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才让是近年来声名鹊起的70后藏族作家。他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以诗性、简约而富于哲思的语言，及对故乡甘南社会历史、人文人性的深度认知和艺术表达，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形成了显明的文学辨识度，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年前，我有幸邀约到扎西才让先生，就他和他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愉快而有价值的交流。
敏彦文：据我所知，您是1992年开始文学创作的，屈指算来，您从事文学创作已经30年了。请问，是什么因素让您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请谈谈您的创作历程。
扎西才让：回想以前，之所以从事文学创作的原因，其实由三个因素组成，即“中文系”+“边缘诗社”+“《飞天》”。1990年，我进入西北师范大学，攻读中文专业，算是正儿八经地接触到了汉语言文学。机缘巧合之下，应您的邀请，加入了由您组建的边缘诗社，正儿八经地练习写诗。后来，一首短诗《白鬃马穿过草地》获得《飞天》杂志社主办的诗歌大赛优秀奖，这就等于文艺女神缪斯给了我以加持。再后来，也就是1993年，被《诗神》杂志冠以“全国十大校园诗人”荣誉称号，这就算是挤进了诗人的行列，成为我省以汉语写诗的队伍中的一个。
敏彦文：您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何时开始？是小说、散文，还是其它什么体裁？讲述的是什么？发表于何时？
扎西才让：既然论“部”，那就不能指短诗或组诗了。在这个前提下，我的第一部作品，除去自编自印的《扎西才让诗选》，应该是大众文艺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散文诗集《七扇门》了。这部作品收录了我创作于1992—2010年的90首散文诗，由“边缘人”、“孤寂者”、“甘南行”、“伤心人”、“双亲泪”、“生命花”、“今生事”七部分组成，故名《七扇门》。其内容，是对民族认同、寂寞内心、故土恋情、爱情悲歌、亲人憾恨、生命体验、人生琐事等方面，作了青春式的独白。
敏彦文：您的作品创作题材或视野以什么为主，为什么选取这种题材或视野创作？您会尝试采取其它题材进行创作吗？您认为您的代表性作品是什么？想通过它要表达怎样的思想情怀？您的“桑多”文学构建初心是什么？
扎西才让：前面说过，我在大学时读的是中文系，也许因为比较系统地学习并接受了中外文学史中多次提及的地域观和题材观，我对题材的选择，是没有特别的选择的，也就是说，我对种种题材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在诗集《桑多镇》和《甘南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始终认为，在确定了自己的文学地域版图后，与题材选择有关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马尔克斯、福克纳、苏童、阿来他们的写作，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在他们的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中，我们知道他们在写地图上能找到的地方，但这地方在其作品中，是另外的名字，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具有文学意义的名字。这个名字的出现，把他们感兴趣的题材，一下子就挟裹了进去。
而我，则以甘南为背景，以夏河和合作为母体，也创造出了一个带有藏族文化特色的地名：桑多。桑多山、桑多河、桑多镇、桑多寺、桑多人，显然都在桑多这一地域的范畴之内。我不喜欢写实打实的地名，因为这样写很容易被人对号入座。我不愿写某地某时的过于符号化的东西，只想写出此地的灵魂所在。部分甘南作家选择题材时对于属地的固执，让我很是奇怪：难道他们一定要写清楚这事发生在确有其名的某地吗？难道他们就没读过鲁迅谈及人物形象塑造的那些方法吗？难道他们就不会在事实基础上强化事实的特性吗？奇怪归奇怪，要想改变他们的写作中的思维定势，那显然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因此，与这一类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相比，我觉得我的写作尝试，更接近文学写作的本质。
正如您所注意到的那样，在“桑多”这一文学地名上，任何题材都可以拿出来，任何事情都可以装进去，任何人物形象都可以在这片土地上长出来。在我这里，不存在“尝试其他题材的写作”的问题，因为题材都在“桑多”，“桑多”能容纳我能想象到的所有题材。正因为如此，我的诗集《桑多镇》《大夏河畔》《甘南志》和散文集《在甘南》，在我眼里，都是我的代表性作品，起码目前是。我想通过这几部作品，表达我在甘南这块土地上的发现，以及这里的人带给我的感动、恐惧、担忧，从而找到我的灵魂的归宿。
敏彦文：您已出版诗集《七扇门》《大夏河畔》《当爱情化为星辰》《桑多镇》《甘南志》、散文集《诗边札记：在甘南》、中短篇小说集《桑多镇故事集》等七部文学专著；荣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中国红高粱诗歌奖、海子诗歌奖、三毛散文奖、唐蕃古道文学奖、鲁藜诗歌奖、梁斌小说奖、孙犁散文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数十项文学奖项；作品入选《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微型小说月刊》《小小说选刊》《散文海外版》《诗收获》《诗选刊》等选刊类期刊及百部年度选本。先后两次入选甘肃诗歌八骏，被甘肃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授予“第四届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请问，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篇或哪部？如何评价它？
