽的罂粟花中，有过灿烂的关于财富的梦想，但他终于还是穿着破衣烂衫深陷在这个核桃树荫笼罩的村庄。
现在，他的子孙又来继续他的梦想。
十多年很快就过去了，在一个世纪行将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苹果正在渐渐失去当年的魅力，因为科技人员缺乏，面对病虫害，特别是面对品种退化束手无策。在四川成都市，在我下班的路上，就会经过一个水果市场，但在那里，我看到来自家乡的苹果已经日益减少，更多的是陕西出产的红富士和美国蛇果了。
山中人家
当年，从核桃树繁盛的枝叶间，传来布谷鸟不知疲倦的悠长鸣叫。村子周围一片片的玉米地间，是大片大片正在挂果的苹果。玉米地与果园之间，是一盘盘硕大的金色葵花。房前屋后，还种着大丛大丛的麻。那些果树与绿意与荫凉使我离开公路，走进一个村庄。
不等我开口，在第一个人家的门口，我就受到了主人真挚的邀请。
男主人正在用山麻柳木刨一根锄把。男主人有一个汉姓姓张，一个藏族的名叫扎西。张扎西，一个藏汉合璧的名字。就像有一种中西合璧的名字张约翰或者查理·王一样。
他那叫做措措的女人正在做当地人脚上常见的那种藏汉合璧的爬山鞋。鞋子整个看起来是汉式的，但上底的方式，在鞋子前部包上麂皮的方式，又是藏人制作靴子的方式。所用的线也是屋后的麻秆上剥皮搓成的结实的麻线。
麻籽成熟后，又是一种很好的香料。
在主人端来的茶里，我就尝到了这种香料的味道。
更有意思的是，男女主人都不能非常熟练地使用汉语或者是嘉绒藏语。听着他们一段话里夹杂地使用着来自两种语言的词汇时，我的舌头感到了这种搅和带来的不便。但从他们脸上却看不出我的那种难受。但有一点却非常明确，在这种夹杂的语言中，藏语的发音还很纯正，并且成为一句话中最富有表情的关键部分；而当一个个汉语词汇被吐出来时，声音就变得含混而浊重了，一个个词吐露出来时，难免有些生硬的味道。但我知道，我无权对此表达个人的喜好，这是历史用特别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演进时，留下的特殊的脚迹。
女主人进屋为我准备吃食，张扎西放下手里的活计，说：“儿子回来后，他的话你就能听懂了。我们的汉话不好。”
我用藏话回答主人：“我是藏人，我们一样都是嘉绒藏人。”
这回，他露出了一个藏族人吃惊时那种典型的表情，并吐出了舌头。男主人说：“我们这种藏族叫客人见笑了。”这回，是一句完整的嘉绒藏话了。
女主人端着午饭出来了。
在院子里的树荫里，我面前的盘子里是一盘热气腾腾的蒸洋芋，旁边是一小碟盐，盐碟旁边是菜园里刚摘下来的青辣椒。我就这样一口洋芋一口蘸盐辣椒吃了起来。
这是典型的家乡饭食的味道。
一盘洋芋很快一扫而光，女主人又端来了一大碗酸菜汤，里面有很浓重的陈猪油的味道，这也正是家乡饭食的味道。一大碗汤喝进肚子里，汗水慢慢从额头上沁出来。女主人却在抱歉，说：“酸菜是洋白菜做的，要是冬天，就有上好的元根白菜，味道就更好了。”
女主人所谓的元根白菜，学名叫做蔓菁，有萝卜一样的根茎，但叶子却很粗植，但正是这种粗糙，煮成酸菜，成了我们一种特别对胃口的嗜好。而洋白菜做别的菜十分细嫩，要比元根白菜可口十倍，但做成酸菜，总给人一种过犹不及的感觉。
和客气的主人闲话，话题也无非是地里的苹果树苗，和今年的收成之类的事情。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关心什么呢。当我想把话题转向村子的历史时，话题便开始模糊起来，变成了一种不可信，又不可不信的传说。
我问他小时候是不是看到这里山上有过森林，他摇头，说：“倒是有些零零落落的柏树，却都一天天减少了。”他说，“听说村子的后山上大片森林包围着一个海子，海子中有一条溪水流下来，就从村子中央穿过。海子里有一对金色野鸭，有一天，有人犯下了罪孽，金色的野鸭就从海子里出来，顺着溪流而下。鸭子走后，那个海子就干枯了。”
