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和藏历新年正好隔了一个月，很多时候两个节日之间只相差个一两天，我是1月14号从内地赶回到拉萨的。随着内地来西藏做生意、打工人员的返程，拉萨城变得空荡荡的，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和拥堵，那几天天气也是阴沉沉，非常的冷。铁鼠年就这样到来了。没有想到的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这两个名词成了出勤率最高的词，一下攫住了人们的眼睛。拉萨从春节初三开始进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一切娱乐场所和旅游景点都暂时关闭了。拉萨人通过手机和电视关注着武汉的疫情。拉萨药店里的口罩、消毒液销售一空，甚至糌粑都被抢光了，突然进入到了一种惶惶的氛围里。每天最主要的事就是手机上打开腾讯新闻，看“抗肺炎”频道，祖国的版图上只剩西藏是一片雪白。可是，没过几天有消息出来，说一位从武汉坐火车过来的人被隔离检查，那片雪白变成了浅黄色。拉萨城里人人都带着口罩，饭馆、商店、发廊一一开始关门，但人们的情绪逐渐恢复理性了。
可能是不习惯整日待在家里，各种调侃憋闷的小视频，在微信和抖音里发来发去，以此消解这时间的漫长；也有人发来藏族祖先关于蝙蝠的文章，以此证明藏族先人的真知灼见；更有的拿来藏医院天文历算机构出的年历，证明这个疫情在年历里早有记录。从拍照发过来的年历上，我看到了“零散爆发鼠疫”这几个字，确切地说，它没有指向具体的地方。这藏族年历也挺有趣的，之前，它对日食出现的时间精确到了分秒里，西藏电视台为此专门拍过一个小专题片，还听人说汶川地震前年历里也有过相关记载。西藏的文艺界也以书法、摄影、诗歌等各种形式，祈福湖北尽早战胜疫情。对我个人来讲，我在文学创作上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跟武汉是紧密关联的，是武汉的刊物和编辑发现和扶持了我，才使我走出了藏地，心里始终对他们满怀感恩。也巧，我的小孩高中是在武汉西藏中学读的，那里的老师们对藏族学生的成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当疫情逐日扩散，武汉被封城，成为一座孤岛时，我们只能祈祷那里的所有人能平安地度过这次劫难。
二十多年前，我读过加缪的《鼠疫》，可能那时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灾难，对所叙写的那种遭际，没有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后来，我国发生“非典”，对这种灾难性的疫情，有了切身的感受。2004年读到了北村的长篇小说《愤怒》，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余杰在序中引用的《尼金斯基手记》中的那段话：“我不需要邪恶——我需要爱。人们以为我是个邪恶的人。我不是。我爱每个人。我写出了真实。我不喜欢虚假，我需要善良，不要邪恶。我是爱。人们当我是个稻草人，因为我戴一个我喜欢的十字架。”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应该要有敬畏，那是与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的法则，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第一次吃到时令的水萝卜或苹果、桃子时，老人都会教我们念一遍：“请你让我吃掉你，求你千万别伤害我！”长大后觉得这是个很幼稚的行为，甚至觉得有些可笑。但是后来看到《和谐拯救世界》的片子时，其中有一段讲日本的一位科学家从世界各地的江河湖泊里采集水，然后倒进试管里，上面用世界各种文字写上“爱”“恨”两个字，让其冰冻结晶。写有爱的结晶体花纹很漂亮，写有恨的结晶体花纹极其丑陋。由此可见人心与自然万物是相通的。我们的内心应该要有敬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躲过很多的劫难，与地球融洽地生存。
当下医务人员和科研工作者正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其中有很多人被感染离世，让我们扼腕叹息，敬佩这种崇高的牺牲精神。文学应该记录这场艰难的时刻，但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升华，不是为了歌颂，而是为了反思，为了杜绝中华大地上无谓地再次袭来一次灾难，为了阻止更多的生命凋谢，家庭破碎。
原刊于《战疫纪事》（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2月1日出版）
次仁罗布，西藏拉萨市人，1981年考入西藏大学藏文系，获藏文文学学士学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西藏文学》主编，一级作家。西藏自治区学术带头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西藏民族大学驻校作家。 2004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四届高级研讨班。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祭语风中》获中国小说协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版第三名，小说《杀手》获西藏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中篇小说《界》获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了英语、韩语、日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