扎西才让：当然是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19年12月出版的诗集《桑多镇》了。这是我继《七扇门》《大夏河畔》和《当爱情化为星辰》之后正式出版的第四部诗集，遴选了我自1999年至今近20年来创作的与藏地小镇桑多有关的183首作品。整部诗集由“镇志残片”、“小镇秘闻”、“小镇人物志”、“小镇风俗志上篇”、“小镇风俗志下篇”、“小镇情爱志”、“小镇诗人”、“达娲央宗”、“你和亲人”等九卷内容构成。这部作品，我试图以小镇史、秘闻录、风俗志、情爱志和人物志等相对集中的内容，架构出人性和神性共存的藏地红尘——桑多镇，从而完成我的诗歌创作理念：立足故土甘南，创建文学小镇，塑造灵魂形象，层现人性主题。而今反顾，我觉得我基本上完成了创作这部诗集的初衷。
国内评论家认为《桑多镇》以诗为砖瓦、为认识和理解之目光，体现了作者构筑文学甘南语法世界的初步实践，开启了独特的文学甘南语法世界的建构工程，是一部诗歌版的《尘埃落定》。
2020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结果23日在京揭晓，《桑多镇》荣获诗歌奖，授奖辞为：“在扎西才让的《桑多镇》中，生命中每一个细节都熠熠生辉，这是情感的辞书，温婉是语言的质地，也是对万事万物的领悟。”2022年1月，诗集《桑多镇》因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而荣获甘肃省第十届敦煌文艺奖荣誉奖。2月，荣获甘肃省第八届黄河文学奖荣誉奖。
敏彦文：您最为欣赏的中外作家都有谁？欣赏的理由是什么呢？您的创作受到哪些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扎西才让：国外作家中，影响了我的创作甚至思想的，有三人：奈保尔、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
奈保尔是英国印度裔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石黑一雄、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他在《米格尔街》《大河湾》等作品中所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等主题，很能引起我的共鸣。我们以为《大河湾》中移民者的故事已成历史，但只要看看国际形势，我们都明白那些悲惨的历史还在继续。
而在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马尔克斯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描绘了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精神。在这个家族中，亲人之间基本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有人为打破孤独进行过艰苦的探索，但均以失败告终。这种孤独，在我们国家、民族和村落里，也普遍存在，早已成为阻碍民族向上、国家进步的一大包袱。也就是说，读马尔克斯，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
米兰·昆德拉则通过笔下人物和我们读者之间架构起一种深层的精神联系，对爱、死、喜、悲等主题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探索。作家将自己置身于小说之中，也常常邀请读者参与其中，使我们与他笔下的人物建立起联系。这正是他的小说吸引我的地方。
若要选三位诗人，那可能就是夏尔·泼德莱尔、T·S·艾略特和中国当代诗人昌耀了。他们对自身时代的深刻体察、对诗歌题材的妥善处理、对生活细节的诗意呈现，都使我受益匪浅。
身边的写作者中，叶舟、阿信和李志勇的作品，是我以前特别爱读的。叶舟诗作中的奇异的想象、潜在的神性、激越的情感，甚至他自造的语法，显然不能以“给人印象深刻”来蔽之。阿信对意象的着意营造，对语言的仔细打磨，对结构的精心安排，都影响着我和其他的甘南写作者。李志勇对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的陌生化处理及重新命名，或者说对这个世界的新观察、新诠释，也拥有一批矢志不渝的追随者。
敏彦文：您如何看待甘南地域对您文学创作的影响？好与不好的影响哪个更多些？
扎西才让：作为写作者，我们穷其一生写出的所有作品，必定浸淫着故乡的气味和魂魄。甘南之于我，便是如此。甘南之于尕藏才旦、张存学、严英秀、刚杰•索木东等州外作家而言，也是如此。就是说，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作品的灵魂，始终在故乡。似乎地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深刻、持久、永远的。这种影响，不能以“好”或“不好”来评价，我认为这其实是种宿命。
敏彦文：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与民族身份的关系的？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无影响？有的话体现在哪些方面？
扎西才让：说起文学与民族身份的关系，我认为，写作之初，甚至在很长一个阶段，民族身份影响着作家的写作。正如我们都了解的，好多作家，不管是外国的，还是我国的，常以民族题材入手，寻求民族身份上的认同，的确也写出了好多优秀作品。但大作家不囿于此，在他们的视野里，人和其他生物没有区别，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给我们讲述的，不是阶级、阶层、民族甚至国家这些概念和内蕴，而是人性的复杂、物性的丰富、生存的可能、生命的贵贱等主题，是的，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笔力所及，便是世界。
当然，民族身份肯定会影响作家的写作。前提是，这个作家是个民族主义者，固执、偏执，且以此为傲。或许他能写出自己民族经历过的大痛苦或大荣耀，这样的作品，会被评论家认定为好作品、大作品、经典作品。他的作品，有可能影响到志同道合的同龄人，甚至有可能会影响一代人。但倘若缺少悲悯情怀和大爱精神，其作品是否能影响几代人，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敏彦文：您觉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有区别吗？在哪些方面？您觉得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家，优势与劣势何在？
