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老家腊月里的杀猪，当时觉得是很渴望的一件事，现在想来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时候，可在一块玩的小朋友并不多，多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在玩。我会注意到，我们家的猪在院子外面墙根里晒太阳呢，于是很友善地找上一根小木棍，帮助猪唠唠挠痒痒，挠它的耳朵根、耳朵里，挠它的脖子，挠它的肚皮，猪唠唠高兴地呀，一个劲地哼、哼——因为它不会说汉语，只会用俄语给我说：好，好。我还帮它抓虱子，猪晒太阳的墙根里一般都是酥土，我把虱子抓住，扔到酥土里。猪好像语言不太丰富，就那几句，但每次看到我到它跟前，它就很高兴。

有时候，你会看到它格外得意，倒背双手，在热布塘尘土微漾的土路上悠然漫步，像极了生产队的闻队长，不过它腿上的罗圈没有闻队长那么严重。他们的区别还有，它经常吃“黄食”，但牙是白的，闻队长经常吃“白食”，牙却是黄的。说起闻队长，他就是那种恨不得把我们这个旧社会的地主家庭吃垮，除了在生产队劳动时给我们家的公分给的比贫下中农低，分东西时把最不好的那一部分分给我们地主家，还有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一年九百天吃在我们家里。早上起床后就来了，早饭吃完上工，中午放工直接到我们家，吃完喝茶，抽我父亲的旱烟，他老以为我们家的东西都从房梁上掉下来的。下午放工又来了。晚饭后喝茶抽烟闲谝，这个队长又不会谝，大家忍耐到他回家睡觉去了，会大松一口气。我们这个家庭养育着这两个尤物，一个猪坚强，一个闻队长。闻队长想吃垮这个家庭，他从没少吃一顿，也没少吃过一碗，却一天天瘦下来。我们的猪唠唠不表态，却一天天胖起来。

我和猪唠唠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它是我在热布塘的一个重要玩伴。它很惬意地躺着，享受一个人类少年对它无私的友谊。我们不需要语言交流，就知道彼此的快乐。这样会度过夏天，秋天，到了冬天。腊月，杀猪的那一天，你会听到猪绝望一生的嘶叫，撕心裂肺。那头新抓来才几天，准备养大了明年要杀的小猪，嘴头冻得红红的，刚和大猪相处几天，就听到这样的声音，吓得费死劲从院子的篱笆门下哪怕刮破肉皮也要拱出去，躲在烧柴堆后，瑟瑟发抖。几个壮劳力抓住我的猪坚强，用绳子绑住它的腿，还不忘把它大叫的嘴也用绳子一缠，就像电影里的革命者，把它架到一口有开水的大锅旁的木头架子上，下面放一个大盆，然后将一把刀刺进它脖子里，那刀的长度要够到心脏。血噗嗤嗤冒出来，流进盆里，盆里不停地泛起沫子。猪一直在叫，从求饶、到哭诉，到痛说革命家史，到气糊涂了，胡言乱语，到绝望，到慢慢实在没有力气表达了，到奄奄一息。最后终于长舒一口气，再也没有声音了。

之后被烫去毛，用剃刀刮得干干净净，就成了一具很白净的尸体。到了洗肠子的环节，稀屎已经搞得附近满地都是，院子里的出水洞被堵死。用它的屎臭人，可能是它最后的一招，除此之外，它能干些什么呢？那种特别的臭味，很多年后还在我的脑海深处漂浮。

接下来，按照不同的部位，它会被一片一片分开，又被切来切去。这个时候，只有四只猪爪子，会被夹进猪嘴里，用绳子捆住，双眼深陷的猪头，要吊到厨房套间的房梁上，准备翻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吃。这本是汉族的习惯，但我们这儿的农村里，藏族和汉族的很多风俗习惯已经混为一体，没啥区别。面肠血肠装好以后，各种物事逐渐转入厨房，最后变成只有几个人才会的炒炸蒸煮。剩下的就是进入人类肠道的土作坊，经过一路偶尔能听到声音但看不到动作的骚操作，作为成品，被痛快地泄进泥土里。据说有些会进到庄稼和蔬菜里，又回到人类的餐桌上。而另一些，则散发到空气里，漂洋过海，见鬼去了。

