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莺飞草长，作家阿来推出了他的全新散文集《以文记流年》。这是继长篇小说《云中记》、同名电影原著小说《攀登者》之后，阿来献给读者的又一份惊喜。书中收录了他近年来撷生活之材烹出的人间风味，第一次在作品中展现了他的多元才华、学识、情感世界及日常生活，也因此，阿来首次被冠上了“文学艺术家”的称号。《以文记流年》共有七个篇章，包括“云中记”“读书记”“出行记”“怀人记”“鉴赏记”“品酒记”“演说记”，阿来用诗般文字漫卷人间烟火。
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集子？9日，阿来一边轻叩书页一边回答记者：“我想要和以前那些书有些区别，那就是用这些文字表现出一个写作者与写作相关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字中，真有一个稍稍深广些的生活。”
惜春因叹华光短，方以文字记流年——这是阿来为新书写的题记，也是他始终执着的文心。
18篇文章如开盲盒
发现全然不同的阿来
“以文记流年”，阿来记了些什么呢？阿来的笔下，所记既关乎读书、游历、写作，又涉及鉴赏、演说、怀人，形式可谓丰富，内容更是丰富。翻开目录，18篇文章仅是题目，都已能窥见其飞扬辞采。他以一本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漫游拉美大地的旅行指南，追寻聂鲁达精神原乡的同时，也完成自我的文学朝圣历程；他遍饮蜀地美酒之余，不忘探寻四川盛产美酒的奥秘，于是他为川酒作颂，盛赞那琼浆玉液中所承载的四川人达观放任的文化性格；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为已故老友、四川出版人吴鸿写下的《清明怀吴鸿》，笔下无尽伤感，结尾却令人有所希望，他写“读书就是使心中春水生吧，读书就是在生活之流上放舟荡漾，而得到自由吧？这回，我确信，吴鸿他是坐着书之船走了……”
书中，占据最多篇幅的，是第三章“出游记”。这一篇章，共收录阿来5篇散文，每一篇，都与植物、与山、与水息息相关。阿来曾说：“我很多时候，都不在家里，甚至写作都是在路上。”数十年来，阿来用双脚，更用一颗赤子之心，穿行在大自然间。“我的生活、写作，都是深入自然的。”阿来直言，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应该使自己跟这个世界有更广阔更丰富的联系，“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所以，阿来的流年中，山水、植物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一起去看山》，他书写了当下所见到的和记忆中深刻的四姑娘山，春夏秋冬，各有不同。他说：“下次，我们可以带着这本书，去看四姑娘山。”一年的春二月末梢，阿来去了梓潼，写出了《春日游梓潼七曲山大庙记》；从福州到泉州，他领略了《海与风的幅面》；写花，他最拿手。在《成都物候记》中，他就一口气描写了成都21种花卉植物。这次，他写了桂花，还写了水杉。其中，《水杉，一种树的故事》，曾获得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散文类成就奖”。一种树的故事，正是他寻找水杉这种古老植物的故事。在文中，阿来发挥了他渊博的植物学识，讲述水杉的前世今生，同时他又有文学家的情怀，直言“今天我来寻找水杉，也就是寻找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重新觉醒、重新发现世界的故事吧”。
更令人惊喜的是，阿来首次展现了他对书画作品的鉴赏力，其专业度再次印证了他的那句话：“我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作家，换句话说，作家并不是我的终点。”他以《一家金石味前因，绍父箕裘倍百男》描述了自己读《曾默躬品鉴玺印辑》的感怀；他谈袁武的人物画，撰文《心自书空不书纸》。他写道：“从审美发生来讲，这种冲击首先来自那些充满力量或意趣的人物的整体造型；其次，都是从笔墨中来，笔墨才是这种冲击力的根本所在。”一边给出如此到位的评点，一边反手调侃自己：“而我这个门外汉，反倒是从笔墨处着眼。这听起来有点可笑，一个连毛笔都不会拿的人，怎么有资格谈笔墨。”但不得不说，阿来的鉴赏力是令人服气的，否则又怎么会有著名摄影师肖全上门求序的故事？为《肖全 金川》摄影集作的序也收录在书中，标题《让人们彼此看见》，文中美国著名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的金句信手拈来，为肖全那本民族风物的摄影集平添了许多国际色彩。
谈及为何要将这些日常以流年之名义一一记录，阿来说：“一个作家的生活，首先就是与大家共同的日常。除此之外，于我而言，无非就是：读书、游历、鉴赏——艺术与美酒、写作。偶尔演讲，也就是‘与他人说’。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领悟，也以此与人交流，如切如琢，如琢如磨。归根结底，就是提升自己，丰富自己。”阿来认为，于他而言，“这一生，有诗与酒，有爱——对语词、对自然之物、对世道、对人，都能见得，居于城市楼群森林中某单元某层某室，也就能如行天涯。”
写《云中记》为什么要等十年？
以“一些闲话”来交代沉重的过程
《以文记流年》出版后，外界最集中的关注，在于阿来特别为《云中记》写下的两篇创作谈，一是《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另一篇是《不只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这是阿来首次公开以文字的方式，细致地回顾了自己创作《云中记》的来龙去脉，相比先前公开口头阐述过的心路历程，文字比声音更为震撼。
众所周知，获奖无数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以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讲述一个三百多人的村落因为地震伤亡一百余人，面临地质隐患需要整村搬迁。然而村里祭师总是惦念着那些死去的人，最终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去照顾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阿来亲历了汶川特大地震，目睹过令人震慑的场面，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亲见人类在自救与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在《以文记流年》中，阿来以“一些闲话”为名，试图用轻松的行文来交代那个沉重的过程。他描述了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所见所闻，“2008年5月12日，成都，我坐在家中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古代神话世界中徜徉。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吱嘎作响，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中的神或魔愤怒时，世界也会像人恐惧或挣扎时一样剧烈震颤。我可能花了几秒钟时间判断，这些震颤与摇晃到底是现实还是正控制着我的想象。终于，我确定震动不是来自故事，而是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差点把我摔倒在地上；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时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地震。”地震次日，阿来一早驱车前往震中汶川。路上，余震不断，越靠近灾区，以前熟悉的道路越是损毁得惨不忍睹，四处都是房倒屋塌、人员伤亡的惨痛景象……那个时候，阿来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写作，只是想尽量地看见，和灾区的人民共同经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一点自己微薄的力量。
