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家、评论家、诗人北乔，曾从军二十五年，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二〇一六年九月至二〇一九年九月，挂职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协管文化、扶贫和交通等工作。挂职三年，创造性提出“文化润心，文学助力”的帮扶思路。一方面努力履行挂职之责；另一方面，发挥自身在摄影、新闻等领域的特长，全方位、多角度宣传临潭的脱贫攻坚工作和丰富的人文及旅游资源，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因表现突出，先后两次被评为“甘肃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本文系作者应《青年文学》“心连心”栏目约稿而写。
我们在长廊里说话，一个孩子从院子外跑进去，朝众人笑了笑，有些害羞，好像还有些陌生之中的害怕。这是一个女孩，年龄不到十岁，后来知道她刚上三年级。就坐在长廊一角的一张小桌子做起作业，一点也不受我们的干扰。我这才注意，桌子上有几本旧书，是被翻旧的。在和孩子父母聊天中得知，这孩子特别喜欢看书。我掏出二百块钱给孩子，并对大人说，这钱一定要给她买书，只买书，买她爱看的书。看着孩子，我想起我的童年。这是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卓洛乡的一户人家，此时，我到高原已经一年多的时间。走村入户，和乡亲们聊聊家常，是我所喜欢的。这让我消除了许多的陌生感，更让我对这块土地有了感情。每每到这样的人家，我的心里都有隐隐的痛。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还有些难，孩子们的童年有太多与当年的我相似。但我回避不了，不是不能回避，而是我不愿回避。这种感受总是会勾动我内心的柔软，加强我来临潭的意义，坚定我在临潭的信心。
到高原之上的临潭，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不善规划人生，喜欢顺其自然。那好吧，迎面而来的，都是人生应有的一部分。我说服自己的理由很简单，别人可以上高原，我也可以；无数的父老乡亲能在高原上生活一辈子，我去两年（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又增加了一年）。不该认为是难事。过了心理关，其他都是小事。人就是这样，最难战胜的是自己，最容易战胜的，其实也是自己。我清楚心态的力量，凡事往好处想，内心将会充满阳光。是的，一束光就可以穿透黑暗。我开始寻找和捡拾来临潭的种种益处，营养我稍有虚弱的心绪。我在农村长大，十八岁参军后，再也没有体验过乡村生活。到临潭好啊，临潭有十六个乡镇一百一十四个行政村，虽然平均海拔二千八百二十五米，虽然属于藏区，其中还有三个乡镇是回族乡镇，但这里有我源于生命里熟悉的乡村生活。
临潭，古称洮州。明洪武年间，大批江淮军士和家属来到此地，从而保留了“绝版”的江淮遗风。作为江苏人的我，感到格外的亲切。在这远方的远方，呼吸浩荡了六百年的故乡风。别人是他乡遇故知，我是在他乡看到了故乡的身影。临潭，不是他乡，也不是我的第几故乡，而是我故乡的一部分。这里的乡村生活，与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有着太多的相似。下乡走村入户时，我特别爱和乡亲们聊聊天，遇上小孩子，总忍不住与他们聊天、谈心，仿佛是在亲近童年的我。
对于下乡，我确实有些矛盾。临潭山大沟深，许多山路通行条件很差，坐在车里，我总觉得大山是位放风筝的人，弯弯曲曲的山路是那根牵引的线，我与车子是在空中晃荡的风筝。数小时的路程，海拔不断变化，我从不晕车，可跟不上海拔起起伏伏的身体终于受不了，头痛、恶心、反胃，成为经常之事。这也好办，摇下车窗，拿起手机，拍拍一路的风光。这也算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临潭人自豪临潭是离内地最近的雪域高原，旅游资源相当丰富。然而，外界对此并不了解。许多朋友和读者看到我发表或者制作的图文，总以为我在西藏。我说，临潭，甘南，真的都是旅游胜地。有许多景色和地貌，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满山的格桑花、悠闲的牦牛、调皮的高原羊，能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亲和与神秘。下乡途中，我见过鹿、野兔，看过百姓挖冬虫夏草。时常遇到过路的牛羊，它们不紧不慢的样子，真的很可爱。临潭的冶力关，既是行政上的冶力关镇，又是更广范围的冶力关大景区，这里的地质风貌纷繁，景点众多，有“山水冶力关，生态大观园”之美誉。而临潭的牛头城、洮州卫以及遍及全县的土城墙、烽燧、城堡等，从岁月的深处走来，写满历史的沧桑。转一转，旅行一番，是顶好的去处。至于长期生活，那还是相当艰苦的。