那时候在热布塘，我每年都会看着冬天还很小，跟在我后面不停地哼哼唧唧撒娇、要食吃，转年却长得很大、很帅的我的玩伴。很多年后的现在，把这一群叫做高富帅，当时谁敢这么叫呢。有一次我和几位贫下中农的孩子玩高兴了，一起站到路边一块青稞地埂上，每人掐了一棵青稞穗头揉青粮食吃。没想到被看地的肖矬子看到了，拿着牛鞭就追上来，其他小孩惊散，但肖老头直冲我而来，一顿皮鞭打得我在地上滚来滚去。旁边没有一个人敢阻拦，因为我是“地主娃子”呀。还有一次，因为我进了地，看地的追着打我叔叔。我的困惑、满心的懦弱和委屈，在给猪姥姥挠痒痒时，它静静地看着我，用嘴头舔我的手，我的心融化了。有一年我成了红小兵，假期回到热布塘，我把红领巾套在它的脖子上，它高兴的呀，眯缝着双眼，一个劲地冲我说：好、好。它那样善良、没有一点坏心眼。那天它高兴地在粪堆上大大地尿了一大泡尿。我记得那泡尿，好痛快啊，把粪堆上的好多土都冲到了马路上，有点像是迎接城里来的大官的阵仗。我真担心它被那个手提棍子整天在热布塘转来转去的老农揍一顿。

过了一段时间，全国的形势好起来，农民们可以到外地去干些活，换些粮食背回来。搁以前，农民们出去要饭吃也会被基干民兵抓回来批斗。再后来，还有人去双龙沟挖金子了。据说走之前他们找神婆子算卦，都偷偷到我们家的坟上烧纸，然后去双龙沟发了财，叫做万元户。但我的猪坚强依然平静，我给它挠痒痒时它依然平和地对我哼哼，我依然理解为：好、好。村子里好多去外地打工的青年，有得了重病的、有被机器碾掉双腿的，从小没有离开过这个贫穷清秀的小山村，这一去不容易挣些钱，还花不到家里人身上。有些人把自己的身子骨也埋到了异乡。村里人说话还是那样不带表情、杠精：“村子里也出车祸，在中庄，手扶子怵地一哈，就把小伙子的腰压折了。”“你看某某某，一家人几天都死了，一个人都不剩，只有几个坟鼓堆。”“人倒霉的时候，某某家的牛，好好地，绳子缠到地里，一会儿就死了。”那些人，小时候我很想过去跟他们说说话，很想一块玩耍，但没有。我不知道他们成分好，心里会有多少自豪？会对外面的世界有什么想法？他们内心里需要爱吗？他们会不会像我一样因对命运的顾盼而常常思索死亡的话题？

好在猪坚强死守着故乡，很少有意外死亡发生。他们的岁月变得越来越平淡，我回农村老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很少陪它度过乡村生活，感觉它的日子也寂寞有余。偶尔在腊月回来，看着它与往年没有任何区别、凄然间成为刀下鬼。没有人为它哀叹，都觉得这是应该的，而且此前和它一起作伴来准备吃垮这个家庭的闻队长，也很久不见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动物其实跟人是一摸一样的，只是长相上有些差别而已。有时候，它比村子里的一些人，看上去长相端正和可爱得多。它们由于严酷的形势，不敢与我们交流心事而已，它们也有快乐、痛苦，不幸、绝望，它们也像人一样希望避苦趣乐，只是它们比人更缺乏自主能力，生活中只顾着吃，猪脑袋反应迟钝，每次被人下了先手。

