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志》，紮西才讓著，中國經典文藝出版社2021年11月第1版。
以詩歌這一文體，來反顧甘南悠久歷史，再現重要歷史事件，追懷史上風雲人物，這是我萌發於2017年的創作宏願。五年之後，我基本實現了這一目標：詩集《甘南志》終於脫稿，與讀者見面。
創作《甘南志》的起意，是想改變一下自己的書寫對象和抒寫方式。
我早年的寫作，常以自我為中心，來抒發自己對祖國、民族、草原、鄉村、部落、家人、朋友的複雜情感，涉及到的主題，除了歌頌真善美，就是表達在蒼天和大地陪襯下的個體的寂寞和孤獨。因此，詩中出現頻率最多的一個詞，就是“我”。隨著年歲的增長，豁然發現，在“我”之外，世界更大，也更複雜。除了“我”之外，有“你”“他”“它”，有“我們”“你們”“他們”。時間、空間、歷史、萬物，不再是生硬的詞語，而是各有其靈的存在。這時候，才清清楚楚，“小我”之外，真有“大我”。這“大我”，更真實，更豐滿，更讓人熱血澎湃、盪氣迴腸。於是，我的書寫對象，不再是“自我”，而是“他方”。而抒寫方式，不再是對“自我”的深掘，而是對“他方”的深析。就《甘南志》的創作而言，就是深入瞭解甘南歷史，在此基礎上，再現這塊彈丸之地上生髮的重要事件，感念歷史殘頁中的風雲人物的精氣神，探尋人類在戰亂與困苦中竟能詩意棲居的原由，進而找到超越地域、民族和疆界的中華民族之魂。
舉個例子，《甘南志》第十部分《紫斑牡丹志》，其實就是一部長詩，由24首短詩組成，我想書寫的主線，是二十代卓尼土司對邊地卓尼長達六百年的統治史。
卓尼土司的始祖大約在唐朝末年率其家族和十六部落離開西藏，經過幾個世紀的輾轉遷徙，在元末明初由四川若爾蓋進入甘南迭部地區。明永樂二年(1404年) ，卓尼土司先祖些地征服了迭部達拉18族。永樂十六年(1418年)，以地獻地投明，入京朝貢，被授為武德將軍洮州衛指揮僉事世襲，為第一代土司。明正德三年（1508年），第五代土司旺秀進京晉見皇帝時，皇帝賜其姓楊名洪，從此卓尼土司以楊為姓。此後通過武力擴張，轄區不斷擴大。到清代，卓尼土司多次受封，勢力極盛，成為甘青各土司勢力中的最強者。卓尼土司最盛時轄區包括今甘肅卓尼縣、迭部縣全境和舟曲縣及臨潭縣部分地區，面積達35000平方公里。轄領16掌尕，48旗，520族，15000餘戶，近10萬人。卓尼的最後一代土司是楊積慶的次子楊復興，1949年楊復興率部起義，終結了土司制度，投身於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為黨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進入創作環節時，《紫斑牡丹志》就以歷代土司執政期間的大事為點，以土司制的誕生、發展、鼎盛及衰落為面的思路來寫。我想借助詩性的語言，敘寫歷代土司在不同時期依附朝廷、審時度勢、治理邊塞、發展轄地的往事，以此來頌揚為家國利益和民族大義而奮鬥的藏人首領，彰顯邊地各族人民心系一處振興中華的英雄情懷。
之所以對這首長詩起名為《紫斑牡丹志》，也是有所思考的。紫斑牡丹又名西北牡丹，因花瓣基部有明顯的大塊紫斑和紫紅斑而得名，植株高達二至三米，生長於高寒地區，集中在甘肅境內的渭河、洮河和大夏河流域，是天生抗寒的品種。1926年，美國植物學家約瑟夫·洛克在卓尼縣禪定寺對紫斑牡丹進行採種，並送往美國成功播種，然後被擴散到世界各地。而接待洛克一行的卓尼土司，其如紫斑牡丹一般隱秘的藏地家族統治史，也被國內外學者所知悉。紫斑牡丹，仿佛就是卓尼土司的一種隱喻。隱喻什麼呢？隱喻卓尼土司的家族歷史及其命運。所以又在每一章的結尾，以紫斑牡丹這一高寒地區的特殊品種的種種特色，來概括或提升這一章的主旨。
當《甘南志》的創作趨向收尾的時候，適逢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在北京召開，習總書記對全黨同志提出的“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的要求，恰恰就是我學習甘南歷史的心得：這個地方的歷史，就是中華民族發展史的折射，就是我國多民族交融史的映照，就是各種民族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從蒙昧荒野走到社會大同，我國的五十六個民族，確確實實共同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明白此理，增我自信，崇禮尚德，然後力行，正是我讀史時的感受，悟史後的收穫，創作中的感動。
因此，《甘南志》的寫作，其實是個有野心的冒險。在體例上，我採用了編年體的形式，由於內容涉及到地方史的發展脈絡、大事要聞和各色人等，故作品呈現的是寫作者在中華大歷史的長河裏，如何回看、認知地方史的態度、感情和觀點。在文本上，每首詩均由三部分組成：標題+題記（或小序）+正文。其中的題記（或小序），交代詩歌創作的背景、基調，或者與正文內容相關的重要資訊。這樣的結構，這樣的寫法，在國內外詩歌史上，是有先例的。只不過，在《甘南志》這部集子裏，每一首都是如此。我想，當一部地方史以碎片化的詩歌文本出現在讀者年前，這對於地方史的表現、詩藝術的探索、讀者群的拓展，都是有益的嘗試。
詩我風骨，志我脊樑，天命之年，唯求真義。
紮西才讓
2021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