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西藏自治区先后有17万人次的扶贫干部深入一线驻村，用青春与热血谱写了新时代的赞歌。2019年12月23日，西藏74个县（区）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全区实现整体脱贫。作家陈新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云上光辉》通过具体事例与宏大叙事相结合的手法，真实、客观地记录了西藏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近日，中国作家网记者采访了陈新，听他讲述《云上光辉》创作背后的故事。
西藏实现脱贫极具代表性
记者：怎么想到要写一部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
陈新：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贫困不是一个边缘问题，它关乎国计民生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繁荣昌盛。我出生在农村，对贫穷的滋味感受很深，尽管后来考上大学离开农村，但一直关注着农村的脱贫事业和农民的生活，对从事脱贫攻坚事业的人们也充满崇敬。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这是国家的号令。作为一名作家，我也一直关注脱贫攻坚题材的创作，但刚开始并没打算写一部与此相关的长篇报告文学，因为我对选材比较审慎，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出新，选取巧妙的角度写出反映西藏地区脱贫攻坚的作品。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西藏自治区文联、作协以及西藏自治区扶贫办与我联系，希望能书写一部反映西藏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作品，于是就有了《云上光辉》。
近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投入到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中。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滞后，是全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西藏的脱贫攻坚事业，难度更甚于全国其他省区。但是西藏的扶贫成就跟全国其他省区相比，又最为显著，从2017年开始，西藏已经连续四年在省级扶贫开发成效考核中被确定为“综合评价好”的省市之一。最令人欣慰的是，截至2019年底，西藏全部贫困县区实现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清零”，贫困发生率降为“0”，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1499元增加到2019年的9328元，脱贫攻坚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藏的扶贫工作与扶贫成就在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中，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西藏脱贫攻坚的伟大过程。
记者：请您谈谈西藏在实现脱贫攻坚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以及采取的对策？
陈新：西藏的贫困特点可用“广”、“大”、“高”、“深”四个字概括。“广”，即贫困人群所居地域广阔；“大”，即贫困人口基数大；“高”，是指贫困人群所处环境海拔很高；“深”，指的是西藏自治区整体处于深度贫困状态。那么，西藏在实现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便要从这四个字下手，发挥吃得苦舍得干拼得命的精神；解决贫困人口基数大的问题；克服高原反应，将条件恶劣不适合人居环境中的群众迁移并安置到条件好的地方居住生活；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西藏自治区整体处于深度贫困的状态。
总而言之，对西藏这样的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要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一直以来，西藏自治区就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谋划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顶层设计，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全面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并理顺真抓实干有效帮扶的体制机制，从组织保障、政策体系、队伍力量等多个方面发力，对脱贫攻坚帮扶资源进行整合，以确保各项帮扶政策贯彻落实好，走出一条具有西藏特点又高效有力的脱贫攻坚之路。
让人物自己讲述故事
记者：具体到西藏哪些地方进行了采访？
陈新：2019年秋，我前往西藏采写，其间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和水土不服的折磨，先后奔波数千公里，穿行于云雾山峰草地戈壁之中，深入山南、林芝、达孜、巴宜、琼结、米林等地区一个个村寨的藏民家中，挖掘到许多感人的故事与细节。
记者：对哪些人进行了采访？为什么选择这些人？有哪些事件和人物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新：《云上光辉》中的人物都是我随意寻找的采访对象。这可能是与其他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作品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为什么要“随意”“抽查”决定采访对象？原因就是西藏的贫困状态比较严重，而取得的扶贫成就又最为显著，哪些人、哪些事最能反应出西藏的脱贫攻坚成就，我认为参考的标准就是真实性。所以，为了保证采访的真实性，我几乎都选择“漫无目的”式采访，去哪儿采访，要采访谁，皆取决于我自己的判断。到了一个地区，看见谁就采访谁，也没有预先安排。我觉得这样采访到的内容才会是真实的、客观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最具代表性。
