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时代文学》“名家侧影”栏目推介我，我的几位好友应我之约，写了对我和我的作品的印象。约稿之时，我第一个想到了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期的同学哲贵。我和哲贵早先就认识，一见如故，后来的学习使我们的友情更加深厚而坚韧。在鲁院时，同学们叫我龙爷，叫哲贵贵爷，从鲁院出来，同学们各自回去，这种称呼也开始在不同的圈子里流传。贵爷给我写的那篇东西，题目叫《关于龙仁青的五个非关键词》。我非常喜欢“非”这个字，只一个字，定位却狠而精准。第一次看这篇文字，我似乎就被某种钝器击中，并让我顿悟到了什么，我开始思考我与文学的关系。

        照理，一个写作者，文学理当是他的关键词，但是，对我来说，它是吗？我忽然发现，它与我的关系面目模糊。

        是的，我写小说，偶尔也写诗写散文，加上业已形成规律，坚固如一日三餐一样不可动摇的阅读，应该说，文学与我保持着正当关系。但是，比起更多的写作者，我似乎多了点儿什么或者少了点儿什么。

        尽管我依然觉得文学对我不可或缺，但在谈及它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儿心虚。所以，我还是先说点儿别的吧。

        在《时代文学》“名家侧影”栏目为我写了印象记的几位朋友，黄德海、张定浩还有我在鲁院时的班主任李蔚超老师，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我唱歌，这实在令人惭愧，有不务正业之嫌。那我还是说说唱歌吧，抑或，应该叫音乐？

        在青海的文学圈里，就唱歌来说，我是小有名气的，每次大家聚餐小坐，免不了我要唱几首歌。其实，在青海，这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地方，这个聚集了许多能歌善舞的民族的地方，这个歌谣还没有完全成为舞台上的一种表演，依然保持着“言语之不尽，歌之舞之”的原初意义的地方，唱歌，几乎是一种常态，只要朋友们小聚，再加上几杯青稞酒的灼烧和催情，歌声便必不可少。我也发现，青海，还有西藏，是全国仅有的作家和歌者经常在一起的地方。就这个问题，我还在圈子里做过简单的调查，我发现，其他地方的作家们，几乎跟歌手毫无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圈子，彼此陌生且不屑。而在青海，作家和歌手绝对是一个圈子，因为歌手的加入，在青海，我们的聚会便会比我们常见的对话、品读之类丰满而富于情调。若要追溯歌与文学的某种关联，作家与歌手在一个圈子里，那才是正常的。去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便看到圈子里的一些作家，就此事表示大为不解，认为把一个严肃的文学奖项，颁给了一个歌手。当我看到那篇质疑的文字时，立刻对这位作者大为不解，我还把我的意思打电话给青海的一位诗人朋友，诗人朋友更是大为不解，他认为鲍勃·迪伦获奖，恰好成就和完美了诗歌两个字。也是去年，我的“藏地文典”出版，在我的家乡青海做品读会时，现场来了许多歌手献歌，现场不再是严肃的单纯的文学对话，我觉得他们的歌声让文学更有了文学的味道，也更有了生活的味道。

        我经常给歌手们写歌词。经常把我写的歌词送给歌手，分文不取。藏地几乎所有的知名歌手，都唱过我写的歌，比如亚东、容中尔甲、德乾旺姆等等，我还有个身份，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好像还是常务理事。

        再说说摄影。我之所以经常拿着相机，是因为我此前有过一段时间的记者经历。那时，我在青海一家报社上班，单位为我配备了一台奥林巴斯的数码相机，我记得，那时的青海媒体，还没有出现数码相机，因此我在圈子里的地位与众不同。但是，真正开始迷上摄影，还是从报社调入电视台以后，电视与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有关光影、构图，以及有关摄影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素质，我反而是通过电视工作而得以学习、感悟、获得的。我后来也曾在青海省文联的《青海湖》杂志担任编委，少不了向一些作者约稿，其中，也会有一些知名的大家。约稿时，经常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索要作者照片。我发现，大部分作者对摄影的基本概念知之甚少，经常发来一些完全不能用的照片，还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比如印刷所要求的像素质量等，更多的问题出在构图、光影、聚焦等方面。我也经常在微信里看到一些作家诗人朋友发他们的照片，多半是那种对摄影毫无要求，只单单按了一下快门了事的照片。一方面，这是摄影器材大众化、手机化之后的一种大众表现；另一方面，这也表露了作家们对摄影艺术的低视。在国内，许多作家擅长书法或绘画，但执着于摄影的，似乎不多。还有的作家，与影视圈有许多合作，但依然没有发现他们的照片因此有所长进。

        我对摄影，还是有一些想法。近年，我拍了许多环青海湖地区的野生花卉和鸟禽，由此，我也想完成一个梦想，我想，以后我的文学作品，在涉指自然人文地理的描述时，不会出现“一只不知名的鸟儿”、“一朵红色的花”之类的句子。还有，在这个读图时代，图的地位直追文的领域，这一点我们应该要看到。

