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对甘南藏族题材起念的。一定是在不止一次的听说卓尼土司的传说之后，或者看了有关的一些作品，比如完玛央金的《1935年的粮食》之后。有一次看到民国时期的国文课本，说甘肃的版图是一只倒吊的金鱼，我赶紧在这只金鱼身上找卓尼——那个神秘的地方，在金鱼眼睛的部位。总之到了2014年，对河套题材有了疲惫感，对现代城市题材有了厌倦感，想把脑袋伸出来换一口新鲜的空气，因此那个秋天走进了姹紫嫣红的卓尼。
我对当时的卓尼县委宣传部部长王晓说，我想写一部以卓尼土司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宣传部的干事后卓霞配合我走访卓尼土司衙门，之后又找到了卓尼土司的后人杨建雄，杨建雄又带着他的伙伴尕藏嘉措，我们揣着一腔子两肋巴的雄心壮志进入洮河两岸。
我们带着汉族人人情世故的方式，手里提着一点烟酒糖茶的礼物走进藏家，走进碉楼的“切木囊”或者夏窝子的搭板房，嘴里说着“乔德莫”（你好）。我像走亲戚似的东家进西家出，也许是我真诚的笑脸，也许是我不把自己当外人的肢体语言，我们很快融洽。我们用汉语交流，洮河两岸的藏族人汉化程度之高超出我的想象。他们说的洮州方言，又兼具卓尼的特色，尾音带着一声“咋”。曾经的土司衙门大总管的后代，钱粮官的孙子，土司太太的娘家侄孙，红教徒的阿古，一个世纪前的故事娓娓道来，我打破砂锅问到底，揪住每一件事情不放。我贪婪，我奢侈，像一只耗子钻进了一个糌粑口袋流连忘返。在大峪沟的贡布九老人的热炕上，我喝大茶，吃油股，记录他给我讲的故事。太阳西沉时，寒气逼人了，我靠着一摞棉被坐着。他躬下身子不住地填炕，烟从炕缝里钻出来，烟雾缭绕，呛得我大声咳嗽。他羞赧地搓着手笑着说：阿么做呢阿么做呢一挂子以前好着咋——他的意思是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以前一直好着呢。
到了第二年，我几乎就是半个卓尼人了。我摸清了卓尼的地形地貌，风俗民情，听懂卓尼的大部分方言。可是我越来越发觉，卓尼不是我想象中的卓尼，卓尼土司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卓尼土司。我推翻了过去关于卓尼形而上的腹稿，开始重新架构这一块地域这一段历史的经纬坐标。
历经5年的时间，学习了中国西北的近代史、甘肃近代史、甘肃藏族史，把甘南文史资料和卓尼县志翻了个底朝天，写了几万字的提纲笔记。真的是非常艰难啊，靠原型太近了，影响作品的宽度；离原型太远了会遭到质疑，卓尼土司毕竟在甘南是家喻户晓的人物。2015年的夏天，我写下标题《青稞青稞》。这个标题在我的心中已经盘桓了很久，第一眼在我的电脑上看到它，给我一个幻觉，仿佛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作品。接着下面我写下“第1章”，才跌回了现实。赶紧挪开眼睛，喝了杯咖啡，压压惊，吃了点奶酪，算是充了一点电——万里长征要迈开第一步了，心中的惆怅无以复加，默默呼喊了一声“阿尼闹”（藏语，天哪）。此时我已经给自己层层加码，起初是写一个以卓尼土司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后来变成了反映甘南藏族地区近代化过程的长篇小说。动笔之前我又决定用卓尼方言写作，这就表明文字的腔调和口音是藏族的，是卓尼的，尤其是人物对话时，每说一句话我都要张开卓尼人的嘴。