作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的临潭，自然条件恶劣，严重缺乏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脱贫是国家之重举，也是百姓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临潭没有脱贫的百姓还很多，可他们乐观的光芒照亮了我的心魂。在羊永镇的一个村子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妻子和两个儿子早在十多年前就相继去世，他拉扯孙子十多年，现在二十岁的孙子在夏河县打工。我去的时候是傍晚，夜色已经开始漫开来。通向村庄的路还算不错，从大路进入村子，就很难走了。同行的村干部不时提醒我注意脚下的坑和土块，路两边的土墙和草垛，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挺大的院子，显得特别空旷，因为收拾得干净，反而更显荒原。老人不爱说话，与老屋一样地沉默。令我诧异的是，屋子里特别整洁，超乎我想象的整洁。墙面和屋顶糊着的报纸和油皮纸已经泛黄，一如老人满脸的沧桑。没有灰尘，没有蜘蛛网，柜子后面、门的上沿等处，用手一摸，干净得不可思议。老人抽水烟，喝盖碗茶，身体上的衣服虽旧而板正，竟然把困苦的日子磨出了光泽。老人说，苦都熬过去了，现在孙子打工挣钱了，政府也很关心他，日子越过越好了。我不敢与老人直视，他眼神里的从容和向往，让我温暖，又让我心痛。在此之前，我曾到过冶力关镇一户人家。爷爷腿有残疾，只能靠双手挪行。我去的时候，他在屋外的廊道里，身后是一间暗如黑夜的屋子。我和他聊了几句，想进屋里看看，刚到门口，从里面窜出一个小小的黑影。定神一瞧，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后来知道是爷爷的孙子。这孩子浑身的衣服破旧，油腻腻，深黄色的污垢涂出个大花脸。一个小脏孩子，比小时候号称“泥猴子”的我还脏。孩子不说话，在我身边来来回回跑跑蹦蹦，一会儿拿起小土块当作玩具玩得很专注很开心，一会儿又倚着爷爷静静地站着。孩子的无忧无虑，孩子的活泼，那清澈的眼神，让我顿时生出许多羞愧。
我来临潭挂职帮扶，协管文化、扶贫和交通等工作。因为是协管，所以接触的工作面反而大。而中国作协这样的单位，也不可能像其他一些单位那样有资金和产业项目等资源。虽然扶贫工作要力戒直接送钱送物，但钱物总是能直接见到效果的。没有“硬通货”，这是我履行挂职工作的短板。我只能发挥作协的文化优势和文学强势，多在加大人文关怀和锻造人文精神上寻找突破口，多做文章。这其实与扶贫先要“扶志扶智”是相通的。因为长期积攒下的生活习惯和封闭性的思维，许多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理解比较浅，有时因为过于自我，面对众多的惠农政策，反而心生不满。有的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确实有些严重。有时候，许多干部为贫困户送政策、送资助、送技术，好事做很多了，偏偏没落个好，既委屈又不同程度地怨群众。在一个村子，我遇上一家贫困户的男主人，帮扶干部送钱物他嫌少，帮助谋划致富之路，他要么说学不会，要么说干了没多大意思。那天，我和他聊了很久，替他舒展了一些心结。我占的好处是，有些家乡口音，群众一听就知道我是外地人，我再随意一些，他们就认为我不是本地干部，说话就随意多了。聊着聊着，愿意说心里话。我站在他的角度说一些安慰话，他也愿意听听。我的感受是，干部真要学会用农民的语言和农民说话，要多站在农民的角度去看世界想问题。很多时候，沟通、交流，真诚比技巧更重要。
