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得承认，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非常深刻，分层诸多，那些数不清的层面多数时候都自成一体，有着层面外的人们所不了解也无法驾驭的巨大学问，而每个平凡的人，只能居于小小一隅，井底之蛙或盲人摸象并不是偶然现象。所以，多数文学作品反映这个世界只能是局部的，如果能够通透科学地反映好这个局部并且还能够比较高明智慧地发现一些相对共性的问题，并给人们以思想的启示和精神的鞭策，已经是功莫大焉。同时，还必须得承认，我只是一个表面随和的人。而且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如今文学的组织化程度过高的场面，评奖、颁奖、宣传、营销，走马观花的会议和表面和气的敷衍，一切都显得那么胸有成竹，在有预谋的井井有条中，让人一见钟情心动不已的好作品似乎不是很多。再同时，从另外一个层面讲，这一年多来，我自己确实一直也在思考文化事业对文化产业的支持，也很期待文化产业对文化事业的反哺。基于这种种的矛盾，这一年来我的写作确实可以用“患得患失”这样一个词来概括。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偏执和矛盾，我的散文集《白姆措的眼睛》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已经几个月了，我只把它送给了少部分朋友，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创作，还有个别人甚至根本不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工作，但读完后仍然给我发来了一些心意真诚的话语。

        我的大学同学都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我把书送给他们后，在他们的各种回复中，大家仿若一起回到了二十年前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光。坦白说，我对陕西师范大学的爱至今仍然是热血沸腾的，十八岁远赴长安，这个优秀的学术教育空间给了我太多的人生财富。在母校，除了宿舍，我最难忘的空间有三个，一是青色的一号教学楼，在那里，我们听李建军老师近乎神秘地讲述《寒冬夜行人》，我们看梁道礼老师仰望天空大段背诵《文心雕龙》的挥洒自如，我们蜂拥而上地去听陈忠实的讲座。而那些与《战争与和平》《平凡的世界》《说文解字》《写作概论》等等相遇的故事，都是在这栋温暖的楼里完成的。二是古朴的联合教室，在这里看过《简爱》《茶馆》的录像，为新疆学生摇滚乐队鼓过掌。还是在这里，我们自己化着简单的妆容，演自己写的小品和话剧，并在演出结束后兴奋地谈论至到深夜。三是坚实的八号教学楼，这是全校学生的自习楼，不少校友的学术梦想都是在这里起航的，在考研的那一年，我经常六点钟起床，一层楼一层楼地去找座位。

        每一个清晨，长廊的七里香阵阵飘，每一个黄昏，图书馆的爬山虎片片红，我们几年来有时在学习，有时在玩耍，有时也在思考政治和理想。在团学活动时去拜谒过杨虎城将军的墓，在小长假时去马嵬坡春游，几乎每周都要去学校后边的大雁塔散步，兵马俑华清池华山也糊里糊涂地去玩过很多次。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我没有清晰的文化自觉，多数时候都只是一种孩子的随意成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每天都活在各种文化英雄建构起来的璀璨世界里，这样的初步模塑让年轻的我们获得了人生最宝贵的壮志凌云自信洒脱的品质。燕子，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陕北的美丽女孩，革命老区坚韧与务实的优点在她的身上最为明显。湖北那么远，寒湿让我畏惧，但她依然笑着征服了生活的风雨，把中学校长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她说在我的散文中仍能听到我们十八岁时在大雁塔下经过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感觉到青春的奋斗信念从没有改变过。雅宁，坐在我后排的温柔姑娘，她说在散文中听到了高原的声音，看到了对天地万物的悲悯之心，我相信她的感觉，因为她也是西部苍茫大地上的好姑娘，敬业、爱家人，如今在北京城里有了一个和她一样漂亮善良的女儿。还有好多同学，玉儿、美乐、理秀、红军、砬子、晓玲、晓琳、蓉儿、胡班长、刘班长、苗苗、微微、马玲儿、花蕊……在他们温暖的话语里，十八岁远赴长安的情景再现，在那个骄傲的年龄离开天祝高原时勇猛精进的文化感突然神奇地来临，又突然，如今生活在大江南北的同学们带着地域特色的热情话语也被对接、整合，形成了另外一种多民族文化交互叠加的文化感，所有这些，又以某种神奇的力量与今天人到中年的我进行着某种对话，有时是清晰的，有时是模糊的，但都是温暖的，是对坚硬现实的一种有力超越。

