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写作是一种心灵的贴近，请注意，我没明确宾语。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阅读，再长大一点时，我就喜欢自己写点。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童年伴随着一种山区孩子特有的孤独，后来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其内在动因可能是因为孤独而想让自己幼小心灵贴近某种温暖的东西，而文学恰恰成为这种温暖的源泉。

        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在山上一边放牧，一边阅读当时最奢侈的书籍《格萨尔》之《霍岭大战》。在冬日暖阳的慵懒中，褪了色的大地沉寂而宽旷，空中盘旋着一只秃鹫。此情此景，我在长篇小说《等待下雪》的法文版自序中进行过一段描述：青藏高原干瘪的一处山腰上，我仰卧、侧卧、俯卧着，静默地阅读，有时候空中盘旋着一些觅食的秃鹫，在有些灼热而干燥的阳光下它们把飘曳的影子时不时地投到我身上。那些秃鹫，可能误以为我是一具死尸（我的故乡有天葬的习俗，秃鹫习惯了食人的尸体，它们见到我长时间没有动弹，便产生了误会）。每次读累了，我就干裂着嘴唇，眯缝着眼睛，眺望远方叠峦的山脊，想象着山外的世界会不会是书中的模样。那些时间里，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满满地占据了我的内心，我毫无保留地贴近了这些人和事，变得不再孤独。

        后来，我开始尝试自己写点东西。这是一个奇妙的旅程。开始的时候我迷醉在本子上手写的那些字母和词汇、句子中，认为自己用这些文字表达着对生活、对生命的一种独特体验。虽然，现在看起来当时写的东西很幼稚，但对我意义重大，这种最原始的写作尝试确立了我人生旅途中行走的姿态。渐渐地我喜欢独处，喜欢思考，充满着好奇心，并喜欢把这些感受和体验写出来。再后来，我发现周边的一部分人似乎都有一些自己所热衷的并长期坚持下来的爱好。他们有些人喜欢摆弄一些乐器，有些人沉迷于手工制作某些器具，有的则喜欢养宠物；而且我进一步发现这些有爱好的人总是显得那么充满着活力和动感，显得有点与众不同。我有时候想，这些有独特爱好的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内心是孤独的，是否也在贴近自己的爱好，给灵魂取暖。当然，到现在我也没有和他们有过深入的交流，对上面的想法达成共识。而我自己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岁的增长，发现写作是我生命旅途中始终没有改变的爱好，并成为我一直用心贴近后感受到的某种温暖。

        1997年，我的第一篇小说《雪夜》发表在藏文期刊《岗坚梅朵》上，这件事情好像是昨天发生一样。我此刻坐在迪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的一间咖啡馆里，也能够清晰地记得拿到刊物后油墨散发出来的芬香和激动的心情。小说中，女主人公最后冻死在回娘家途中的山口，怀中的婴儿紧贴在母亲胸口，当我读到这个情节时胸膛里翻滚起一种忧伤，眼眶也湿润起来了。是的，当时我被自己的文字感动了，被从手写变成铅印的文字感动了。那时候的我青涩、瘦小、不成熟，长发卷曲在肩上，神情忧郁，同时也具备那个年龄段特有的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但当时可能谁也未曾注意过我体内驻着这样的灵魂，孤独而柔软，敏感而脆弱，甚至能够被自己编造的故事感动成泪人。1997年，对我来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那一年我从青海省司法警官学校毕业，从西宁回到偏僻的山村，待业在家。之后的两年里，我重操旧业，去山上放牧，那种童年时候的孤独又回到我的生活里。我的第二篇小说《母亲》（发表在《章恰尔》上）也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当时，我有点像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倔强地不想和自己出生的小山村握手言和，由此我在村庄一边放牧一边完成了小说《农庄之行》（发表在《章恰尔》），以一种暂居者的姿态，一露无遗地表达了我的迷茫和彷徨以及痛苦，后来这篇小说获得了《章恰尔》文学新人奖。

        1999年，我来到了北京。大学生活多姿多彩，少年的心态灿烂辉煌；然而那种在山上的孤独感一次次地在不经意间向我的心头袭来，狂欢之后我经常独自走开，大笑之后我经常陷入沉默。这些时刻，我一次次贴近写作，独自陷入创作的过程中。在2009年出版的我的第一部小说集《路上的阳光》中收录的大部分小说，是这时候完成的。现在想来，一个人在人生的征程中，出现的不顺畅和经历的歧途，都会为塑造他内心世界的某种形状而添砖加瓦。大学期间的创作素材，大多数来自我早年滞留在山村的那段岁月，山里的人和事以及那种挫折感和孤独感，成为我创作小说的丰富的故事和情感源泉，我先后写了《随风飘曳》《寒风》《40度》《等待下雪》等小说。

