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存学是一个汉人，但他在高原藏地长大，成家立业。他在那里教出来一些爱文学的学生，还结交了一两个喝酒吃肉、谈天说地的朋友。后来，他离开了那里，来兰州工作，生活，写小说。但他热热闹闹的样子看上去却总像是披着一身萧索，他仿若还是生活在草原的藏族朋友身边，伫留在永不复返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常常念叨一个曾和他一起在高原的春寒天气里喝倒在街心花园的朋友，他总是向每一个认识的人讲起他——那是他一辈子的朋友了。他认定他们有共同的故乡。
二十多年里，张存学的酒量和肉量应该是一年年地呈下降趋势了，但他的面孔却依然保留着一副很“藏式”的风采。给人以最鲜明印象的是他说话的声音，那洪亮，那浑厚，自带扩麦音效，仿佛他已然习惯了站在空旷的草地上对着远远的山头讲话。他先声夺人，又中气十足，仿佛随便说什么都经过了深刻的思想，有一种板上钉钉的力量，容不得人辩驳似的。
没错，“思想”这个多少显得有点高大上的词语，于张存学却是很适宜的。他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他的小说文本中，思想并不是文学故弄玄虚的外壳，不是锦上添花的修辞缀饰，思想就是思想本身，就是述说本身，那个扼着人之咽喉的坚硬的存在。他曾“自述”：写作对于我来说是精神上不断恐慌的过程。由于恐慌、惊惧和幽暗感，写作这种行为也就成了不断触摸人类灵魂深处空洞的过程。这种触摸的过程是痛苦和孤独的。所以，逃离，在逃离中迷惑逃离，沉入逃离。
毋庸置疑，触摸人类灵魂深处的空洞的写作，不但是痛苦和孤独的，更是冒险的，因为空洞无边，无底，无穷大于生存的物质层面，写作者若没有强大的心灵自由，丰沛的精神能力，触摸就会沦为虚浮的观念图解，不及物的哲思植入，装腔作势的终极拷问。多少年来，我们的胃口被这样的所谓现代派文学败坏得还不够吗？
很显然，张存学不是这一类。从《轻柔之手》到《白色庄窠》，他一直在追忆人们曾远离的天空和河流，也一直在发掘终将要归去的庇护之大地。他不断挺进的存在之思，完成着形而上的精神探问，摸索着人确立自身的更多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他不是凌空虚蹈的，他抵近着幽微具象的现世真相。他的笔下，有足够称得上“小说”的生活。他叩问存在困境中无力安妥的魂灵，也观照现实遭际中的人事。他执着于形而上的精神之思，却也有无法释怀的家园情怀。
“存在”“自我”“逃离”“回归”，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巨大的永恒的命题。我想，面对它们，小说写作或许是一个试图摆脱幽暗但始终陷入的悲剧性过程。那么，张存学，这个一向以高原汉子自许的城市写作者，他将以怎样的力量使之越来越明亮？
二
阿信说：“诗人无端流泪，为他喜爱的事物。”青春懵懂时，我也曾为阿信的诗句无端流泪，那种美好，那种清冽，过目不忘。后来，当我一次次远行，一次次踟蹰在暮色苍茫的河流边，我总会想起阿信生活的那座高原小城，小城里那个被白雪装扮成迷幻之城的校园，校园里我曾经历的全部的孤独和寒冷——它们莫名珍贵，熠熠闪光，是那样地值得经历。在深重的怀旧中，我总是一遍遍吟诵：“那些美丽的雪花/曾被我们握在掌心/现在伸开双手/满把都是泪水”。
我以为我是懂的，但事实上，多年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明白这样的表达：“下雪的时候，我多半/是在家中，读小说、写诗、或者/给远方回信……但有一次，我从镇上喝酒回来，/经过桑多河上的木桥。猛一抬头，/看见自己的家——/河滩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正被四面八方的雪包围、扑打……”
也许，许多人的生命中，都有过这样命定的“有一次”？突然，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一抬头，一回首，看到 “雪”，看到风雪扑打中的那一个“自己”，看到无处逃遁的孤零零的“存在”。古今中外咏雪者众矣，但多为托物抒情的唯美修辞，千古名句“独钓寒江雪”也不过是彼岸之风景，让人在心神岑寂处遥望一幅旷远的山水画，而阿信“四面八方的雪”却是“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它一下子裹挟了你，漫卷了你，从此后，你要怎样，才能抖落那一身狭路相逢的雪？