而闻队长，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得了胃癌，在他卧床不起之前，还是要来我家吃。我父亲也给他开过药方，帮他治疗过。享受完了一个地主家庭最后的布施，闻队长——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在别的地方上学了，不知道最后日子里的他，回首往事，内心里有没有过幸福和快乐，面对阎罗小鬼的铁链和铡刀时，有没有我们家猪坚强那般坚强：临死也不说出那个党交个自己的秘密。

我之所以认为我们家猪唠唠说的是俄语，是因为印象中它是乌克兰猪，为了斯大林富饶壮丽的事业它和它的伙伴们翻山越岭来到我们这个僻背的山区。也许不是呢，可能就是个土猪，迫于形势才扮成假洋鬼子，被闻队长手下的贫协会员们摊派到这个家庭。可怜见的，我和它的感情真的很好啊。它的老母亲可能就在当地某个成分好的人家院子里，包个花包巾，整天只是吃了睡睡了吃，无处诉说的心中痛苦，化作鼻梁上的道道皱纹，然后到时候了生，让主人家拿自己那些活蹦乱跳的子女去为全家人换些养家糊口的粮食。

不管它说的是中国语还是俄国语，它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在中国，就有人会慈悲地赐给它八个烫金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从人类和猪都要经历短暂的生命和必然的死亡来说，人和猪其实真的区别不大。从“有的人死得轻如鸿毛，有的人死得重如泰山”来看，分布在广大人群中的猪队友们，比大多数人要活得自在、舒畅，死得痛快，也有份量。而且，只有猪坚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真正体会到了岁月的锋利。但大部分人类，却依然迟钝。

热布塘的农民们已经很多年不养猪了，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了，乡镇的中学全都拆了，孩子们念中学必须去县城，家里只剩下老人了。再也没有人讲文革中纠缠我们多年的鬼故事了，那些半夜里狗一叫，就惊惶不安抱紧异性的猪，都过时了。现在它们同生共死，被整齐地挂到村镇上的猪肉铺子里，千篇一律，了无生趣。再没有哪位老人自己有能力养猪了，也不会有孩子像我这样对猪存有千千心结。

我忘了我是哪一年开始和热布塘的猪坚强最后道别的，那一年的它是黑色的、白色的，还是个漂亮的花花？不记得了。也不记得我和它是如何道别的？是它先我转过身去，把圆鼓鼓的屁股对着我，轻轻摇着它有绕指柔功力的小尾巴，偷摸泪水？还是轻松幽默地举头看着我，双眼微笑，嘴里依然故我地说着：哈、哈，再见吧。看着我一骑绝尘、缓缓离去，泪水滚出它的眼眶。一边是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方始到腮边；一边不停地叨叨：哼哼、哼哼、哼哼哼。其实它说的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据说它爬在我们家老房子那块的南墙根里，哭了很多天。从来没有一头猪，像它这样向人类表达过感情。从此它就消失在热布塘穹隆般低低瓦蓝的天空中，消失在茂密山林松涛阵阵的汪洋里。

 2023.4.18兰州

才旺瑙乳，藏族，甘肃天祝县人。1965年出生，童年分别在属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古浪县土门镇和属于祁连山脉林带的天祝县松林公社（即现今朵什乡）石沟村——旧时藏语叫做热布塘的小山村里度过。很多年后，当他偶然读到《搜神记》，他惊奇于其中部分故事，竟然讲述的是发生在自己少小岁月里的真实经历，使他坚信乡村——腐朽的树木、年代久远被废弃的柱顶石、山泉旁淤泥里的浮游物、歪倒在秋风里的磨坊、村后崖头刺丛下裸露的瘆人土层、孤坟边乌鸦守护的腐蚀物和烂布片、偶尔被旋风旋起的大人小孩所吐唾沫和咒语——无论何处，只要有人生活过的地方，大地就有永不枯竭的魔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