        2006年，我继续留在北京。然而，这一次不是以在校学生的身份留下来，而是成为一名科研机构的职员。这一留基本上定格了我余下的人生。我原本以为，北京是我来求学的一个城市而已，我最终还是要回到故乡，至少会回到青藏高原的某一处。对此，我记得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每个人的生活总会超出最初的设计！最终我留在北京了，并一晃过了23年了。我经常和朋友调侃，我现在在北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故乡的时间了，我成了地道的北京人了。然而，调侃之后总感觉我还是一个暂居在北京的客人而已，有朝一日还是会回到故乡的。这个愿望一直在血液中流淌，从未停止过。为了不斩断和故乡的联系，我每年都会找机会回去几趟，平时也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故乡的人和事保持着一定频率的联系。这样过了很多年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已经回不去了，回不到那个我一直计划着回去的故乡了。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叫《回不去的人》的散文，我在文中表达了我的观点：很多年以后，当初离开故乡的那个人，在他乡变成了回不去的人了，故乡在他那里成了一种心灵的归宿，其实他的生活和身体早已回不去了。像我这种人，当今时代有很多。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好像一生中要面临很多分裂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和生活总是处在一种碎片化的状态，我们渴望完整和稳定，但现实中总不能如愿。我说这些，是想说，2006年开始我定居北京后，我的创作一直受我的这种人生状态的影响。

        2007年，我写了《影子中的人生》，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更确切地说引起了来自读者更多的共鸣。小说中我写了初次进入职场的一个年轻人，其棱角怎么被削融的故事。之后我写了《路上的阳光》，故事发生地虽然是拉萨，但也表达了来自山村的孩子在现代化城市中被击碎和迷失的故事。过了很多年后，我还是在尝试写类似的主题，比如中篇小说《我是羊卓雍措里的一条鱼》，讲述北京的一个藏餐厅里表演歌舞的一个女孩遭遇车祸的故事。这三篇小说，让我荣膺了被誉为藏族文学最高奖的《章恰尔》文学奖三次，还有一次是中篇小说《那一年》，也是讲述一种关于离别与回归的故事。这样，加上新人奖，在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先后五次获得了这一奖项，以至于后来我发了一则声明：放弃角逐这一奖项的权利，以后如再颁给我，我也会选择拒绝领奖。我想说的重点是，自从客居北京后，我所写的关于藏族人漂泊他乡、内心充满思念、与新的时代和新的环境之间发生的碰撞、离别与回归等主题的小说，尤其是我们人类骨髓里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和共鸣。为此，我经常大胆地在做一个判断，我所表达的可能是大家想表达的，我所反映的可能是这个时代至少是我们藏族人所经历的一个群体现象。也许，我是对的，我所体验和感受到的，可能是来自一个群体共同的体验和感受，我只是为他们做了一次代言而已。