人说好诗不可评，尤其阿信诗歌，蕴藏着一种“神性”的特质，一种绝不会混同于他人的风格标识，安详，舒缓，沉静，冥思，以及“三缄其口”后不可描述的强劲的诗意。这种诗意来自于诗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浸润，来自于与他生活的那片广袤草原穹窿般的对视。他的语言是那么准确、敏锐、有力，且又空灵、干净、节制，满目珠玑处戛然而止，余音缭绕。这仿若是神灵赐予的词语，我们沉淫其中，似可听到雪粒划破空气的声音，听到秋原之上一朵菊花独擎西风在凛然霜晨中寂寞开放的声音。他的诗，明明华丽高蹈，偏偏又有大地的温度咝咝地从语词交叉的秘径传递到人心，它让人生发一种庄严的距离，却又感到深刻的灵犀关联。像是繁星密布的天空下，两个相知的人坐在夜的草原篝火旁，他们即使长顾不言，也是彼此增辉。
“我们不急/我们身在尘世，像两粒相互依靠的尘埃/静静等着和忍着”。阿信如是说。他就这样举重若轻地写出了太多人“在尘世”的处境，就这样自然化境把日常提升到人生的哲思。仿若不经意间生出了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飞离尘世肉身，从高处凝视着“我们”，懂得，慈悲，有泪却不轻易流出。
世事多艰，但季节一样葳蕤。吟诵“听着高原的雨水，默坐至天明”，城市的窗檐下也有了天高地阔、岁月悠悠的意味。我知道在故乡甘南，季节的转换总是比任何地方更来得迅疾。愿诗人在一场又一场大雪纷飞里，在必将到来的诗一般的高原之春，在每一次弥足珍贵的拥有和失去中，“坐拥浩茫心事，静看青山如碧”。
三
尔雅不是一步步成为作家的，他是一开始就是作家的那种人。
“一开始”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学时期，每个人都是热血的校园诗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作文才华初露尖尖角的中学？抑或更早，当他在一群上天入地的熊孩子中间突然感到孤独，突然抬头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发呆？
我从来没和尔雅求证过他的写作起端，他什么时候写出了第一首诗，什么时候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事实上这与我对他的印象无关。我说的是某种属于作家的特性，天然地藏在尔雅的体内，只等伺机而发，喷薄而出。他天生就是那种一定要成为作家的人。
我们熟悉起来时，已经是后《蝶乱》时期了。这部长篇处女作为尔雅带来了很大声誉，但他不沉溺于一时的荣光，而是投进了更艰巨的劳动，很快，又拿出了第二部颇受关注的长篇《非色》。《非色》和《蝶乱》一样，依然取材于大学校园，但主人公已从迷失在大学校园的青春期大学生，成长为高校教师。鉴于我和尔雅一样一直生活在大学校园，我似乎应该说他的小说表现的是我熟悉的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生活”实在是太男性化了。许多人说尔雅擅长写女人和性，但《蝶乱》《非色》和更多的中篇中，他对男性隐秘欲望的深刻袒露和内心剖析，比小说中关于女人和性的绮丽书写更真实有力。性别是立场，也是视角，谁又能够轻易超越呢？
我喜欢的是这两部小说的语言：轻盈、抒情、迷离、华丽，那样地贴近小说暧昧、颓废的气质，也贴近作者的诗人本质。尔雅的散文也极好，《一个人的城市》将他的语言功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谁能不喜欢那些美丽的句子呢？它们优雅、绵长、细密、精准，是散发着无穷魅惑力的语言，一种业已形成了美学上的个人主义风格的语言。
这种风格一以贯之到了后来的《同尘》中——尔雅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一样的好看，一样的色彩斑斓。但显而易见，它更为厚重、广阔和明晰。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乡村与城市，梦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冲突、纠结和和解，这样深刻而普世的主题，尔雅集多年生活体验驾轻就熟，通过两位艺术家追求艺术理想的历程，一波三折地呈现出来。他的笔触始终指向人的精神世界，他关注的是心灵的孤独与救赎。除了对艺术界惊心动魄的欲望奇观的展现，这部小说让人惊艳的，依然是尔雅极富辨识度的叙事话语，那些空灵轻逸又浓缩着无限忧思的造句。