《云上光辉》中的每个人物，像周伟、彭蕾、次仁曲珍、白伟伟、索朗多布杰、德吉旺姆、支张央宗等，他们的故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达孜民政局的普通干部周伟，为了让自己一对一的帮扶对象朗嘎一家脱贫，他舍小家为大家，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还时不时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资助朗嘎一家的生活。他的妻子不太理解他，后来家庭破碎。离婚后，考虑到前妻没有工作，周伟又到处借钱，一次性补偿了她3万元，而自己的生活常常陷入窘境。曾是军人的他给人留下无比坚强的印象，但私下他也会偷偷落泪，当朗嘎一家实现脱贫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无比欣慰。还有一位扶贫干部叫白伟伟，为了扶贫，他连相亲都顾不上，身体很强壮的他生病了也舍不得挤出时间去治，最后得肺水肿而牺牲。
还有一个人，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叫支张央宗，丈夫去世后，个子矮小的她带着四个幼小的孩子生活。为了养家，她找了一份连男人都不愿意干、不敢干的活儿——守水，就为了一个晚上可以挣10元，这样她的四个孩子就能吃上几天饭而不至于饿死。可守水在远离村子几里路外的山谷里，山谷漆黑，常有野狼、野狗出没。有一天夜里，当支张央宗看到有绿色的眼睛朝她靠近，还有奇怪的脚步声在她周围响起，而她又没带手电筒时，她吓得瑟瑟发抖，正在此时，她那懂事的儿子、12岁的白玛朗杰突然出现。原来他发现支张央宗没带电筒，摸黑走了几里路来给她壮胆，支张央宗怕影响儿子第二天上学，更担心他在路上被狼或者野狗吃掉，却狠狠地给了儿子一个耳光。在采访与写作《云上光辉》的过程中，这样感人的事例还有很多。
关于扶贫题材的书写，我认为不应该仅仅用统计资料来说明扶贫取得何种成效，而应该让被扶贫者自己讲述脱贫前后的感受，作家客观真实地倾听记录。如果被扶持对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脱贫了，生活过好了，他的讲述故事就可以证明扶贫的切实成效。所以，在书写这些人物时，作家要尽可能俯下身倾听，让人物自己讲述故事，尽量选择客观的视角。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当作家的视角就是人物的视角时，作家就能写出人物的真实状态和真切感受。而《云上光辉》正是由这些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故事组成的，可以说，它是一本真实之书。
报告文学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
记者：写作《云上光辉》，您提前做了哪些准备？写完全书用了多久？有没有遇到写作上的什么困难？如何克服？
陈新：写《云上光辉》的准备时间倒不长，因为报告文学的书写跟小说创作不一样，小说可以虚构，报告文学不能虚构。报告文学的内容几乎全部来自于采访，难的不是提前准备，而是采访和写作的过程。采访中要克服头痛欲裂，心跳得快要从胸口蹦出来，以及随时都想呕吐的高原反应。写《云上光辉》近一年，由于时间太紧，同时要补充采访，很多时候我都处于疲劳状态。但是又不能停下来，因为在我看来，报告文学的写作要一鼓作气，时间拖沓太久，采访的内容不仅会遗忘不少，而且写作的激情也会锐减。同时，报告文学的写作与现实有密切的关联，还牵扯到宣传、出版等事宜，在时间节点上有一定的要求。
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在采写的过程中，我还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工程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个作家，要真实地记录西藏的脱贫攻坚过程，就要沉下心来细致挖掘，用真实的案例和故事还原艰难而伟大的扶贫过程。
记者：《云上光辉》和您之前的报告文学作品《探海蛟龙》《嫦娥揽月》《九寨祥云》等在写作过程中有什么不同？
陈新：《探海蛟龙》《蛟龙逐梦》以及《嫦娥揽月》都聚焦国家重大科技题材，其中，《九寨祥云》聚焦地震题材，围绕地震发生后的营救展开；《嫦娥揽月》和《探海蛟龙》以及《蛟龙逐梦》都有核心元素：“嫦娥”号或者“蛟龙”号。作品中的所有设计师、工程师形象的塑造都围绕“嫦娥”号或“蛟龙”号展开，人与人因此而建立起联系，形成完整的结构。总而言之，作品中所有的人与事都有联系，就如同一根瓜藤上的瓜与叶。
《云上光辉》则不同，首先题材就不一样。关于扶贫的题材的书写，从结构来看，如果只写发生在一个村的故事，结构就不会散掉，也很容易在人与人、人与事之间建立关联。如果站在更宏阔的视野描写整个省或者更大范围内的脱贫攻坚，想要在人与事之间建立关联则有一定的难度，这对作家而言也是一种考验。当然，如果摒弃关联，写出来的作品很有可能会成为令人乏味的统计材料，所以要想写好扶贫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写《云上光辉》之前，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既要有报告，也要有文学，这样才是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不同于工作报告、新闻通讯、议论文等，它有自身的文体特征与叙事逻辑，它在“报告”客观现实的同时也体现出对文学特质的强烈呼唤，换句话说，报告文学作品一定要具备文学的要素，要有文学的结构、文学的技法、文学的语言和文学的思想。
记者：从结构上看，《云上光辉》并不采用一章或者多章讲述一个人物的事迹这种形式来叙述脱贫攻坚故事，而是在同一章节中多个人物并列展开，虽然阅读注意力会被打乱，但每个人物的故事都被统摄在同一个主题内。这种写法是如何确立的？
陈新：《云上光辉》中不同的人物所遭受的贫穷困厄以及最终脱贫在主题上具有一致性。从结构上看，我也未遵循一章一个人物的形式去写，虽然在同一章节中出现多个人物，但他们的故事具有同一性，都在通过个人的事例展现艰难而伟大的脱贫过程，彰显拼搏奋斗的时代精神。而且，按照时间顺序将其串联起来，整体上会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这种方式能给读者带来新颖的阅读体验。多个人物的故事齐头并进，在叙事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张力。