动笔的时候，我给扎西才让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小说中那么多好听的藏族男人的名字，别都用完了，给我留一个啊！他说：喇嘛保！喇嘛保，多么漂亮的名字！菩萨女儿，多么漂亮的名字！我不断地给甘南的朋友们打电话，询问一些把握不准的风俗习惯，哪一句方言对应着哪几个汉字。几年的时间我不紧不慢，经常磨洋工，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心中的那些人物跟我生活在一起，我有时跳进这个里，有时跳进那个里，仿佛我是他们的一缕灵魂，在他们的躯壳里出出进进。我听到他们吃糌粑啜沃奶（酸奶）咂吧着嘴，听到他们念嘛呢的声音像子夜的一场新雨。我经常听到喇嘛保扯着嗓子喊：想给我的嘎乌（银质护身符）找个伴儿啊，想给我的嘎乌找个伴儿啊——直到2019年秋天，兰州的雨水大，黄河水几乎要溢出河岸，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个没有“金刚钻”的人完成了一件“瓷器活”。我不知道该把这件事情告诉谁，又喜悦又惆怅，就像卓尼人说的沃奶里调辣子不知是什么滋味。写的时候心里发愁，写完担心没写好心里也发愁。作为作者，我生性简单一览无余。作为作品，我希望它知微见著波澜壮阔。改了两遍之后交给了卓尼作家卓格次力和甘南作协主席扎西才让，请他们为作品中的民俗、宗教和方言把关。请著名评论家文史学家管卫中为历史背景把关。
那《青稞青稞》到底写了什么呢？
青藏高原的屋檐之下，迭山山脉南北两麓，洮河与白龙江之间，600平方公里的洮迭之地，是卓尼土司辖地。 在海棠叶地图上，如果甘肃是一只倒吊的金鱼，卓尼土司辖地就是一只金鱼的眼睛。
500年的卓尼土司家族，自明代永乐年被朝廷敕封，世世代代护国守土保民，恪尽职守。20世纪初，随着一个“加卡卜”（藏语，王朝，国家）的式微，第十九代土司南杰嘉波（土司）袭位。
民国以降，西北地区民族矛盾激烈，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南杰嘉波试图在相对独立的“王国”里保境安民，让十二掌嘎(部落)四十八旗属民过上安稳的日子。
他铺路修桥，接纳周边的汉人，允许汉人拥有私田。汉人带来先进的生产力，改变藏人封闭落后的生产方式。削弱本土宗教势力，引导藏民轻宗教重现世。借助外国传教士的力量，建电站，修水利，引入气象、电话，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促进本土的近代化进程。文明与落后碰撞，开化与保守冲突，外来汉人与当地土著彼此对立又相互融合。但是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好起来。一拨一拨自称是“加卡卜”的人进入卓尼土司辖区，砍森林，抢洮砚，摊粮草，派民工，纳粮钱，收烟款——从驻甘总督、宗社党到西北国民军、国民党，青龙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路军阀刮地皮，兵似梳子梳，匪似篦子篦，“加卡卜”敲骨又吸髓。朝代更迭，各路军阀巧立名目罗雀掘鼠；山河变迁，部族之间明争暗斗嫌隙日渐。再加上恶劣的自然气候，雪灾、白雨、牛瘟、干旱、地震，无论卓尼土司如何殚精竭虑，碉楼里的人还是越来越穷，烟囱上的烟越来越细，土司王国摇摇欲坠。
1935年9月红军长征走出草地，进入卓尼土司领地。前面是天险腊子口后面是胡宗南的追兵，红军内部分裂，遭遇至暗时刻。卓尼土司一方面觉得“红汉人”与过去的进入者不同，他们与藏民为善，不掠夺，不扰民。另一方面怕进入者长期占据地方，影响土司政权。因此决定暗中为“红汉人”让路，开仓放粮。红军因此起死回生，穿过腊子口进入哈达铺，在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了陕北根据地。一个小小土司的懵懂之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红军过后，卓尼土司官寨被国民党勾结内部势力，几乎灭门。卓尼土司到死也不知道，14年后，他救济了30万斤粮食的“红汉人”，成了他生前一直在寻找的救藏族人民于水火的真正的“加卡卜”。