我问：“森林呢？”
男主人的眼光变得迷茫了，他说：“那都是老辈子人的传说。”他从生下来就没有见到过这里的山上有森林。
这是我走过的无数嘉绒村庄中的一个，当我走出一段时，村庄在明亮的阳光里躲在核桃树荫下，像一个老人睡着了一般。岁月已经是很老很老了。
前面，被太阳照耀着发出刺眼光芒的公路上，一股陡然而起的小旋风裹挟着尘土迎面而来。过去的藏族人不会认为这是不同温度的气流相遇搅动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是有不散的阴魂在作祟。于是， 我也像一个乡间的农人一样，对着这股小旋风吐了一泡口水。
小旋风便应声消散了。
马路边上的台球桌
当遇到又一个有核桃树荫笼罩的村子的时候，我便找到一个人家住了下来。
在这里，我探访到一些这一带村落过去种植鸦片时的情形。还听到一些红军的故事。一、四两个方面军在长征中都经过了这个地区，这个县东南部的达维，就是一、四两个方面军当年在长征途中会师的地方，所以，在百姓中间有不同的故事版本流传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故事听得多了，我多次想写出另一种版本，而且一点也不会有损于红军的伟大与长征的悲壮的小说，但因为怕吓着了编辑，几次想动手，又几次作罢了。
就这么停停走走，第二天晚上宿在宅垄。
宅垄这名字我是很早就听说过的，因为该地流行一种特别的锅庄舞。据一些专家考证，这种舞蹈与吐蕃时代的战时的出征舞有一定的关系。我没有见过这种舞蹈，想必是很雄浑苍劲的吧。吐蕃时代，这一带地方是藏兵屯守之地，很多藏族人身上，都有屯兵们那种好勇斗狠的血液。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役后，这一带地方又成了川陕汉族兵丁的屯守之地。长时期寓兵于民，形成了嘉绒地区，特别是大小金川地区强悍的民风。所以，土风舞中，有些战争时出征舞蹈的遗存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换句话说，要是没有这种遗存，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许是心里潜在着想一观那种土风舞的欲望，所以，时间才到中午时分，我就在宅垄停留下来。初看上去，宅垄一点也不像会有土风舞遗存的样子。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穿过散布在山脚下的村子中央。村子外面才是河岸上的台地，台地上种植的照例是正在抽穗扬花的玉米。玉米地里照例栽着些还没有长大的苹果树。而在村子中间，还挺立着一些看上去很苍老的梨树。
村子中间的马路两边，有开小杂货铺的人摆在露天的台球桌，这一点，也就像前面走过的任何一个马路边的村子一样：总有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围在一起，打九子的花式台球。他们打台球时，还有人往台球桌那沾满灰尘的绿绒面上丢上一块或五块的人民币。我停下脚步，看正在进行中的赌局。这一局是开杆的那个人输了，他嘴里不干不净地交替使用着藏汉两语中差不多所有的下作词汇，脸上却露出满不在乎的笑容。赢钱的人口中也满是这种藏汉双语交替出现的脏字与脏词。而在上一代人那里，情形却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又一局开杆了。
这次上场的人，把所有的气力全部用上了。一杆出去，满台球乱滚乱撞，结果，有三只球滚进了不同的袋中，但是，白色的母球打着旋飞到了台子外面。