三年来，我走访了临潭县全部十六个乡镇，足迹遍布全部一百四十一个村（含自然村）和三百三十户贫困家庭，累计下乡四百五十多天、五百七十余次。坚持“职务挂职，工作态度不挂职”的原则，通过走访群众、召开会议和座谈交流等方法，指导乡村干部广泛宣传“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的理念。注重发挥自身在多个岗位锻炼经历和具有部队基层实践经验及文化理论优势，同时边工作边学习，虚心向当地干部群众请教。由于挂职这一特殊性，经常会和各行业督查组、检查组下乡进村。我力争做到在具体行业性工作中不说外行话，提出贴近实际又具专业性的工作意见和建议。面对农民群众，我也能发挥自己曾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的优势，同贫困户交谈或做思想工作时，能用农民的语言交流，善于聊家常事，从而达到把大道理讲实的目的。在下乡入村时，我走村入户、到田间地头，和农民在一起。通过同他们聊身边的人和事，开导并说服他们，听取他们意愿和诉求，帮助梳理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为其出谋划策、制定脱贫计划，不断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斗志和热情，树立起脱贫奔小康的信心和志气。这些做法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和各职能单位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认为中国作协派出的挂职干部帮扶总能帮到点子上。
我清楚地认识到，扶贫工作，有的需要短时间见效，有的则需要我们有些耐心，从视野、自信心等方面润泽，慢慢地收获。
在一个仅有十二名学生、一名老师的村小学，对我的到来，孩子们很紧张，躲得远远的，目光里有胆怯也有好奇。我尝试回到我的童年与他们说话，还是不管用。我不再强求式地与他们交流，而是和他们一起推铁环、跳绳。玩了一会儿，孩子们都围着我，先是相互间开玩笑，争着向我说同伴的糗事。再后来，我感觉他们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了。我问什么，他们都抢着回答。每到一个学校，和孩子们在一起，我都问我自己，当年我在村里上学时，我希望见到什么，听到什么。我们在作协的支持下，协调社会力量为孩子们捐助衣服、学习用品和文体器材等。每次发放给孩子时，我总会说，这是山外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带来的关爱，是奖励你们的。以后，你们长大了，学有所成了，也要这样去奖励小朋友们。我总是相信，对孩子而言，为他们打开一扇窗，在他们心里植下向上、美好的种子，看似没有实质性的资助，其实对他们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文化润心，文学助力。”这样的扶贫理念，并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身后是中国作家协会所有的领导和同事。这几年，钱小芊、吉狄马加、阎晶明、李敬泽、吴义勤、胡邦胜、邱华栋、李一鸣、梁鸿鹰等许多领导都来到临潭，带着党中央的扶贫任务，带着一颗颗炽热之心走村入户，与群众拉家常，共同为脱贫出主意想办法。三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协调社会力量为临潭县各级学校、贫困村社等筹集图书、学习用品、文体设施和衣服等帮扶物资，折合人民币六十余万元。联系北京蔚蓝公益基金会，引进帮扶资金二十万元，用于改善临潭县贫困学生生活条件。近三年，共计落实了折合人民币八百二十五万元的资金和物资等帮扶实举。分别组织五十名语文老师、六十名基层文化干部进京免费接受十天的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教育的责任感和光荣感，打开视野，提升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二百万码洋的图书进学校、进县图书馆和村“农家书屋”，并充实村级农家书屋。一系列的文化扶贫，很好地实践了扶志扶智。此外，还动员数十名作家倾情撰写反映临潭人文风情和旅游资源的散文诗歌，结集出版《爱与希望同行——作家笔下的临潭》，公开发行。《文艺报》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把文化扶贫做到实处，用两个专版集中展示临潭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展现临潭人民扑下身子抓扶贫、竭尽全力奔小康的精神风貌和走在幸福路上的欢笑。
