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感谢会议的主办方确定“文学甘南”这个研讨专题，据我的印象，对“甘南文学”而言，如此规格的研讨，应该尚属首次。对一个地区的文学现象集中进行讨论，体现了主办方的不俗眼光和卓越勇气，但愿甘南的文学能配得上这一荣誉。同时要感谢主持人给我个人的这次机会，作为西北师大的校友，能够在母校的讲台上发言，除了紧张和激动，剩下就是惶恐和不安了。
就甘南的汉语诗歌创作，我谈两个方面的感受。
一是总体感觉。甘南汉语诗歌创作，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以丹真贡布叙事长诗《拉伊勒和隆木措》为标志。近60年的实践和积累，留下了一长串沉甸甸的名字：丹真贡布、伊丹才让、完玛央金、桑子、李志勇、扎西才让、王小忠、嘎代才让……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代表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成为甘南文化不同时期的名片。他们的作品，与同时代内地诗人相比，毫不逊色。他们深植于甘南这块被宗教文化浸透的土地，作品中天然的藏文化和异质文化印记，成为区别于其他诗人的重要特色，也是对当代诗歌的重要补充。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李志勇的创作，他的创作在甘南乃至甘肃都是一个异数，更为重要的是，我个人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甘南诗歌的超越和提升。他不是简单地描摹草原和藏地的生活，而是直接进入事物的内部和背后，揭示存在的意义和真相，他喜欢“在事物背后的院子里散步”，“甚至走入过桌上杯子背后、墨水瓶背后的院子里”（《散步》），在他的笔下，一切存在都有了灵魂和意识。他不仅是从文本上，更是从宗教和哲学的意义上逼近了一个诗人所面对的现实，他超常的想象能力和变形能力，让我们看到了西方哲学和现代艺术与本地文化在一个诗人身上很好的融合。
一方面，甘南的诗歌创作为当代诗坛提供了诸如丹真贡布、李志勇这样拥有厚重文本和具备标志性意义的重要诗人，另一方面，甘南的诗歌创作也确实存在着张存学在《西部文学随想》中指出的“写作普遍地平面化，大多停留在对生活现象的复制上，无法摆脱长期形成的意识惯性，穿透力量不足，精神蓄养不充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甘南的诗歌创作。甘南文化的多元互补性与藏传佛教独特的影响力，应该能够贡献出像新疆的沈苇、青海的昌耀、四川阿坝的阿来同样级别的诗人作家，可惜并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
二是对甘南汉语诗歌的判断，我认为应该注意避免三种倾向。一是以往的评价和判断，从宏观、整体上给予关注和评述的多，对具体诗人和作品进行个案分析的少。这种评价是一种比较省事和讨巧的作法，高屋建瓴，面面俱到，人人不会得罪，形势一片大好，容易使作者满足于已往的成绩和低水平、无难度的重复制作，而对真正重要的诗人和文本则会形成遮蔽。二是对民族文化标签包括藏文化标签的过渡迷信和依赖，造成部分判断的失真。文学创作是从内心和自省出发的，有着它自身的艺术规律，民族宗教、文化只有内化为自己的自觉意识，才会在作品中得到自然呈现，否则，即使浑身贴满了标签，也是失败的作品。三是就甘南论甘南，或就甘肃而论甘南，对甘南诗歌现象无意地进行了放大或遮蔽，这两种判断都不是客观的判断，前者会造成盲目的乐观自信，坐井观天，而后者则会使标准丧失。像李志勇的作品，完全可以放在中国当代诗歌这个大背景中去认识，邹静之、陈先发、沈苇等当代名诗人对志勇的诗都非常推重，可在甘肃和甘南，却很少有人去这样认识。
甘南的汉语诗歌创作有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被误读和夸大的一面，其中的问题，值得每一个写作者和关心甘南汉语诗歌创作的人们的深思。
本文是作者在甘肃省文联、西北师大文学院举办的“西部文学论坛——文学甘南”研讨会上的发言。
阿 信，甘肃临洮人，在甘南藏区工作。著有《阿信的诗》《草地诗篇》《致友人书》《那些年，在桑多河边》《惊喜记》等多部诗集。曾获徐志摩诗歌奖、昌耀诗歌奖、《诗刊》陈子昂年度诗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