2020年的秋天，我再一次去卓尼，我无数次提到的上卓梁迎面向我扑来。我像一个衣锦还乡的人，心里揣着一个卓尼。我站在洮河边，眉目清秀的洮河水，依然银子般泠泠地流淌。我什么都不做，就看来来往往的人和牛羊。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南杰嘉波身上，一半是雪豹一半是青山。船城里有神灵飘走的时候，洮河水倒着流回去了，流向500年前的青藏高原。他的身边有急促的脚步声经过，有红色的旗帜猎猎作响。他永远不知道，那些过了腊子口的“红汉人”才是后来真正的“加卡卜”，才是他想要的“加卡卜”。他们绕过他的身体，绕过洮河，向着另一条河流走去——他的女人青冈穿着他生前的衣裳，有点大，身子在袍子里咣当着。青冈背着儿子旺秀，与他另外一个女人青稞面面相觑。她们彼此端详着，伸出手来抚摸对方，她们通过深爱南杰这个男人而深爱着对方。她们抱在了一起，她们从对方的身体上感受到那个男人的温情与力量。南杰嘉波爱过很多格桑梅朵，他爱着一个格桑梅朵。
四老爷晃着大脑袋，耳朵上的大耳环把腮帮子敲得瘀青。他磕着一嘴的牙齿像咀嚼着满嘴的银子。嘿，我最喜欢断官司，那些娃子们抱着我的腿叩过头之后，我的靴子里会装满银子！嘿！财富是神仙，财迷是魔鬼。这辈子啥都好，酒喝了不少，肉吃了不少，女人睡了不少，够了。就是做了个大头目，如果做个嘉波就更窝曳（舒服）了。嘎嘎嘎！
我站在洮河北岸，眼前的人行走在我的文字里。晚上我住在洮河边的一所房子里，河水从窗子里流进来。一座崭新的桥生长在夜色中，离我屡次提到的木耳桥一箭远的距离。我飘动着，沉浮着，仿佛一只船要驶进河里。我知道嘛呢旗在风中舞动呢，桑烟像一只白牦牛尾巴甩向天空。凌晨我扑向窗口向外看——鲜艳的“三格毛”卓尼女人在酥油般的晨光里鲜艳着，她们是菩萨女儿，梅朵、拉毛草，她们不知道她们在我眼里是举世无双的女人！
卓尼如一段履历，进入了我的生活。和朋友们每每聊起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我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于是，朋友说，这本书出来你要火了吧？哈哈，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沉吟片刻，我说，不会！作品没有宏大场面，没有民族大义，也没有文学意义上的一些什么离奇手法。就是把我精心采撷的青稞麦子芝麻谷子烩在一个锅里——我急于表达的心情犹如炉膛里的火越烧越旺。这部小说会跟我过去的作品一样，自生自灭。朋友有点失望，说，那你傻不拉叽的做了个啥嘛？我不知道该说啥。
洮河发源于西倾山东麓李恰如草原，是黄河水系的重要支流。我的家乡河套平原的几字湾的河床上就流淌着洮河水。它们的一脉相承是我对这一片山河情感的庚续，是我生生世世以不同的形式在这条河里存在的状态，是我对这条河最后的执念。我相信，能把我漂过来的这条河流，一定能把我漂回去！
我用同一条河的情谊告诉卓尼的山河树木，金鱼的眼睛，凤毛菊，男人们，女人们，牛们，羊们，我用这种方式爱你们！
原刊于《文艺报》2021年6月4日
向春，原名任向春，小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妖娆》《河套平原》《青稞青稞》，长篇纪实文学《凤凰于飞》，小说集《时间漏洞》《向春的小说》《西口外》《被切除》。获第16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一等奖、黄河文学奖、《作品》金小说奖等。居兰州。