尔雅说：“我是一个笨拙然而执意的书写者，文字或许是我最合适的舞蹈与歌唱。”看上去情况确是这样。在文字里活色生香的尔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另一种状态。在我们一同参加的为数不多的公众场合，他的脸上总挂着一副散淡、疏离、慵懒的表情。他或许健谈，但很少开口，他不评价别人的是非，也几乎不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从不努力成为话题的中心和目光的聚焦。他坐在那里，好像不在场，好像随时就要离场。但他的不热络不是那种端着的姿态，不是睥睨全场的傲慢，其实他随和，合群——他只是不在乎，他懒得愤世嫉俗，他松弛，自洽。曾有一次，我和尔雅邻座，席间他几次制止了我打断某人讲话、试图还原事情真相的冲动。他轻声责备我说，书念傻了？一顿饭而已，一会儿都各自散了。他的笑容让我愧惭，为什么我不能和他一样深谙世事，从高处打量世事喧嚣，从远处跻身于话语纷纷的人们？
尔雅涉猎广泛，他曾是狂热的先锋电影碟片收藏者，如今他研究《金瓶梅》《地方知识》，读《全宋笔记》和《本草纲目》。他曾“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曾挣扎，沉沦，感伤，浪漫。他曾孤独起舞，飞蛾扑火。但人到中年，人世寂静，无晴无雨。我想，尔雅这样安静这样旷达地一路走下去，是不是就走到名士风流那一派去了呢？
四
“小时候，梦见母亲死了，我抱着母亲哭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我很想做这样的梦，但很难做到。”
微信上读习习的散文新作《想念之河》，只读到第一节第一句，我的泪便下来了。我哭到看不清手机。平复许久后，我打开电脑继续读，眼泪继续流。就那样坚持读完了。也许，“流着眼泪读完”这样的话并不是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最好的赞美，但事情就摆在这儿，这样的阅读体验于我是极少见的。这样的读后感在贯穿一生的阅读中是惟一的——如果见到习习，如果能在短时间内见到习习，我可不可以把我憋在心里的许多泪，我可不可以把我五年前倒吞到肚子里的许多泪，一次性哭给她？我可不可以告诉她我小时候也梦见母亲死了，我也抱着母亲哭得喘不过气来？我可不可以告诉她现在我还常常做这样的梦？我从梦中哭醒，惊魂未定中先是狂喜：哦，原来是梦！然后，我醒透了，比悲伤更大更重的空虚包裹了我：不是梦，母亲是真的死了。在梦外，她真实地死掉了。这个世界上，我的生活中，都没有她了。
是的，我想告诉习习，不只你。母亲，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死结。
可是，我知道，如果真的见到习习，我们还是会像过去多年一样，只是笑着招呼彼此，礼貌地寒暄，说说近日工作的繁琐和身上衣衫的款式。是不是应该有点遗憾，我们还不是那种可以抱头痛哭的闺蜜知己？但好像也没有什么，是一种该这样就这样的云淡风轻。我想我们都属于从不在人群里大声说话的人，我们无限接纳别人的善意，但很少主动迈出第一步。安稳沉静是我们的外衣，羞怯敏感是我们的底色。
底色是在不断抵进的阅读中逐渐呈现的，我读过太多习习的散文了。有大题材，有“小女人”。写城市历史的，写底层民间的。写家庭命运的，写文朋诗友的。我知道她在大海边有一起奔跑的朋友，知道她在郎木寺的暮色里如何浮想联翩，知道她的父亲暴烈的过往和黯然的老年，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浮现》《表达》《风情》《风吹彻》，我一部部地读过来，每一部都有不一样的景致和况味，却一样地关乎生活感知和生命体验。习习善良，细致，她有足够的心力去发掘人性的幽微，有悲悯的情怀去烛照人生的暗角。深入肌骨的忧伤弥散在字里行间，但她不激烈，她稳定的语调一如命运本身的不动声色。惟其如此舒缓，克制，那些噬人的岁月才更有一种穿过文字直刺胸口的力。“往事不会逝去，往事甚至不能成为过去”。
评论家郑函曾为我的散文集《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写下《严英秀的至真至勇》一文，她这样说：“在这个追求‘取悦’和‘目的’的年代，这本性的‘自白书’越显弥足可爱……但阅读渐进，忽然产生巨大的惶恐：我怎么能如此深入地闯进了她的内心。”此刻，重读习习，我也陷进了同样的惶恐：我怎么能如此深入地闯进习习的内心？那个脚步轻盈、脸上带着波澜不惊的微笑的习习，她显然不是那种轻易示人以伤疤的人，而我怎么可以如此一字一行地检阅她的心事，一枝一叶地洞悉她的隐痛？
散文是一种多么伤人的文体啊！为什么，我们总是焚心似火，把自己一遍遍投进不可触碰的新愁旧恨中炙烤，燃烧？就算怎样的掩藏，留白，怎样的虚实相见，其实我们是清楚的，那钝刀的刀刃总是朝着自己。然而，当想念之河再一次奔涌而出，她一如既往的隐忍，温润。她比过去更加深情，悠远。这样的习习，又能让人说什么呢？
没错，下一次，我们相见，当习习披着她满肩的鬈发安静地走过来，我还是只会像以往一样说一句：你怎么又瘦了呢！——印象中，她确实总是在瘦下去。
如此甚好。“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五