        这样看来，很多时候，写作只是我交往的一种方式，和他人，和自己，和集体，和世界，最终的目的是能够动态地调整自己的步伐，获得一种相对成熟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说的都是老老实实的真话，而且我目前似乎只能驾驭叙写真事的朴素散文，关于这一点，唐博士批评过我。他是一个始终葆有可贵文学激情的热心批评家，在很多文学会议上激越发言，语出惊人，警句不断。在这一点上，我经常自愧不如。八年前，我们俩一起在鲁迅文学院参加文学理论评论的高研班，他就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评论风格，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开会发言。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及青海的毕教授共同结下的深厚生活友谊。现在看来，唐博士继承了鲁院永葆文学初心的美好传统，而我则渐渐地在岁月的风霜中成为一个更热爱厨房的平凡母亲，所以，他说我的散文集有“正气”而没有“奇意”，我理解他的失望，也感谢他的期待，但生活的烟火气息确实让我更热爱表面平实实则暗藏力道的中年文字风格。

        在这些有力道的文字中，我比较喜欢女作家迟子建，即使那些情节离奇的故事也让读者对人性的善充满了信心，比如《一坛猪油》。还有鲁敏的《纸醉》也写得很好，让民间文化带上了书卷气，雅正的文学传统得到了发扬广大。这些女作家的文字都是带着大爱的，对满是缺陷的现实世界充满了悲悯之情，坚定也柔韧，我觉得这是好女人应该为精神世界所做的贡献。男女有别是我一直坚持的理念，这在很多时候是生理差异带来的文化性格，没有必要回避，相反，应该尊重实事、扬长避短、合作共赢，才能实现相对的男女平等，这个问题细谈起来是非常复杂。但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认为女性在坚持个人奋斗的大原则下，还是应该坚守一些利于和男性更好合作的品质，比如温良含蓄，比如外柔内刚，比如亲和力，等等。在这样的一种理解路径上，我确实不喜欢有些所谓的女汉子，她们时常将粗俗、野蛮、浅薄当做了坚强自立，甚至错误地认为这些就是女性解放的表现，令人齿冷。

        我仍然坚持认为每一份文字都需要公正善意的评价，并在这评价中互相成长，这是另外一种层次的交往。因此，不管作者是否期待这份评价，也不管他是否看重这份评价，但必须要给予说话人应有的尊重，这是我在以评论家（当然，我也不是一个合格的评论家，但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这样一种文化身份）的身份参加一些会议时对那些一再声称他从来不看评论家文字的所谓作家一直保持警惕的原因。这或许还不是评论家的立场，而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直觉，因为，总觉得人不能一个人自说自话地活在这世上，那太自私。而高质量的对话，本身就是助力生命走向圆润成熟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信任的莉莉师妹始终在鼓励我的写作，她长期致力于民间化研究，功底扎实、成果斐然，在生活中却既实干又聪明，大度包容他人又对烟火人生充满了真正的兴趣，是我欣赏的才华横溢又懂得生活情趣而且有着最宝贵的温良性情的女博士。我在和她谈论书的过程中仿佛一起回到了那个当时还叫做西北民族学院的浪漫校园，上研究生时那段最无忧无虑最无拘无束且美得不可方物的青春，读书，看电影，写文章，吃糌粑，还有藏族男生最让我终生难忘且无比羡慕的漂亮硬笔书法。另一个有才华性情又好的萍萍师妹，因为我在书中写到了她而长久的激动，也带给我儿时初识好朋友一般的纯真快乐。还有小赵，我的责任编辑，敬业聪慧，还有着漂亮女孩子少有的稳重与谦虚，她也给了我很多鼓励。