临潭许多干部群众也常对我说，多写写我们临潭，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坚定而热切地走在扶贫脱贫路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临潭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我在临潭的三年挂职帮扶工作中，一方面努力履行挂职之责，另一方面怀着对临潭的热爱之心，把中国作协干部的自身优势和资源鲜明地发挥和挖掘出来，结合自己在摄影、新闻、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上的爱好和特长，利用能够熟练使用微信、微博、百度百家号等新媒体的优势，全方位、多角度宣传临潭的脱贫攻坚工作和丰富的人文及旅游资源。因表现突出，先后两次被评为“甘肃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挂职后，我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写出了七百五十多首诗，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反映临潭人文的诗集《临潭的潭》。诗集出版的相关新闻，全国有二十多家报纸和杂志报道过。注重深度挖掘临潭的历史、文化和旅游风貌，撰写了六篇近十万字的长篇散文，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全国知名的报刊上。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新闻、摄影作品和文学作品四百八十多篇（首、幅）。利用文学评论的优势，向文学界推介临潭的文学爱好者及其作品，先后在《文艺报》《中国民族报》等报刊发表推介文章十多篇。认真汇总和梳理临潭七十年的文学成绩，主编出版《洮州温度》三卷本，全面展示临潭七十年来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在宣传临潭、推介临潭上取得了很大的实质性效果。主编临潭脱贫攻坚作品集《临潭有道》，全面反映临潭脱贫攻坚的过程和成绩，以身边人讲身边事为理念，由奋战在脱贫第一线的干部群众讲述家乡临潭的脱贫攻坚故事，这样的书在全国是第一部。我始终把发现临潭之美、宣传临潭作为自己的本分。下乡时，注意在不影响正常行车、保持准时到达目的地的同时，时常透过车窗拍照片。在实地工作时，以不影响工作为前提抓拍一些照片。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宣传临潭特有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三年来，我拍摄了一万多张照片，在各类新媒体推送发布图文或图集三百二十多篇，阅读量超过一百万人次。持续、高频率地广泛宣传临潭，获得了网友的好评和点赞，进一步提升了临潭形象的宣传。
为使扶贫同扶志、扶智紧密结合，我组织开展了“助力脱贫攻坚文学创作培训班”，帮助临潭文学爱好者提高创作能力，着力书写“脱贫攻坚”故事。我既是组织者、又是管理员和教员，从培训前期的教学调研、课程设计和师资邀请，到培训过程中的跟班管理都是我具体负责。我还结合自身特长优势，在“洮州大讲堂”、干部夜校等各类培训活动中，为广大干部群众讲授学习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摄影专业技术、公文写作、临潭文化等，受众人数达到一千二百多人次。协调为临潭五位基层作者出版了个人专著。
是的，挂职帮扶，我职责所在。我想，中国作协让我来临潭，也包含支持和动员作家深入生活的意旨。
到临潭挂职，艰苦自然是免不了的。
醒来，无须看表，总是凌晨四点左右。窗外夜色淡然，房间漆黑，我像是被这浓浓的黑挤醒了一样。头脑介于清醒与混沌之间，躺着，无一丝睡意，倘若坐起来看书，不消几分钟，困得不行，再躺下，精神又足了。有关资料说，这是“高原性失眠”。据说凌晨四点左右，氧气最淡薄。没有在理论上进行考证，但身体告诉我，自来到高原，这个时候的睡眠最脆弱。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睡不着。晚间入睡，也是一件困难的事。一夜下来，真正睡着的也就三四个小时。我历来以“躺倒就能睡着，没有闹钟不醒”为自豪，现在高原没收了我为数不多的自豪之一。我知道，这是看不见的“海拔”在磨砺我。