        2012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等待下雪》出版了。这部长篇的写作，断断续续，写写停停，写了长达三年之久。很多同行有一句话，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就像在创作路上获得了一次涅槃一样，我也体验到了这句话的精髓。写这部长篇是一次孤独的旅程，旅途中没有任何捷径，我匍匐前行，感觉把深藏在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掏出来，用文字贴近它们，完成一次自我的审视和梳理、洗礼。小说中我集中表达了前面那些中短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出来的各类主题，可以说是我自己多年小说创作的一次大集成。因为是第一部长篇，无论是写作技术，还是内涵和深度方面，现在看来有很多遗憾之处，但这部小说就像它藏文版的题目《西藏宝贝》一样，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很多超出我想象的爱戴。首先，藏文出版物市场中的销售量一直居高不下，先后由民族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不同版本，甚至海外的一些出版机构也出了藏文版。之后，承蒙著名作家龙仁青先生的翻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汉译本。2016年，日本著名藏学家星泉女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2021年由法国藏学家弗朗西斯翻译成法文版，在法国公开发行。英文版的翻译和出版事宜，目前也在积极推进当中。关于我的这部长篇小说，我不想用畅销两个字去表达上述的那些成绩，反而我更喜欢用爱戴两个字，它确实获得了更多来自读者、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出版机构等的爱戴。由此，我有了一点思考，就是关于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人有可能会出现不同角度的期待，我的这部长篇，之所以受到超出我想象的爱戴，恰恰是因为它满足了不同的人对它的不同角度的期待。我在小说中塑造了四个人物形象，分别是僧人、农民（牧民）、打工者、公职人员；这四种角色是上个世纪末到现在为止，藏族人在各自的人生中会扮演的主要的四个角色，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悟。具体而言，藏文读者在我的这部小说中可能读出了类似于自己的平生经历，从小说中的四个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很容易产生共鸣；备受国外翻译者的关注，更多的原因可能出自他们对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生活的人的接近于窥探的一种心态，尤其是对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在我的小说里获得了比较真实的了解。当然，这只是来自我的主观判断，是否准确我也无从考证。然而，对于我而言，这部小说的意义并不在上述这些事情上，而在于通过写出类似自传的一部长篇，我更加地贴近了自己，贴近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过往，更贴近了像影子一样伴随自己内心的那种孤独感。小说出版已经过了十年了，我再次捧在手里时，彷佛还能感受到这篇小说创作时的那种独特的心灵体验。过去的时间，不再变得那么毫无痕迹，不再是那种虚幻飘渺的，而是有重量和能够触碰的，让现在的我感觉有些支撑。

        2019年，我凭借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睡觉的水》，获得了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此次获奖作品中，我有幸成为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而获奖的作者之一(共有两人)。我在获奖感言中写了以下句子：“这世界上的事，真的有些理不出头绪来，事情的结果本身，仅仅依靠刻意追求是换不来的，事情的结果往往是忘记这一结果的同时经历很多过程之后出现的。可能很多写作的人曾纠结过拿奖这一事情，但我似乎从未受其困扰，因为我总觉得获奖是一种结果，它从未变成我写作的目标导向，我追求的是创作本身的那种畅然的过程，还有经常来自读者的那种莫名的感动。我惟一纠结的是，不断荣获‘章恰尔文学奖’，不是我写得多好，而只是间接反映了藏语文学的窘迫，是缺乏后继之力的一种事实表现。为此，我总觉得自己是在肩负着一种使命去写作。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总是割不断我对那一方生我养我的故土的眷恋与思念，惟有用母语写作，才能在梦中在心中可以无限接近那些被时空隔开的人和事，才能感觉到自己逐渐变得完整和充实。所以我尽管生活在北京，但依然坚持用母语写作，尝试对这一古老的语言赋予一些新的活力。20多年过去了，坚守与前行中青春也逐渐流逝了，但我无怨无悔，况且这次获得了这么大的奖项，也是对我的肯定，是对藏族母语文学的肯定，我感到很欣慰。”我在这段感言中，我表达了对藏语肩负着一种使命的心情，如要和我讨论为什么一直坚持写作，我想除了上面一直在强调的理由之外，我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有着枝叶对根茎或者支流对源头的眷恋一样的情愫在里面，我想说写作让我找到价值或感受生命之重。

        从我发表第一篇小说《雪夜》到今天，已经过了二十五年了。当初那个在山峦中放牧的小男孩，如今也迈入了不惑之年，孤独如今也已经成长成一棵树，我依然在树下乘凉、遮风挡雨。二十多年来，我已经完成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中篇小说集、一部长篇、一部散文集，累计字数可能过了百万。通过这些文字，我一直在贴近某种温暖的事物，始终把这种温暖当成是自己活着的迹象。就像我在“骏马奖”的获奖感言中所写，人到不惑之年，最大的不惑可能是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我现在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自己生命中有一丝光亮出现，这一抹光亮，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字照亮别人、感动别人，也许这就是我的价值所在。所以，生命继续，写作继续。

原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七辑）

        拉先加，藏族，生于1970年代末。民族学博士，研究员，现供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大学开始藏语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五十余篇（首），出版文学作品七部。2019年，短篇小说集《睡觉水》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先后五次获得“章恰尔文学奖”，是此奖项历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作家。作品多被收录于藏族当代文学的各种文集，并有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文字，其中短篇小说集《路上的阳光》、长篇小说《西藏的孩子》由日本星泉女士译为日文出版，该长篇小说2021年还被译为法文在法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