我叹了口气，因为他根本不需要用这么大的气力。
不但击球的这个年轻人，所有围着台球桌的年轻人都对我投出不友好的目光。
这些年轻人总是对过往的陌生人投出这种警惕的、不友好的目光。
但我并没有退让，理由非常简单，如果我没有离开乡村，也会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知道这种目光中所有的虚张声势，所有的嫉妒与所有的色厉内荏。那个把球打出台外的家伙把台球杆横在手里，向我逼近。那是一个威胁的姿态。公山羊在即将向对手发起进攻时，就会低下头，并把一双尖角朝向前面，用蹄子刮擦脚下的石块，用那种姿态与声音发出威胁。这些村子里或多或少都养有这种好斗的山羊。就在我们脚下坚硬的公路上，还可以看到早晨羊群走出村子时，撒在路上的黑色药丸一样的羊粪蛋蛋。
我知道，自己应该开口说话了。
于是，我说：“你的气力很大，但全部用在打球上，真的有点傻。”
我当然说的是藏话，是本地人还能听懂的嘉绒藏话。于是，这个手里拿着球杆向我逼来的小伙子站住了，愣了片刻，他笑了起来，说：“我说呢，要不是本地人，一个外地过客，哪个有这么大的胆子。”
我说：“依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对外来的客人不是应该更客气一点吗？”
小伙子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把球杆递到我手里：“来，我们两个赌这一局。”
我摇摇头，说：“不会。”
他又说：“那你就赌我贏还是输？”
我说：“不管你们哪个赢了，都该请我喝瓶啤酒。”
他想了想，在台面上已经下了五块钱注的情况下，又加了五块。
这局当中只有两颗球是对手打进袋的，但他却输了，因为他连续三次把母球击飞到台面外头。
这时，我们的四周巳经聚集起一帮姑娘。姑娘们还跟上一代的女人们年轻时一样，扎在一堆，看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莫名其妙地骚动并互相推搡着嬉笑不止。在这些姑娘的嬉笑声中，我们一人提起一瓶啤酒。对于一个走了好几小时长路的人来说，一瓶啤酒正是一种最最解渴提神的饮料，我一口气把啤酒全灌进肚子里。姑娘们又笑了起来。小伙子们又把啤酒全部灌进了肚子里。我又掏出十块钱，每人又灌了一瓶啤酒。
我坐在梨树荫凉下一块凿得方方正正却不知为何弃置在那里的花岗石上，倚着树干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是夕阳衔山的时候，姑娘们和大多数的小伙子都散去了。
那个本想跟我打上一架的小伙子却还守在旁边。
我叫他带我找一个睡觉的地方。他说可以住在他家里。
我摇头：“我要一个倒头就可以睡下的地方。”
他说：“到乡政府去，有干净床铺。”
那个有干净床铺的屋子里摆着几张旧木床，屋里有一股尘土的味道，但我还是打开被子就睡下了。如果不是渴，不是风吹在窗户的破洞上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我不会在深夜里醒来。好不容易摸索到墙上的开关，打开电灯，我没有找到一口水喝，两只塑料水瓶空空荡荡。从内部格局来看，这是一座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式的老房子。墙上的白灰皮正大块大块地剥落下来，露出里面麦草混着黄土的干打垒墙。我走到院子里，月光如水，夜色清凉。但我仍然很渴，仍然不像能找到水的迹象。突然想起，今晚在这里停留是想看到有着出征舞特色的宅垄锅庄。但现在，偌大的一个院子只有月光下的几株树影，一扇扇门窗后面都是静寂无声的睡眠。
看看天上的星空，预示着黎明的金星已经从山脊后面升起来了。