        在性别文化上和我无话不谈的朋友苹果为我写了一个小书评，她坦诚聪明而风情万种，那些含着闺蜜情愫的文字是她写下的一些充满真性情的话，我在真心的感动中也以一个写评论的人的直觉看到了她对藏族文化的一些可贵的理解。编辑希望她把这篇文章修改深化为一篇关于藏族文化的理性认知的杂谈。在这样的路径上，我的散文集只是一个壳，她借壳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识见，以后，也许她会沿着这条小路继续走一走，看一看，也许前方会有更好的风景。我想，这是一本书给一个读者的最好礼物，那是一种能够互通有无又有可能彼此成就的桥梁式的温暖存在，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文化风景。

        把书送给在兰州大学读博士时的同学们是比较晚的事了，因为他们个个著述等身，有许多人写出了让我非常佩服的漂亮文章。所以，我确实胆怯了一阵子，后来，终究拗不过大家的热情鼓励。同学们的认可让我既高兴又羞愧，石博士是第一个发短信表达了阅读感受的同学，他说喜欢这种褪尽浮燥，真情入心的文字，也为我文章中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无名女性的坚韧与美丽而感动。还有李博士，也表达了对民族地区生活的兴趣，我想，我的文字如果能够有交流民族文化的一点点意思，确实会让我欣慰。

        当然，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一点上，认为从整体上看散文集是零乱的，不是一个系统工程，这种评价是客观的，我对批评者都表达了真诚的谢意。赶时间出版来不及系统化的写作只是一个懦弱的借口，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集子的脉络其实是我的个人生活史。四辑中的“民族篇”主要写的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校园篇”主要写的是兰州城市学院的校园文化，“渭源篇”主要写的是我挂职的地方渭源的文化，“哲思篇”是对女性生活的一些思考。当然，目前看来，书写都是粗陋的，但确实是我对每一个阶段生活的认真思考，是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角色的理性反刍。当然，书写渺小的个人肯定不是优秀创作的终极目的，所以，我在后记中写了这样的话：“我的本意是想以生活史为表象，在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进行一种文化想象式的缝合和串联，从而还原一些我自己生活过的小地方的历史文化原貌，表达一下对我自己经历过的小事情的大思考。”虽然都没有做到，但这确实是我今后愿意一直努力的方向，这样，也能让我从事的民间文化学术研究更好地在文学创作中发挥底色式的基石作用。

        我不知道，没有刻意地经营，而只是简简单单地把写作当作一种交往的方式，是不是女人的文化特点或者说是一种智商缺陷？因为女人重视感情，多数时候都只是为了单纯的友谊在交往。就像我和我中小学时候的同学们，因为家乡天祝而保持着多年的联系。所以，他们最喜欢的仍然是我写下的关于我们的家乡天祝的文字，正如万湖所说，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我还在小姑娘时就喜欢写作文的古旧往事，如今他们中的多数人都阅历丰富事业成功，却在读我的散文时表现出孩童一样的纯真喜悦，我们在谈论文字时，也在粹取人性更高层面的纯净，还有那种为了理想出生入死的英雄气概，这种势不可当的力量是家乡赐予我们的宝贵人生财富，很多暗夜，我都带着崇高的敬意为这种体验而长久激动。

        当然，在天祝的小伙伴中，也有一个人表达了对我散文的另类批判，认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认为大家都应该作别雪域高原的寒冷走向温暖的地方寻找富庶的生活，我非常能理解他在追求物质的层面和在对都市生活的热情想象中所说的这番话的本意。但在这种简单的层面上去理解文学，确实没有更深对话的可能性。但是，我却依然很感谢他的率直，也祝福他梦想成真。

        我们多数人每天都在接触沸腾的经济生活，必须面对作家被边缘化的问题，那些各种卖书的零乱尴尬场面也让我五味杂陈。一年将尽，愿我们相信，好的作品终究是会被时间挑选出来的。也许有一天，即便是那些每日每夜都奔走在黑道白道黄金道上的坚硬如铁的心灵，也将被真正优秀的文字所捂化，那时，我在文首提到的一个问题：文化事业对文化产业的支持，文化产业对文化事业的反哺，可能就会水到渠成、迎刃而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