扎西才让：从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来说，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对于作家和诗人来说，不管隶属于哪个民族，其写作，必然带有本民族的烙印。这并不是说藏族作家写的作品里，其烙印更明显，而汉族作家写的，则烙印不明显。实际上，都有烙印。视野更加开阔的作家，对自己的写作看得更透彻的作家，对自身的民族身份，其实不是特别重视的，他只重视一点：作为人这一物种，是如何生存的，是如何更理想的生存的。这方面做得很出色的作家，是比较多的，比如肖霍洛夫、泰戈尔，比如阿来、霍达。为了写出优秀的作品，他们反顾历史，了解社会，钻研人性，从而塑造出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如果他们写动物，也是以爱心、平等观和悲悯情怀来写的。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作家，不应该被民族身份所限制，得摆脱出来，摆脱不了时，就得挣脱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学之路上，走得更远。
若从写作之初，就被民族身份所困，或者自愿把自己归到民族作家之列，这时候，或许会有写作上的优势和劣势。其实优势和劣势是相对的，是随着文艺政策的变化而随时变化的。也就是说，有时候民族身份是优势，有时候，则完全是劣势。但不管是优势还是劣势，只要自己不困惑，就能走出来，甚至会化劣势为优势，写出更好的作品。
敏彦文：您对本民族文学的现状有哪些看法和期待？您怎样看待自己民族文学的未来发展？
扎西才让：回顾历史上的藏族文学，特别是以藏文为载体的藏族文学，研究者和学习者，都是深觉自豪的。而在当代，在藏族身份的汉语作家和诗人这里，其作品，实际上完全可以汇入到中国当代文学这一范畴中去。虽然其题材可能是藏地题材或藏族题材，我不认为这是“本民族文学”，也不认为这不是“本民族文学”。换句话说罢，这就是中国当下的“中华民族文学”这一长河中的支流。扎西达娃、阿来、次仁罗布他们的作品，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他们的作品，席慕容、阿云嘎、鲍尔吉•原野他们的作品，李乔、吉狄马加、阿克鸠射他们的作品，都可以这样归入。在这种划定下，对本民族文学的现状的期待，也就是对当代中华民族文学的期待：真的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的需要创作出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作品。对于用藏文创作的作品，我的期待就是通过字幕方式看国外电影时的感受：虽然语言迥异，文字不同，但仍然阻碍不了好作品走出地域、走出国界、走向世界的步伐！
敏彦文：您怎样看待甘南文学？认为甘南文学在当代文坛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应该有什么影响？您怎么看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扎西才让：所谓“甘南文学”，实际上就是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群体、文学作品和文学事实。与其说甘南文学在其重要特质（地域性、民族性、神性）在当代文学界产生了小小的影响，还不如在甘南本土作家诗人的努力下，甘南文学受到了一些刊物、编辑、评论家的关注和鼓励。
至于说“应该有什么影响”，我以为我们没有必要拉帮结派或以群体之力进军当代文坛，只需俯下身子，静下心来，立足本土，老老实实地写“这个地方”的“这个人”的作品，用足功夫，必出成果，当然就能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其实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脉。如果说少数民族文学是条条小溪，那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就是小溪汇成的一条河流，其势凶猛，其景壮观，其行有法。这条奇异壮观的河流，最终汇入到了浩瀚的水域。
敏彦文：有人说作家是牧羊人，对此您如可看待？
扎西才让：您这个比喻很有道理。作家确实像个牧羊人，不过，牧的是他笔下的人物，或者笔下人物的原型。甚至牧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笔下的植物、动物，乃至万事万物。他风里来雨里去，在自己的牧场上努力劳作，试图劳有所得，得有所用，用有所益，益有所留。当他的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纷纷出栏时，他的收获期就到了。试想，当一个作家用纸张、笔墨或电脑创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时，他就是个精神荒原上的牧羊人。当他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源源不断地诞生时，他，就是坐拥精神牧场的富翁。
敏彦文，回族，中共党员，甘肃临潭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刊社子曰诗社社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少数民族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在国内著名文学期刊发表作品若干。出版诗集《相知的鸟》、散文集《生命的夜露》《在信仰的草尖》、文学评论集《甘南文学夜谭》。作品及创作业绩入选《回族文学通史》《甘肃文艺五十年》等多种权威选本。获甘肃省首届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铜奔马奖、甘肃省第五、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甘南州文艺成就奖，黄河首曲格萨尔文艺奖等。有诗歌被谱曲传唱、被选入高考模拟题库和实训书籍。鲁迅文学院第十七期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
扎西才让，藏族，1972年生于甘肃临潭，1994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诗歌八骏”之一，201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著有作品集《七扇门》《大夏河畔》《当爱情化为星辰》《诗边札记：在甘南》《桑多镇》《桑多镇故事集》《甘南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