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于这世界的记忆都是美好的，对世界满怀感恩之情。
母亲走之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都那么好，可惜我们的缘分只有这么长，你不要太难过。恩师任洪渊在确诊胃癌晚期后，对我说：今生能遇到你这样的朋友，我很知足，你不要忧伤。
你们都那么好，因此我甘心流泪。你们都那么好，因此我不忧伤。
我曾在诗里写过，父母为我建造了一个“童话世界”。这并非指溺爱、纵容或者把我养育在温室中，并非无视生活中的艰辛和苦难。而是他们让我看到，人们都彼此爱着，互相关怀着，让我相信世界本就如此。父亲是一个善良而浪漫的人，他追求母亲时，手写下一封50多页的情书，他总能有办法给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情调，他常带我坐在县城的小湖边读书。母亲也是一个善良而浪漫的人，生活凸显了她的善良，遮蔽了她的浪漫。特别是她面对病痛和死亡时，表现出了一个生命最大的尊严和高贵。父母一直都竭尽全力帮助他人，他们的善良，让我和弟弟总是愿意去感受他人的感受，内心敏感而丰富。父母从不匍匐在人生的地板上，他们的浪漫，让我和弟弟都热爱艺术，钟情于无用的事情。
我身边从不缺少真心的朋友，他们一直理解我，包容我，支持我，陪伴我。这让我养成了坦诚的习惯，对人没有防备之心。说话、做事都不喜欢绕弯子。
在我27岁那年，又有幸结识了任洪渊先生，做了他10年的弟子。先生的气质和人格，先生的才华和博学，先生对语言睿智的体认，让语词仿佛是从他身体里生长出来一样，所有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我虽愚钝，但如此靠近一位伟大的诗人，也让我真正靠近了诗。先生常对我说：人生重要的不是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而是对宇宙有什么想法。这是我的座右铭。先生最后的日子，身体十分虚弱，还几乎每日都打电话来，让我修改诗句中的某一个词或口授他未完成的自传。这让我明白了身为一个写作者，应当怎样完成自己的生命。
我出生在鲁西南，一望无际的平原。但我从小就喜欢“饕餮地图”，许多山河湖泊的名字，念起来就令我心动。后来我从事记者职业，领域又关于自然，是必然，也是幸运。我曾在大洋中漂流，曾独自徒步转山转湖，曾在珠穆朗玛仰望星空。我许多次体验过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在巨大的幸福感中任由眼泪流淌。那样的时刻，我感到自己无所不在，我是天空的浮云，亦是山峰的岩石，我是涌动在太平洋的浪，亦是遥远星座里的尘埃。因此我坚信，我与这世界、这宇宙本就是一体的，一切都在流转，一切平等无差别，一切都是来源与归宿。所有的事物都彼此联系，并且远比我们认为的要紧密。
因此即便生活在都市，我也常常发现，身边的一切都那么奇妙。来自大海的露珠有一天会重回大海，泡桐花的香气能瞬间让我穿越许多年的时光，而月亮真的在寄送着另一个人的目光。那些我熟识的花草树木，每次经过都和它们彼此致意。看着它们年复一年地完成着生命的循环，我心中充满敬意和感动。事与事之间的关系也很奇妙，我相信“生生之谓易”“大曰势，势曰远，远曰反”，而又“如如不动”，我也相信荣格所说的“有意义的巧合”。
因此我相信诗有奇妙的魔法。“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这里的风，我不只理解为空气的流动，也理解为时间的流动和宇宙的流转。风一直在动，万物皆有声。那声音撞击我的胸膛，我不由自主地吟唱，以此回馈万物，它们都能感受到。
因此我相信字与字、词与词之间奇妙的联系。一个字词，就像一棵树，我们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部分，而在泥土下，它们的根系和真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交换着信息（当然，它们的叶子也在空中说着话）。东坡先生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创作一首诗，最高境界就是创造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创作过程用尼采的方式说，就是酒神冲动的内在驱动托浮创作者的日神梦境。我们以自身的生命力，赋予一个个字词生命，把它们放进一首诗中。若创作者在创作时，缺少生命冲动那汹涌澎拜的力量，赋予生命的过程无法实现，一切也就无从谈起。而选择什么样的字词，以及它们安置在什么位置，就需要借助理性了。如果说诗有技巧，那么这理性就是技巧。把这些生命都安置好，就由它们自己去生长吧去相连吧。一首好诗就是一个自我运转的生态系统，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自足的世界。写出一首好诗，就是幸运地、偶然地（甚至僭越地）做了神的工作。我可能一生也写不出一首这样的好诗，但我知道这样的才是好诗。
前面提到的生命力，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心。写诗，是把心分给每一个字词，让它们都有心，让它们彼此产生感情。我们爱一首诗，是爱作者呈现在诗里的那颗心。每一首诗都呈现一颗心。诗人先要养好那颗诗心。
写下这冗长的文字，不过是想说我为什么写诗以及我对诗的认识。其实一句话就能概括：诗和眼泪一样，是人所能给这宇宙最宝贵的回馈。
我想对宇宙万物说，你们都那么好。
因此我甘心流泪。
原刊于《贡嘎山》（汉文版）2022年第五期
王少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特聘作家，参加《诗刊》社38届青春诗会。中国自然资源报社首席记者，出版随笔集《珠穆朗玛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