我背上背包，系紧鞋带，又上路了。穿过一座座石头房子的阴影，走上公路的时候，全村的狗都叫了起来。狗们清脆的吠声一时间弄得山鸣谷应。等我走出村子，回首望去时，好几只狗竖着尾巴站 在穿过村子的公路口向我吠叫。
转过一个山弯，狗叫声没有了，有的只是我自己的影子。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月亮落到山背后，就只听到一双脚在地面上嚓嚓移动的声音了。
错乱时空中的舞蹈
两年以后，我作为一个电视片撰稿人再次回到宅垄。
又一次回到我稀里糊涂住了一个晚上，连房钱都没付就在半夜里溜掉的那个院子里，但却没能在那个晚上在那里再住上一宿。电视摄像机在这个时代常常能引起非凡的热情。那次四川省国外藏胞接待办公室的鄢长青拉我一起承担了拍摄一部对外宣传片的任务。鄢长青曾是很有潜质的一位藏族作家，后来转向摄影与摄像，成了圈子里有名的一把好手。那次，借了拍摄这部片子的机会，我跟他在马尔康、大小金川和理县等地足足跑了两月有余。这跟我一个人的漫游完全大异其趣。因为拍电视，就能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而重视往往就等同于特别的照顾。那两个月，我们带着一部丰田越野车，每到一地都有陪同人员安排了好吃好喝。正是那一次，我再一次到了宅垄。
之前，我和鄢长青由县里的人陪着徒步在四姑娘山里，风餐露宿了三四天。那巳是深秋十月的天气了。要不是一场大雪把我们和许多饥饿难当的动物一起压下山来，我们还会拖着耐心的主人在冰川之下的沟谷里盘桓好些天。
回到小金县城，县长为我们摆酒。县长是本地藏族，作陪的政协杨副主席是学美术出身，又是文化上的有心人，对现在的小金过去的赞拉漫长的历史与特别的风土，无不了然于心。
喝得有些头大的我，说起了那个曾经在宅垄的夜晚。
主人笑了：“你怎么会以为随随便便就可以看到呢。现在的年轻人不会，会的都是中老年人，不是逢年过节看不到了，除非是专门去组织一次。”
负责接待的统战部长拍板专门组织一次。
我以为都是酒桌上的慷慨激昂，过了也就忘了。第二天，去县里办的大理石厂和新建的冷冻库参观。这些年，本地水果产量大增，加之盛产专供出口日本的松茸，所以建了这样一个大型的冻库。下午回到招待所休息，却突然来了车叫带了机器去宅垄。
三台车在深秋季节干燥的公路上扬起了滚滚尘土，不到半个小时，车子就开进了当初我半夜离开的那个院子。我认出了那个院子，因为那斑驳依旧的石灰粉墙，和墙上一条“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标语。乡上的干部迎出来，喝茶，做乡下的特色饭：酸汤加玉米搅团。汤里放了剁得细碎的当地辣椒，又香又辣，让人一身透汗。玉米搅团又黏又香，慢慢品味，还有些回甜。乡干部向县里的领导汇报 工作，我跟老鄢不好旁听，便出去转转。
那些台球桌还支在路边，但桌子边上没有了那些好勇斗狠而又可爱的年轻人们。
正是繁忙的秋收季节，年轻人们也下地收获去了。村子比我上次经过时好像美丽了一些，我想是因为那些经了霜便变得彤红的梨树叶吧。转了一圈回来，在乡政府所在那个略略有些破败的院子中央，有人在从拖拉机上卸下燃篝火的木柴。
乡长解释说，真正跳得好这种舞的人都住在半山坡上那些村子里，他们要从地里回家，吃了东西，打扮齐整了才能下山来。于是，我们回到屋子里喝茶等候。
黄昏慢慢降临到山间。
就在这个时候，从后山坡上传来一种隐隐的声音，像是山里松涛的轰鸣，但是，这里早在许多年前就巳经童山濯濯，早就消逝了林涛的声音。再仔细倾听，原来是许多人在陡峭的山路上奔跑。他们一路奔跑，一路发出音节单调的吼叫。
呵——
呵呵——
呵呵呵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