        还要说说我的翻译。说到翻译，首先要说的是语言。我小的时候，生活在青海湖畔的一个很小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牧村，这十几户人家，一部分是当地的藏族牧民，还有一部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迁移到这里来的汉族农民。出自两种不同家庭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儿，就得要用汉语和藏语两种语言交流，那时候，我们说的汉语，是青海河湟地区汉语方言，藏语，是环青海湖地区口音的安多藏语。等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遇到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女老师——她叫姜如真，教会我普通话与汉语拼音——此刻我正在用拼音输入法写东西——这两个让我受益至今并会继续受益的知识，我这一生对她充满感激——她说的是纯正的汉语普通话，而给我们教藏语的老师，则要求我们说话时多用书面语，不要夹杂汉语词汇。两位老师的不同要求，让我们在面对不同的说话对象时，不断地转换着我们的语言角色，使得我们从小就很好地掌握了两种语言，以及这两种语言的当地方言。有一位在南方工作的新疆作家，在一篇文章里形象地说，他长大在一个多语言的村落，从小就要有几条语言的舌头，才可以畅快地交流，我长大的环境，与这位作家极其相似。这，应该是我后来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最初动因。

        我最早翻译的一部作品，是端智嘉先生的作品。端智嘉先生，被誉为“藏族的鲁迅”，是一位优秀的母语作家。有人认为，他的母语创作，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者”。他曾经在我上学的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任教，我多次见识他在课堂上的风采，聆听他的讲课。我之所以与文学结缘，就是因为遇见了他——有时，我也在想，我在孩童时代遇到一位说汉语普通话的老师，在少年时代，又遇到一位业余从事文学写作的教师，也许，上天早就为我的一生做了某种规划，让我与汉语写作结缘。我翻译的是先生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在我的心里，我把这部译著看成是向已经故去的端智嘉先生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是他把我带到了文学和翻译的路上。

        后来，我翻译过许多当代藏族母语作家的作品，就数量来说，远远超过了我的原创。翻译于我，似乎是一种宿命——一个懂得汉藏双语双文，又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怎么可以不去翻译呢？我甚至开始对翻译有了一种迷恋，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有了许多的经验、体会和认知。我认为，翻译之前的细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揣摩原文作者写作时的心绪、气息也是翻译的一个前提。

        201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作品《仓央嘉措诗歌地理》，在这部作品里附有我重新翻译的仓央嘉措诗歌。我很早就与仓央嘉措诗歌相遇。那时候，这位尊者的诗歌还没有像前些年那样成为一种流行，成为感情男女的爱情鸡汤，因此也没有流俗成为一种被人们造假和仿写的网络名片，很少有人问津。他的名字和他的诗歌，或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而我有幸在那时候读到了他的诗，藏文原文，干净、简约的表述，与我当时接触到的藏文诗律学和词藻学所提倡的对装饰性的强调大相径庭。或许就是这种不事雕饰的干净和简约吸引了我，我开始在有限的范围内搜罗他的诗歌，于是，我手中便有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仓央嘉措情歌集》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仓央嘉措情歌研究资料汇编》。我痴迷、流连于他的诗歌之中，这两本书被我翻阅了不知多少次，每一张纸页上都浸润着我的汗渍我的气息。

        重新翻译仓央嘉措的诗歌，是我当初的一个愿望。在我之前，前辈们的译文已经很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错讹，我想通过翻译做一些纠正。在翻译时，我直接面对原文，不想让前辈的译作影响到我。但后来的译文呈现，我还是不满意的，这也正是在我前面有许多的前辈，让我有了一种压力，使得我的译文过于局促和小心。所以，我一直想重新翻译仓央嘉措诗歌。去年，藏族著名歌手容中尔甲计划出版一部以仓央嘉措诗歌为主题的个人音乐专辑，邀请我参与歌词的翻译，我欣然接受了邀请。重新翻译时，我做了一些尝试，之所以展开翻译，是因为之前的译文不能够表达原文中的隐喻意义，还有，我也想从歌词的意义上做一些尝试。孰好孰坏，留待读者评说吧。我开始迷恋起了翻译工作，这个过程，很像是面对一个体系繁杂的玩具，拆解之后，再进行组装，最终让它以另一种外形呈现，我对这个游戏充满好奇，并认定这是一个崇高的游戏。

        有一段时间，我还从事影视创作，拍了一些电影和纪录片，担任导演编剧。这些都是我在电视台工作时的分内工作，在这里忽略不计，不提了。

        现在该说说写作了。我的作品并不多。大概只有几十个短篇我三四个中篇，还没有出版过长篇。近几年，作品数量愈加少了起来。令人欣慰的是，这样一个写作数量，还是得到了一些反响。虽然，我目前的创作状态和作品数量，大有淡出文学圈的意味，但许多人依然记着我。就凭这一点，我也想在这个已经到了“知天命”的时候，发力写作，能有一个好得表现。若说我的写作有所追求，那么我想做到的，一是让叙述慢下来，不要让作品中的人物走得太快，也不要让读者追得太急。重新回归文学的描写时代，让读者在文学的风景和内心中驻足停留，观赏体悟。我也认为，中国作家的作品应该不是随便置换其中的人名地名都可以成立的作品，应有不可置换的“中国元素”。

        你看，我是一个多么繁杂又忙碌的人啊！我也曾一度希望对我的工作做一些减法，但又不知道取谁留谁。或许，我只是一个被艺术诱惑的人，听从艺术的召唤，随遇而安，或许便是我的人生。有人说，喜好的驳杂而不专一恰好说明了一个人的无能，我也许是。

原刊于《青年报—新青年周刊》

        龙仁青，小说家、翻译家。1967年出生于青海湖畔。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省民族文学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创作出版有“龙仁青藏地文典”（三卷本）、小说集《光荣的草原》《锅庄》等；翻译出版有《当代藏族母语作家代表作选译》《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仓央嘉措诗歌集》《居·格桑的诗》及《格萨尔》史诗部本《敦氏预言授记》《百热山羊宗》等，约300万字。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青海湖》文学奖、《红豆》文学奖等，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