评论家安少龙和我一样在高校教书，我们互称“老师”。其实作为朋友，原不必这样客气。我一直希望他对我直呼其名，或者和一些师友一样喊“小严”，一来显得亲切，二来能让我有一种比他年轻很多的错觉——但他不，他坚定不移地叫我“严老师”。二十多年前，从一开始便这样叫了。一路叫下来，从不改口。
我们的友谊确实有些年头了。那时，我刚刚做了妈妈，而安老师还没有成为评论家，且身形颀长，看不出日后会严重膨胀的端倪。
那时候他写诗，写得不多，也就是能够勉强维持一个文艺青年身份的产出。至于水准，有些很潮很现代，有些很及物，充满了生命意味。安少龙生活在甘南草原，走出门推开窗，如果愿意，伸手就能抓到一大把“马”“鹰”“青稞”诸如此类民族的地域的被外界期待的风情符码。但他从未刻意涂抹这些，他关注的只是灵魂。寂寞、焦躁却又无力突破，想要呐喊、想要摇滚却不得不委身于生活的愤懑。是的，那种普世的成长的痛，曾像草原的飓风撕裂了他的诗稿。
安老师终于没有做成诗人。就像我，在渐行渐远的日子里放飞了太多心事。生活如此强大，同时却又那么逼仄，对于一些柔软多思的心灵来说，所谓的整合、沉淀、提升都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在最好的年华，我们好多人只够做一件事，那就是在生活里让“沉重的肉身”有个适宜的栖息处。后来我们相聚时，话题越来越多地绕着科研论文、职称文件、会议见闻这些关键词。有一次，不知怎地，我们突然兴高采烈地聊起一个外国女诗人，但话到一半，安老师沉默下来，表情有些落寞，甚至羞赧，好像关于诗歌的谈兴不经意间暴露了他以漫不经心的调侃掩盖着的某种真实。我们走出来，在火锅店门口的夜色里挥手再见。灯光下，他的身影已然不复往日的清俊了。
我是一个悲观的人，可为什么我同时又能几十年始终不渝地怀抱着太多坚信？譬如，相信真正的热爱不会在时间里被埋没，而才华从来不会被浪费。多么让人安慰，我的朋友安老师，在蛰伏多年之后以他破檐而出的振荡之势，完美地印证了我的话。
就是这样，后来，当他的一篇篇诗评见诸于报刊和网络平台上时，当他出版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地域文本实践:新世纪甘南作家多元创作论》等多部著作时，当他越来越多的文章以在场批评的活力、以哲学和文化层面的掘进力引起业内关注时，我一点都不讶异，我只是长吁一口：哦，是时候了。“从甘南想象世界，从世界观察甘南”，看到这样的评价，我想这有什么奇怪，他本来就是在甘南讲授外国文学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专题等课程的老师嘛！我按捺着内心的大欢喜，淡定地看他开始领甘肃文艺评论奖、黄河文学奖等各种奖项，一直到站上全国的领奖台。
评论家安少龙就这样诞生了。
他甚至也做了我的小说评论，而且是很成体系的四五篇文章。他有悟性有见地，表述精准，不掉书袋，是那种不招人厌的真学院派。我心里万分感谢他的懂得，但几乎不曾当面和他说起自己的作品。作为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出于某种惯性，我们的话题还是沉湎在形而下的层面比较多。我们不再对生活恶语相向，仿若和解和救赎都已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仿若某些坚硬的事物不再刺我们的心。我们笑着坐在二十年前的老火锅店里，灯光凸显着他的肚腩，也照见了我眼角的皱纹，但我们已不在乎。我们已彻底没心没肺。
其实，关于评论家安老师，我想说的真还不是关于文学。我觉得他众多的优秀品质中，幽默是最突出炫彩的一项。他不贫嘴，但常常逗笑一场子的人。他朋友圈里的三言两语肯定会让一些人在听报告时不合时宜地突然发笑。
不是有句话说“幽默是男人的力量”吗？
尤其，不油腻的幽默
来源：《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6期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舟曲人。大学教授，现居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首届“四个一批”人才，“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出版长篇小说《狂流》，中短篇小说集《纸飞机》《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散文集《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走出巴颜喀拉》，文学评论集《照亮你的灵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