除了写报告文学，我还写散文和小说。所以，这样写实际上也参考了小说的写法，就是在主题一致的前提下展开多条叙事线索。我认为，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熟练掌握小说、散文、诗歌等写作手法，这样才能把采访到的细节尽可能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表面上看，报告文学是在“复制”客观“已在”的真实案例，作家作为忠实的记录者，其任务就变得相对简单，只要拿起笔好好记录即可，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已在”人物和事件具有不可更改性，可供作家施展的空间就被大大压缩，而作家又不能自由的虚构。同时，报告文学也不是对客观现实进行“全盘复制”，记录也不可能做到彻底的“忠实”又“客观”。所以，写作报告文学其实具有很大的难度，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
深入现场，忠实记录
记者：《云上光辉》中，次仁曲珍全家为了吃一顿饺子，借用邻居的高压锅煮，却意外受伤；支张央宗的丈夫病死后，丢下四个孩子，全家一下子陷入贫困。贫穷、疾病以及居住环境的恶劣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请您谈谈作家应该如何更好地深入脱贫攻坚现场，书写记录这场攻坚战？
陈新：作家要写好脱贫攻坚报告文学，既要参考相关的宣传材料与扶贫干部的扶贫经历，也要倾听被扶贫对象的讲述。因为扶贫成果到底如何，取决于被扶贫对象的真切感受和扶贫后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等。所以我在采写《云上光辉》中的人物，包括德吉旺姆以及支张央宗等人时，都亲临现场，跟他们同吃同住，深入接触，以了解他们在脱贫攻坚战打响前后生活的变化，听他们讲述过去的现在的故事。这也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含义。也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记录广大扶贫干部的艰苦努力和卓越贡献，真实还原脱贫攻坚的伟大过程，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记者：《云上光辉》围绕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展开，通过真实的故事和具体的细节生动细腻地展现了西藏贫困的面貌。您认为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怎样才能做到接地气、入民心？
陈新：脱贫攻坚题材，以及报告文学题材的书写，一定要求作家深入现场，细致入微地进行方方面面的采访，真实客观冷静全面地反映事实的真相。要杜绝假话套话的口号标语，杜绝浮于表面的说教，杜绝统计材料的堆砌，杜绝新闻通讯注水拉长的写法，杜绝事迹报告流水账式的书写。只有这样写出的报告文学作品，才能接地气、入民心。
记者：《云上光辉》详细又忠实地记录了德吉旺姆、索朗多布杰、次仁曲珍等人脱贫致富的过程。这些人物形象真实，故事感人，对家乡的爱真挚深厚，引发读者共鸣。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都是典型人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结合这些人物形象，请您谈谈脱贫攻坚作品如何塑造这类人物？
陈新：其实脱贫攻坚作品中的人物不必塑造，作家只需要深入细致地采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动人故事，并围绕主题有血有肉地记录下来，他们便在作品中立住了。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我只是《云上光辉》的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至于读者阅读这本书被感动，那是因为他们从书中人物身上看到了一种艰苦奋斗、矢志不渝的时代精神。不管是德吉旺姆、索朗多布杰、次仁曲珍等人脱贫后又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还是驻村书记白伟伟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人物生动、形象、立体又饱满，他们的故事真实又感人。总而言之，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成就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我基本不需要塑造，我能做的就是深入采访，耐心倾听，忠实记录。
记者：您觉得，文学该如何书写、记录脱贫攻坚？有什么特殊的优势？
陈新：用文学手法书写脱贫攻坚，能够让脱贫攻坚的故事变得更易于被读者接受，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自己与脱贫攻坚故事中的人物之间没有距离感。这比单纯的新闻通讯和统计材料更鲜活、细腻，更具张力，更有吸引力，给读者更多的思索和感悟。
记者：在这场脱贫攻坚战役中，作家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和责任？
陈新：在脱贫攻坚战役中，作家不能只作看客，更不能把自己置身于时代之外。作家是有国籍的，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当下的中国作家，更应该关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注中国梦一步步砥砺前行的光辉进程。作家书写脱贫攻坚战役中的人与事，便是记录我们国家的发展进程，讴歌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奋斗精神。
原刊于中国作家网
陈新，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大通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金长城”中国作家创作室签约作家、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小说《镜像》《由浅入深的寂寥》《蝶变》，报告文学《探海蛟龙》《嫦娥揽月》《蛟龙逐梦》《九寨祥云》，散文集《绵延的光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