我刚到临潭时，还是很好入睡的，早上也需要闹钟才能醒。那时下乡，尽管一路上海拔不断变化，最高时达三千三百米，最低时二千二百米，我没有任何不适。但一年下来，难入睡易醒来，成为常态。再在海拔不断变化的路上坐两三个小时的车，明显有反应，头晕反胃。这不是晕车，而是轻微的高原反应。后来我才发现，所谓到高原一段时间就能适应，主要是指心理而非身体。既来之则安之，别人能待得住，我也可以。至于身体上，对高原的敏感下降了，高原反应仍悄然存在。最大的适应来自某些习惯的改变，换种说法，就是臣服于高原。最明显的莫过于不再总想着运动，走路慢了，爬楼慢了，真正过上了“慢生活”。就连感冒好的步伐也出奇地慢，少则两三周，多则个把月。我这一年中，至少都有一次感冒会延续一个多月的时间。最长的一次，竟然两个月的时间里，感冒的症状总是如影随形。人常说高处不胜寒，现在要加一句，高处不胜快。
我有一年的时间以办公室为住处，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床，没有卫生间等基本的生活设施。没关系，这不需要经受上下班的劳顿。在楼道的洗漱间洗衣服，不用五分钟，手就冻僵了。没关系，我就想当年我当兵时与此一样的洗衣服情形。晚上因在高原而久久睡不着时，没关系，这是多了看书写作的时间。挂职三年实际在岗时间超过九百五十天。有人说，我在岗时间超过许多挂职干部和任职干部。我母亲肺癌晚期，除了春节回去看望，其他时间我不敢回。因为一旦假期用完了，如若她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我没有时间回去，我不敢轻易请假。事实也是这样，母亲去世前后，我来回请了一个月的假期。
我确实认为，在临潭挂职，是我人生中极为艰苦的岁月。可是，与临潭的干部群众相比，我的这些艰苦又微不足道。这是真心话。别的不说，就是县上的县级干部，每天除了开会，就是下乡，或者在下乡的路上。白天的工作太多，许多会都是在晚上开的，动不动就开到一两点，甚至三点多。我曾开玩笑说，临潭的百姓真是大开眼界，他们见到县委书记、县长是常事，就是州委书记和州长，许多村民也见到过许多回。在我看来，在临潭经常性的下乡，是在与生命相搏。一天里，以二千八百米海拔为中心点，低到二千二百米，再高到三千二百多米，短时间里如此频繁的海拔不断变化，身体需要付出更多的机能进行调整，外在的高原反应常有，潜在的损伤一定也不少。临潭的干部们，就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临潭的县乡村三级干部天天在扶贫第一线，付出了比我多的辛劳，受了比我多的委屈，挨了比我多的批评。我的挂职是短期的，而他们还将长期这样工作下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把一生交给临潭，交给高原。
是的，当初组织上选我来挂职时，我心里多少有些想法。记得当初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我启程来临潭前对我说：“去挂职，困难一定很多，收获一定会更多。”当时半信半疑，现在着实相信了。时光逝去，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作协选我来挂职。我可以与临潭人民一起参与扶贫攻坚的伟大战役，我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成果。只有经历了艰辛，才能真切地体味到美好的实质。
来到临潭，来到高原，我才发现，高原一直在我身体里。这是工作需要，也是我生命的机缘。现在，高原与我，互为对方。真好！
原刊于《青年文学》2021年第4期（责任编辑：陈集益）
北乔，江苏东台人，作家、评论家、诗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文学报刊。出版有长篇小说《新兵》、小说集《天要下雨》、散文集《天下兵们》、诗集《临潭的潭》和文学评论专著《贴着地面的飞翔》等。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乌金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