后来，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地震题材，阿来也想写，但却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受灾民众心态。这种警惕发生在地震刚过不久，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率一众作家来灾区采访，第一站就是到四川省作协慰问四川作家。阿来直言：“我突然意识到在全国人民眼中，四川人都是受灾群众。那我们写作地震题材的作品，会不会有意无意间带上点受灾群众心态，让人关照、让人同情？那时，报刊和网站约稿不断，但我始终无法提笔写作。”直到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阿来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听到下午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他突然泪流满面……半小时后，阿来的情绪才稍微平复。他关闭了写了一半的小说，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他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他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为什么要等十年？阿来的回答是：“之所以在汶川特大地震十年后，我才动手写《云中记》，并不是因为我缺少材料、没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因为莱辛所说的‘腔调’尚未被听见。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而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使这个故事得到呈现。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明亮，把世界照亮。即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必须雅正庄重。必须使情感充溢饱满，同时又节制而含蓄。必须使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发出声音，如颂诗般吟唱。”
记下这段流年，阿来很郑重地表示那样的语言他找到了，要写出的光明也亮了。
一篇诗传不足以表达深情
阿来将在杜甫草堂开讲杜诗
阿来是杜甫的“粉丝”，早已为大众所知。对于杜甫在不同人生境遇中写的诗，阿来皆能脱口而出。涉及唐代历史、古典诗歌的种种掌故，阿来也是信手拈来。多年来，他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主题下，所作的演讲和授课，几乎都会将杜诗穿插其中。记者获悉，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阿来将会在杜甫草堂开讲杜甫诗歌。他将以杜甫的诗歌作品为线索，讲述杜甫的命运历程，阐发杜甫与成都，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并勾勒其特别的人格魅力，以及其儒家为本的思想特质、人生境界。
有意思的是，在开讲之前，《以文记流年》给了读者先睹为快的机会，其中那篇《回首锦城一茫茫》，正是阿来所作的杜甫成都诗传。这篇最早成稿于2017年12月12日的两万字长文，将杜甫从入川那一天起直至杜甫在舟上去世的诗意苦旅描述得细致深情。他以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名句开启全篇，“在你眼前，一个人会从他那美好当中静悄悄地清晰地凸显出来。”
杜甫的诗在文中出现一首又一首，阿来不作那些字面上的解读，而是讲述每首诗背后的故事。比如，杜甫那首著名的《剑门》，就是公元759年腊月，杜甫在颠沛流离入川的驿站里写下的，故事里，阿来有着极强的代入感。他写道：“作为一个诗人，面对着入蜀路上这道剑门雄关，触目之景，立即就转换成描绘性的诗句在脑海中映现：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而入川之后呢？阿来认为，杜甫望见成都的时候，久违的喜悦心情重新充满了他的身心，所以杜甫写下了《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呀，眼前的景象与萧瑟枯寂的秦州和同谷是多么不一样啊！温煦的阳光，照着植物的翠绿，也照在自己久经风霜、颜色黯淡的衣裳上。‘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人也跟北方完全不一样了。北方口音浑厚浊重，而这里的人民，话音清脆，节奏欢快，如同歌唱一样。这时，诗人已经忘记在心中盘算何时能回到故乡了。看来在外流寓的日子会非常漫长啊。”
阿来细细剖析杜诗，丰满了寥寥数语背后，杜甫的成都流年——最重要的，正是杜甫草堂的修建。“构建房屋，第一就是选址。反映在杜诗中就是《卜居》。当时他寄居在城西浣花溪畔的古草堂寺，选择地址自然就从日渐熟悉日渐亲切的浣花溪畔开始。果然，地址也就选在寄居寺院不远的浣花溪畔，‘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然后，有人送钱来了。《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这位在王家兄弟中排行十五、官职是司马的人是杜甫的表弟，他出城来看望杜甫一家，并送来修筑草堂的钱。‘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之后，杜甫在院子里栽树，写了《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房子里还少些用具，写了《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草堂建成了，写了《堂成》；新家来了客人，写了《客至》；一切安顿好，开始游览成都了，写了《蜀相》……阿来认为：“杜甫用自己的诗把这一过程，以及草堂建成后的生活情景都详实地记录下来。后人评价杜甫诗是‘诗史’，其实他首先写的是个人经历，个人所经历的历史。个人经历映照着时代，构成更宏阔意义上的诗史。”
谈及即将在杜甫草堂讲杜诗，阿来坦言：“书写成都，最优美，篇章也最多的，就是杜甫了。他留下了那么多关于成都的诗篇。清澈的江水、丰富的植物、温润的气候、众多的古迹、时人的身影与生活场景、城市的气象，无一不在他笔下清晰呈现。没有杜诗，我们几乎无法描摹成都，没有杜甫，我们也几乎无法歌颂成都。”在阿来看来，杜甫是给成都人文之美和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这种文化积淀和传承，也正是今天我们研究杜甫、感念杜甫、公开演讲剖析杜甫的最大意义。”
原刊于《四川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