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徽昭：《荒原上》这本小说集让我们看到高原的雄性气质，那里的生活和气候与江南城市形成了强烈反差。我曾经在7月份时去过青海，夏天不需要空调，水龙头出来的水都是冰凉冰凉的，但7月在南京却是高热的火炉时刻。

索南才让：南京跟青海完全是两种概念，尤其是对比我生活的小县城来说。那里6月份还需要穿棉衣，7月份下过好几次雪。但南京天冷时还有人穿单薄的衬衫，我也感觉很奇怪。

李徽昭：青海别具边塞风情。我想问您，成名之后，很多人会不会对您有一个标签，说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80后”作家，您怎么看这样的标签？

索南才让：担心是有一点，我是不太愿意被贴上少数民族或牧民作家这样的标签的，我觉得一个作家的身份就足够了。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还继续写草原题材，有可能写一些海洋题材也说不定。

李徽昭：任何一种标签都是一种简单化。不过，《荒原上》这本书也确实会让人产生这种认知，比如主人公基本都是男人，女性呈现得比较少，而且基本是处在被动的位置。生活场景除了草原，就是牛、羊、狼群、秃鹫。这样一种空间和叙事，难免让人有这样的标签化认知——你是写草原的边疆少数民族作家。草原的游牧生活中，女性相对是缺席的？她们处于一个被支配的地位么？

索南才让：女性并不缺失，在早几十年前，草原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男性一般不怎么管家里的事，包括放牧在内，都是女性在做。草原的男性酗酒问题严重，这种情况下，女性就显得特别重要。从男性的角度来说，我缺乏对女性了解的自信，这使我有时候很怀疑自己的写作，尤其面对女性的时候。我的作品里很多女性缺失或很微弱，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女人是这样想的，但其实不是。所以我有点不太敢更深入地写一个女性，不敢从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她的精神世界。

李徽昭：在《荒原上》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爱了就勇敢爱，爱过了也可以因为家庭的要求去分手，这对我们来说形成了一种情感经验，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张力。比如《山之间》里写朋友共同面对绝境，两个人的话语交流很少，但情感上的契合是非常深的。

索南才让：草原尤其是高寒地区生活的人们，情感不能说淡漠，总之不会那么丰富。每天看到的都是苍凉、辽阔或荒芜的环境，在那种环境中你很难多愁善感。比如看见一朵花，长久观察着就能想到很多事。更多是一种比较冷的、远观的、俯瞰一样的情感距离，人在和环境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形成了这种性格，这可能是高海拔地区人的一种共性。因此，他对一些生灵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点冷酷，对人会投入真正的情感，对牛羊则不会。

李徽昭：我也注意到，写到人跟一些动物的情感关系还是很亲密的，比如马。

索南才让：草原上，对牧民来说马不是动物，它是你的一双腿。从古至今，和人产生浓烈情感的动物往往是马和狗。狗保证你的安全，马是你远行的工具，牛羊是你的食物。

李徽昭：你在一些访谈中说，《荒原上》这个中篇小说有你个人的体温，你把个人经验的某些东西投射在里面，我认为这个小说是以非象征的方式抵达了一种象征。

索南才让：故事发生在荒原上，视觉所及就是一个荒原，但它又折射出另外一个东西，我们是去灭鼠，那个老鼠是数量以百万计的种群，它在所谓的荒原上很繁盛地生存着，这就很讽刺，真正的荒原不是外面的荒原，而是牧人心中的荒原。当你生存的土地变得残败不堪时，当你没办法遏制那些跟你争夺生存空间的物种时，牧民心里的荒凉才是最真实的。

李徽昭：在牧区，因为技术介入比较少，情感关系是不是更让人感到温暖？

索南才让：现在网络普及，我们跟内地的交流方式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但不一样的是，当你进入山区后就没有了信号，也不会有什么人到你那里，没有公路，所有你进入山区之前享受到的网络便利突然被掐断了，你就会陷入到一种特别焦虑、困顿的状态中。

《荒原上》这个作品中，甚至连交通工具都不需要，人封闭在那里，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还要努力让这个世界运行起来。运行过程中所有的问题都是他们之前造成的，所以就显得很有意思。你清楚有一天你出去后又要回到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去，但在你没出去前，必须营造好当前的世界，因为你就是其中一个支柱，6个人就是6个支柱，牢牢支撑着这一世界。故事中金嘎死了，世界也就崩塌了，他们也该回去了。

李徽昭：我还注意到，小说中的一些父子情感关系比较另类，情感关系显得模糊，是不是草原游牧民族没有太深的家族概念，或父子关系相对来讲比较冷峻？

索南才让：确实不一样，草原上的父子关系很奇妙，有时候不太像父子。很早以前，我跟我父亲有一次转场，他骑着他心爱的马，在路上就开始喝酒，醉得差不多时碰到了他的朋友，他们两个很高兴，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而我却要操心牛羊，要保证牛羊安全进圈、不能丢失，我就不那么高兴了。父亲就数落我，说我不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下马把我的马尾拴了一个花，之后像小伙子一样打马扬长而去，他还唱着歌。很多牧民家庭都一样，父子关系有时候会有些亲密，更多时候没那么亲密，这距离中更多的是对抗性的因素，我很多朋友的家庭都是这样。中年以后，这些人的观念会发生变化，又会跟父亲和解、和好。

草原里的梦想与腾飞

李徽昭：你曾说看武侠小说、电影启发了你的写作，这部小说集也不断出现一个爱读书的放牧少年，具体来说，这些小说给你提供了哪些思想动力和写作资源？

索南才让：我在18或19岁时接触的第一部作品是《平凡的世界》，它给我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冲击力，之前我不太考虑将来，做什么规划或对人生价值观做一些思考，我真正意义上对自己负责起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其实刚开始吸引我阅读的，最纯粹的还是故事，文学性、技巧性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李徽昭：《平凡的世界》，哪一个事件最打动你？

索南才让：相比《平凡的世界》，《人生》可能对我更有影响，高加林的遭遇我看得特别心痛。如果是一个立场不坚定的青年遭此劫难早就放弃了，读了两三遍后设身处地想，就发现人生命运发生重要转折的时候，所有人都一样，你并不见得比高加林高明多少，不见得你的选择产生的痛苦会比高加林少很多。

李徽昭：一个放牧少年成为全国知名作家、鲁奖获得者，可以说开创了青海文学的历史，想想也挺励志的。早年你也在北京做过打工少年，写作是不是你抵抗城市孤独、寂寞的方式，或者一种情感宣泄的需要？

索南才让：跟寂寞没有关系，是理想和梦想让我在坚持。白天其实很累，我打工的地方是一个现代雕塑公司，《荒原上》第一稿就在那里写的。尽管白天很辛苦，晚上还能坚持写几个小时。

李徽昭：《荒原上》里面的很多小说，包括早期一些作品，大多是你的经验性写作，可以说是边塞风格，也有人说是草原风格。但是经验书写是有限制的，它飞扬飞腾的空间还是限制比较多的，最终必须突破这种经验的边界，让经验和思想有一个飞升。

索南才让：确实是，经验写作仅仅只对你创作初期有效，在这之后，你可以从故乡这个概念上提炼创作素材、汲取营养，经验写作到了一定程度，就像李老师说的有边界，不能重复在很单调的经验性当中。有一种经验叫间接经验，这个间接性经验就是你的阅历和阅读、思考，这些形成了经验性后面的思想性，所有作家走向成熟都是走向思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